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岳 | 论别现代与元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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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于《甘肃社会科学》2023年第4期，第75-84页。

王洪岳，博士，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暨江南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提  要

别现代理论是中国当代文论家王建疆针对西方后现代理论和中国混合现代性而提出的新文论话语，受到美欧学者的关注。别现代是一种具有杂糅性和混合性的社会形态，而别现代主义是对别现代状况的反思，是一种关于中国未来现代性的理论建构，两者在话语层面上存在一定的矛盾。这一理论是我国学者在改革开放到深水区时提出的具有原创性的新文论。元现代理论是“后现代之后”的西方文论话语创新的产物，并由中国学者结合当代文论进行了丰富发展的理论形态。元现代指向后现代之后的社会层面和形态，元现代主义指向文艺和审美感性结构，但两者旨意是一致的。元现代理论是一种承认既有文化艺术、审美感性结构中原本对立的因素并力图使之融合于一体的新理论。

关 键 词

别现代；别现代主义；元现代；元现代主义；文论话语

别现代理论和元现代理论是近年来在中国人文学术界出现的两个重要理论。别现代及别现代主义是中国当代学者王建疆先生提出和进行了较为系统论证的学术概念和理论话语。元现代及元现代主义是欧洲学者提出并由中国学者译介至中国，并做出初步论证的学术概念和理论话语。这两种理论话语都是基于中西方剧烈变动的社会现实和文化艺术演变语境而产生的，都有较为强烈的创新意图和创新之处。在国家提倡“话语创新”的大背景下，我们有必要对这两种理论话语进行比较研究，以期在对话、争鸣中激发出理论创新的活力。

一｜别现代理论：中国当代的原创文论

（一）别现代理论提出的背景

在欧美进入后现代末期或面临“后现代之后”，按照美国学者韦恩的话来说，在“后现代这一术语无法对造成当代世界混杂的影响力和能量做出精确描述”的情势下，在中国当代的挤压式“混杂”现代性亦面临愈来愈严重的转型问题。在此情势下，如何构建新的理论话语来描述、阐释和引领新的文化和艺术思潮？还有我们自身理论话语再造的问题，如余凡博士所认为的，“现代汉语的未完成性是本土话语再造的出发点和驱动力”。“混杂性”“未完成性”正可谓所有理论工作者面临的大课题。中国的混杂现代性不同于西方比较明晰的阶段性现代性特征，在西方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分阶段、分步骤、较长时段而实现的现代性和社会现代化，在中国却挤压到19、20世纪之交至今逼仄、紧促、叠加式的混杂现代性（化）过程当中。简言之，“现代”包括了三个方面：制度的现代化、文化艺术的现代主义和审美心理结构的现代性。它之前是前现代，之后是后现代。三者的界限在西方社会是比较清晰的。但中国由于历史和地理以及民族性等种种复杂的原因，导致近代以来一直陷入追赶和学习的急切心态和行为当中，再加上列强侵凌，所以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三个层面，就异常复杂地交织、杂糅、混合在一起，形成了当今中国关于现代性或现代化的超级复杂局面。时至今日，对于中国的现代性或中国社会现代化状况的分析可谓汗牛充栋，但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即当代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国民心理结构等方面，都存在着一种“挤压式”“杂糅性”的状态，可以简约为“混杂现代性”。然而，中国既有的有关文化或文论的话语要么陈陈相因，要么瞻前顾后，缺乏创新的冲动和理论的自觉，无法应对变得日益复杂的文化和审美现实。

在中国开始讨论“后现代之后”，抑或中国现代化之路到了攻坚时期，或者说现代性进入超级复杂、纠缠不清的关键时期，无论社会实践还是理论创造都需要新话语的时候，有一种理论学说正逢其时、横空出世。这就是王建疆基于中国特殊国情并结合现代汉语的特点而提出的“别现代”理论。该理论提出来的近十年中，他还提出了一系列与之相配的术语、概念，如：主义的缺失、跨越式停顿、主义的建构、时间的空间化、“囧”审美、“乡村善治与别现代主义”（提出了从杂糅的社会形态和意识观念向“准确”的治理发展的思路）、“生命股权”，等等。在理论话语的创构过程中，王建疆进一步修正了自己关于别现代的理论思考，提出和完善了“别现代理论”，在保留了这一理论立足、关注中国问题的同时，又试图弥合“别现代”社会形态论和别现代主义之间的错位。

别现代的“别”与“后理论”“后真相”“复数的现代性”作了切割，具有复句和反转批评的功能。别现代从现实出发的理念和方法，构成解剖中国问题的一个切口，也因此而形成了中西对话的端口。别现代理论的实质性创新很多，但最主要的创新还在于其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反思和批判伪现代的理论主张和求真的价值追求。

