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乔恩 | 数字资本主义与人的“新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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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于《甘肃社会科学》2023年第6期，第9-18页。

马乔恩，博士，西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提  要

进入数字时代，人类的生存方式、认知模式和交往方式都受到了数字资本的冲击，人类也因此被抛入新的异化当中。具体而言，数字资本主义重塑了人类的存在方式，使身体对数字“义肢”产生强烈的依赖，陷入自我量化、最终遭遇抛弃的危机当中；数字资本主义也重构了人类的认知模式，使人类陷入“分心”和“多任务模式”的认知困境，主体性被不断消解，注意力“异化”因此成为实现数字资本增殖的不竭之源；数字资本主义还重建了一种以数据导向和数字幻象为动力的交往模式，这种交往模式抹杀了距离，营造了虚假的自由，使得人们的思想趋同、娱乐泛化。对数字资本主义语境下人的“新异化”这三重构境的透视，增进了对人类生命境况的把握，为超越数字资本、实现人的解放提供着思想支撑。

关 键 词

数字装置；注意力；身体；交往；记忆

正文

数字技术正在以狂飙突进的方式重塑人的生产和生活，数字与资本的联姻和共谋已经成为人类共同面临的生存语境。由数字技术所引发的这场持续、深刻、广泛而又剧烈的变革，在使人类体验到数字文明所创造的繁盛的同时也使人类陷入前所未有的数字统治当中，人的身体、注意力和交往等都发生着新的异化。面对崭新的时代话题，人们需要用原创性、系统性的理论来诊断数字资本主义语境下人的生命境况，揭示数字资本主义的特质，并对这种特质进行批判性透视。“异化理论是一种学术建构，在这种建构中马克思展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对人产生的毁灭性影响，对他们肉体和精神状况的影响，以及对社会进程的影响。”作为马克思观察人类生命境况、批判资本主义的核心武器，“异化”理论至今仍然具有强大的解释力和穿透力，理应在我们反思数字资本主义的过程中提供重要的思想支援。“咀嚼现实，我们不难发现，人工智能在变革社会、为人类造福的同时，也在实质性地加剧人的物化和异化，并赋予异化以新的内涵和形式。”数字资本主义在以强大的数字范式重塑人类的生产生活、重筑社会基础的进程中逐渐分裂出自己的对立面，本文将以“新异化”为主要理论工具，分析数字资本主义语境下人类的存在方式、认知模式和交往模式的历史性变革，从而更好地把握数字资本主义的本质和特征，深化对其发展规律的认识，为驯顺数字资本提供一种借鉴。

一、身体的“新异化”：数字资本主义对存在方式的重塑

身体是印刻历史、文化、技术、科学的重要载体之一，身体的形态往往能直观地反映出人类所处的时代、生命所遭遇的境况。“肉体总打着历史的印记；它展现历史，历史破坏着肉体。”人类历史既是身体的受难史，也是身体的解放史，无论是社会层面还是哲学层面，身体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都处于被尘封的、被忽视、被贬低的黑暗当中。这种状态在数字时代得到了颠覆性改变，身体忽而成为一个醒目的焦点，成为权力追逐的目标。然而，这不代表身体真正获得了解放，而是意味着身体成为权力在数字时代的着力点。作为人类遭遇数字技术的主战场之一，“身体”为我们考察数字时代的“新异化”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棱镜，也成为批判数字资本主义的第一层构境。

