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勤福 | 中华传统礼制当代价值的理论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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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于《甘肃社会科学》2023年第5期，第108-115页。
汤勤福，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
提 要
中华传统礼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礼一体两面，礼义是礼制的内在精神实质，礼仪是礼制的具体表现形式，这就是“礼”之本质。中华传统礼制的变迁由礼义与礼仪之间的内在张力所决定。礼义内涵的变化导致礼仪形式的变迁，如此循环往复，成为礼制变迁的内在动力。中华传统礼制在历史上起到稳定国家政权、教化百姓、铸塑道德人格、凝聚广大国人、巩固社会秩序、促进经济发展、维护国际关系的作用。古代中国的礼仪是双轨制，既有国家规范的礼制，又存在礼典之外的民间礼仪，两者是互动的，在规范民众日常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中华传统礼制注重道德修养与道德实践，在历史上曾经起到重要作用。中华文明复兴需要正确应对异质文明，应当以开放的胸怀来容纳一切有益的因素。客观评价与发掘中华传统礼制有益于当代价值的因素，思考其现代性转换之途径，才能最终建成注重实践、符合世界发展潮流的现代礼制体系。
关 键 词
中华传统礼制；礼义；礼仪；中华文明；当代价值
中华传统礼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所体现的伦理道德早已滋润着国人的思想并融入日常生活之中，故而中国历来有礼义之邦的美誉。然而近代以来，由于社会激烈变革，中华传统礼制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乃至遭受严厉地批评，被斥责为“吃人”的礼教，故而礼学研究曾一度趋于衰落。尤其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传统礼仪被视为封建余毒而形如弃履，导致社会礼仪失范、伦理道德水准有所下降，礼义之邦遭遇着前所未有的尴尬境况。改革开放之后，社会各界逐渐正视这一境况，尤其是中华传统礼制所具有的浓厚人文精神以及注重道德修为、强调社会和谐的功能日益受到重视。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华传统礼制在古代中国具有显著的稳定功能，在规范政治、经济、民族关系乃至人际（国际）关系、人与自然关系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曾经为中华文明的延续与发展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经过学界努力，对中华传统礼制的具体研究取得重大进展。然而学界对中华传统礼制的理论问题，尤其是其在当代的价值研究显得不足，既未见专著，相关论文也较为罕见，令人深感遗憾。鉴于此，本文拟从理论上梳理中华传统礼制的形成过程、本质特点、发展规律、运行机制、社会功能、历史价值、现代性转换等问题，以便真正辨明其精华与糟粕，客观判断其在世界文化中的定位，真正弄清传统礼制向现代礼制转换的必要性、可能性及其转换途径，使之真正能够助力现代社会的道德建设，守望与发展民族传统文化，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发挥出现实价值。
一
礼、礼制与礼制变迁
