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轶，刘蕾 | 数字化经营何以实现返乡创业企业的扩就业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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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于《甘肃社会科学》2023年第3期，第203-214页。
王轶，博士，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编审，博士生导师。
刘蕾，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2020级博士研究生（通讯作者）。
提 要
基于2019年全国返乡创业企业调查数据，分析了数字化经营对返乡创业企业扩就业效应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经营对企业雇员规模具有显著扩大作用，对贫困户的扩就业效应强于残疾人的扩就业效应。机制分析发现，数字化经营激发了“企业创新，农民创业”的激情，能够通过提高企业创新能力、激发农民创业积极性来扩大返乡创业企业雇员人数。异质性研究发现，数字化经营对第三产业、中西部、微型、生存型返乡创业企业的扩就业效应具有显著影响。因此，要继续完善农村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强返乡创业企业数字化经营指导，制定针对返乡创业企业差异化的扩就业政策，激发企业探索数字化经营转型的新动能。
关 键 词
乡村振兴；数字经济；数字化经营；返乡创业；扩就业效应
引 言
近年来，随着以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一代数字技术的涌现，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的深度融合成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返乡创业、数字化经营、企业数字化转型和发展已成为我国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不仅能够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实现，更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途径。返乡创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新旧动能转换和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的接力接续形成了有机衔接，同时，返乡创业企业的数字化经营有利于带动农民就地就近就业，而且能够为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注入新的动力。因此，深入剖析返乡创业企业数字化经营对农村地区农民就近就业的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就业是民生之本，连接千家万户，关乎国计民生。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根基工程，必须抓紧抓实抓好。”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提高就业质量和人民收入水平”。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健全就业促进机制，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人口结构与经济结构处于深度调整期，劳动力供给侧和需求侧均出现较大变化，经济增长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在新生人口下降、产业链供应链外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等诸多因素冲击下，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稳就业和扩就业面临挑战。然而，党和政府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理念，把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创业就业、实现共同富裕等目标置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位置，实施一系列积极的宏观政策，保持就业形势持续稳定向好，兜牢了民生底线。
