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亮 | 数字世界“焦土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阐释
点击上方蓝字 关注“甘肃社会科学”
原文刊于《甘肃社会科学》2023年第6期，第1-8页。
孙亮，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提 要
数字世界与美好生活不相容的观点在数字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中颇为流行，依照这一看法，数字世界必然走向“焦土化”的困境，它意味着人的情感丧失与“背井离乡”的“拔根状态”。从焦土化的根源看，这是技术与资本联姻的结果，线上数字生活世界一旦成为资本新的增殖空间，便会造成人们数字主体的丧失。但是，当倡导回归线下生活时，不能忘记线下世界同样在“食人资本主义”的魔咒之下。所以，“焦土化”的困境并不在于数字世界本身，而在于数字世界被置放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下。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角看，需要坚持对数据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瓦解数据资本主义私有权属性的存在基础，以数字生活与美好生活共存的理念推进数字中国的建设，从而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建构。
关 键 词
数字世界；焦土化；公共所有权；批判；中国式现代化
正文
数字资本主义成为近些年的热点问题之一，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数字资本主义通常被表述为一种经济模式，这种模式建立在数据的生产、提取和商品化的基础之上，算法则在其中充当了加固这一运行的基本保障手段。针对这一经济模式，从其制造社会不平等到“监视”人们日常生活，进而是关于算法技术部署对人的生存的无死角的“控制”与“调节”，这些问题在学术界已经得到严肃讨论。不过，这些讨论也带来很多误区，其中最为严重的看法是数字世界与美好生活不相容，数字世界必然走向废墟，进入所谓“焦土化”数字世界，即在这种趋向下人们具有反社会者的无情、同情心缺失的特征。这一点在西方资本主义批判理论那里得到了强化，无论是斯蒂格勒对人的认知与数字世界的“不相容”，还是像罗萨指出的“随着生活的‘数字化’……我们知道越来越多的身体参数信息（像是体重指数、血压、脉搏、血糖、血清素、褪黑素等等），也可以对相应的数值施加影响，但我们并不能真正掌控这些数值”，更为典型的是乔纳森·克拉里，他认为：“我们要拒绝数字化所导致的自我封闭，把时间用在真正的生活上，重新挖掘集体需求，抵制不断升级的野蛮行为，包括来自网络的暴力和敌意。”依照这些颇具影响力的看法，美好生活在非数字世界才能够达成。对此，本文将着力论证的观点是：美好生活是与数字世界相容的。人在数字世界中出现的问题——被看作是数字而非是赋予数字具有“恶性”的特定的资本关系——只是因为人们以拜物教的方式去审视数字所造成的，数字世界“焦土化”其实是现实生活“情感资本化”的投射。故而，我们不需要以“超越数字世界走向更好的世界”这样的方式去设想未来，相反，可以完善数字世界建构美好生活，这一观念的转换有助于我们走出像西方学术界面对数字资本主义那样仅仅只作单向度的批判维度。我们当务之急是以建构一种数字文明的新范式为时代任务，更好地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构，从体制建设的视角做好数字生活与经济这一事关发展大局的“顶层设计”。
一、焦土化的表征：情感丧失与“背井离乡”
“人作为对象性的、感性的存在物，是一个受动的存在物；因为它感到自己是受动的，所以是一个有激情的存在物。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从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这一表述可以看出，他在论述异化现象中具有了情感的基调，关注到人作为受制约的存在时情感之于人的本质性的维度。但是，这种本质性却在当代资本主义新的推进过程中被完全吸纳了，情感被“驯化”成了资本所要求的样子，相比于马克思时代人的情感被异化的现象来说，这种“驯化”导致情感异化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如伊洛斯的判断，“流行文化挪用甚至误用马克思的‘异化’概念，也主要是借用其情感内涵：现代性和资本主义使人异化，是因为它们带来了情感的麻木，使人们陌异于彼此、社区乃至内心真实的自我”。