在我们看来：礼是人际交往之工具，是人与人（或集团、国家）交往行为的规范与准则。礼制是由权力机构颁布的人与人（或集团、国家）之间交往行为的规范或准则。礼俗是民间自发的，不是由权力机构颁布的人与人（或集团、国家）之间交往行为的规范与准则。可以说有人类就有人之间的交往，交往就需要有一定的仪式规范，故而礼是伴随着人类的产生而诞生的。人们最初的交往规范自然是极其简陋的，但毕竟是被双方认可的一种规范的习俗（或称习惯），这便是原始礼俗。伴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出现了诸如族群（或族群联盟、国家）之类的权力机构，权力机构会按照当时的社会状况将原始礼俗的仪式规范化、制度化，于是规范的制度之礼——礼制便产生了。需要强调的是，权力机构是用“法律”的手段来确认它、规范它，赋予其“道德”内涵，要求人们遵循它而不可违背，带有强制性质。“礼源于俗”或“礼出于俗”便是指这种情况。礼一体两面，礼义是礼制的内在精神实质，礼仪是礼制的具体表现形式，在具体使用中体现出人与人交往的规范与准则，这就是“礼”之本质。
西方没有与“礼”相近的词汇，但西方早期人类同样存在着人际交往的规范、准则，因而原始礼俗存在于世界各地的人群之中，是人类共有的一种历史现象。其最初形态差异不大，随着不同地域文化的发展进程，原始礼俗便出现了不同的趋向，形成了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国家的形形色色之“礼”。
从制度角度而言，中华传统礼制有数千年历史，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国家疆域的演变、社会变迁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中华传统礼制的变迁历经四个历史时期：海岱龙山、红山、良渚等文化类型之前为前礼制时期；海岱龙山、红山、良渚等文化类型为代表的王国礼制时期；夏王朝到秦统一之前则属于王权礼制时期；秦统一之后到近现代是集权礼制时期。各时期又可分若干个发展阶段。之所以划分到近现代，是因为袁世凯复辟帝制的礼制确实是延续了封建思想，与此相续，国民党议礼、制礼仍以五礼为标准，改革并不彻底，没有完成中华传统礼制现代性的真正转型。
从表象上来观察，历史时期，影响中华传统礼制变迁的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其一，礼制变迁受到统治集团意志的影响，因此礼制变革往往反映出他们的政治意图。其二，礼制变迁受到礼学思想制约与影响，即礼学思想的变化引起礼制的变革。其三，礼制变迁受到国内政治、经济发展、疆域盈缩、民族关系等客观因素的影响。但从礼制的本质上进行分析，其变迁实际是由内在的矛盾运动决定的，即礼义与礼仪之间的矛盾运动导致礼制不断变迁。礼义即礼之义，汉代起又称礼意，是礼之价值所在；礼仪即礼之数，是体现礼之价值的表现形式。礼义与礼仪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特定的社会有特定的礼义，社会变迁使人们加深了对礼之“义”的认识，就会作出新的解释，那么礼之“数”也必然随之而变。也就是说，礼义内涵的变化导致礼仪形式的变迁，如此往复循环，促进礼制不断变化与发展，这就是中华传统礼制变迁的内在动力。
需要特别指出，尽管中华传统礼制的内在动力在于礼之义与礼之数之间的矛盾运动，但其变迁有个基本原则，即“礼，时为大”，通俗地说便是礼与时俱进、随时而变，以适应特定时代、特定社会条件。朱熹强调“因人之情而节文之，其居处、衣服、饮食之间皆有定制”，即礼制变革应当考虑人之情。人情反映出人们对礼义的看法，人情变迁基于现实生活之改变（即社会发生变迁），那么缘饰生活之礼也会随之变化。因此，缘情制礼、与时俱进、随时而变是礼制变迁的基本原则。
使用于现实生活之中的中华传统礼制，具有世殊礼异的践履特征。孔子的损益论、《乐记》有“五帝殊时，不相沿乐；三王异世，不相袭礼”之说，成为中国历代王朝制礼改乐的理论根据。《礼记》指出，在古代中国，礼之践履有“得与民变革者”和“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之分。不可变革者是伦理纲常、贵贱等级，可变革者是具体礼仪，汉儒董仲舒的“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就是论证这个道理。从中华传统礼制的具体礼仪来看，有着逐渐简化的趋势，进入近代之后，又染上了一定的西方礼仪色彩，但其核心的本质特性没有改变。