在数字经济发展蔚然成风的当下，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优化就业结构、提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和就业能力、改善就业环境，为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提供新契机。正因如此，在自动化和智能化等的驱动下，企业经营正在经历数字化带来的巨大变革，呼唤着形式各异数字化经营的浪潮涌现，并给企业的经营实践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企业依托数字经济浪潮所进行的“数字化经营”如何影响“就业”正成为热点话题，同时亦是理论界和政策界希望在一系列问题中率先解决的重点与难点问题。尽管“就业”议题历来引人注目，但从数字化经营角度研究返乡创业企业扩就业效应的文献相对较少。那么，返乡创业企业数字化经营对就业是否存在积极的扩增效应？抑或是扩增就业路上的“拦路虎”？其中的关联和影响是通过何种机制实现的？上述问题亟需回答。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文献评述
新技术与劳动力就业的关系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问题，现有研究主要从新技术、数字化经营对劳动力需求、工作就业的影响进行了阐释。诸多研究证明，新兴技术的诞生和数字技术的发展有助于增加劳动力就业，而且新技术的出现能够有效解决冗余劳动力，智能生产制造引发就业替代效应，创造新的就业需要。Dekle基于日本劳动力市场数据，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总体上扩大了劳动力需求。数字经济优化了我国就业结构，对制造业就业需求呈现出一种正“U”型影响，扩大了服务业的劳动力需求。同时，互联网新技术打破时间、空间隔层，提高了个体标准就业和机会型创业的概率。胡放之的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具有创造就业机会、激发创业创新活力、推动就业结构转型和改善就业环境等积极影响。李磊等提出企业在采取数字化经营过程中虽然会产生“机器替人”的就业替代效应，但也会显著提升企业的劳动用工需求。
然而，数字化经营对就业的影响是一个动态变化过程，虽然新技术、新业态和新产业能够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但是也会对传统就业行业产生挤出效应，加剧劳动力市场的供需矛盾。因此，在新旧动能转换的过程中，替代效应和补偿效应两种机制均发挥作用，对劳动需求的正负影响取决于二者相抵的最终净值，但两种机制并存的状态下不会减少就业规模。龚新蜀等证实数字经济的飞速发展在解决农村多维贫困方面有着积极作用，但是这种效果不是一开始就立刻生效，将会分阶段对农村贫困状况产生正“U”型影响。
更有学者进行了分类研究。从高低技能人群角度分析：数字技术进步会对不同的技能工作者进行筛选，企业对低技能工作者的需求会减少，但对高技能工作者的需求反而会增加；从城乡群体角度分析：数字技术更多地使农村和偏远城市受益，互联网降低了距离对经济活动的重要性，农村地区比大城市地区更有可能参与到数字技术所构建的网络活动中，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给农村创造更多的新兴岗位，总体上促进了农村地区的非农就业；从学历角度分析：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提高高学历人员占比和高技能人员占比，优化企业的劳动力结构。
（二）研究假说
1.数字化经营与返乡创业企业扩就业
数字化经营是返乡创业企业经营方式的重要变革，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的运用助力返乡创业企业向快向好发展。越来越多的返乡创业企业把数字技术融入自身综合发展的内生动力中，实现形式各异的互联网管理、销售、采购、宣传等数字化经营方式。返乡创业企业数字化经营从诸多方面影响着农村地区的农民就近就业。首先，随着互联网在农村劳动力中的普及，返乡创业企业数字化经营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村劳动力的受雇格局，个体劳动力接收到的就业信息增加，与个人需求和特质更为匹配，使其受雇概率增加。其次，从创业就业的难易角度出发，数字经济的出现和发展过程伴随着大量新生创业企业的出现和旧有企业的裂解蜕变，催生新型就业形态进而增加企业数量，创造出更多的就业岗位。同时，返乡创业企业数字化转变能够让传统经营的冗长链条大幅度缩短，使复杂过程简化，有效降低诸多行业创业就业门槛，有利于实现就业的乘数效应，数字化经营的返乡创业企业在扩大“有业”人员数量方面作出了贡献。再次，根据传统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贫困、障碍、弱势群体几乎无业可从，最佳情况是进入次要市场并从事边缘工作。然而，返乡创业企业的数字化经营为这部分群体提供了从业机会，带动了农村弱势群体的就近就便就业，从而让不可能就业群体成为可能。最后，在收入方面，农村地区相较城市存在较大差距，导致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向城市。但随着农村数字经济逐渐发展，数据、信息、技术等逐渐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新生产要素。数字化经营慢慢将这些新的生产要素融入农业农村经济的发展脉络中，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促进了劳动力的回流，创造更多新的就业岗位来满足劳动力发展需要。扩大就业在数字化经营对企业的赋能过程中逐渐崭露头角。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返乡创业企业数字化经营有助于增加企业雇员人数。