1.“义肢”依赖：身体“新异化”的逻辑起点

技术的开发是人类自主自觉的活动，它以人自身的需要、利益和目的为“尺度”。作为对人的体力和脑力的模拟、延伸、超越，技术充当着身体的“义肢”，是对人的意志的实现和身体的解放。但随着技术的进化，人类的意志被置于技术进化规律的支配之下，技术不仅操纵物质世界，而且操纵人的意志，从而使人类逐渐丧失了在技术进化中的主导地位，一种以技术为中心的逻辑取代了以人为中心的逻辑。“人类的命运被技术的‘命运’异化了”，这里的“异化”主要是从身体和充当身体“义肢”的数字技术之间的关系来讨论的，至少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这种关系的“异化”：第一层“异化”是数字“义肢”对身体的重构，使得人类必须重新定位“何为身体”。数字装置作为人的肢体延长、感官延伸、体能放大的物质性工具系统，为身体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扶植，但也让身体屈从于它的操纵和摆布。“技术从根本上来说是人体的一个义肢，它最终取代物质身体。”对这样一种极端结果的预见，实际上揭示了身体对“义肢”的依赖和“义肢”对身体的重塑。当前，复制出与人体结构、功能完全相同的“身体”虽然尚未实现，但是通过数字装置来修复、完善一些受损、老化、残缺的身体器官，从而帮助身体克服一些疾病和局限，已经成为现实。经过数字“义肢”扶植的身体，已经不再是纯粹自然的、生物性的存在，而是带有数字化特征的“增强版”的身体。第二层“异化”是数字的“超能力”对人自身能力的取代，使得人类必须重新思考“身体何为”。“技术科学正在将越来越多的人（的身体）转变为后人类身体，侵蚀公认的有界、自决和至高无上的‘人’的范畴。”后人类身体的出现实际上就是通过数字“义肢”的介入来改善人类的某些认知、身体、心理能力，从而使人拥有一种超出人体基本能力之外、突破人体原有系统的“超能力”。在这个过程中，可以看到技术既增强了人的能力，也加速了人的自我毁灭。当人类放弃自身原有的能力而对数字“义肢”产生一种强烈的依赖时，人类的敏锐度和感知力都会迅速下降，数字力量越是强化、增长、释放，人的力量就越是衰败、弱化和消解。第三层“异化”是一部分拥有数字“义肢”的精英阶层对其他普通大众的超越。在数字“义肢”还没有成为所有人都可以享受的资源时，极少升级后的人类和普通大众之间的根本性差异就会产生。“大多数人并不会升级，于是也就成了一种新的低等阶级，同时受到计算机算法和新兴的超人类的控制主导。”在数字“义肢”的加持下，少数人将成为在身体、情感、认知上全面超越其他人的超人类，这样一种基于数字“义肢”的区分是不平等的再升级，也是数字时代人类可能遭遇的新的“种族主义”。上述三个层面的“异化”不仅仅体现了“身体”与充当“身体”义肢的数字技术之间的主从关系的异化，也揭示了因为数字“义肢”而导致的“数字鸿沟”“数字穷人”“数字排斥”等人与人的关系的异化。可以看到，数字“义肢”作为技术、权力、资本介入身体的重要装置，已经在扶植人类的同时向“人的本质”提出了实质性的挑战。

2.量化生命：身体“新异化”的现实表征

“在数据时代，总的来说，人们相信生命是可以被测量、被数字化的。”一方面，人们借助数字装置能够对自己的身体有一个更加数字化的了解。身体被安上各种数字装置，身体的所有活动随时产生并输出数据，装置负责随时收集、上传和分析这些数据。体温、心跳、呼吸、血糖等都可以被测量，这些数据能够精准地记录身体的各项指标，从而描绘出一个“量化的身体”。当前，对身体的关注显著提升，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仔细思量自己的健康、体型、外表等。“今天有各式各样的自我塑造实践，最极端的形式就是所谓的‘量化自我’运动。”“量化自我”运动就是通过跟踪身体的相关数据优化提升身体的各项指标，这些指标和参数预设了人的身体是有问题的、不完美的，在完美的数据面前身体遭到苛责和嘲笑，这就使得人们陷入一种必须让身体变得更好、更健康的自我折磨、自我否定中。尽管关于身体的知识只是一堆外在的数据，它并不能加深人们对生命本身的感知，也无法让人的身体变得更加和谐，更不可能真正优化人的生命质量，但是这些数据却能够对人的身体形成一种掌控和支配。可以说，“量化自我”实际上是人类对身体认知的退化，它使得人类对身体的多维度感知被简化为单向度的数据，也使得人类片面追求生命活动所产生的数据，忽视了身体本身的复杂性以及生命活动的丰富性。