这一理论命题和概念的提出及论证，鲜明地体现了一个中国学者的担当情怀、创新意识。在提出“别现代理论”之前，王建疆意识到“中国美学的主义建构”的重要性，由于“主义的缺失”，因而需要“主义的建构”。而主义的缺失在笔者看来还仅是表层问题，实质在于理论家们在构建理论时，既丧失了理论的应然性，也丧失了理论表述的主体性。尤其是在中国引进了狭义的、消极的、负面性的后现代主义以来，这个问题愈加严重。因此，反思和批判消极的后现代主义，挖掘其对于现代性的积极因素，是在中国建构任何“主义”和理论的必由之路。稍后，王建疆出版了《别现代：空间遭遇与时代跨越》，比较全面系统地推出自己的别现代理论，提出“时间空间化与和谐共谋”的混合性社会形态理念。别现代理论从此在国内外产生重要的影响，引起了美国、斯洛文尼亚等国学者的关注。另外，王建疆还出版了《别现代：话语创新与国际学术对话》《别现代：作品与评论》等专题论文集，进一步充实、丰富了别现代理论。

（二）别现代理论的特点

王建疆的《别现代：空间遭遇与时代跨越》等系列论文论著所提出的别现代理论在当代中国理论建构中别开生面、别有理路，具有鲜明特点。

“别现代”概念。作者站在当代中国来看待西方经过了几百年现代化进程中所积淀的关于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思想、学说和主义。如果将这三大话语体系、理论或主义放之中国，则会观察到与之相应的三种社会形态都被挤压式地存在于当下现实中，我们既有超级发达的北京、上海、深圳、香港等现代化甚或后现代城市，又有刚刚走上现代化之路的东中部和西部核心城市地区，还有更多尚处于前现代的广大地区。三种社会形态及思想在中国呈犬牙交错的复杂态势。因此，如何统领这三种社会形态以及思想文化形态，就是摆在学人们面前的重大理论课题。从这个意义上讲，王建疆“别现代理论”的提出有其合理性、创新性和时代性。

“别现代”在构词上没有用西文词根，而是用现代汉语拼音“bie”作为“别现代”的词根，构造了“bie-modern”。这一构词法看似简单，实则表露出王建疆进行理论创造的雄心和自信。他早年研究中国古典美学，出版相关专著《自调节审美学》《修养 境界 审美：儒道释修养美学解读》《澹然无极——老庄人生境界的审美生成》，这一研究基础为他构思、创设别现代理论提供雄厚的学术、思想的主体条件。2014年，他借用汉语词语，如别出心裁、别立新宗、别具一格等意义，正式提出“别现代”理论。不同于一般的表达“后现代之后”的理论话语，在“别现代”基础上的“别现代主义”等术语与其来源的“别现代”具有不同的语义。王建疆认为别现代是指一种在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杂糅下的、非理想的社会和文化状态，而别现代主义则是反思和批判别现代的思想理论和文化艺术原则。

与别现代理论相配套的策略和方法。一是“跨越式停顿”。这个策略涉及生活方式和体制机制的停顿与变革。由于采取了所谓的跨越式发展、弯道超车，而没有从根本制度上进行真正的改革，虽然一时会带来经济（GDP）的提升和城市化的加速，但实际上存在着极大的弊端，潜藏着拉美化或中等收入陷阱等严重隐患。比如会导致急功近利、假冒伪劣、环境污染、道德滑坡等。前现代社会最突出和典型的特征体现在文论界就是由于原创性不足、理论话语存在“城中村”现象，旧的思想意识、审美观念、艺术方法往往会沉渣泛起。跨越式停顿策略或方法恰恰就是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发展策略和哲学话语，即中断某些前现代不能适应新时代发展需要的一种革命性思想方法。它体现为先进入冷静地反思、沉淀阶段，再进入真正具有实质变革的谋划、发展阶段。四十余年前中国的改革开放首先就是一种跨越式停顿，先全面停掉“文革”的做法，才出现“新时期”的转机和发展。这种停顿是清醒头脑、甩掉包袱、根绝弊端，最终实现真正的跨越。而在文化发展和艺术创新上反对超越本土文化自然进程的跨越式发展，主张对前现代文化遗产在实体上的停顿、区隔、固化，在精神上阻断、批判、出新，因此，按照王建疆的观点，跨越式停顿就是“停顿式跨越”。自然，停顿不是目的，在后发社会、后发国家是为了真正的跨越和发展。

