周露平 | 马克思“需要理论”与共同富裕的实现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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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于《甘肃社会科学》2023年第3期，第42-51页。
周露平，博士，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提 要
共同富裕作为新时代的现实需要，贯通着中国现代化的建设征程。共同富裕之社会需要作为建构性的现实命题，事关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整体性建构与高质量发展。马克思之前的思想家已将财富发展与人的发展需要加以结合思考，如“所有权—富裕”的定向主张、“私有制—富裕”的矛盾批判、“需要—生产论”的哲学反思、“劳动—富裕论”的空想批判与“消费—富裕论”的后现代迷思等。它们的理论症结在于，尽管关注到资本发展并未满足普遍富裕之社会需要，但它们不可能提出超越资本现实之解决路径。就马克思需要理论与中国共同富裕的关系而言，以广义需要理论揭示出共同富裕的哲学定位，即共同富裕生成于人民普遍化的社会实践；在此基础上，《资本论》以狭义需要理论对共同富裕建设有着现实启示。具体而言，社会主义新文明形态中，共同富裕需要是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而资本主义只追求资本增殖需要，实现少数资本家的致富需要；纵观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根本目的，在于真正实现共同富裕与社会进步的有机融合，超越资本增殖需要的剥削机制。
关 键 词
资本论；广义需要理论；狭义需要理论；资本增殖需要；共同富裕
正文
实现共同富裕、塑造美好生活需要，极大激活我们对未来生存方式之崭新想象。共同富裕作为社会需要的建构命题，事关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整体性建构与高质量完成。尽管共同富裕的实践设计，涉及社会主义多项事业的整体性完成，但它仍然受制于社会需要的制度化规定与技术化布局。这并非是一种机械性的解决模式——因为这很容易把握为，只要满足消费性需要，就可以完成共同富裕之流行误解。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任务与实践内容的问题聚焦在，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实际需要，在于实现共同富裕。换言之，共同富裕是人民共同实现美好生活的需要。而资本主义社会并未因满足民众的消费性需要，就能够凸显它解决共同富裕的制度优势。这亟需重新阐释共同富裕的需要理论问题，即澄清《资本论》的“需要理论”对中国共同富裕的理论研判与实践指导。
就实践效应而言，资本主义的发展固守于资本自我增殖的剥削需要，根本不可能实现人民共同富裕之现实需要；就理论起源而言，《资本论》的“需要理论”对共同富裕建设有重要启示。马克思的“需要理论”并非抹平或反思“资本-需要”的不合理性，而是借助于内置性矛盾诠释与批判资本生产需要，意在彰明资本不可能解决普遍化的共同富裕难题。《资本论》的“需要理论”澄清这样的事实，只有在社会主义新文明形态中，共同富裕能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而资本主义只实现资本增殖需要，是少数资本家的致富需要。故只有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才能真正超越资本增殖需要的剥削机制，实现共同富裕的共享发展需要。
一、现代世界中富裕需要的反思镜像
现代性的布尔乔亚生活从物质感官上冲击着财富生产与物质消费的双重设定。丰富现代性生活不断彰显财富占有与消费个性，提供富裕化生存世界之无限可能。就文明性而言，资本为创造财富与社会富裕提供生产手段与技术力量，从根本上改造传统习俗的富裕内容与富裕观念——传统习俗的富裕方式是等级特权式的，即生活富裕与物质积累只是生存性互动；现代资本的富裕形式是以资本增殖与财富扩张作为发展基础。故资本积累（资本扩大再生产）是整个社会富裕的生存表达，无产阶级贫困化才是社会的普遍形象。
那是否意味着，现代性生活必然能带来社会全面富裕呢？显然，资本主义的当代发展深度证实，资本实现共同富裕之社会需要是难以可能。这不仅仅是经验实证的判断，更是被思想家们所不断反思与批判的：对现代性批判直接牵连着财富私有制的反思与批判，因为私有制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虽然社会生产力得以极大提高，但并未带来社会成员的普遍性富裕（共同富裕）；反而凸显的是私有制不断剥削无产者，使之不断贫困化的社会现实。故只要不能勘破资本增殖与共同富裕之间的矛盾关系，那么思想家们无疑摇摆于论证或反思之间。