另一方面，数字装置的普遍化也加剧了身体受制于数字资本的可能性。技术的主体性日益增强，人的主体性日渐削弱，技术逐渐偏离了人类预设的轨道且形成自己的逻辑，以服务身体的方式对身体实现了全面的接管，身体不得不去适应和接受被数字技术重新构序的存在方式。在数字帝国中，生命只有数字化才能被纳入整个序列当中，才能被记录、被统计、被承认。换句话说，一个生命的确证首先在于它被收录于数字档案之中，从而成为一个被数字逻辑接纳的社会性、政治性存在，一个未被记录进数字档案系统之中的生命实际上只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存在，即数字时代的“赤裸生命”。随着数字化的存在方式被整个社会接受和认同，未能实现数字化的人就成为“不正常的人”而遭到排斥。能否数字化成为衡量身体的一个重要标准，如果一个身体不能产生数据，或者不能以某种方式参与到数字生产当中，其存在对于数字帝国而言就是一种非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讲，身体的自然存在被置于次要地位，身体的活动更多是为了追逐数字，满足数字资本增殖的要求，人的身体被“异化”为一个个符号、数据，身体的活动被“异化”为不断闪现的视频、不断增加的流量。单个的、鲜活的、个性化的身体不再重要，重要的是由这些身体所产生的数据汇集而成的庞大数据库。数字装置成为身体参与这个世界的重要中介，成为身体与世界保持联系的主要方式，没有数字装置的翻译和转述，身体连接世界的通道仿佛就会被堵塞，身体就会和这个世界产生一种疏离感、陌生感。然而，数字装置对身体的翻译和转述往往通过脸部或其他身体部位的特写实现，原本具有整体性、统一性的身体被隐没在了一个个特写的镜头当中，原本丰富生动的生命活动被简化为一个个部位、表情，这些由数字装置截取的片段、剪影构成世人对身体的全部认知，一种扁平化、空洞化、数字化的身体代替了丰盈、灵动的身体。

3.遭遇抛弃：身体“新异化”的终极走向

在人类千方百计地通过数字装置来减轻身体的负担时，身体本身已经成为数字时代最大的“负担”。当数字“义肢”演进到无需拥有有形身体、不必占据物理空间、不用消耗过多资源，就能够以“虚拟”身份存在于赛博空间并处理各种复杂任务时，人类容易生病、腐坏、需要保养、维护的肉体就成为资本的累赘，成为人类无法逾越的障碍。身体异化的终极走向不是生老病死，而是被数字装置取代的一种必然趋势，属人的、有机的、自然的身体将成为整个数字帝国急于甩掉的包袱，这是身体的社会性死亡，是身体在数字时代遭遇的致命危机。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数字装置更能满足资本增殖对劳动力的要求，数字装置拥有远超过人类的体力和耐力，能够“任劳任怨”“不讲条件”“不计报酬”“毫不间断”地工作，能够承担极端条件下的任务，因而比普通劳动者更符合资本的期待。在渔猎时代、农业时代和工业时代都不可或缺的身体，在数字时代丧失了特殊性、优越性、不可替代性，越来越有可能被数字装置所排斥和取代。实体性的身体并没有彻底消失，但很有可能被边缘化。很多无人驾驶、无人商店、无人港口、无人工厂的出现已经预示着一种可能的“技术性失业”，身体正在成为整个数字时代最大的冗余。“我说过总有一天我们会怀念过去被剥削的好时光。因为至少剥削是一种社会关系。我为你工作，你剥削我，我很可能恨你，但我需要你，你需要我，所以你才剥削我。这与说‘我不需要你’截然不同。”技术性失业和社会性排斥最终将导致一部分身体被彻底排除在社会关系、经济关系之外，从而成为数字时代的“多余人”。扶植身体的数字装置根本目的在于剔除身体，由此可见，数字化剥夺了一部分人实现自身本质力量的机会，削弱了人类确证自我力量、自我价值的可能性，从而使人越来越成为技术的附庸，而不是具有自主性、独立性和创造性的主体。数字“义肢”正在以一种强大的力量摧毁动物性的身体，摧毁身体所构建的属人的世界，从而使得由身体主导的物理秩序让位于数字主导的虚拟秩序，以身体为主导的物理世界让位于以数据、流量等为主导的数字世界。