二是“时间的空间化”“和谐共谋”等分析方法。这些重要概念表明王建疆别现代理论思考的深入。在当代汉语学术中，赵奎英较早提出“时间的空间化”，她认为古代的语言文字、思维方式、艺术精神和结构形式上，均存在着“时间的空间化”这一与西方线性时间观不同的文学和诗学传统。21世纪以来，部分批评文章开始用这个概念来讨论小说叙述以及小说与电影改编的关系，如苏文菁认为传统小说的线性叙述给电影叙事以帮助，电影则反哺了小说“时间空间化”的新叙述方法。在后现代消费文化视阈中的小说叙事也呈现出时间空间化的倾向。另外，龙迪勇的空间叙事学、麦永雄等的空间诗学、卞轶男的当代戏剧研究等分支学科研究中，空间（空间化）一再出现于他们的话语中。尤其2009年21世纪即将进入第二个十年之际，王建疆从哲学美学的角度正式提出了这一概念并做了初步论证。但是，关于与别现代有关的“时间的空间化”的具体表述，到了2016年，他在题为《别现代：时间的空间化与美学的功能》的论文和2017年出版的《别现代：空间遭遇与时代跨越》专著中，才较为系统和正式地作为“社会形态理论”和“审美形态理论”提出。这个概念的实质性内涵和积极意义在于时代概念的嵌入。王建疆的时间空间化实质上是时代的空间化，表现为多种时代和社会形态之间的和谐共谋。但这种和谐共谋最终被打破，从而可以进入世界历史。与时间空间化紧密关联的是别现代历史时期的四个发展阶段，即和谐共谋期、对立冲突期、对立冲突与和谐共谋交织期、自我更新超越期。这种将时间空间化或时代空间化与发展四阶段论紧密关联的别现代理论至为重要。它浓缩了时间，也就是以“现代”为主词的，在西方延续了近五百年的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三大社会形态和思潮，在全球化语境下不得不混合存在于当下中国这一空间区域。因此，时间空间化了，但按其四阶段论也还有出路，出路就在于自我更新和自我超越。王建疆认为，在当前背景下“最为直观的镜像是现代、前现代、后现代的和谐共谋”。但他却用“和谐共谋”的概念来统摄这种杂糅性的社会制度和文化形态，包括虚伪文化心理盛行的状态，比如他自己意识到的“好人主义盛行”，以及有“共享”也有“互害”。这不是“和谐共谋”，而是一种犬儒主义共谋，一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糟粕性传统文化心理的遗存。如果要更准确地表述，可考虑用“合作同谋”，无论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三种社会形态或文化形态中哪一种占据主导地位，只要还想维持和存在，那就需要一方与多方之间有一定的妥协、协商；而仅仅靠强权以势压人，或互相算计，这样的共存并非“和谐共谋”。因此，别现代理论愈往前推进，其范畴和命题就愈显得丰富，其概念、话语、理论和方法就愈需要进一步的建构。

三是别现代和别现代主义恰恰构成反义。这不同于后现代和后现代主义，后现代指的是一种社会状况或文化阶段，后现代主义是对后现代社会的思想文化和艺术思潮的理论表达，两者相互关联且意指是同向的，即均指向共同的问题域。而别现代是一种非理想的、杂糅的、混合的现代性状况，用王建疆的解释是a doubtful modernity （可理解为“可疑的现代性”或“不确定的现代性”），它在美学上呈现为“时间的空间化”状态，是需要超越或改善的；别现代主义则是一种别开生面的崭新的文化艺术倾向和审美心理结构，简言之，它是对未来理想的审美和文化状态的描述及理论反思、批判、超越和预测，也就是他所说的自我更新自我超越。除了上文提及的之外，与别现代理论配套的还有其他策略和方法，如反囧策略、别现代艺术形象策略、生命股权策略等。按照王建疆的辨析，别现代主义具有批判精神，而别现代具有杂糅性。笔者的理解是，别现代主义以“减法”（把混沌的社会和文化环境，简化为法治为根底的文化环境）来达到对别现代的反思和批判，并且为新文化、新艺术的创生提供一个颇具温情、和谐和张力的理论背景。

在当代中国语境中，别现代理论同艺术创作及展览结合，“以会带展”是这一理论发展过程中的一大特点。这与国内很多美学和艺术学会议仅仅是一种理论话语的研讨有所不同，而是借鉴了欧美国家美学和艺术理论同艺术作品联姻的方式，采取跨界方式，努力使理论和创作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互相促进，共同发展。自2016年下半年在上海美学和艺术对话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别现代艺术”图片展，到2017年10月在美国举办了“中国别现代艺术作品展”，再到2018年在上海数次举办相关艺术作品展，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这些展览还配合以“别现代主义宣言”，一时间一些颇具创新意识的艺术家纷纷提交作品参加艺术展，可谓风生水起，影响日渐扩大。这些艺术展从一个新颖的角度，不但形象地、立体地展示了别现代主义的理念，而且为当代中国艺术开出了一条别致的新路。通过这些艺术展，将别现代理论形象化并进行跨界，从而达到了联动效应。在某种意义上，通过近十来年的理论创造和批评实践，“别现代作为一种原创于中国的理论，它对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现代性社会文化状况做了有效的阐释”。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和“中国现代性”生成与发展，作为一种具有本土原创性的理论话语，别现代理论正可继续在这一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别现代理论及其策略、方法尚存在某些值得进一步思考和完善的地方。在分析方法上，王建疆依然秉承后现代的思路和方法：“要用后现代的思想和方法解剖后现代、解构后现代、批判后现代，利用后现代的思想成果，在后现代的思想高度上达到新的思想高峰，超越后现代。”如何依靠后现代（解构是其基本的方法论）来解构后现代本身？恐怕有些难度，就是以彼之矛攻彼之盾，不免落入批评的循环的怪圈当中。因此，在论证思路和方法上，别现代理论尚需进一步明确和修正。