拓展一步看，古代中国某一王朝礼仪制度崩坏、伦理道德失陷、价值标准沦丧大多出现在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封建王朝统治末期，而且伴随着经济崩坏和社会动荡，若不及时改道易辙，则会出现王朝更替，其形式无论是帝王禅让、大臣叛反、外族入侵还是民众反抗，实际上都是礼制崩坏带来的直接结果。
二
中华传统礼制的历史价值和当代价值
评价中华传统礼制的历史价值与发掘当代价值极为重要，因为只有正确判断中华传统礼制的历史价值和当代价值,才能真正了解中华传统礼制能否服务于现代社会，以及在什么程度上、以什么方式服务于现代社会等重大问题。
《仪礼》《礼记》和《周礼》是儒家有关礼学的经典，也是后世制礼改乐的重要依据。吴丽娱先生指出：古代中国的帝王以及儒臣们都会号称继承“先王精神”来创制适用当世的“今典”；代表“先王精神”者是三礼原典，体现“当世今典”者是各朝具体礼制。稍加推衍，可以说中国古代礼制史是围绕着汲取先王精神与创制今典展开的，但主要是践履今典之礼。即礼制变革需要在保持传统和符合时情这两端中取得平衡，需要适时变革。
中华传统礼制不断适应新的历史条件而演化出的种种礼仪形式之所以历数千年而传承不断，能让中华民族以礼义之邦屹立于世，就是因为它在历史上起到稳固国家政权、教化百姓、凝聚广大国人、稳定社会秩序、促进经济发展、维护国际关系的作用。尽管中华传统礼制中存在一些糟粕，但它毕竟是中华先民的生命经验和生活智慧之结晶，积淀了丰富的民族文化内涵，彰显出丰富的价值意蕴，是中华民族的珍贵遗产。因此，就中国历史发展进程来观察，中华传统礼制符合古代中国演化的趋势，在中华历史上具有普适意义与人文价值，这是必须承认的。
众所周知，中华传统礼制内容极其丰富，天文地理、人间万事，大至国家典章，细至日常琐事，覆盖面极广。中华传统礼制涵摄的人文精神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彭林先生认为这一财富包括主敬、博爱、节人情、内外兼修、文质彬彬、礼乐兼修、知行合一、礼尚往来等内容，是支撑国人数千年的精神力量。因此，我们看到中国历代王朝制订的国家礼典曾经发挥着稳定国家政治、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规范上至帝王下至普通民众行为的作用。当然，封建国家礼典着重彰显政权的正统性与皇位继承的合法性，其主要内容是统治阶级上层人物尤其是帝王所使用的礼仪，对下层民众所使用礼仪的内容涉及颇少，大致从唐代之后有关普通民众的礼仪才逐渐增多。但是，即使礼典没有对下层民众使用的礼仪进行详细规范，其实地方官吏以及乡里机构是“参照”礼典相关内容对下层民众进行礼仪教化与管理的。自然，下层百姓也使用自己创造的民间礼俗，因此，封建国家对这些内容也进行严格管理。一般说来，历代王朝对民间礼俗较为包容，对民间信仰则有所选择，对一部分内容予以默认或吸收到国家礼典中，对可能影响统治的内容则严加禁绝乃至采用法律措施，以此来稳定封建统治。因而国家礼典与法典关系密切，尤其秦汉之后，融礼入法、礼法合一成为中华传统礼制变迁的主要趋向。如此，礼既是道德要求，又是法律规范；礼制既有教化功能，又有法制惩处功效。《礼记》强调“礼禁乱之所由生”“止邪也于未形，使人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也”，成为统治者管理和教化人们的金科玉律。
进一步说，古代中国普通民众遵行的礼仪是双轨制。即国家礼典中有少量规范，民众主要参考礼典里下层官员的礼仪降而用之，这属于国家承认的规范体系；民众还有一些约定俗成的自发性礼仪（礼俗），其中部分内容与国家礼典并不吻合。南北朝之后就有一些士大夫针对普通民众撰写了一些书仪、家仪之类的通俗的礼仪著作，这属于私家礼书，也使用于民间。两宋时期司马光《书仪》、蓝田吕氏《乡约》、朱熹《家礼》代表着中国古代私修礼书的最高成就。这些私修礼书流传很广并逐渐被国家认可，乃至明清时期有部分内容被修入国家礼典，成为国家礼制的组成部分。从这一角度分析，民间礼仪与国家礼制之间是可以互动的，在规范广大民众日常生活中都起着重要作用。