第一，“所有权—富裕”的定向主张。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从所有权的高度提出财富生产是资本自我发展的历史过程，彰显为资本家的富裕之路，“其目的在于富国裕民”。亚当·斯密与李嘉图从历史进步论与财富积累论双重层面，证实资本富裕的合理性与合法性问题，以至于马克思在没有完全弄懂劳动价值论之前，不得不以“异化劳动理论”对资本加以批判。就社会性质而言，古典经济学证实现代性内容是资本生产积累问题，高度指向“生产—富裕论”。这种论证反对牺牲资本救济贫困，以达到共同富裕的那种可能，如李嘉图对救济法的否定，认为它并未带来社会成员的富裕，反而将资本主义拉入贫困深渊，“救济法的作用，使富强变为贫弱，使劳动的努力仅仅为了生计，使智能优劣的界限紊乱，使人类心灵，为满足肉欲而不绝忙碌，最后，使一切阶级陷于贫困”。
面对无产阶级的贫困化现实，诸多思想家对资本所有权提出浪漫主义反思。如，西斯蒙第提出社会富裕与财富增长的“二律背反”难题：社会财富发展究竟是为人的生存需要还是为物的生产需要。西斯蒙第揭示出社会贫富的不均现实，这与蒲鲁东的“所有权就是盗窃”不谋而合。但就本质而言，这些反思只是补充古典经济学富裕观的理论设置，仍然从属于资本创造富裕的实践指向。如，蒲鲁东以小生产者的所有权或所有权改良社会富裕问题，如工资平等、银行改革、小时券等流行性措施；再比如，舒尔茨对资本的统计学的乐观把控，以诠释资本生产的造富运动的合理性。
第二，“私有制—富裕”的矛盾批判。随着现代性资本的扩张与日益剧增的城市化进程，人类需要的满足俨然超越传统世界的框架设置：社会大众的需要系统与物质财富的生产张力，被现代资本逻辑所强制规定，迥异于中世纪的需要满足系统。
资本为现代世界创造文明化生存，但也造就需要迷失的黑暗空间，这激发诸多思想家的反思与批判。如，卢梭对私有制的浪漫主义批判，以自然主义重新改造现代社会。卢梭直接指向私有制导致普遍化富裕的不可能性，但批判立场与反思性质却以自然权利作为出发点，无疑未击穿现代资本权力的本质内容。至于这种批判本身，正如马克思批判鲍威尔，犹太精神并非是社会富裕的精神缘起，而是体现为社会发展塑造利己主义的需要，并以宗教形式表达出来，“犹太精神不可能创造任何新的世界，它只能把新的世间创造物和世间关系吸引到自己的活动范围内，因为以自私自利为明智的实际需要是被动的，不能任意扩大，而是随着社会状况的进一步发展而扩大”。简言之，卢梭看到私有制造富过程带来的社会不平等，但并未真正提出解决方案。究其原因，卢梭并未真正呈现财富生产或资本文明对人类发展的进步作用，反而使得两者对立起来。卢梭的解决路径是以自然主义批判现代性世界，显然是一种浪漫主义的批判；与之相对，马克思是将资本文明与人类解放统一起来，提出要将“私有制—富裕”的文明内容纳入至人类解放之进程。如，马克思讨论异化劳动时就已经表达出这样的看法，即“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
第三，“需要—生产论”的哲学反思。黑格尔呈现出市民社会“需要-生产”的现代体系：市民社会将需要变成一种经济事件，凸显需要的特殊样态与需要的整体结构之间的矛盾关系。故“需要与生产”的辩证关系转换为“个人需要”与“社会需要”（需要的体系）的辩证运动。黑格尔以思辨哲学方式重新塑造政治经济学的叙事方式。换言之，经济学视域中的需要变成历史运动的动力机制，“需要和手段，作为实在的定在，就成为一种为他人的存在”，服从于整个世界的内容规定，“抽象也就成为个人之间相互关系的规定”。黑格尔以“需要与劳动”全面呈现富裕需要与社会生产之间的内在关联，以凸显出财富生产的本质维度，将社会富裕问题擢升至群众生产之议题，与古典经济学分享共同的理论内容，“政治经济学就是从上述需要和劳动的观点出发，然后按照群众关系和群众运动的质和量的规定性以及它们的复杂性来阐明这些关系和运动的一门科学”。
显然，黑格尔以抽象精神表述世俗世界的运动机制：世俗性世界是如何将需要及其满足需要的手段；私有制所形成的财富运动，变成超越个人生存的普遍性内容——如何扬弃个人的主观利己心变成普惠化的社会内容，故财富创造使得每个人由于需要体系，形成一个相互依赖全面交往的必然性。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有过类似判断：正是世俗化的现实运动规定私有制及其需要结构，一方面是犹太教直接塑造出现代需要的动力，如货币渴望、商品欲望等；另一方面，基督教提供满足市民社会需要的世俗内容与存在结构——利己主义与原子个人，“犹太精神随着市民社会的完成而达到自己的顶点；但是市民社会只有在基督教世界才能完成”。
第四，“劳动—富裕论”的空想批判。空想社会主义以压制私有制的方式，通过规范劳动试图实现全体成员之富裕路向。如，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在人类想象的高度上，穿透传统世界与现代世界关于富裕样态的不同想象：乌托邦聚焦着人类通过公平形式获取富裕发展需要。同样，傅里叶、圣西门与欧文等则将社会成员的富裕实现提升至劳动公平的高度。他们将富裕需要之实现归结为劳动规制，如圣西门的实业构思、傅里叶的“法郎吉实验”与欧文的工厂实践等。