当然，如果从共同体生活来讲，情感可以说是人们“共在”的联结基础，也可以仿照瓦格雷姆的句式，指明了“只有有了共同生活的幻觉，才能有身处人群之中的感觉。诚然，开始一种真正的集体生活的厚望，它存在于潜在状态中”。但是，对于情感应当做一种历史性的解读，在资本原则主导的现代社会中，情感发生的异化是一种现实抽象发生结构性颠倒而产生的结果，这一结构是通过货币作为中介来完成的，“货币也是作为这种颠倒黑白的力量出现的。它把坚贞变成背叛，把爱变成恨，把恨变成爱”。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进一步分析情感拥有价值形式，“有些东西本身并不是商品，例如良心、名誉等等，但是也可以被它们的占有者出卖以换取金钱，并通过它们的价格，取得商品形式”。这些看法是在资本与情感的关系中加以确认的，情感的商品化是在一般物的商品化之外确证了人与人的关系表现为物或通过物的关系表现出来这一特定的社会事实，人的情感丧失标志着人被物化的彻底化。
不过，对于情感的控制问题，马克思只是给出了原则性的方向，至于如何具体地实现对情感的操控他没有具体给予分析。但在今天这样的大数据时代，人们理解这一点就不再困难了。资本主义通过控制技术对情感或者说人的欲望的象征性层面的具体运作方式，斯蒂格勒举了一个例子，“在1940年代，为了吸收谁都不需要的过剩物品，美国工业启动了市场营销技术，并在整个世纪内不断得到强化，……为了获得这些大众市场，工业发展了一种特别求助于视听媒体的美学。这种美学根据工业发展的利益，通过重新运行个体的审美维度，促使个体采取消费行为。这样就产生了象征的贫困，也是一种力比多和情感的贫困，它导致我所说的原始自恋（narcisisme primordial）的丧失”，这一丧失可以看作是情感被控制从而控制人的行动的基础。象征的贫困是大众传媒技术发展的结果，导致了个体化的丧失，“这种丧失源自象征物生产中参与的丧失。这些象征物既包括知识活动的产物（概念、思想、定理、知识），也包括感性生活的产物（艺术、技能、风俗）”。这些到了20世纪之后成为可能，计算技术工程提升了记忆技术，“成为十足的工业生活支柱，而且完全服从于劳动的全球性机械分工的迫切需求，服从于财富与角色分配的迫切需求”，视听和各类信息能够借助记忆工程的工业化推动美学工业的繁荣，最终为市场营销提供了便利，创造偏好，情感被广告作为目标捕获，将其作为一种可利用的资源，进而转化为商品加以交易，这些是资本主义度量原则拓展的结果，技术化使得个体越来越成为“技术个体”，从肉身到心灵情感都成为资本主义意欲建构的“客体存在”，数字化时代为这样的目的提供了技术手段。表面上看，数字生活在制造情感、创造各种“注意力”，例如，在“绩效社会”中，人们不断生产自我剥削的需求，激发内心之中“我能”的情感。而且，数字生活拉近了人与人的距离，通过可视、即时的通信设备使得人们强化了全球只是一个“村”的概念，但是，这类情感是一种被“中介”调节之后的“伪情感”，是自我丧失的明证，也是在数字时代个人生活进入全景监视的结果。
乔纳森·克拉里对数字资本主义批判也是从情感这一根本特点展开，“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多地被纳入数字网络协议之中。但是，友谊、爱、归属感、同情心、自由施展的欲望、相互分担忧虑和痛苦，所有这些和网络运作互不兼容，这就是灾难的根源所在”。这些在内心深处充盈着人生的情感与数字世界之间产生了冲突，一旦丰富性的情感被限制在单调的数字系统之中，情感会变得麻木、呆滞。鲍曼认为：“危险之处在于，关系模式的形式变了。……我不会发誓对一把椅子忠诚——为什么我要发誓将这把椅子当作我的椅子，至死不渝呢？”同样，在数字世界，按照乔纳森·克拉里的看法，由于情感从人的内心被连根拔起，这一本质力量丧失之后，人在受到压制、异化时不再对未来拥有希望信念，自然也就没有改变当下的企图，沦落为顺应、妥协、毫无思辨能力的群体，这是一个比以往任何一次对社会群体控制都更加彻底化的谋划，也可以认为是一次焦土化的过程，“焦土之地是指一个富有生机的地方退回到贫瘠的状态，同时丧失了复苏的能力”。