2.创新能力与返乡创业企业扩就业
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提出“创新”对经济发展具有驱动作用，通过优化资源和要素配置、创新生产、管理、组织、运营、设计等过程，带来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从而创造更多新的就业机会。从供给侧角度来看，数字经济可以提升供给侧的质量与效率，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经济增长，助推创新体系的网络化、开放化、协同化发展。因此，无论是创新本身抑或是数字经济下的创新发展都能对返乡创业企业和农民就业产生积极正向影响。结合互联网本质的创新、高效和包容能让新型劳动关系更加规范，促进社会灵活就业更为多元，使更多人享受到数字机遇，让更多企业提升可持续发展的创新能力，以数字经济发展倒逼返乡创业企业数字化经营转型，不断促进就业和改善就业环境。
根据技术创新扩散理论，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会增加对创新型人才的需求，增强了人才集聚的“磁场效应”，形成创新人才加速集聚的链式反应，吸引知识密集型企业不断入驻，有利于打造人才高地，显著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引导大量高技能劳动力主动流入，会产生高技能劳动力的空间集聚效应，这将直接促进区域劳动力就业人才的扩增和结构优化。数字经济的发展已成为新旧动能转换的源动力，数字化经营的企业受益于数字经济帮助自身发展的同时，也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数字化经营为创业者提供了新理念、新路径和新模式，企业借助网络化、数字化、信息化等技术手段，能够激发并提升企业的发展活力，不但在发展中创造更多商机和提升市场竞争力，而且增加了企业的雇员人数。在业务创新、经营创新、管理创新、模式创新等方面，返乡创业企业通过相较于传统企业更具有动力的数字化经营，为企业生存发展寻找新的突破点，希望通过创新抢占资源和市场。因此，为了保证创新发展智力源，需要扩充一定就业岗位、增加劳动力数量，这种扩就业与维持企业创新能力的双向保障是数字化经营带来新旧动能转换的一种积极方式。
数字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当前企业从传统的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企业在创新能力得到不断提升的过程中，实现动态协调、整合与重新配置资源的综合能力。企业数字化经营所带来的全新知识、先进技术丰富经验等的应用赋能企业不断进行产品创新、服务创新与模式创新的同时，促进了知识、经验、技术等的流动与传播，对推进企业转型升级、提高创新效率产生积极影响。企业的数字化经营深刻影响其多元化经营发展，数字技术应用、数智场景的拓展有助于降低企业交易和信息搜寻成本，有助于扩大企业整合市场资源的优势，促进企业多元化经营和持续创新，而产品多元化与企业创新持续性存在正“U”型关系，动态能力强化了企业多元化经营对创新持续性的影响。根据历次技术革命的经验来看，数字化发展可谓是一次新时代的技术进步，一项新技术的产生会淘汰部分旧有技术和就业岗位，使低技能劳动力就业范围逐渐缩小，但Acemoglu和Restrepo构建的就业创造模型表明企业在掌握和应用新技术进行经营创造时，不但会导致劳动力被替代，而且会创造出新的就业机会，提供大量与新技术、新环境、新需求相匹配的就业岗位。同时，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的高速发展使得市场环境不确定性加大，企业对各类资源的整合与使用更加复杂多样。因此，需要更多智力与劳动力支撑，这对企业扩大公司规模、扩充雇员人数和拓宽业务范围都将产生正面积极影响。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2：数字化经营通过提高企业创新能力来扩大雇员人数
3.创业活跃度与返乡创业企业扩就业