故空想社会主义者洞察到劳动与富裕之间的矛盾关系：穷人劳动却无限贫困而富人不劳动却无比富裕。但他们只看到资本生产关系的矛盾表象，并认为资本的所有权关系是值得批判的。他们试图以抽象形式思考劳动问题，如改造无产阶级的劳动方式，使劳动者的劳动更加纪律化与秩序化，取得与资本同等的地位，这样劳动者才会富裕起来。如，欧文的工厂实践最为典型。诚如马克思所评价的那样，这些空想社会主义者“已推测出（见欧文及其他人的著作）文明世界的基本缺陷”；但问题在于，它们是在保全资本的情况下，改造劳动者的劳动行为，故难以达到人类解放目的。
第五， “消费—富裕论”的后现代迷思。随着福利社会与后福特制社会的兴起，生产的技术化局限代之以消费如何扩大化的难题。消费个性化与特殊化成为世界的潮流，消费主义裹挟消费者走向“我消费故我富裕”的价值论证。如，桑巴特的奢侈主义、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罗萨的加速社会等，他们将需要的生存与满足归结为消费模式，否定生产世界中的“需要—匮乏的辩证法”，“对个体的自发性和需要本质的崇拜，充满了生产本位主义的选择成分”。那么，以消费为需要成为社会富裕的基础性标准，而不是生产需要所导向生产力欲求，“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问题……，而是潜在的无限生产力（在技术结构的层次上）与销售产品的必要性之间的矛盾”，颠倒传统社会的生产序列。罗萨从社会加速理论澄清消费生产、资本生产与财富生成之间的关系，认为资本生产的加速化，造就人类生存的荒漠化与异己化的状态等。
消费创造富裕本身颠倒财富生产与社会消费的内在顺序，故当以消费视角阐释现代生产世界时，容易走向否定社会生产的理论境遇。无论是桑巴特还是鲍德里亚，他们没有理解社会生产对人民富裕的根本作用，反而以消费现象掩饰生产的终结目的，容易走向直观唯物主义之路，正如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那样，“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它哪怕只中断一年，费尔巴哈就会看到，不仅在自然界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他自己的直接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会很快就没有了”。
总之，尽管这些反思已关注到资本发展没有满足普遍富裕之社会需要，但由于阶级视域与世界观局限，它们不可能提出超越资本现实之解决路径，故要么走向浪漫主义批判，要么走向激进主义大拒绝。只有《资本论》从新世界观维度与资本批判高度，揭示出共同富裕实践不是极少数人富裕的特殊定制，而是社会成员普遍富裕的解放聚焦：它是共同富裕基础之上的人类解放。故上诉反思立场是以个人主义为内容的特殊富裕，不可能提出超越资本的实践方式。若要彻底实现社会成员的共同富裕，必须回到《资本论》的需要理论视域。
二、马克思“需要理论”与共同富裕的内在逻辑
就历史向度而言，人类生存需要决定于物质生活资料的满足，包含有人类解放之共同富裕向度。纵观马克思的思想史，他一直关注生存需要问题。如，《德意志意识形态》就提出，现实的个人需要是历史起点；人的需要与需要的再满足的问题，构成人类社会的发展基础。这意在说明，需要问题本身涉及整个西方思想史的反思历程。前面已言，近代以来的思想史考察人类社会的起点与发展，都基于“需要与满足”的单向度论证，而并未看到需要产生的历史根基及其再生产机制。与之相对，马克思的需要理论最基础的目的，是以“实践—需要论”反对“需要—满足论”，以实践或对象性活动为历史溯源，全面展现社会需要的历史生成过程。
马克思不再局限于思辨地定位生活需要本身，而将之归结为宏大叙事的生产需要，“人们用以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方式，首先取决于他们已有的和需要再生产的生活资料本身的特性”。马克思将历史进步意识贯穿实践—需要互动结构之中，确立新的历史观表述——人们需要的展开过程，恰恰是历史需要之满足的全部历程：需要生产与再生产构成历史全部内容，“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
就理论内容而言，马克思的需要理论分为广义需要理论与狭义需要理论：唯物史观从一般人类需要的视角讨论社会发展的原则与可能，可称之为广义需要理论；那么《资本论》及其手稿以经济哲学的形式，探讨资本社会的两大需要之间的矛盾关系与解决路向，这可定位为狭义需要理论。
（一）广义需要理论与共同富裕需要的哲学定位
生存需要形式彰显出社会生产的生产方式与生活结构。早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看到物质利益困惑与无产阶级贫困之间的外部关联，破解市民社会的物质利益与无产阶级富裕之可能性问题。《德法年鉴》时期认为，无产阶级富裕不仅是财富向度的生活资料获得，更是生产资料占有。如，《论犹太人问题》时期，马克思批判布鲁诺·鲍威尔关于宗教解放、政治解放与人的解放的混淆。鲍威尔在《市民社会》中专门讨论“需要是市民社会运转的动力问题”，以需要结构与占有方式划分等级；据此认为市民社会需要变革是政治解放，同时也是人的解放。马克思对鲍威尔观点予以批判，认为政治解放只是经济解放的表达，是私有制度的政治形式，因为形成政治解放的宗教因素并未祛除，“犹太人的宗教的基础本身是什么呢？实际需要，利己主义”。