王建疆围绕着如何从理论上变革别现代社会状况的思想，在此前基础上较为系统地提出了一系列概念和理论，如“时间空间化理论、发展四阶段理论、和谐共谋理论、思想欠发达理论、别现代社会形态理论、审美形态理论、别现代性理论、别现代主义理论、跨越式停顿理论、切割理论、中西马我主张、后现代之后的回望理论、兑现主义理论、生命股权理论等”，尤其是后几种理论话语，从此前提出的“以后现代来批判和超越后现代”的思路和方法，发展为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建设性和前瞻性特点的方法论和配套策略。这是此理论的创建者在意识到已经进入“后现代之后”的“回望理论”与展望的思维结晶，它注意吸收和继承包括后现代、现代、前现代在内的人类思维、物质和制度建设所积淀的成果；“兑现主义理论”关注理论的在地性，而非仅仅存在于空对空中的话语本身；“生命股权理论”强调了没有近代天赋人权观念的东方人、中国人如何落实这种权利的重大问题。另外，在同国外同行密集地进行思想交流和碰撞后，王建疆进一步增强了对于别现代理论深化和推及世界的理论自信。多位国际学者多次撰文指出“别现代理论”的原创性特点和可能带来的“世界哲学四边形”的变革前景，或者说有可能导致21世纪哲学史上继古希腊哲学、德国古典哲学、当代法国哲学之后，有第四个“哲学时刻”（moments of philosophy）。这样的理论前景当然值得展望和期待。

当代欧美社会的现代化或现代性状况，并非后现代的解构所致，而是在社会制度特别是建立和完善以社会现代性为依托的政治体制，在精神信仰领域基本保留了前现代以基督教为核心的信仰系统，在文化艺术创造方面则持多元文化主义原则。具体而言，以现代社会制度安排的合理性即政治现代性为核心，以前现代（如那时的建筑遗存和信仰系统）和后现代（如当今的各种文化艺术）为辅助，才成就了现今的欧美社会及其文化。而我们仍然置身于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杂糅状态。但是，对于这种杂糅或混沌状态的社会文化状况，不能用传统的理论和方法进行阐释和解析，而是需要分层理论和边界控制论来分析研究。

以北京自20世纪中叶至今建筑的演变为例，先是拆毁北京老城的古建筑，接着是斯大林式建筑充斥这座和谐的古城数十年，然后再大肆吸纳西方后现代奇奇怪怪的建筑，各种与偌大的古老而和谐的精美建筑不协调的怪诞建筑充斥于京城。同理，在文化政治学的角度看，如果一直将带有广泛适用性、现代性的契约制等治理模式和体制视为洪水猛兽而拒之门外，那么，就会在现代化过程中继续造成虚胖、畸形和夹生饭的不良后果，其弊端就会愈演愈烈。因此，别现代理论是因应了时代和现实的需要而由中国学者提出来的具有相当程度原创性的理论话语。当然，它还存在着某些晦暗不明之处，尚须进一步发展。

二｜欧美元现代理论与中国文论界的遭遇

元现代理论话语进入中国是2012年，由陈后亮翻译的佛牟伦、埃克合写的论文《元现代主义札记》发表，随后受到中国学者的关注，彭锋、邵亦杨、桑翠林、曹亚男、赵润晖等学者借鉴元现代理论及方法来分析和研究当代诗歌、绘画、小说等。元现代理论话语开始在中国得到关注和研究并产生了一定影响。

（一）元现代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元现代及元现代主义发端于北美，可以追溯到1975年。美国学者马祖德·扎瓦扎德（Mas'ud Zavarzadeh）使用“元现代”和“元现代主义”来描述一组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出现于美国文学叙述中的美学倾向。虽然他还只是孤立地使用这组概念，但是他把元现代、元现代主义和文学审美联系起来，体现了其美学和批评价值。1995年，加拿大文学理论家琳达·哈琴提出应该用一种“新标签”来指称“后现代主义之后”的文化状况，而且这已经成为一种必然。她并没有明确提出这种“新标签”到底是什么，而是含混地用“后现代主义的反讽和戏仿”以及“历史书写元小说”等概念，试图突破典型的后现代主义。1997年，布鲁斯·塔克提出音乐“艺术合奏的元现代主义”，他把非洲音乐及其幽默感同芝加哥那些颇具野心的音乐艺术家的创作结合起来，从非洲艺术的共生性即艺术的多门类的原始结合出发，来重构现代音乐艺术。1999年莫约·奥克迪基用元现代这一术语来探讨当代非裔美国人的艺术，把元现代界定为一个“对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扩张和挑战，其目的是超越、破裂、颠覆、包围、质疑、瓦解、逼迫现代性和后现代性”。2002年，安德烈·富拉尼在分析作家盖伊·达文波特的文学作品时，把元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否弃后现代主义的审美趋势。