中华传统礼制之所以在历史上能够长久地起到稳定国家政治、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巩固民族关系、规范上至帝王下到百姓行为的重要作用，是因为它是一种文化软实力。中华传统礼制尤其注重个人道德修养与道德实践所起到的凝聚人心、铸塑道德人格、促进社会和谐有序发展的重要作用。
在笔者看来，中华传统礼制能发挥这种重要作用是由其主要特性决定的。中华传统礼制的主要特性可以归纳为历史传承性、民族认同性、地域普适性、体系开放性、异质包容性、道德实践性六个方面。笔者曾著文指出：历史传承性奠定了中华传统礼制作为民族文化的地位。民族认同性与地域普适性证明了中华传统礼制悠久地流传于中华大地，是反对民族分裂主义的历史根据和思想武器。体系开放性和异质包容性决定了中华传统礼制能够在当今世界多元文化格局中继续生存并发展。道德实践性是唤醒国人礼义之心的动力，能服务于现代社会。中华传统礼制积蓄着礼义对人心的凝聚，涵摄着“仁以为己任”的担当精神、追求社会和谐和长治久安的信念，进一步说，对中华传统礼制加以现代性转换，将对弘扬民族精神、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发挥重要的作用。
面对转型、挑战与复兴的新形势，如何认识中华传统礼制的当代价值？笔者认为主要表现在：其一，中华传统礼制是形成共同价值标准的重要前提，是凝聚国人、凝聚中华民族的强力黏合剂。其二，与时俱进既是中华传统礼制的基本原则，也是儒家礼乐文化的重要特征。礼的时变扩大和延伸了礼的运用范围、时效，提升了礼的现实功能，至今仍具有借鉴意义并为当代服务。其三，儒家礼乐文化有和为贵的社会功能，具有接续本土传统的文化功能。有学者认为：中华传统礼制在治理国家方面具有政治功能，在处理人际交往方面具有和谐功能，在移风易俗方面具有道德教化功能，在国际交往方面具有消解矛盾的燮和功能。其四，曲礼是贯通古代礼仪与现代生活的桥梁。曲礼是中华先民使用于日常生活的通则，琐碎繁复，涉及事亲事长、为人处事、待人接物、修身交友等内容，合理地吸收曲礼的仪节，对造就国人的精神气质、塑造优雅行为、提升国民道德素质具有重要作用。
三
多元世界与中华传统礼制
当今科技的发展已将世界缩小为“世界村”，国际交流日益频繁，多元文化之间冲突、对抗可能会日趋激烈。要理性辨析相关问题，对多元文化冲突有两种需要注意的倾向：一方面，需要防止人为拔高中华传统礼制的价值、神化其功能的倾向，反对夜郎自大式的保守主义；另一方面，需要防止民族文化虚无主义、旗帜鲜明地反对全盘西化的舆论倾向。数千年来，中华传统礼制已经积淀了中华先民深厚的生命经验和生活智慧，面对异质文化，应当充分发掘中华传统礼制的精华，从学理上真正了解它对完善新时期礼仪体系的重要作用，如此才能使它自立于世界多元文化之林而不败。
面对异质文化，中华传统礼制完全有能力来应对。中华传统礼制的主要特性可以化解困境并使自己转化而适应世界潮流：因为道德实践性是一种道德修炼，故而能够提升国人的现代文明修养和道德境界；异质包容性说明能够包容异质文明并借鉴其合理因素，从而提升中华文明的整体品质；体系开放性则能吸收异质文明的精华，消解其不良因素。异质文明之间交流可能会产生冲突、对抗，如果能够理解、包容，海纳百川，会使自己日趋强盛。因此我们认为，中华民族能适应世界发展的潮流，中华传统礼制有能力也一定可以应对世界多元文化的冲撞，必定能够海纳百川，不但能够融入世界文明之中，更能为世界文明发展作出贡献。
文化包容、互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世界发展趋势已经将人类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然而不同文明的矛盾与冲突也客观存在，这需要建立不同文明之间交流的应对机制，从而超越文明隔阂、缓和文明冲突、实现文明互鉴，求同存异，促进诸文明共存共荣、和谐发展的局面，真正构建起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中华民族的睿智，定会正确运用“中国智慧”、合理提出“中国方案”、正确使用“中国力量”、巧妙利用“中国文化”，推动良性互动，解决人类所面对的共同问题。这是中华民族的期盼。