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异化劳动理论考察无产阶级的需要现实。异化劳动否定与控制无产阶级生存需要的剥削路径，因为异化劳动不是自由自觉的创造富裕之路，只是满足自我生存的谋生形式，故“通过异化劳动，人不仅生产出他对作为异己的、敌对的力量的生产对象和生产行为的关系，而且还生产出他人对他的生产和他的产品的关系，以及他对这些他人的关系”。马克思以国民经济学的“五大悖论”为入口，全面呈现资本对劳动的剥削现实，极度压制无产阶级的生存需要，“工人完全像每一匹马一样，只应得到维持劳动所必需的东西”。故马克思对社会需要的满足样态提出两大质疑：一是人类的需要及其满足，归结为抽象劳动，有什么历史意义？二是人类需要的满足是否通过提高生活资料，如蒲鲁东的工资平等就可以实现？
这两大问题涉及两大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对资本主义财富创造后果的分析，社会成员的富裕样态可以通过抽象劳动（特殊财富形式）加以完成；第二个问题是如何实现社会成员之富裕需要，蒲鲁东主义及其浪漫主义反思等并未能够提供解决之路。马克思以异化劳动加以澄清：一方面，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是“异化劳动价值论”：它表现为资本对劳动剥削，以无产阶级贫困化作为历史代价。另一方面，异化劳动形成私有财产，固化两大需要后果——异化劳动是剥削工人的异己化需要，形成私有财产本身；工人维持自身存在与后代存续的生存需要，形成无产阶级的需要异化。这两大问题一直牵引马克思走向《资本论》及其手稿。
由于马克思刚进入古典经济学研究，并未理解劳动价值论背后的资本主义需要结构与生产规律，只能以审美与艺术方式考察社会成员如何通过实践实现自我需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黑格尔也认为，动物是没有这样的诉求，“动物是一种特异的东西，它有其本能和满足的手段，这些手段是有限度而不能越出的”。但问题本身并未得到真正解决：需要的审美形态虽然源于实践，但实践的异化形态并未得以澄清。申言之，异化劳动导致私有财产与异化需要，但异化劳动的历史来源需要进一步诠释。
一方面，异化需要批判的新世界观澄清。《德意志意识形态》聚焦新世界观的变革，彰显为以“生产-需要”的实践历史观，“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这种新世界观意在将需要的社会结构与现实方式作为实践生成的基质，为《资本论》的需要理论提供理论立场与方法指导。
另一方面，异化需要的历史图景变革。《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异化劳动的起源问题在此得以初步解决：资本主义的自发分工导致异化劳动，因为“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相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因此，人的异化需要问题只是自发分工的产物，即资本主义的“自发分工→异化劳动→私有财产→需要异化”。故对需要异化现象的批判，直接关联自发分工的内在批判。
但问题本身并未得到真正解决，那么自发分工怎么来的？马克思（恩格斯）设想共产主义消除自发分工后的自由需要，“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由此可见，他提出的解决思路是逻辑预设或应然批判，即“共产主义→消灭自发分工→消灭异化劳动→消灭私有财产→消灭需要异化”。但是如何走向共产主义，亟需澄清资本主义社会机制，这就是《资本论》及其手稿的理论工作。
总之，《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认为，由于物质利益的占有需要，无产阶级才能有解放社会的历史需要，“如果不是由于自己的直接地位、由于物质需要、由于自己的枷锁本身的强迫，是不会有普遍解放的需要和能力的”。现代世界形成一个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它解体一切剥削形态的社会形式；无产阶级需要成为整个人类自由解放的核心内容。《德意志意识形态》以新世界观视角，提出超越自发分工与异化需要，实现人类全面发展需要，为共同富裕提供哲学说明。换言之，马克思的需要理论规定共同富裕的哲学性质：共同富裕作为一种人类解放环节的需要机制，是全体成员能够获取满足自由全面发展之社会需要（包括生活需要与社会需要），需要超越不断生产出异化需要的社会机制。但由于自发分工的社会机制还没有完全澄清，故共同富裕的现实基础与实现指向是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得以明确。
（二）狭义需要理论与共同富裕需要的政治经济学定性
《资本论》的狭义需要理论以经济哲学高度揭示出，人类发展需要及资本主义社会的需要异化的双重矛盾现实，以及由此展开对现代资本的批判并建构人类发展新需要。