二、注意力的“新异化”：数字资本主义对认知模式的重构

数字资本对生命的侵蚀不仅体现在身体上，还体现在它开启了一种新的劳动方式、剥削方式，从而解锁了一种新的权力形式，这种权力从身体层面渗透到认知层面，通过捕捉、支配主体的注意力，彻底改变了人类的认知模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劳动方式，实现了认知模式和经济样态的双向互构，从而在更深层次上实现了对主体的塑造和控制。

1.认知模式的变革：注意力“新异化”的历史透视

人类注意力模式的形成与重构遵循一定的谱系，这一谱系与吸引注意力的技术、发明、设备、装置等密切相关，注意力模式的演进也伴随着人类社会的现代化、理性化进程。“注意力的问题不是一个中立的、无时间性的活动问题，而是一个带有历史结构的特殊行为模式的兴起问题——一个依照社会规定的规范来加以明确表达，并成为现代技术环境组成部分的行为模式问题。”从历史性来看，注意力是凝结着人的生命力的历史活动，人类的注意力模式必须适应新的技术环境和社会关系，而在技术迅速更新的今天，任何持久稳定的认知模式都变得不再可能。传统社会强调纪律、注重控制，就是为了使人们尽可能集中注意力，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劳动产出。“精准、专注以及有条不紊，是有纪律的时间的基本优点。”例如，工厂生产就要求工人的注意力高度集中，并通过纪律等方式监督工人全神贯注地投入生产当中，从而确保最大限度地压榨劳动力。然而，数字资本却对人的注意力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数字时代整个世界的信息呈指数式增长，信息的总量越来越大、时效性越来越强，人类被抛入过载的信息之中而无法自拔，保持专注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困难过，人对信息干扰的抵抗也从未如此无力，人与信息之间的关系被彻底颠覆。数字资本按照自己的需要创造出一种认知模式，这种模式通过持续更新刺激源和信息流，迫使注意力进入集中、分散、再集中、再分散的频繁切换中，从而不断突破人类原有的认知极限，达到新的认知边界。“当资本的动态逻辑开始戏剧性地瓦解任何稳定或持久的知觉结构的时候，这一逻辑同时也试图给人们强加一个注意力的规训王国。”注意力的有限性和信息的无限性之间的供给矛盾，使得注意力成为数字时代最稀缺的资源。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只能将有限的注意力分配到尽可能多的信息源之上，而分布在每一个信息源上的注意力就变得非常有限，这就导致一种慢性的、弥散的注意力模式——“分心”。“今天互联网和数字平台所谓的注意力经济学或眼球经济学的实质并不是注意力，而是一种分心。”可以说，持久的注意力缺失已经成为数字时代人类在认知层面共同的病症。