例如，当前世界各国面临着和平共处、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暖、合理利用资源的难题，类似这些国际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的重大问题，古代中国的智者们有着很好的理解与解释并从礼制角度进行规范，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当时的难题，可供参考借鉴。中国古代先民从礼制角度来规范与自然界的关系，对自然的赐予有着感恩之心，满怀对天地万物的敬畏，强调人与自然共生共存的和谐理念。古代先贤们对此有诸多论述，孟子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王符《潜夫论》卷八《德化》称公刘“恩及草木……君子修其乐易之德，上及飞鸟，下及渊鱼，无不欢忻悦豫”，郑玄注《周礼·乡饮酒》强调“仁，爱人以及物”，这都反映出中华先民对人与自然界关系的深层思考，强调人与自然界和谐相处。
实际上，古代中国的思想家们设计出一套敬畏自然、顺应自然的管理制度。如《周礼》构建的秋官系统中有雍氏、萍氏、冥氏、庶氏、穴氏、翨氏、薙氏、硩蔟氏、翦氏、壶涿氏、牧师、柞氏等各级官吏，他们各自具体主管农、牧、渔、猎某一方面之事务，在礼制的规范下行使职责，顺从自然，使国家经济秩序有条不紊。《礼记·月令》中记载一年四季农、牧、渔、猎的禁忌，禁止违逆天时而行事，反映出顺从自然的思想。历代统治者则通过对天地山川的祭祀、对雨雪祈祷、五郊迎气、颁朔、读《月令》等具体仪式，企盼达到祈禳弥灾的目的，创置出一套适合农耕社会的礼仪制度。这些与经济活动有关的制度或具体礼仪，实际便是处理人与自然界关系的准则。同时，古代先贤们还提出实施仁政、不违农时、祈求丰收、强调生态保护等积极思想，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平稳与长久发展，这其中有许多可供借鉴的因素。
邻里关系自古以来便是中华传统礼制十分关注的一个方面，因为这与我国先民的居住形式有着密切关系。古代中国以农为本，科学技术不发达，百姓只能依靠集体力量来从事农业生产，集中居住、共同劳动成为一种比较有利的生存方式。正由于此，古代思想家们强调邻里关系的和谐并将它与国家管理密切联系起来。《孟子正义》卷一○《滕文公上》中提出“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的邻里关系；贾公彦疏《周礼·大司徒》称邻里之间“相保、相受、相救、相賙、相宾等，皆是民间之事，故云所以劝民也”。这些当然是儒家理想的邻里关系，在古代中国也在一定程度上实施过。这种处理邻里关系的原则运用到国家之间的关系，便是“亲仁、善邻，国之宝也”,把处理好邻国关系当作治国宝器和不二法门，这是古代先贤留给我们的珍贵思想遗产。在当今世界，“亲仁善邻”思想无疑可供我们借鉴，合理利用它可以构建起和谐的国际关系，以利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四
现代性转换：发挥中华传统礼制当代价值的必由之路
笔者曾经指出，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以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先知先觉着力批判“君臣父子”“三纲五常”等封建意识形态说教，横扫君尊臣卑、官尊民卑、绝对服从等背离普遍人性的片面规制，其历史的正当性无须怀疑。但也不能无视他们在批判过程中确实存在着的某些激进的、非理性情绪导致的片面性，比如完全否认中华传统礼制的历史价值，主张西化便是其中一个方面。“文化大革命”时期更是对中华传统礼制进行彻底的冲击、批判与抛弃，最终导致礼义之邦遭遇几乎无礼可循、礼仪缺失的境况。改革开放之后，这一现象已经得到较好的遏制，但是做好中华传统礼制的现代性转换仍有漫长的路要走。当前非常急迫之任务是要正视现状并采取补救措施，进而客观评价与发掘中华传统礼制有益当代价值的因素，思考中华传统礼制的现代性转换途径与方法。