《资本论》及其手稿围绕着剩余价值议题，详细考察资本主义的两大需要理论：资本增殖需要与无产阶级生存需要，且两者激烈对抗。资本增殖需要成为现代性世界的核心原则，“资本主义生产——实质上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就是剩余劳动的吮吸”，其后果是无限扩大资本增殖需要与无限缩小工人生存需要。《资本论》详细区分几对需要的矛盾：资本生产需要与工人生存需要、资本私人占有需要与社会化生产需要、社会发展需要与资本发展需要、资本积累需要与无产阶级贫困化需要、技术发展需要与社会多元化需要等。这些矛盾都指向这样的问题：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是否定人民共同富裕的生产机制。
第一，资本增殖需要与工人生存需要的严格对峙。《资本论》及其手稿诠释出现代资本主义不是共同富裕的社会形态，而是资本家剥削工人而富，是极少部分人富裕的特殊样态。资本控制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迫使工人生存需要完全从属于资本增殖需要。绝对剩余价值与相对剩余价值的划分，本质上就是工人需要的技术化界定。如绝对剩余价值是如何延长工资日或工作日，以满足资本增殖需要，同时如何限制工人需要，它以超过工人生存需要的工资作为界限。这是资本增殖的时间需要。就本质而言，资本增殖需要是对无酬劳动或剩余价值的支配需要，彰显为资本支配剩余劳动的社会权力，体现为“资本自行增殖的秘密归结为资本对别人的一定数量的无酬劳动的支配权”。
一是资本增殖需要源于商品二重性。商品的二重性是社会关系的二重性，意在满足两种不同的需要体系：一个是商品的使用价值满足人的生存需要；另一个是商品的价值满足人的社会交往需要。资本主义生产的最本质内容，是将劳动力纳入商品范式的同时，将劳动力的使用价值与价值严格区分开。故社会生存需要本身发生分裂：一方面是生存需要，无产阶级需要满足自身与后代生存与发展的需要，体现为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另一方面是增殖需要，无产阶级贡献出超额的剩余价值或无酬劳动，满足资本增殖的需要。这将商品的一般特性提升至人类学的特殊性：从商品关系的“价值—需要的关系”，上升为劳动力商品的“剩余价值—资本增殖需要”。
二是资本增殖需要强化于世界市场。资本主义社会形成于生产生活需要的全球化诉求，表现为世界贸易扩张与世界市场形成；世界性贸易加速世界人民生活需要，扩张资本剥削需要。《资本论》从两大层面揭开世界需要的逻辑结构：一个是作为现代生产关系的资本有强烈剥削剩余价值的内在需要；另一个是无产阶级生存需要，亟需破解自身的贫困化现实。这两大需要作为社会矛盾机制深嵌于资本主义发展进程，同时阻碍资本增殖需要的实现。
三是资本增殖需要固化于剩余价值生产模式。就资本与现代性生成关系而言，资本增殖需要仅仅表现为对剩余价值或剩余劳动的贪欲，“生产剩余价值或榨取剩余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定的内容和目的”。一方面，《资本论》通过分析绝对剩余价值与相对剩余价值的双重生产形式，揭示出资本生产的本质就是剩余价值无限制的吮吸。如，绝对剩余价值生产中工作日、剩余价值率等从劳动时间维度凸显资本如何最大限度延长工资日剥削剩余价值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中协作分工及其机器大工业，如何压缩必要劳动时间、相对延长剩余劳动时间的。如，工作日能体现资本剥削需要与工人生存需要之间的斗争境遇。工厂哲学家尤尔只看到无产阶级需要的异化样态，“英国工人阶级洗不掉的耻辱就是，他们面对勇敢地为‘劳动的完全自由’而奋斗的资本，竟把‘工厂法的奴隶制’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他意在说明，假如无产阶级不需要生存，那么就不必承担这样的耻辱，即他站在小生产者立场上，以不合作的姿态妄图取得工人群体的生存需要，显然是浪漫主义反思。
第二，资本增殖需要与无产阶级贫困的固化生成。资本增殖需要即资本积累需要，造就无产阶级的普遍贫困，体现为两大积累的有机统一。资本原始积累是资本强制形成新生产方式的历史需要，表现为农民转化为劳动力、法律维护新制度、工业生产模式巩固确立等；资本生产积累表现扩大再生产，将越来越多的剩余价值与劳动力商品卷入生产过程。这两大积累的历史后果就是资本造就无产阶级的极端贫困化，“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一个阶级享有自由时间，是由于群众的全部生活时间都转化为劳动时间”。换言之，资本增殖需要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反而固化无产阶级的贫困化样态。
第三，资本增殖需要与社会富裕需要的矛盾。黑格尔意识到需要与满足在市民社会中的重要位置。“市民社会”章中开篇第一部分就讨论“需要的体系”，将人类生产与动物生存严格区别开来。一方面，黑格尔界定需要的特殊生产性质，以思辨形式定义资本需要，“需要并不是直接从具有需要的人那里产生出来的，它倒是那些企图从中获得利润的人所制造出来的”。另一方面，需要与人类解放之文明向度之间的联系。黑格尔说，“社会需要是直接的或自然的需要同观念的精神需要之间的联系”，精神需要是社会解放的必然环节。黑格尔批判那种浪漫主义方式——似乎在自然状态中，人的需要仅仅局限于自然赋予的精神自由或简单满足。黑格尔认为这种需要满足形式所导向只是形式的自由解放。