数字装置的多任务切换和窗口分屏为“分心”提供了便利，使得人们可以同时接收多个信息，处理多项任务，这就滋生了一种特殊的注意力分配模式——多任务模式（multitasking），即不断地在多个信息来源、工作任务、操作流程间切换，力求在更短的时间内处理更多的事务。多任务模式的确更能适应数字资本主义对繁杂工作的要求，从根本上讲就是增加劳动强度从而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但从人类进化史的角度来说，这种模式是一种文明的倒退、一种生命力的衰竭、一种社会性的疾病。追溯人类历史就会发现，多任务模式实际上是原始社会人类在野外求生时的一种必备技能，是人类为了生存而在紧急情况下采取的一种“例外状态”。人类认知的巨大进步就在于通过深度的专注和思考来创造更高层次的文明，追求一种属人的生活方式，专注和沉思是人类在漫长历史演进中逐渐形成的更高级的认知模式，也是人类摆脱动物性、超越人性、趋向神性的生活方式。数字时代人类被迫选择退回到多任务模式的根本原因是人们不得不选择一种以“分心”为主要特征的认知模式来应对过多的信息，这种认知模式拒绝停顿、拒绝迟滞、拒绝专注、拒绝反思。但究其本质，“分心”和“多任务模式”所导致的飘忽不定、精神涣散和过度活跃，实际上是数字时代的野蛮，是人类心智的倒退。“对注意力不要被分散的卑微要求，可能就是通往我们身处今天的电子迷雾中无法看到的未来国度的道路。”在人类通往未来的道路上要取得能够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成就，必须拥有深刻而专注的注意力，没有聚精会神、没有沉思，人类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超越和进步。

2.主体性的让渡：注意力“新异化”的内在机理

注意力是人类将知觉投射、集中于某一信息源、刺激物之上的经验，是人的主体性的一种外在的表达，具有综合性、复杂性、能动性。因此，不能把注意力理解为凝视或聆听的简单相加，也不能粗略地解释为视觉、听觉等单一的感官体验，相反，它是对主体认知、精力与情绪等综合因素的统觉。注意力虽然一直在人类的生产生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始终不是以往任何时代考察生产力时重点分析的对象，也从未像今天这样受到关注，这是因为注意力具有难以捕捉、控制和测量的特性。数字技术的发展伴随着人的感觉经验条件的创新和手段的革命化，也为人们把握和利用注意力的特性提供了可能。伴随着电脑、手机、ipad等数字装置的普及，注意力迅速成为一种新型的生产力，而数字装置也成为这种特殊生产力的收割机。数字资本增殖的关键就在于它掌握了能够吮吸注意力的工具——数字装置，从而拥有了一种普遍化、彻底化的权力手段。相比传统的装置，数字装置具有诸多独特的优势：数字装置能够精准把握注意力的特性，使之可捕捉、可控制、可测量；数字装置可以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最大限度吮吸人的注意力；数字装置还能确保分散的、零碎的注意力被吸收和整合。可以说，数字装置实现了对注意力前所未有的掌控。

从宏观的生存构境层来看，数字装置早已成为人类的必选项，人类已经没有办法逃脱数字化的生存语境，也没有选择是否使用数字装置的自由，而是必须强迫自己配合数字装置、顺应数字逻辑，成为数字帝国的“跟跑者”。人类正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让渡出作为设计者、开发者、创造者的主体性地位，沦为数字装置的“附庸”和“奴隶”。“在庞杂的智能系统和复杂的社会问题面前，人们别无选择，只有信任、依赖越来越聪明、能干的智能系统，‘托付’它们采集、存储和分析大数据，提供多样化的产品和全天候的服务，为维护社会正常运转而进行日常治理，甚至作出关键性的评价和决策，在危急关头自主进行处置。”数字资本主义着眼于用技术的、数字的、智能的手段来支配、利用和掌控世界，正是因为算法强大而精准的信息处理能力，使得人们认为算法能够提供更全面、更可靠、更高效、更公平的方案。“在数字化全景监狱里，居民的思想是可以被干涉的。这正是数字化全景监狱异常高效的原因，这进而导致对社会的精神政治控制成为可能。”对生活无缝式的监控和记录使得算法能够“读懂”人们的想法，从而使人类逐渐产生对算法的认同和依赖，开始放弃自主的选择，试图借助算法做出更正确、更明智的选择，达到规避风险、“掌控”世界的企图。人类对算法的认同导致自身主体性的丧失，与这种主体性一起丧失的还有一种探索未知的乐趣。“生命之活力、情感上的触动与真正的经验，都是在与不受掌控之物的相遇中形成的。倘若一个世界被充分地认知、计划和控制，那么这个世界就是一个了无生气的世界。”在工具理性的支配下，一切事物都变得可被计算、可被规划，所有的选择都依据算法做出，所有的方案都依据算法制定，人的主体性、能动性被数字的确定性和单一性取代了，未知与偶然被排除出去，因为只有确定和掌控才能高效地征服和化用世界并创造价值。