当前仍然需要防止两种倾向。一种是认为中华传统礼制非常强调等级制度，帝王独裁、定于一尊，这种礼制完全是为封建专制制度服务的，糟粕甚多，它不适应现代社会，很难为现代社会服务，故而对中华传统礼制能否服务于现代社会持有怀疑态度。另一种则是强调中华传统礼制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片面夸大中华传统礼制的当下价值，打着弘扬旗号，菽麦不辨，将中华传统礼制中的某些糟粕视为精髓来宣扬。这两种倾向都是需要反对的。应该认识到，中华传统礼制含有封建专制的因素，因此理应对相关内容加以批判与彻底抛弃，不能良莠不分、混淆黑白；同时需要警惕并反对割裂中华文化传统、反对民族文化虚无主义，防止全盘西化。
在我们看来，中华传统礼制确实存在着诸多有价值的内蕴。从礼仪与礼义的关系来说，礼仪是生活方式，是外在形式；礼义是价值追求，是内在精神，可以说礼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华民族之根，已内化为国人性格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传统礼制是有关人的制度，儒家在论述礼制时赋予其人性修养的内蕴便是其精义之一。尤其是孔孟等儒家所主张的仁爱之说、忠恕之道，无疑具有普适价值。孔子提出的“仁者爱人”之所以具有人类的普适价值，是因为善良的人性本身就是“仁”的具体表现，是人类不懈的正确追求。引申到治理国家方面，德治主义仁政体现“仁者爱人”精神，强调内圣外王。这里的内圣是对帝王等统治者的道德要求，强调只有具备“圣贤气象”才能肩负治国理政的重任，才能达到外王境界，才能成就王道政治。《礼记·乐记》对实现王道政治有明确的说法：“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这种将礼乐与刑政合为一体、视作理想政体的王道，即将国家治理与道德提升合为一体，其经典的表述就是“内圣外王”。因此，《大学》强调“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这就是儒家反复强调的《大学》八纲领，自“格物”“致知”到“治国”“平天下”是他们坚持的个人道德修养与国家政治实践相结合的治国理政范式。在儒家学者看来，帝王的道德修养是治理国家之关键，这也是朱熹汲汲于“正君心”的理由，更是数千年来传统儒家学者对国家治理的经验总结。
进一步说，中华传统礼制内含着修身为本、德智并重、仁爱为先、忠恕待人、行己有耻、忠正廉洁、礼让谦和、与人为善、严于律己、诚心正意、父慈子孝、邻里和谐、敬业奉献、和而不同等优秀品格，反对一切虐民暴政，主张民贵君轻，批判一切损人利己、以邻为壑、朋比结党、尔虞我诈、猖狂自大、奢侈贪腐等不良习气及犯罪行为。显然，这些都不是教条主义、封建专制的政治说教，而是实实在在的道德修养与历练。《大学》要求“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说明礼具有道德践履的普遍性特征。正是在这种“内圣”学说的引导之下，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特别注重个人（上至帝王下至百姓）道德品质的完善、家庭伦理关系的协调以及社会人际（国际）关系的和谐。经过数千年的积淀，这些美德懿行已成为中华民族值得骄傲、值得继承和发扬的民族精神。儒家倡导的中华传统礼制有追求人性的完善、追求天地人完美和谐的合理内蕴，值得提倡与汲取。
尽管中华传统礼制保留着众多具有价值的内蕴，但它毕竟是农业文明时代下封建专制政治的产物，浸润着政教相维、纲常名教的说教，尤其宋元之后礼仪模式化、礼制法条化、礼教天理化，最终蜕变为禁锢思想的精神枷锁，因而需要充分认识到上述那些美德懿行中仍然或多或少含有封建色彩，与现代工业文明时代不能完全匹配。比如父慈子孝本身脱胎于君臣父子的封建伦理等级关系，即使是孔子所倡导的仁者爱人也非对所有人而言，儒家提倡的忠也体现出对特定人物（帝王、长官、主子等）的愚忠和对政令的盲目执行，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因而发掘中华传统礼制之当代价值必须经过现代化转换这一环节，使之除旧布新、古今相融、开拓创新、凤凰涅槃，以利其真正可以在现代社会发挥作用。