（二）元现代理论正式登堂入室

2010年荷兰学者佛牟伦和埃克合作发表《元现代主义札记》，标志元现代主义的正式登堂入室。

元现代摇摆在现代与后现代之间，摇摆在现代主义的热情与后现代主义的反讽之间，摇摆在希望和抑郁、天真和世故、同情和冷漠、同一和多元、整体和碎片、纯粹和含混之间。

在上述这些两两相对甚至相反的文化艺术和审美心理结构的因素之中，元现代主义由原来的势不两立，转变为在其间通过振荡、摇摆而获得一种新的存在状态、生成方式和结构形态。因此，中位性（metaxy）、摇摆性、即此即彼性就成为元现代理论最重要的方法。元现代主义是欧美学界为应对西方后现代主义式微而创构的一种新文论和美学话语。稍后，艺术策展人、艺术批评家、理论家纷纷跟进，他们提出了“元现代主义艺术宣言”“元现代主义诗学”“元现代主义传经学”“元现代主义哲学”等等。元现代和元现代主义只是不同层面的概念和理论，其实质是一致的，前者表示的是一种新的正在到来或即将到来的社会形态，后者表示的是一种新的文化艺术和审美“感觉结构”“感觉方式”，两者有时候又是可以互用的。这一话语方式与别现代和别现代主义的分析理路是不同的。

当代美国理论家斯托姆在《元现代主义：理论的未来》一书中，重视并论证了过程性、关系性、生成性的“过程理论”，进一步推动了元现代主义的发展。在其理论中，主体与客体、物质与精神、言语和思维、稳固与变异、结果与过程等所构成的价值、意义的生成性关系，应放在一起加以考虑。这种状态被斯托姆概括为“一种关系本体论”（an ontology of relationality）或“一种主体性的情感和功能”（a sense and function of subjectivity）。由米南德战车、忒修斯船，到赫拉克利特的不能踏入同一条河，再到人的身体不断更换细胞和血液，都是相对暂时的、寄居的，是一个因果历史的展开过程。如此来理解和解释艺术、审美活动，就类似于可以不断玩的游戏，不是没有意义，而是意义永远在生成的过程中。其中，与过程性相伴的是时间性，但是这里不能忽视空间性，因为过程性总是在时间性与空间性的坐标上延展的。由于过程的易逝性，斯托姆锚定了三个过程类型：动态唯名主义、模仿和人机工程学（dynamic-nominalist，mimetic and ergonomic）。这样，他就充分顾及了近代以来无论人文学术研究还是艺术创造的各个层面：从概念的生成、变化到语言的转向，从模仿到计算机技术乃至人工智能，从动态的过程到限定研究与创作的范围，从存在的在场到不在场的哲学思辨。换言之，对过程的强调可以使学者走出怀疑论的泥淖，而锚定的介入有助于克服反本质主义的迷茫。在这一点上，超越反本质主义要比德勒兹的“过程形而上学”（process metaphysics） 更具弱化怀疑论的功能。斯托姆从“锚定过程”（anchoring processes）的观点和理论来拓展思维空间，“锚定过程”这个术语把锚定之固定语义（可理解为本体、本性）和过程之变化语义（可理解为播散、痕迹）的相对概念结合到一起，形成了类似于元现代思维的生成性和“既……又……”、摇摆、振荡的表达方式及结构特征。如此处理和表达，既体现了其致力于超越现代主义及弗洛伊德主义，又以此来克服后现代主义及虚无主义。

与理论的提出形成互动的是，2011年卢克·特纳（Luke Turner）发表了“元现代主义宣言”，认为这一运动同时定义和体现了元现代精神（metamodern spirit），他将其描述为“对我们危机重重的时刻的一种浪漫反应”。这一看法显然承续了佛牟伦、埃克的元现代主义观点，指向了元现代主义及其所蕴含的新浪漫主义精神。不过，特纳在“元现代主义宣言”中对现代主义进行了批判和挖苦，反而对后现代主义故意有所忽视，似乎在他以“宣言”的形式批判和嘲弄现代主义的时候，后现代主义是不存在的，他声称其要以元现代主义来终结“一个世纪以来现代主义意识形态的幼稚，以及其不为人知的私生子（暗指后现代主义）的愤世嫉俗的不真诚”。因此，特纳以元现代主义作为超越这种幼稚、不真诚和过度愤世嫉俗的理论。特纳坚定地认为，唯有元现代主义具备雄辩机智的身份可以在反讽和真诚、天真和城府、相对主义和真理、乐观和怀疑，以及多元的追求和难以捉摸的视野之间穿行、摇摆并超越已经不合理的现代主义及其私生子后现代主义。