情感的丧失在数字世界愈发明显。人类的思考需要时间为基础，情感也需要时间的沉淀。但是，如今人们的生活时间被数字化时代各种软件占据。“24/7的世界昼夜通明，消除了阴影，是资本主义后历史（post-history）的最后幻象，作为历史发展动力的他者性被祛除了。”这其实就是将人绑定在一个数字构建的各类“机器”世界，“24/7的世界”甚至剥夺我们的睡眠，可以说，睡眠是对资本主义数字化世界的一种“中断”，睡眠看起来是人类能够抵抗资本主义的“时刻”，因为其他的生理性要求都可以被制造为某种商品。但不是说资本主义对待睡眠就没有办法，实质上，可以通过所谓的睡眠质量的提升（数字指标与药物性结合）和时间的压缩（数字产品的填充）实现对睡眠的资本主义化的建构。因而，人根本没有停下来对自我的情感进行体验的间歇，时间对人来说仅仅是一个“平日”（科西克），这样一来，数字化的世界也就顺理成章地吞噬了我们的“人生”，除了数字世界，再没有其他的世界可供我们去体验，现实的世界也是通过“数字世界”中介之后被加以认识的，人们与现实世界的“关系”被遮蔽了，我们熟悉的“地方”被抽象化为各类“空间”，“地方”主张的无可取代的情感体验都被清空了，仅剩下同质化的各类抽象的空间。
“几十年过去了，我们正在走向这个白板，而对白板上焦土一般的现实，我们也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一个被蹂躏和抢劫一空的地球，越来越多的土地变得无法居住且无法恢复。”克拉里说的是人从现实世界“背井离乡”走向数字化的抽象世界，这一“背井离乡”便是薇依的“拔根状态”，“是各种人类社会之疾病中最危险的一种，因为它会自我增殖。真正被拔根的人只有两种表现：或者他们落入一种灵魂的惰性状态中，几乎无异于死亡，就像在罗马帝国时期大部分奴隶那样；或者他们总是倾向于投身于——常常采用最具暴力的方式——那些不是尚未被拔根的，就是已经被部分拔根的人拔根的活动中”。这种拔根随着数字化世界的深入推进日益泛滥，人们在“计算主义”的信念下，灵魂、情感的惰性状态越来越严重，所谓数字化形式支撑起来的个体主体其实只是一个假象，如在流量与关注下的“网红”已经是被数字世界重新设定了的“形象”，个体灵魂“扎根”在流量的计算值上，可以被顺畅地转化为拥有价值形式的“数据资本”，这一充斥流量计算的数字世界着实如克拉里所说的那样，是一片无生命的焦土世界。
二、焦土化的根源：技术与资本的联姻
对数字世界拒斥的乔纳森·克拉里得出如下结论：“如果还会有一个适合人类共同生活的未来，那么它应该是一个‘线下’（offline）的未来，这个未来必须摆脱那些正在荼毒世界的各种系统，以及7乘24小时全天候运作的资本主义。”克拉里将“线下”世界看作是对数字世界“焦土化”的替代方案。这个看法奇怪的地方在于，一方面“线上”数字世界被高度资本化，另一方面“线下”世界就可以和资本主义“绝缘”了吗？如果“线下”同样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建构起来的社会形态，如何能够确保这个世界是“适合人类共同生活的未来”？
第一，数字世界改变不了资本增殖的本性，它必然加深社会发展的鸿沟。在乔纳森·克拉里看来，通过现代数字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借助对AI、5G网络和IOT（物联网）等的研究，可以确定地表明人类社会正在进入数字化日趋加深的世界，加速主义引发了这个世界在各个层面的变迁，推动着资本主义在生产、消费和交换等层面的加快与提升。不过，乔纳森·克拉里反对将资本主义描绘成一片光明，当然也反对整个社会都充斥着乌托邦的失落，而是与德国“价值批判小组”代表库尔茨的观点一致，即如果我们能够停止乃至废除当前价值形式化的劳动，那么，资本主义财富的来源则会被切断，这是对资本主义批判比较激进的观点。这种观点在一些学者看来有可取之处，如约翰·霍洛威认为停止制造资本主义，号召人们在资本主义如此严重的今天所要做的工作就是反对劳动，每时每刻都坚持自己的决心，反对所有预先决定的、所有有约束力的发展法则，因为这种预先存在的资本主义规定人们必须以某种方式行事。对此，我们回答说：不，没有预先存在的资本主义，只有我们今天制造或不制造的资本主义。我们选择以一种无助于资本再生产的活动来重构我们的行动。数字技术的发展能够有助于人们在劳动上有彻底的变革并对资本主义带来摧毁性的结果吗？克拉里给出了反对的意见，在他看来，数字技术虽然延续了人们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不断进步的想象，但是，资本主义无法在一个有限的世界内一直持续，“随着资本主义进入最后的阶段，新自由主义财政紧缩政策和环境破坏已经使这个星球变得面目全非。科学技术发展可以帮助人类实现和谐平等的社会目标，这个谎言已经不攻自破”。数字技术在资本社会中被发现，其真正目的在于有助于资本增殖，为此，技术更新进步的同时自然也表现为资本主义社会进步的一面。但是，它始终无法克服资本产生的社会分化问题，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性别、收入、地理限制、数字素养等问题必然会造成新的“鸿沟”形式，这不仅表现在经济生活中，所谓的西方民主也免不了遭受到数字化社会的冲击，例如，大数据投喂给投票者的信息被运用于纠正与引导其投票行为取向。“人工智能、机器人和物联网的不断推广，对人类而言是一种绝望的宣告。作为一个能够工作的、鲜活的主体，人类处在技术系统的边缘，而且对许多人来说，还因此陷入欠债、饥饿、疾病和贫困的窘境。”在资本推动下数字技术的发展背弃了人类原初发展的需求。