创业活跃度是衡量创业积极程度和创业经济整体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根据中国农业农村部的统计测算，2020年全国返乡入乡创业创新人员达到1010万人，带动农村新增就业岗位超过1000万个。农民群体在农村地区的创业活动正在逐渐增多、活跃度也在不断上升。农民创业是解决地区发展不平衡、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农民收入差距的有效途径。根据技能偏向性理论，企业在数字化经营中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与生产相融合的过程中，高技能劳动力具有知识溢出效应和较高劳动生产率，发挥出就业人员更多的创新创造，因而劳动力市场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量不断扩大，促进了劳动力市场就业数量与质量的提升，推动了劳动力就业结构优化升级。赵涛等研究发现，激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数字经济释放高质量发展红利的重要机制，数字经济环境中先进技术赋能企业数字化经营的过程中，可以通过信息交互、市场规模和要素组合，丰富创业资源并促进创业活跃度，进而提升和扩大社会就业的总需求。此外，企业数字化经营势必会对老旧生产装备、原有公司基础设施设备等进行升级，搭载先进数字技术的新型基础设施不仅降低了交易成本和创业门槛，还对提高劳动力创业活跃度产生正向影响，进而了解市场产品需求所应匹配的劳动力需求。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3：数字化经营通过提高农民创业活跃度来扩大雇员人数。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数据来自课题组对全国返乡创业试点地区进行的返乡创业企业调查。一是通过招募全国部分高校及科研单位的在读学生进行实地问卷调研；二是项目组直接对全国57个返乡创业企业进行实地调研和访谈。首次调查时间为2019年，共回收问卷2425份，其中有效问卷为2082份，问卷有效率达85.9%，两项调查共计有效样本量为2139个。本项目组于2022年进行了追踪调查，此次调查有效样本量共计584个。
（二）模型设定
为检验数字化运营对返乡创业企业扩就业的影响，验证假说1的成立，设定如下对数线性模型：
（三）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
从三个维度来衡量返乡创业企业的扩就业效应，即企业雇员、贫困户雇员和残疾人雇员，其中贫困户雇员和残疾人雇员是企业雇员的一部分。根据2019年返乡创业企业调查问卷，对应题项“企业雇用了几名工作人员？雇员中有几名残疾人？有几名当地政府认定的贫困户？”分别表示企业雇员、贫困户雇员和残疾人雇员。
2.核心解释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为数字化经营。返乡创业企业的数字化经营指借助网络，在企业的采购环节和销售环节应用互联网实现企业的经营。鉴于此，采用问卷中关于网络采购和网络销售的两个题项来测量、赋值和命名，分别对应的题项是“企业是否使用网络平台进行采购？”“企业是否使用网络平台进行销售？”将返乡创业企业同时进行网络平台采购和销售赋值为2，若只采用其中一种实现企业经营则赋值为1，若返乡创业企业未采用互联网经营则赋值为0。
3.中介变量
中介变量为企业创新能力和农民创业活跃度。根据2019年返乡创业企业调查问卷，度量企业创新能力对应题项为“企业在创业中应该具备什么样的能力？”此中介变量为二分类变量，若选择创新能力则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度量农民创业活跃度对应题项为“当地居民创业的积极性”，此中介变量是有序多分类变量，其赋值分别为很不高=1、不高=2、一般=3、比较高=4、非常高=5。
4.控制变量
借鉴刘蕾和王轶、赵宸宇选取控制变量的思路，从三个方面选取控制变量：企业家的个体特征包括返乡创业者的性别、年龄、政治面貌和受教育程度；企业家的人力资本特征包括返乡创业者的外地工作职务、外出工作经历、外地创业经历以及创业培训；企业自身发展包括企业年龄、企业营业收入、企业前景以及企业再投入；同时，控制省份和行业虚拟变量来消除由地区和行业差异对实证结果产生的影响。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分析
表2第（1）列和（2）列报告了返乡创业企业数字化经营对企业雇员的回归结果。（1）列为单变量回归结果，数字化经营回归系数为正，且在1%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2）列为纳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数字化经营的回归系数仍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可知，返乡创业企业数字化经营释放了就业效能，对就业规模扩大表现出强劲的势能。因此，假说H1成立。本文同时考察了返乡创业企业数字化经营对贫困户就业和残疾人就业的影响，回归结果见表2第（3）-（6）列。（3）列和（4）列报告了返乡创业企业数字化经营对贫困户雇员的影响，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企业数字化经营水平越高，越能扩大贫困户雇员规模。（5）列和（6）列报告了返乡创业企业数字化经营对残疾人雇员的影响，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企业数字化经营水平越高，越能扩大残疾人雇员规模，其回归系数值均小于（3）列和（4）列的估计结果。返乡创业企业数字化经营促进了贫困户和残疾人就业，这体现了中国“数商兴农”战略背景下，以数字化技术为支撑的精准扶贫模式的有效性。返乡创业企业的数字技术应用已经成为新发展阶段乡村振兴的重要手段，通过形成产业集聚带动了当地农民的就便就近就业。