（三）元现代理论与中国文艺理论的相遇

中国当代文论界关注元现代理论是在《元现代主义札记》中译文发表之后。王洪岳结合中国语境和文化艺术审美的实际，开始对元现代及元现代主义进行研究。后来在多次国内和国际学术会议上，他宣读了关于元现代主义文论和美学研究的论文而受到学界关注。王洪岳于2017年和2019年分别获批元现代文论研究方面的省级与国家级课题。在这些研究成果中，他结合中文“元”及“元思维”“元叙事”在汉语中的流变，寻绎出与西方“meta”对接的基本涵义，指出在中国文化的元典《周易》及后世先哲著述中，“元”为创始、创生、长大、包孕之意。如此，就为中文学术接纳元现代及元现代主义奠定了一个语义学的话语基础。

近年来，元现代主义已影响到了国内的外国文学、美学、艺术学、文学批评界。中国学者桑翠林发表《英国“元现代主义”诗歌与〈玉环〉中的“中国风”》，运用元现代主义理论来探讨英国当代诗人萨拉·豪（Sarah Howe）的诗歌作品《玉环》（Loop of Jade），提出了和“元现代性”构成呼应关系的“中国性”概念。她选择这一个案例进行研究，把一个混血诗人及其作品中的中西合璧、互鉴互渗的审美元素和美学风格进行了重构，激活传统中国文化（玉文化）与传统英伦文化并使之相互影响，从而营造了一种新的审美境地。彭锋教授运用“元现代”理论来阐释和预测中国当代美术发展的走向，他进而认为“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美术有可能进入‘元现代’时代。人与人工智能之间的区别，将取代不同文化之间的区别”。彭锋引述王国维、邓实（曾和黄宾虹一起编辑《美术丛书》）、宗白华、丰子恺等四位美学家或美术家，在比较了中西美术（绘画）之后，得出了明确的结论，即中国美术对西方美术的优胜，甚至反过来对近代西洋美术产生重要影响。而西方学者也发现了这一点，像翟理斯（Herbert Giles）和宾庸（Laurence Binyon）等人将中国绘画理论介绍到西方，这就像20世纪初英美诗人如庞德、弗林特等诗人吸收了中国古典诗歌和日本俳句的优长而创造出意象派诗那样。彭锋还引述了劳伦斯（Patricia Laurence）的观点：现代主义“在自我建构中不仅用到了西方的资源，而且大量运用了……处于变革前沿的文化现象，包括中国艺术、文学和文化”。彭锋作为艺术理论家在文中提供大量案例，并说明20世纪中国绘画及其理论对于欧美产生和深化现代主义艺术所起到的举足轻重的作用。彭锋认为这种东方传统艺术对西方艺术的影响为“补现代”，绘画领域的“补现代”在当代有可能发展为“元现代”，“与之相应，艺术将进入‘元艺术’阶段”，他并且断言：“艺术领域的元现代，很有可能是人工智能主导的时代。”这一观点是颇具眼光的。人工智能（AI）和多媒体、新媒体的联姻，将开辟人类艺术发展的崭新领域。同时，美术理论家邵亦杨指出：“元艺术是关于艺术的艺术，能够反观自我或者说反审自身的艺术，一种艺术概念的集合。它强调自我反省，唤起观众沉浸式的体验。”元艺术还不是元现代艺术，而是构成元现代艺术的一个理解背景或某种生成元素。元现代艺术正是在“元绘画”“元图像”“元叙述”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元现代艺术是那种充分考虑或吸收了关系美学、间性美学，又发挥了主体在某种情境下能够表达出自我反思甚至自我反讽意味的艺术，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青年批评家曹亚男运用元现代主义理论，分析当代中国知名作家刘亮程的最新长篇小说《本巴》，认为它非常符合元现代主义的特征，诸如梦幻和真实、游戏与严肃、价值迷惘与史诗重建，因此导致这个作品成为“一个摇摆的元现代主义文本”。

（四）元现代主义与中国文论的契合性

中国文论界和批评界关注和运用“元现代”概念及“元现代主义”，进行理论创构和文艺批评并取得初步的成果，主要基于以下考虑。

其一，西方学界在后现代主义之后，面临着理论创新的困境。此前，已经有学者提出了“后后现代主义”“新新现代主义”“数字现代主义”“超现代主义”“自动现代主义”“变现代主义”“复现代主义”以及“新浪漫主义”“新情感主义”等，上述理论话语是为应对西方社会和文化艺术审美领域的问题而提出来的，但是往往局限于某一个领域或特征，或用重复的语词来表达不同的话语，如“后后现代主义”是指试图走出“后现代主义”的新的文化艺术思潮；“数字现代主义”是在广播电视盛行时期提出来的理论话语，而没有把握东西方文化碰撞和交融的趋势与变化；“变现代主义”主要致力于应对全球化后的旅行、多变、无根性、漂移性等新的社会和文化特征，亦没有触及深层的社会和文化艺术变动的根底，以及非西方社会和文化的特征。也就是说，上述话语要么陷入概念或语言延展的磕巴状态，要么陷入论述的片面性和表层性，都不能揭示出社会和文化艺术所发生的根本性转变及其原因，也就依然没有解决和应对“后现代之后”的理论困境和现实问题。在这众多的后现代之后的理论话语和方法中，元现代主义由于其自身的包容性、摇摆性、中位性以及融媒体性而获得了强大的优势。因此，同样反思后现代、走出后现代并寻找中国式现代化文论的建构，吸收、借鉴元现代主义就是顺理成章之事。