与之相对，《资本论》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剥削需要变成控制无产阶级生存需要的权力机制与控制系统。资本家通过商品、货币等物质载体获取控制社会权力，“社会权力就成为私人的私有权力”，这样社会生活不再满足于商品的使用价值的特殊需要，而是资本增殖占有无产阶级剩余劳动的权力需要。孔狄亚克认为剩余价值来源于资本家的节约余额，“生产者自己生产自己的生存资料，而只把满足自己需要以后的余额即剩余物投入流通”，即资本增殖是贸易过程的节约机制，克制自己的需要，实现价值增殖。这种观点无疑是错误的。马克思从劳动力商品与资本生产需要之间的矛盾关系出发，揭示出资本增殖的剩余价值部分是由于无产阶级的剩余劳动形成的，是一个智力不断否定体力的机器系统升级过程，“生产过程的智力同体力劳动相分离，智力转化为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力，是在以机器为基础的大工业中完成的”。具体而言，机器化生产阻碍社会普遍化富裕之生成，因为机器生产对体力与智力的双重支配与深度吸附，导致工人体力衰竭与智力贫困，出现资本富裕与工人贫困的社会现实。
（三）超越资本以实现共同富裕
资本主义是人类新文明类型之一，但绝非是最终的文明样态，因为资本主义无法满足人类解放与共同富裕之需要诉求。故资本主义不可能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人类文明类型。就社会富裕实现而言，资本主义造就大量的经济危机问题，创造大批量的“失业人口”即产业后备军。前者由于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导致资本增殖出现过程性界限，由于无产阶级的贫困化，导致整个资本主义消费与生产难以为继，必然造就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后者则由于失业人口增长，产业后备军很难有共同富裕之可能，亨利希为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所作的“导言”描写的那样，“大多数人陷入贫困……它所导致的后果却是：财富越来越容易集中到少数人手里”。
故资本主义理论家们宣传资本道德或资本家伦理时，意在掩饰资本生产与工人生存之间的需要关联无限割裂的状态。如，曼德维尔将资本生产与节欲节制相关，那么人类社会只能是穷人贫困与资本家富裕的合理样态；故他认为，只有“有节制的生活和不断的劳动”是穷人通向物质富裕之路。
《资本论》直接提示共同富裕的解决方向，聚焦于消灭资本剥削、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故那种自由外壳下的劳动力商品不是自由全面发展需要。很多学者混淆劳动的需要与劳动力的需要——资本增殖是对劳动力的需要，而非对劳动的本身需要，这是解码资本主义不能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要素。因此，《资本论》大篇幅讨论资本主义以法律法规形式，驱赶游民（失去土地的农民）工作。如，英国的亨利八世、爱德华六世、伊丽莎白一世与詹姆斯一世，法国的路易十六与查理五世等以惩罚肉体的方式强迫工作，以满足资本增殖需要的历史事实。这意在说明，工人只有作为劳动力才有生存的需要，故资本必须创造大量的相对过剩人口，以满足资本增殖诉求，“相对过剩人口的不断产生把劳动的供求规律，从而把工资限制在与资本增殖需要相适应的轨道以内”。无论社会需要如何被划分，但只有把握为全面自由发展之本质需要，才能真正切入现代资本批判，开启人类新文明类型。
那是不是意味着，马克思虽未停滞于修复或完善资本学说；而反其道行之，提出如何改善资本逻辑与社会生存结构的断裂问题。因为很多人认为共同富裕必须要重归资本所设定的发展环节，需要重新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路，这显然误解或误读马克思的基本立场。早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就明确，由于历史的现实性，当时的德国绝不会走英法等发达资本主义的老路，而是走向属于自由与光明的人类解放之路，“即使我否定了1843年的德国制度，但是按照法国的纪年，我也不会处在1789年，更不会是处在当代的焦点”。
就《资本论》的整个论证而言，第一卷意在说明资本吮吸剩余价值，使得资本的人格化即资本家富裕；第二卷说明剩余价值的流通与实现问题，工人的剩余劳动参与其中，但无法实现自身富裕；第三卷，剩余价值的分配过程，同样与工人富裕无关。申言之，以剩余价值为内容，《资本论》证实无产阶级贫困化的事实——资本增殖需要是现代性发育的根本方式，是支配社会的经济权力，“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这种增殖需要内在调控无产阶级生存需要的规模、样态等，如相对过剩人口即产业后备军。