第二，数字生活成为资本新的增殖空间的过程，也是人们数字主体丧失的过程。这是乔纳森·克拉里引用雅克·卡马特的观点，这个观点属于马克思的科学观念传统的延续，在马克思看来，“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第一次使自然科学为直接的生产过程服务，同时，生产的发展反过来又为从理论上征服自然提供了手段。科学获得的使命是：成为生产财富的手段，成为致富的手段”。科学是资本主义蚕食人类和自然的手段，但是，在当前科学被塑造的外在形象中，它是以一贯中立的方式呈现出来的，这样的看法是在混淆视听，“目的是不让人认识到，西方科学和资本主义是紧密结合的”。譬如，合成化学物质、食品添加剂、塑料制品，“生产这些化合物的目的无非是提升制造和技术加工的水平，包括在军事方面的应用，同时也是千方百计地为了加强日常生活和商业中那些不必要的‘便利’”。资本主义依赖于通过创新剥夺的领域追求资本的永续积累，在技术的加持下，让人们自愿地以“我能行”的方式贡献自身的劳动、以“我需要”的方式去不断追求消费、以“我透明”的方式展示自身的麻木而便于全方面的监视等，这些资本主义原先以暴力去完成其积累的追求，今天以一种劳动者自我祭出的形式达成了。例如，可穿戴设备实时地收集人的心脏频率，人们活动的范围或者查询、点击的网址等数据将被再加工，再投放给我们，成为人们要做什么的统治机制，这些数据皆为人自己生产，一个人如果需要哲学类数据，就打开网络获得哲学类相关信息，这也是在辅助于需求的基础上的算法。正因为如此，数据成了资本主义最为重要的新的资本积累的要素，这无疑需要技术的支撑。资本主义追逐的是推进数字技术，因为有助于资本获得增殖的要求和资本的持存。但是，是不是如乔纳森·克拉里所说的，为了防止数字生活被资本剥夺，人们只能不看任何数字产品并离开数字化的生活？这种浪漫主义的回头路是不大可能了。作为主体，人们借助数字科技提升生活的同时与生活的关系也被改变了，在数字生活中，由于数据被采集且被用来分析和锁定我们，在数据被再次加工之后市场可以准确地引导人的行为。数字生活是一个被算法准确计算过滤后的大网，人匍匐在网结点上，没有可能逃出这张大网。当然，这样的数字生活中不太会有自身的主体，有的只是被加工的“客体”。
第三，线下世界同样在“食人资本主义”的魔咒之下，从线上逃离到线下——线上与线下就是通常所说的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并不能很快恢复人的情感。除现实的商品生产之外，情感等社会再生产是作为补充形式用来共同维护资本增殖的目的，作为建立共同体、共同价值、情感倾向和支撑社会合作价值的生产和再生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表现为在市场之外开展的，如家庭、学校，“然而，社会生产活动对于雇佣劳动的存在、剩余价值的积累以及资本主义运作是绝对必要的”，情感生产始终是以剩余价值积累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存在的。对此，南希·弗雷泽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下情感等社会再生产劳动往往被看作是一个独立于商品生产的领域，这样就看不到情感作为剩余价值积累的“条件”，也掩盖了其社会价值生产的秘密。“在这个新的世界里，金钱是权力的主要媒介，社会再生产的无偿劳动或低偿劳动的事实决定了如下问题：那些从事这种劳动的人在结构上从属于那些在‘生产’中赚取现金薪资的人，即使他们的‘再生产’劳动是有偿劳动的必要前提。”如果幻想离开线上进入线下世界就可以逃避掉资本对情感的奴役，这一想法既是对现实资本逻辑运行的无视也是直接斩断了线上与线下的纽带。虚拟的数字生活世界其实重点并不在数字，它依然是一种人类社会的生存空间，无论虚拟与现实都是人类社会生存的方式，线下世界形成的“权力”“主体”“统治”“不平等”“非正义”等一系列问题都会衍生到线上数字世界。依照马克思的看法，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个体具有了物性，是可以交易的对象物。在物化了的世界中，一切都具有了抽象的度量标准，货币成为物与物的“中介”，“货币的力量多大，我的力量就多大。货币的特性就是我——货币持有者的特性和本质力量。因此，我是什么和我能够做什么，这绝不是由我的个性来决定的”。当乔纳森·克拉里认为线下的未来是适合人类共同生活的时候，他也应该明白，“货币作为现存的和起作用的价值概念把一切事物都混淆和替换了，所以它是一切事物的普遍的混淆和替换，从而是颠倒的世界，是一切自然的性质和人的性质的混淆和替换”。