（二）内生性问题
以上研究结论可能面临内生性问题，返乡创业企业数字化经营扩大了企业雇员规模，同时有雇员人数较多的企业往往更愿意采用互联网平台进行数字化经营，从而导致反向因果关系；其二，模型还可能存在设定偏误和遗漏变量问题，遗漏的同时影响返乡创业企业数字化经营和雇员人数的变量，如返乡创业企业规模、企业所在地的地理位置等。其三，由于返乡创业企业试点政策的时间和地点是政府选择，导致本研究的返乡创业企业可能存在样本自我选择问题，不满足随机抽样原则而导致估计上的偏误。为纠正内生性问题，基准回归模型中纳入了控制变量、省份和行业固定效应，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遗漏变量问题。接下来，采用工具变量分析验证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借鉴何晓斌和柳建坤的做法，选取返乡创业企业“是否开设网站（其赋值是=1、否=0）”作为工具变量。理论上，返乡创业企业开设网站在一定程度体现了网络运营技能和应用网络经营的意识，会影响企业的数字化经营水平，满足相关性条件；返乡创业企业是否开设网站不会直接作用于企业雇员规模，满足外生性条件。表3报告了基于两阶段最小二乘的估计结果。
由第一阶段回归结果可知，工具变量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返乡创业企业是否开设网站与数字化经营之间具有较强的相关性，选取的工具变量满足相关性条件。弱识别检验和识别不足检验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保证了工具变量的合理性。内生性检验在1%的水平上拒绝原假设，认为核心解释变量数字化经营存在内生性。表3中报告的第二阶段回归结果可知，在考虑了内生性问题后，数字化经营对企业雇员、贫困户雇员及残疾人雇员仍有显著正向影响，与基准回归结论一致。
（三）稳健性检验
1.改变数字化经营的度量方式
网络销售和网络采购是企业数字化经营的主要方式，本文进一步采取如下策略进行稳健性检验。其一，将核心解释变量采用二分变量度量的数字化经营，只要返乡创业企业采用网络销售或网络采购则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其二，分别以网络销售和网络采购为核心自变量进行回归。表4的（1）-（3）列报告了上述回归结果，发现数字化运营（二分变量）、网络销售和网络采购的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为正，表明改变数字化经营指标的度量方式，基准回归结果得出的结论依然成立。
2.更换返乡创业企业样本调查时间
本文将样本更换为2022年返乡创业企业的调查数据，回归结果如表4的（5）列所示，数字化经营对扩大返乡创业企业雇员人数的影响显著为正。需说明的是，2022年返乡创业企业数字化经营的扩就业效应明显高于2019年，究其缘由，一是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能够存活下来以及新成立的返乡创业企业不得不改变传统营销模式，网络销售和网络采购给返乡入乡创业企业带来了便利性，提高了企业的经营利润并降低运营成本；二是数字乡村发展战略实施的影响，数字技术的兴起倒逼创业企业转型升级，因此，大大提高网络销售和采购的运营模型比率。2022年调查的返乡创业企业中，采用网络销售和网络采购分别占比71.58%和61.13%，返乡创业企业数字化经营水平较2019年大幅提升。
3.更换基准回归模型
由于被解释变量返乡创业企业雇员人数取值非负，为限值因变量，传OLS模型的估计结果可能有偏且不一致，因此，采用因变量受限的Tobit模型进行回归，解决本文受限因变量模型的现实约束。分别对2019年和2022年返乡创业企业样本进行Tobit回归，结果见表4的（4）列和（6）列所示，数字化经营对返乡创业企业的扩就业效应均有显著正向影响，验证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对比基准回归和Tobit回归中数字化经营系数的估计结果，可知基准回归低估了数字化经营的扩就业效应。
四、进一步讨论
（一）数字化经营对返乡创业企业扩就业效应的异质性分析
1.三次产业异质性角度
农村第一、二产业数字技术的应用会逐步调整劳动力密集型的生产方式，产生劳动力替代效应，第三产业数字技术的应用会产生大量新岗位，吸纳大量劳动力参与就业，改善了我国不同产业劳动力占比不均现象。因此，有必要区分不同产业结构下的数字化经营对返乡创业企业扩就业效应影响的异质性。本文按照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标准，将返乡创业企业所从事的行业进行产业分类，回归结果见表5（1）-（3）列所示。第三产业的数字化经营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而第一、二产业的数字化经营回归系数均不显著，即数字化经营对第三产业返乡创业企业雇员规模具有显著的扩大作用，但对第一、二产业返乡创业企业的扩就业效应不显著。其可能的缘由，一是数字经济推动了农业农村现代化，替代作用导致了第一产业劳动力的流出，返乡创业企业的数字化经营提高了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占比；二是从事第三产业返乡创业的企业更容易实现数字化经营，带动农民就便就业效果更显著。