其二，中国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之后，正在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本来使用带有强烈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从一开始就不适应，以至于引介者和倡导者们或者早就转向他顾，或者从策略上进行调整。当代中国不应想当然地引进或提出新的理论话语，而是应在基于自己的经验和理性积累之基础上，又在外部思想冲击和启发下凝练出符合本土语境而且称得上“理论事件”的新理论话语。在此前提下，王建疆提出“别现代”理论，还有具有包容性、摇摆性和中位性的“元现代”理论，在“话语实践”上确有异曲同工之处，即都是为应对和阐释世界特别是中国的新问题、新文艺、新审美现象而出现的新理论话语。

其三，作为一种新文论的产生或创立，元现代主义在中国还有一个契机，就是在中国学者对莫言文学世界进行研究、阐释和把握时逐渐萌生和清晰起来的。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给予莫言的评语是“hallucinatory realism”（“虚幻/幻想现实主义”，亦可解为“巫幻现实主义”）。其实，莫言的文学世界是打破并融合了各种单一维度的创作思潮和“主义”，从而使虚幻和写实、探索精神与游戏精神、严肃与反讽加以结合的新文体、审美心理结构体，从而使它具有了海纳百川的气度、鲸鱼般的体量、反讽超然与真诚参与的新小说形态。元现代主义及其理论特征恰恰可以很好地概括和表达莫言文学世界的特质。

由此，元现代主义可以获得新的理论刺激和营养，可以充分吸收来自古老和现代中国、东方的思维方式、文化艺术和审美积淀的成果，而不仅仅局限于欧美社会。实际上，元现代主义已经由北美、西欧而波及东欧、乌克兰、俄罗斯、西亚、南亚、东南亚、日本和中国，而且不再局限于文艺和审美领域，在哲学、社会学、教育学、宗教、伦理学、政治学等诸多领域都有影响。如此，元现代主义将有一个偌大的空间和丰富的资源可以借鉴和发展。

三｜元现代与别现代的异同及其文论话语创构

（一）两种理论话语的共同之处

其一，别现代理论话语在中国产生、广为学界所知并波及北美和欧洲；与此同时，元现代理论在中国文论界得到翻译、传播和接受，影响至文艺批评界并开始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这是由于两种理论话语与时代和社会背景的当代中国所处于的挤压式、叠加式、杂糅型社会形态有关所致。时至今日，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等三种社会形态和文化形态依然广泛而普遍地存在于中国。

其二，别现代理论和元现代理论均建立在对新千禧年之交的学术思潮反思的基础之上。前者的倡导者王建疆开宗明义地指出，在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下，伴随着改革开放，中国当代的文论呈现出某种杂糅形态和特点，既有的文论话语不能阐释文艺和审美的现实。因此，需要新的文艺理论话语来对此加以深入揭示、精准把握和详细阐释。为此，他从“主义的缺失”到“主义的建构”，最终以创造出“别现代主义”来作为归结。王建疆的别现代理论，与来自美欧的元现代理论所面对文论建设新挑战的时代任务是一样的。无论此前的现实主义还是现代主义抑或后现代主义，在中国当代复杂的万花筒般的语境中，大抵都处于一种圆枘方凿的失效状态。在此前提下，元现代理论进入中国并与其文艺创作思潮结合，所产生的话语增生、丰富、异变，是一种文艺理论接受过程中的必然现象。以“元”来对接“meta”，以“元现代”对接“metamodern”，以“元现代主义”对接“metamodernism”，就将中国当代文论和文艺中所普遍存在的杂糅性、中位性、摇摆性因素和特点很好地结合在一起。这与别现代理论的旨意是基本一致的。