三、焦土化的破解：筹划数字生活的“未来”趋向
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人类的动作、话语、行为、关系、情感和信念将越来越多地留下永久或是半永久的数字标记。除了记载人类生活的数据，自然界、机器行为和建筑环境等方面的有关数据也会被逐渐收集起来”。毫无疑问，数字生活世界不是一种主观可以选择逃避的社会空间，而是日益量化社会涌现的结果，是现实生活衍生出来的生存方式。如今，对生活世界“数据化”的比例已经超过98%，当然，这得益于数字平台、数字收集成本、算力的爆炸式增长和数字信息的复制几乎没有边际成本等因素的改善。以乔纳森·克拉里为代表的学者认为这样的数字世界必然是情感的消失，“互联网上没有欢乐和悲伤，没有美和活力。一个人可以找到诗歌，但却找不到诗意。在孤寂荒芜和单调乏味的数字系统中，如此彻底地限制人类潜能的丰富性和无限性”。当然，他也看到互联网正是合乎资本主义对人类情感引导、塑造的需求，并指出焦土化的破解是一个后资本主义的世界，需要人们积极预设新的共同体和平等主义自治的建设能力。乔纳森·克拉里的这个看法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针对现实生活，他仅仅从人类共同体的“政治形式”去理解后资本主义，没有深入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革命意义上“后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因而现实生活中情感的物化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的关系被他以情感与商品交换的看法掩盖了，这个做法在西方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学者那里十分流行，商品交换的视角与历史唯物主义基于生产方式视角在理解物化形成的根源上存在一些不同。对现实生活世界的焦土化，《资本论》提供了典型的分析，本文不再讨论这个层面的问题。二是着重讨论数字生活世界注定只能是焦土化么，这个问题更直接的追问是数字生活只能是资本主义而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的形态么。如果有，当前数字建设的基本方向原则应该是什么样的。简而言之，如何能够拿回我们自己的数字生活的主导权。
可能有人会说，数字生活意味着人们随时待命，情感丧失与焦土化只是人们追求加速生活带来的恶果，不需要谈论数字生活的后资本主义问题，但这种看法不现实。在这些人看来，人们最需要做的是严肃看待慢运算的“慢”，也就是通过减速来实现生活中的“时间主权”，让人们的时间与注意力摆脱对人的注意力虎视眈眈的系统和装置。但是，这需要大家都能够同时慢下来，一旦我们不能够慢，就需要依赖各种APP，应用程序提供服务的同时也要默认其对我们数据的监视并将数据泄露出去。但是，在加速生活中习惯了的人们不太有时间去对一些应用程序设定进行调整，“尤其是软件经过更新时，身为富有战斗精神的人会持续追踪这些设定，软件更新以后立即检查是否狡诈地重新开启连接到各种数据储备”，这个时候就需要人们权衡提供服务与保护隐私之间的利弊，再决定是否授予权限等。但是，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是不成立的，无法实现主体从现实的数字生活中抽离出来，因为说我要慢一慢，或者当我发现某个软件、应用程序让我提供数据储备，我立即否决，拒绝意味着无法使用，对于用户来说根本没办法拒绝，用户主体无法获得数据主权。所以，主体方式的浪漫主义理解方式是不可行的，需要我们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式寻找出路。