注意力“新异化”的又一表现是“记忆”的让渡。如果说工业革命的重点在于解放人的体力，那么，数字革命的重点则是脑力的解放。随着整个社会的数字化、智能化，人类的认知模式被全面改写，在这个过程中让渡出去的还有人的“记忆”。记忆不是一个中立的、无时间性的活动，而是一个带有鲜明历史特征的认知模式和信息处理方式。在人类历史上，记忆的载体一直处于变化和演进当中，从结绳、书写到录音、录像，人类记录信息的方式越来越便利，但记忆载体的颠覆性革命是在数字时代发生的。“技术体系拓展到全世界范围之后，它同时也是、而且首先是全球性的记忆术体系。”在当下，人类借助数字装置进行的一切聆听、观看、浏览、书写都体现着深刻的历史性。数字装置和网络传输使得信息的生产、存储、传播变得轻而易举，人类遭遇到一个丰盈的信息世界，人类的记忆也被“解放”了。曾经在记忆中处于核心地位的人，今天却成为非核心的参与者、旁观者，只需要通过点击屏幕等简单操作就能够把复杂的记忆任务交付给数字装置，这的确减轻了记忆的负担。但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记忆的让渡使得人类对过去和现在的感觉、持存都被压缩为空洞的数据，从而将人类推向了一种系统性退化的境地。“随着计算机开始占据越来越多的知识工作任务，技能退化的速度将会加快。”人的记忆是一种言说，是一个鲜活的、动态的过程，它会受到时间、空间等各种因素的干预和影响，被不断地更新和调整。在人类的大脑中不存在被原原本本记住并丝毫不变地还原的过去，人的记忆不是一次性完成的，它是被多次加工之后才得以留存的，只要个体的生命没有完结，对记忆的重写就不会停滞。“数字化记忆则是毫无遗漏地相加和积累。”而数字化的记忆则由一个个不会消逝、没有价值偏好、毫无情绪波动的数据构成，它没有延展性、重塑性，它长生不死、经久不衰，却单调呆板，毫无生趣。“如果心是记忆和回忆的器官，那么在数字时代，我们完全没有了心。我们储存了大量的数据和信息，却不再追求记忆。”当人类的记忆世界逐渐被各种相互叠加的数据所取代时，记忆就变成一堆数据垃圾而丧失了叙事的张力和纵深的可能。如果从精神层面来理解人的本质特征，就会发现人正因为精神世界、情感世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而区别于动物，而当人将记忆让渡出去时，人类对世界的感知就会日渐模糊、消退、丧失，人类也就丧失了言说的能力。

3.数字资本的增殖：注意力“新异化”的生产逻辑

注意力（attention)一词的词根，暗示着一种“紧张（tension）”的状态，它意味着在诸多的刺激源中抓住某一信息、事物、景观或符号的能力，一种内在于人自身、具有生命力和能动性的能力。这一机制表明注意力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投射，注意力的分配和使用也就意味着人的生命力的消耗，这是我们剖析数字时代注意力“新异化”的关键所在。“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由此可见，注意力的现实化就是注意力的对象化，即注意力一定要投射到某一对象之上才能得以实现。换句话说，“注意力”这种能力只有受到对象的刺激才能够被激发，事物、景观、信息等作为注意力的对象，是注意力不可或缺的、得以确证的客体。如果我们从生产力的层面理解注意力，那么信息就是一种必不可少的生产资料。分析任何一个时代的生产方式，都要讨论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之间的关系。“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因素。凡要进行生产，它们就必须结合起来。实行这种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在数字资本主义语境中，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结合的特殊方式就是通过数字信息这一劳动资料吮吸劳动者的注意力，这是数字资本增殖的基本前提和根本动力。