其三，别现代理论和元现代理论均产生于互联网时代，都注意吸纳了人工智能（AI）技术同文艺思潮相结合而创作的成果。别现代理论对当代文化、艺术产品尤为关注，如复合审美型电影、杂糅性绘画、嫁接型雕塑、奇葩建筑、囧剧、穿越剧等，都有相关论文和批评予以研究。这些作品以杂糅、媾和、拼贴、反讽、戏仿等形式或手法，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别现代理路，可视为别现代理论的阐释对象。元现代理论在欧美国家产生重大影响，从而促成元现代艺术思潮，涉及文学、影视、绘画、雕塑、戏剧、网络创作等多种艺术类型。在中国，也出现了带有元现代色彩的莫言、李洱、欧阳江河、西川、王家新等作家诗人的文学创作。在元现代理论影响下，中国当代电影、绘画、雕塑、设计、戏剧等艺术形式中，也愈来愈多地体现出元现代性。如中央美术学院2021届毕业展中的“鼓掌机器人”，次年即2022届研究生毕业展更是将其加以推而广之，推出了“机器人科技与艺术研究、生物艺术与科技研究、媒体艺术研究”等主题展。国内艺术界的这种趋势呼应了欧美国家的此类创作，如2000年生物艺术品“荧光兔子”的诞生。这种杂糅或跨界艺术，正是元现代理论可以大显身手的领域。因此，元现代理论和别现代理论大致是相同的。

（二）两种文论话语的差异

别现代理论和元现代理论也有着诸多不同。

其一，元现代理论是一种吸收西方后现代之后的理论资源，特别是那些力图反思和走出后现代的理论学说，同时又建立在中国本土既有的元思维、元意识尤其是小说元叙述资源之基础上，从而建构的一种属于新千禧年的文艺理论话语。元现代主义是力图反思并走出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话语。这就不同于别现代及别现代主义。王建疆认为，别现代理论的创构是在后现代基础上进行的，甚或是直接取自后现代主义。在他申报获批的国家课题原题目是“后现代语境中的英雄空间解构与建构问题研究”，后来他申请将题目中的“后”改成了“别”。因此，其理论思路、研究方法仍然带有很强烈的后现代意味。王建疆认为，别现代是一种需要抛弃的社会、思想形态，而别现代主义（有时候他又用“‘别现代’主义”）是以批判和超越别现代形态的思潮和理论。在其他表述中，他又将“别现代”称为“包含了既告别或不要虚妄的现代性，又建构别样现代性的理论主张”，而“建立在别现代基础上的别现代主义就是不同于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以及东方前现代主义的一种主张、思想、理论”。这些表述有很多闪光点，同时也存在目标和指向不明的情况。

其二，思维方式上的不同。是在“现代”与“后现代”之间，还是在“元”与“后”之间？这是区分元现代理论和别现代理论的又一方面。元现代主义强调其理论的建构是在现代主义的探索精神和后现代主义的游戏精神之间的一种摇摆或振荡状态。为此，元现代理论观照社会和文化审美中的新情感结构，这种新情感结构理论善于处理那些在“反讽超然”与“真诚参与”、“后真相”与“虚构”、“新浪漫”与“新真诚”、“恐怖与笑剧”等往往处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两级对立但又统一在“元现代语境”的艺术和审美现象。别现代理论倡导者和阐释者则强调“别”是处在“元”（meta）与“后”（post）之间的一个新的认知视角，以及存在状态或文艺形态。其实，这一理路将“元”和“后”在做了区分的同时，又使得分别建立在“元”和“后”基础上的“元现代”和“后现代”成为“别现代”的间性载体。而实质上，元现代既是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间，又是在后现代之后的思维产物，是对后现代的反思与超越。

结 语

别现代理论的创建者王建疆有一段话，可以说是对其整个理论的自我阐释和说明：“如果说，别现代是杂糅的，那么，别现代主义却是纯一的，这种纯一就是自我更新主义、自我调节主义、自我超越主义和实事求是的兑现主义。”这段有些难解的话语，其实传达出了别现代理论本身所具有的新思维，以及潜在的充满张力的建构性力量及其内在矛盾。而且由于别现代理论还处在生长、发展、壮大的过程当中，尚需要包括中国学者特别是创建者王建疆在内的世界各国理论家的共同推进。我们对别现代理论及其实施策略“跨越式停顿”“时间空间化”等学说的把握也需要深入。同时，我们也要正视其观点和理论的不足和晦暗不明之处，以及下一步推进和发展的重大问题。

元现代理论不像别现代理论那样属于“自东向西”输出中国理论、中国思想乃至中国主义，并非中国学者的原创理论，而是仍然试图通过再度“自西向东”，西风东渐，通过引介、阐发、补充、丰富，来打通中西，中西互鉴，并在此基础上思考中国新时代和“后现代之后”文论话语的创新问题。同时，用“元”来对译西文“meta”，将“metamodern”译为“元现代”，将“metamodernism”译为“元现代主义”，却是中国学人基于自己文化和汉语学术语境而做出的理解和译释，是基于观察和思考当下中国本土文论、审美问题而引进、改造、发展的理论与方法。于是，汉语语境中的元现代理论亦并非仅仅简单地引进西方话语，而是在充分汲取中国传统思想资源和当代文化艺术、审美感觉结构的新变，来建构既具有世界胸襟又具有自身特色的新文论的理论尝试与结晶。综上所述，目前别现代和元现代两种理论话语在新时代均不失为切实可行的新文论建构之道。

责任编辑：巨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