其一，按照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分析，数据被资本竞相争夺的原因是它在资本主义的应用下转变为资本增殖的动力与要素，为此，需要增进“社会主义的应用”这一基本原则。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来说，资本会尽一切可能性掌控数据的主权，这当然包括发达国家对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数据主权的占有。资本主义相信借助大数据可以达到之前资本想完成但又无法完成的任务，如对人们生活全方位的控制可以借助大数据来实现，进而达到重塑资本主义的目的。数据被称为新时代的“石油”，表面上看，一个人浏览一个页面似乎没有什么价值，但是，当搜索的频次不断累积，这种搜索就提供了了解搜索群体信息的重要窗口。所以，有些软件与应用程序其最大的价值就是从手机用户那里获得的数据，它即使提供给使用者优惠也是某种“谎言”。只要这些应用程序维持了收集数据的功能，它们便能够赢得最大的利益，资本为了利益自然会想尽办法占据数据的价值。但是这不意味着数据本身就是“恶”的，更不意味着数据生活必然是焦土化的，只是资本主义的运用导致焦土化问题。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讨论机器时所说的那样，“矛盾和对抗不是从机器本身产生的，而是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产生的！因为机器就其本身来说缩短劳动实践，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延长工作日；因为机器本身减轻劳动，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提高劳动强度；因为机器本身是人对自然力的胜利，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人受自然力奴役；因为机器本身增加生产者的财富，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生产者变成需要救济的贫民，如此等等”。同理，数据本身也可以为减轻人的负担和社会发展提供各种便利。故此，当人们看到数字生活世界出现了各种矛盾，不能够一味地反对数据，而应该将批判的矛盾指向资本主义应用，改变资本主义应用才能够激活数据为提升生产力发展的支撑功能，这就需要以社会主义的方式转变对其应用，运行共同参与、各取所需、共享红利的发展模式，社会主义方式应用数据的主要目的不再是追求资本的增殖，而是服务国家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需要。
其二，资本对数据的占有是数据生活被调控、操纵的前提条件，为此，需要改变数据被资本占有的情况，重新回归到大众对数据共有的方式上来。如何规范资本主义应用，或者说如何规范对数据的应用，这是一个基础性的问题，政治经济学批判特别注重对财富创造元素的所有权的考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该问题。数据价值的归属问题自然也就成为人们关系的问题，它是属于个体还是属于资本，答案是很明确的，如果归属于资本，资本自然会越过法律设限监视人们行为等各类数据。从现实来看，根据“We Are Social：2023年全球数字报告”，全球有51.6亿人在各类数字平台上活动，其中47.6亿人是各类社交媒体用户，如果这一类的平台被个别的企业与资本控制，他们掌握了用户的海量信息和数据，这将导致用户出现“感知控制”、行为引导，特别是会形成算法的不公正。让数字服务的控制权回归到个人，同时，让数字生活中的个体能够共同参与公共服务的决策，使数字世界中的各类非正义、不平等以及权力失衡等得以消除，在总体方向上就是要将数据的所有权归属于我们每个个体，数据才有朝向社会主义方向被运用的条件，这就是要建立数据的公共所有权属性，作为公共所有权的数据它不能够用来交易，通过数据的公共所有权属性可以建立一个共治、共享的数据制度体系，这一部分可以由国家、政府部门代为管理，最终收益全民共同享有。当然，政府和相应公共管理和服务性的事业单位在履行公共行政事务的过程中依照相关法律采集和使用数据，它是以整个社会发展与良性运行为目的的数据运用，旨在社会中的个体最终共享数据运用的受益。但是，对于数据私有化来说，采集与运用数据的目的是为了资本对市场的控制从而达到利益最大化。譬如，近年来，一些平台垄断数据并利用数据的优势从中获取不合理的利润。如果政府部门能够推动平台的建设使其服务于大众生活，将会产生积极的作用。从这里可以看到，维护数据安全与激活数据的价值构成了社会发展的两面。激活数据的价值就要发挥资本的作用，但这又会侵犯数据安全，造成数据生活中的极权化、情感丧失的焦土化等问题。可是，创新、发展、激活数据的价值以此推动市场的繁荣是一条“无路可退”的道路，这需要对资本在何种层面上能够使用什么样的数据有明确的规定，给资本设置红绿灯自然也就包括资本在使用数据方面的“红绿灯”。另外，维护数据安全始终是一条底线原则，从法律的角度确保数据来源者合法、正当的权益，让拥有数据主权的主体的相关权利能够得到有效主张，这里最为重要的就是数据在被采集时的授权法规制定等。