2.区域异质性角度
由于我国东部地区拥有较为丰富的资源禀赋，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公共资源较为匮乏。因此，本文区分不同区域类型检验数字化经营对返乡创业企业扩就业效应影响的异质性。本文依据我国行政区域划分标准将区域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进行分样本估计，回归结果见表5的（4）-（6）列所示。东部地区的数字化经营回归系数不显著，中部地区的数字化经营回归系数在10%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西部地区的数字化经营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对西部地区的扩就业效应最大。中西部地区返乡创业企业借力数字经济浪潮，带动了大量农民就便就业。对于东部地区而言，返乡创业企业数字化经营对企业雇员规模的影响只是锦上添花。究其原因，一是数字经济发展为中西部地区提供了新机遇，缩小了由于区位原因造成的禀赋差距，让创业企业和农民享受到了数字红利；二是以农民工为代表的人口持续回流为中西部发展带来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农民工返乡入乡的电商创业带动了大量农民就业，返乡创业企业的扩就业效应凸显。
3.企业规模异质性角度
学界大量文献已证明不同规模企业的就业吸纳能力有明显区别，而依托数字技术的小微企业将成为就业的蓄水池。相较于城市各类企业而言，数字经济的发现为返乡创业企业提供了发展空间，其规模的大小势必影响农民就近就业机会。因此，有必要区分不同规模的返乡创业企业数字化经营对扩就业效应的异质性影响。本文借鉴刘蕾和王轶的做法，将营业收入在50万元及以下的返乡创业企业定义为微型企业、50万元到500万元的定义为小型企业、500万元及以上的定义为中型企业，回归结果见表6的（1）-（3）列所示。微型企业的数字化经营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而小、中型企业的数字化经营回归系数均不显著，即数字化经营对微型返乡创业企业雇员规模具有显著的扩大作用，但对小、中型返乡创业企业的扩就业效应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微型企业依托数字化经营实现了降本增收，促使其扩大规模并创造出更多的就业岗，表现出显著的扩就业效应。
4.创业层次异质性角度
为了满足自身生活需要而进行的创业为生存型企业，对当地农民的就业吸纳能力有限；受家乡资源禀赋和政府政策吸引、追求商业机会的创业为发展型企业，解决了部分农民的就业问题；以推动家乡发展和带领乡民致富为目的的创业为价值型企业，带动了大量农民的就便就近就业。因此，有必要区分创业动机不同的返乡创业企业数字化经营对扩就业效应的异质性影响。具体回归结果见表6的（4）-（6）列所示。生存型企业的数字化经营回归系数为正，且在1%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而发展型和价值型企业的数字化经营回归系数均不显著，即数字化经营对生存型返乡创业企业雇员规模具有显著的扩大作用，但对发展型和价值型返乡创业企业的扩就业效应不显著。可见，数字化经营提高了生存型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能力，企业实现发展的同时扩大了就业吸纳规模。
（二）数字化经营影响返乡创业企业扩就业效应的机制分析
1.企业创新能力的中介检验
返乡创业企业的数字化经营是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数字化经营能够改善企业的生产链、供应链和价值链，对企业的创新能力起到了促进作用。返乡创业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一方面催生了新业态和新运营模式，这一过程中对劳动力的需求也不断增加；另一方面企业的价值创造能力和生产效率也得到了提高，在降本增收的同时扩大了企业生产规模，为农民创造了更多的就业岗位。鉴于此，本文使用企业创新能力度量企业创新的指标，检验数字化经营对返乡创业企业扩就业效应影响的传导机制。因逐步回归法中介效应模型在学术界应用广泛，故不再赘述具体回归模型。表7的（1）-（3）列报告了企业创新能力在数字化经营与返乡创业企业扩就业效应之间的产生的影响。（2）列为采用Probit模型的回归结果，数字化经营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3）列结果显示数字化经营和企业创新能力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可知数字化经营通过提升企业创新能力来扩大返乡创业企业雇员规模。结合（1）-（3）列回归结果，（3）列的数字化经营回归系数值小于0.163，说明企业创新能力在数字化经营与返乡创业企业扩就业效应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大小为2.45%。验证了假说2的成立。