在笔者看来，中华传统礼制蕴含着中华先民的生命经验和生活智慧，可以成为创新的资源。中华传统礼制为现代社会服务必须寻求其更新机制，使其转化为能够为现代社会服务的宝贵的文化遗产。也就是说，中华传统礼制必须经过“现代性转换”这个重要环节，才能服务于现代社会并发挥其当代价值。我们应当摈弃文化自卑和文化虚骄的两极化思维，必须彻底抛弃中华传统礼制中的专制主义与贵贱等级制度，将中华传统礼制转换成能够与现代社会匹配的思想武器，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使其重获新生！
中华传统礼制现代性转换应充分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从政治观念着眼，中华传统礼制必须与君主官僚政体和专制权力做彻底剥离，使之成为一种更为纯粹的学理阐述和伦理规范。
如前所述，礼是人与人交往时的规范与准则，就此而言，它是可以也能为现代社会服务的。但需要清楚的是，中华传统礼制以儒家思想为基础，是农业文明的产物，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被历代统治者作为维系一姓之天下、压制臣民、维护专制统治的施政工具，将“三纲五常”“君尊臣卑”“存天理、灭人欲”“三从四德”“官尊民卑”等教条作为宰制民众思想的意识形态，这也是自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以来批判封建礼教之正当性所在。作为中国新文化的先知先觉如陈独秀、李大钊到胡适、鲁迅等人对封建礼教的猛烈批判和无情揭露，成为促进社会进步、民族觉醒和中国走出中世纪的重要驱动力。在笔者看来，如果不把数千年来中华传统礼制强调的封建专制、贵贱等级剔除出去，那么中华传统礼制中具有的中国智慧之伦理精神，所追求的完美人格之道德理想就不可能在现代社会发挥其正面的建构作用。中国社会整体上已经进入现代工业化社会，因而不破除传统礼制的封建意识形态之迷障，不剥离其封建因素、不付诸理性，不回归礼之本质而期盼用它来构建新时代礼制、塑造国人道德，那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其二，从立足点而言，中华传统礼制必须实现从共同体本位向个人本位转型。
儒家思想是以大、小共同体为本位，向其成员提出的一套规范性要求。先秦时期，儒家伦理提供的是以家庭、家族、宗族等小共同体为本位的道德诉求和行为规范，要求个人一切言行必须符合小共同体的利益诉求。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天人三策》，要求“独尊儒术”，儒家礼制逐渐趋向为以国家为本位的规制体系，要求个人行为规范必须符合国家这个大共同体的利益诉求，以家庭、家族、宗族等小共同体为本位的道德诉求则被包含在大共同体的道德诉求之内。在这种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大、小共同体为本位的道德诉求，其严格的规范性和社会制约抹杀了个人合理的利益和诉求，带有愚忠愚孝内涵的杀身成仁、节孝观念则风行天下，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观察，这当然也是历史的必然和那个时代的伦理需求。
当代伦理则强调在不违背社会公德的前提下，公民的个人权利、自由、尊严等价值和利益也是正当诉求，因此要求社会制度设计中应该包含为实现个人价值的条件和保证。其实，在现代视野中，国家充分保障每个公民的尊严、自由和价值，进而赢得国家的权力、尊严、自由和价值，从而实现整体文明程度的提高。由此可见，中华传统礼制必须实现从共同体本位向个人本位转型是其华丽转身的重要前提。
其三，从伦理形态特征来看，应当实现从贵贱有别的差序格局转型到以平等为核心特征的社会伦理格局。
中华传统礼制存在着非常明显的贵贱、等级秩序，可以称之为“差序格局”。《左传》昭公七年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孔子说：“贵贱无序，何以为国？”董仲舒表示“贵贵尊贤，而明别上下之伦，使教亟行，使化易成，为治为之也”，朱熹强调：“上下僭乱，不能尽君臣之道，如无君也。”可见，数千年来儒家学者一直主张并信服贵贱有等的伦理秩序，认为这一差序格局是天经地义之事。