在此基础上，《资本论》提出消灭资本逻辑的双重路径，以实现社会成员的共同富裕需要：一是个人层面上，满足个人的生存生产需要，实现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是共同富裕实现的个体维度；二是社会层面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满足基础之上，实现自由人联合体，重建个人所有制，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向度。简言之，马克思认为共同富裕的需要满足，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的成就上，“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以上就是《资本论》需要理论的基础性诠释，这对于共同富裕实践提供理论基础与实践指向。
三、马克思“需要理论”与共同富裕的中国论域
前面已言，资本富裕与共同贫困成为整个社会的“一体两面”：由于资本的剥削本性，资本富裕无法承担起社会共同富裕之路径可能。一体是资本剥削社会财富实现资本家富裕；两面是资本家富裕与无产阶级贫困。因此，资本生产由于吮吸剩余劳动的积累本质，不可能实现财富的共同化享有，故资本富裕与共同富裕成为当代世界难以媾和的矛盾体。只有社会主义中国能破解这样的矛盾体，使生产需要（财富生产）与发展需要（共同富裕）有机融合，高度彰显出中国道路的社会主义优越性与共产党的根本宗旨与初心使命。
（一）共同富裕与市场经济的息息相关
勘破以上两种误读，需要回到《资本论》的狭义需要理论，即从生产方式的有限性维度得出这样的结论：资本逻辑并非共同富裕的最有效手段，是满足资本增殖的异化需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是共同富裕需要的重要实现途径。
一方面，共同富裕之需要实现不能停滞于观念学设计，而是聚焦人民、权力、财富与资源等协同的市场经济配置。其中不可或缺的是共同富裕是财富占有型富裕；实现财富增长的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市场经济。换言之，市场经济的目的在于，社会主义生产能够无限吸收资本主义生产成就。故马克思讨论共产主义时就提及，新社会需要经济手段，即“建立共产主义实质上具有经济的性质，这就是为这种联合创造各种物质条件，把现存的条件变成联合的条件”。
另一方面，共同富裕的实现需要利用市场经济发展与壮大社会财富，这不是资本增殖的异化需要，而是作为生产资料的财富需要实现之技术手段。同时，顶层设计防范市场经济的异化力量。如市场生产与机器系统的合谋所导致的智力荒废问题。正如马克思所言，市场经济包括机器的使用，要严格区分机器本身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机器的社会主义使用在于为共同富裕提供财富生产的技术支持，需要国家政策的规范引导与法律控制，以防止市场经济主导下的机器系统对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破坏，以超越资本增殖之异化需要。
（二）共同富裕需要与社会制度的协同推进
共同富裕实现的是人民的共同富裕，作为一种超越财富占有限制的社会进步，充分彰显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近代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也提出人民为中心，但这种人民范畴只局限于资产阶级。如卢梭提出公意至上的需要经济学，但问题在于他只是看到市民与公民之间的经济性差别，而没有看到人民的阶级属性问题，故执着于“公共权威”，“公共权威最大的活力存在在人民的心中”，并寄希望于开明统治。
故共同富裕不能简化为一项社会改良或改造的分配技术，而是真正切合于社会主义共富制度、具有高度纲领性的制度实践。这包含三点内容：一是共同富裕与社会进步的内在统一。共同富裕不是一种外部反思行动。绝非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只是“资本家的共同富裕”，而引申为一种“计划富裕”“同步富裕”或者“同时富裕”之设想形式。换言之，共同富裕不能被简单把握为一种逻辑预设维度上的富裕模式，而是随着社会进步展开过程中不断生成的富裕内容。具体而言，共同富裕需要是中国社会能够把握住的发展现实，是全体人民富裕、以人民为中心的实现指向。二是共同富裕与顶层设计的有机结合。共同富裕不仅仅局限于经济与财富的增长，而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能力的增长；共同富裕是超越资本制度设计的新文明类型指向，它不再以极度吮吸剩余价值为代价，而是侧重于更加公平公正的生产制度与分配制度等顶层设计。三是共同富裕与市场经济的协同推进。共同富裕不是同步富裕与同等富裕的共享型富裕模式，而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协同模式，聚焦社会财富发展、人民自由全面发展与人民共同富裕进程的有机协同。四是共同富裕与共产党领导的本质关联。共产党初心使命在于，领导人民排除各种艰巨性与复杂性的内外困难，大力发展社会主义事业，保持历史耐心与发展定力，实现现代化与全民化的共同富裕，等。