2.农民创业活跃度的中介检验
返乡创业企业的数字化经营加深了农村的信息化程度，提高了互联网普及率并使得电商平台得到广泛推广，这些数字资源提供了农民创业的基础，将自己生产的特色农产品销售到全国各地，激发了农民的创业积极性，更多的农民走上创业之路，创造了大量的就便就业岗位进而实现农民就业。鉴于此，本文采用农民创业活跃度来度量农民创业的指标，回归结果见表7的（4）-（6）列。农民创业活跃度在数字化经营与返乡创业企业扩就业效应之间的中介影响。（5）列为采用Oprobit模型的回归结果，数字化经营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6）列回归结果显示数字化经营和企业创新能力的回归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可知数字化经营通过激发农民创业活跃度来扩大返乡创业企业雇员规模。结合（4）-（6）列回归结果，（6）列的数字化经营回归系数值小于0.163，说明农民创业活跃度在数字化经营与返乡创业企业扩就业效应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大小为6.75%。验证了假说3的成立。此外，农民创业活跃度发挥的中介效应大于企业创新能力，可见扩宽农民的非农创业渠道是解决农民就便就近就业的长效机制。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通过考察数字化经营对返乡创业企业扩就业效应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返乡创业企业的数字化经营能够显著扩大企业雇员规模，对贫困户雇员规模和残疾人雇员规模均有显著扩大作用且对贫困户的扩就业效应更强。在一系列内生性分析和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果仍成立。（2）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就产业而言，数字化经营对从事第三产业返乡创业企业的扩就业效应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对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扩就业效应无显著影响；就区域而言，数字化经营对中西部返乡创业企业的扩就业效应影响显著，对东部地区无显著影响；就企业规模而言，数字化经营仅对微型返乡创业企业的扩就业效应影响显著；就创业层次而言，数字化经营仅对生存型返乡创业企业的扩就业效应影响显著。（3）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经营激发了“企业创新，农民创业”的激情，能够通过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激发农民创业积极性途径实现返乡创业企业的扩就业效应。基于上述研究结论，结合数字化发展的时代背景和创业就业面临的形势，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提高返乡创业企业数字技术运用能力。政府以及各部门应加强对返乡创业者数字经营意识的引导和培训，缩小城乡数字人才“鸿沟”；返乡创业企业应加强对自身企业员工的数字技能培训，缩小农民工数字“鸿沟”，加深并提速返乡创业企业在数字技术方面的运用；同时，充分调动社会各类资源帮助企业不断提升数字化经营能力和水平，为创业者创造更多新机，为就业者创造更多可能。
第二，制定差异化返乡创业扶持政策，实施动态化数字乡村发展战略。政府应加大对从事第三产业、位置在中西部地区、规模为小微型、创业层次为生存型的这类返乡创业企业数字技术运用与发展扶持力度。加大东部地区第三产业创业扶持力度，充分应用数字技术承接产业转移和升级重任；增加中西部地区乡村第三产业的创业项目，加强对返乡劳动力的创业教育，为有创业意愿的返乡劳动力提供数字技术咨询、指导等服务；对生存能力较差的返乡创业企业实施动态化数字技术发展战略，针对企业的薄弱环节靶向施策。以此，拓宽农民就近就业渠道和收入来源。
第三，继续夯实农村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营造“企业创新、民众创业”的环境。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打通企业朝数字化经营“想转型、可转型、能转型、易转型”的各条通路，破除各类不必要对企业创新发展的限制，营造良好的企业创新环境，让企业握好经营之舵，持续创新成长、优势发展，实现企业创新发展“提质、提速、提效”，进而发挥返乡创业企业扩就业的最大效能。开展农民创业培训，提供农民创业的实践基地，充分调动农民创业积极性，依靠方便快捷的互联网技术平台，让农民创业“省时、省钱、省心”，在提高自身收入的同时，促进农民增收和提高农民就近就业机会。
责任编辑：巨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