而现代伦理最为重要的原则之一则是平等，与中华传统礼制强调的贵贱、等级格格不入，难以调和。我们承认儒家伦理确实含有极为丰富的私德资源，但它不存在现代公民、公民社会和公民伦理等因素。因而中华传统礼制要适应现代社会共同生活之准则，就必须通过现代性转换来弥补这一时空差距，唯一的路径就是引入以“公民”“平等”为核心的现代价值理念。同样，以“公民”“平等”为核心的现代价值理念也只有与中华传统礼制科学、合理融合，才可能使中华传统礼制在现代社会中获得新生并茁壮成长。
其四，从世界文明交融角度观察，应当在保存中华传统文化精华的前提下，充满自信地与域外文明交流与互鉴，使中华传统礼制之精髓在世界文明发展之中充分发挥作用。
经过漫长岁月的洗礼，不少文明已从世界上消失，但当代世界多元文明的格局没有改变。每个经历过岁月洗礼的文明都有其存在理由和价值担当，中华文明当然也有其独到的价值而保存至今。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自清代以来，清政府闭关锁国，政治上日趋腐朽衰败，外强凌辱下的中华民族确实已经落后于世界前进的步伐。晚清林则徐、魏源、冯桂芬、郑观应、郭嵩焘、容闳、严复等文化先驱提出各种改变现状的措施与方法，几乎无一不是强调师法西方而立足自强，如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冯桂芬提出“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自强之道，实在乎是”。显然这批文化先驱代表的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之精神，他们提出的中华民族自强复兴之路，包括以工商立国、行君主立宪、开报馆、兴学堂、派遣留学生等一系列方案。可见，向西方学习是近代以来先进人士的一致呼声。
其实，在中华文明发展的历程中，对异质文明并非一味拒绝，而是通过互鉴与吸纳、兼容并包而成长起来的。从源头上说，中华文明本身就是中原农耕文明与周边游牧文明互补融合的产物。尽管中国历史上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发生过激烈冲突乃至大规模战争，但也有岁月静好的和平共处。无论是冲突还是友好交往，事实上都使不同的文明得到交流与互补，促进了中华文明日益成长。中古时期，印度佛教的东传、丝路带来的域外文明，同样都融入中华文明之中，从而使中华民族更趋强盛。至于徐光启、严复等人对西学书籍的翻译、引入，应当说也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内涵。因此，中华民族有能力鉴别与吸纳异质文明的精华，从而加快自身的发展步伐。
同时也应当看到，自古以来世界各国文明都是多元并存、开放包容，无论东亚文明还是西方文明，都是在交流互鉴中发展着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客观的事实。即使是当代西方文明，实际上既有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的因素，也有近代以来德、法等国的宗教改革、启蒙思潮的因素，当然也受到东亚尤其是中华文明的影响，如《周易》、四大发明、科举制度等就对西方文化有着深刻的影响。
中华传统礼制是中华文明的精髓之一，它在历史上助力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获取了礼义之邦的美誉。当今，中华传统礼制进行现代性转换后，其道德内涵完全能继续为世界文明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总之，中华传统礼制的现代性转换是其重生的必由之途，是构建现代礼仪体系的前提条件。这一现代性转换必须以守望本土传统为前提，以现代性为标准来去粗取精，并吸收符合国情的异质文化精华，既要剥离封建专制、伦理纲常、等级观念等糟粕，又要融入现代社会所必备的因素，注重道德修养与道德实践、知行合一，遵循缘情度势、简约易行的原则，经过创造性转化与实质性发展，完全可以“建构起适合民众生活的现代道德礼仪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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