其三，需要充分发挥数据融入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环节，提升经济发展的数据优势，更好发挥数据要素在社会发展中的基础作用，也要同时注意对数字生活的引导。谈论数字焦土化、数字生活中遭遇到的数据安全和数字鸿沟等是一个批判的维度，揭示了数字化发展中因为资本化所导致的现象。正如上文提到的，数字世界被置放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下，其呈现出来的“焦土化”只是一个浅在的人的生存状态，更为深层的还是通过算法、大数据维护资本主义的持续性存在。但是，数据就像棉花一样，只是生产的原材料，不能将其天然地看作是生产资料，就是说，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改变时，数据就不再具有价值的属性，随之，主体才能够真正地找回符合人之生存需要的数字社会。为此，在中国式现代化建构的伟大征程中，不能够像乔纳森·克拉里等人持有的必须超越数字生活、反对数字化发展的观点，而是要立足中国发展的具体实际，建设好数字生活，以数字生活与美好生活共存的理念推进数字中国的建设，“充分实现数据要素价值、促进全体人民共享数字经济发展红利”，在依靠数字创新驱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也要注意数字生活的引导，规避一些数字风险。在这一过程中，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角度，要坚持数据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不断建构完善的数据公共所有权属性的确权制度，瓦解数据资本主义私有权属性的存在基础，运用好中国数据，通过建立“建设国家统一共享开放平台”等措施，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提供支撑与动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面向未来，我们要站在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高度，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展安全两件大事，充分发挥海量数据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促进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
综上所论，数字化生活中出现的“焦土化”并非是数字化导致的结果，它只是在资本主义应用下赋予了数字化生活成为资本增殖的新方式，利用数字化更便捷而深入地进行“情感吸纳”，从而在情感被价值形式化的过程中实现资本对主体的操纵，这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所说的从“形式吸纳”到“实质吸纳”转变的资本主义必然发展趋向。故而，从政治经济学批判视角看，倡导逃避数字化生活的想法过于浪漫主义，因为线下世界是归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操纵逻辑，主体的情感丧失依然存在，“焦土化”问题的根源是资本主义，无论在线上还是线下，皆会造成这一现象。“焦土化”问题对人的生存方式产生了很严重的影响，作为“被操纵的主体”如何能够真正重新回到主体的位置上来，必然的方向是推进数字化的社会主义运用：一方面，充分发挥数据作为生产力发展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另一方面，要规避因资本对数据的占有并且造成了对数据的任意监视、操纵、商品化等问题，让关乎国计民生数据重新回归到大众对数据的共有，从而更好地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迫切需要。
责任编辑：包米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