（三）共同富裕需要与大历史向度的有机统一
实现共同富裕需要大历史尺度、大变局尺度与大时空观尺度。实现共同富裕需要，防范陷入三大“需要陷阱”：共同富裕是同步富裕的意识形态陷阱；共同富裕是平均富裕的反历史陷阱；共同富裕是同等富裕的收入型陷阱。特别是面向当前各种收入陷阱，很容易将共同富裕简单设定为收入型的富裕需要或等量型的富裕需要。
事实上，共同富裕是历史发展叙事中全体成员的富裕诉求，它包含着如职业收获、财富占有、机会公平与自由发展等多维因素，这是大历史尺度上的共同富裕之需要。西方学者也思考过富裕实现与历史进步的关联问题。如，弗格森的市民社会理论与斯密的商业社会理论，意在提供富裕之路的自由之路，但问题在于这种富裕之路缺失人民大众的共同富裕的大历史尺度。就此而言，共同富裕不是单向度且高度稳定的社会富裕样态。它追问的是新大变局条件下，以共同富裕作为社会变局，对“共富与先富的关系、先富带动后富的关系”做精准调适；创造自由全面发展之财富前提的社会内容，以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高质量完成。一方面，共同富裕是整个人类历史进程的需要诉求，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大时空视域中才有真正可能；另一方面，共同富裕是人类走向新文明类型的时间规定，只有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制度才真正彰显优越性与文明性，“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
简言之，共同富裕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社会实现，只能在社会主义空间内完成，这是大历史尺度的时空聚焦。尽管资本主义社会的市场经济塑造工业史（机器史、技术史等）、交往史、货币史、数字史与金融史等五大维度；但是它迷失于资本增殖之基本归宿，并未赋予人类解放意义上的共同富裕需要。故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在大时空尺度破解这样的难题，为世界人民的解放需要提供中国方案，即共同富裕是发展需要与制度优势之间的有机融合，彰显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之历史需要。
（四）共同富裕与历史方位的内在统一
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共同富裕反映整个社会的共同需要。中国发展的历史方位规定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性质，从历史逻辑中赋予新的发展逻辑。就此而言，共同富裕具有五大逻辑向度。一是改变世界进程的时代变革逻辑。与西方奴役中国的霸权逻辑不同，新中国具有改变世界的变局逻辑，即中国逐步以新文明影响世界进程。故在世界历史的大尺度视角中看待共同富裕的当代价值，极大变革世界发展的战略进程。二是彰显制度优越的中国特色逻辑。中国新现代化道路之实践逻辑，不是西方的富裕之路，如福利社会与后福特社会，而是更加聚焦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满足。三是重构历史发展的文明优化逻辑。共同富裕需要的实现是唯物史观指导下的理论逻辑，是对马克思“需要理论”的继承与发展，是人类文明向度的优化扬弃过程。四是彰显人民富裕的人民中心逻辑。共同富裕的立脚点不仅局限于经济发展，更体现于人民占有与分配财富实现自我富裕，即社会发展本质就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共同富裕。五是聚焦自由全面发展的人类解放逻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于，共同富裕之下的自由全面发展，为走向更高的社会主义形态做物质财富准备，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人类解放内涵，等。
总之，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剥削需要的文明类型，是不可能走向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共同富裕之路，故着力于批判资本生产增殖的狭隘需要。与之相对，社会主义中国提出共同富裕之路，以共富需要作为顶层设计，辩证利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超越资本增殖需要的剥削机制，在宏大叙事的历史向度中定位共同富裕的需要内容，实现人民的自由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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