只有不断地吮吸活劳动资本才能增殖，同样，只有不断吮吸注意力，数字资本才能不断增殖。“这种新技术用于控制每个人的时间，调节时间、肉体和精力的关系，保证时段的积累，致力于利润的持续增长或最大限度地使用稍纵即逝的时间。”注意力经济通过数字装置最大限度地占据了人们可供支配的全部注意力，使得人们的全部时间被数字装置所吞噬，全部的精力被数字装置所吮吸，这个过程中发生的异化是显而易见的。注意力向外投射的过程实际上就是生命的外化、转移，即对象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并不导致异化。我们所关注的是作为对象化劳动产品的数据的丧失，由于数据被资本家所占有，由于不平等的社会关系，导致对象化的数据无法真正回归它的生产者，形成一种“疏离”，这种“疏离”表现为对象化的数据不仅不能回归到主体，而且反过来形成对主体的宰制。作为认知主体的人，理应成为注意力的主导，而不是被注意力的客体——信息洪流所裹挟，但事实上，信息早已反客为主。“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的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他自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在数字时代，人们在信息处理时消耗的注意力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的数据就越多，异己的信息世界就越强大，他自身内部的注意力就越匮乏。凡是被投射出去的注意力不再是内在于人自身的力量，而成为数据、信息，反过来吮吸人的注意力，最终结果就是信息世界的不断丰盈和人的精神世界的日渐匮乏，这是数字时代注意力“新异化”的重要体现。

从微观的生产语境来看，数字装置通过打破工作时间和自由时间、劳动空间和生活空间之间的界限，构建了一个个微型的“工位”，从而使一种不分昼夜、持续不断、随时待命的“弹性劳动”成为可能。数字装置的普及既能实现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即时互动，又能随时把握消费者的注意力分配情况，从而及时、敏锐地了解消费者的需求偏好，掌握市场动态，这就能大大提高商业决策的针对性、有效性，还能缩短筹备时间和生产时间，从而更精准、更快捷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由此可见，生产过程的提质增效是通过无数终端装置搜集消费者的注意力，借助强大的算法从中分析出有用信息，进而通过数字装置来调度和控制劳动者来实现的。大工业时代的资本家对工人劳动的剥削只在工作时间、工作场地进行，数字资本主义对人的剥削却蔓延至分分秒秒、延伸至随时随地、扩展到每一个人，这就意味着资本对人更加全面而彻底的控制。这样一种没有间歇、没有停顿、没有休息的控制，使得所有人始终保持活跃、在线的状态，这种状态表面上看是积极的、肯定性的，实际上却是人类普遍陷入身体乏力、精神倦怠、生命衰竭的前兆。

三、交往的“新异化”：数字资本主义对交往方式的重建

交往是构成生活世界的基本内容，其本质是两个或者两个以上言说与行为主体以达到理解为目标而进行的活动。数字时代不仅是一个交往不受时空限制的时代，还是一个万物皆可链接的时代，更是一个生活世界被数字资本殖民的时代，这就要求我们从交往的视角对数字时代的生活世界展开透视。通过交往构境层的透视，可以清晰地看到数字时代“交往”空前便捷、空前频繁的根源在于“交往”能够为数字资本增殖提供源源不断的数据。

1.数据导向和数字幻象：交往“新异化”的直接动力

在数字资本主义的语境中，数据、流量的无限增长几乎成为唯一值得追求的“善”。数字资本主义“不允许我们沉默，相反却不断地要求我们去倾诉、分享和参与，去交流我们的想法、需求、愿望和爱好，讲述我们的生活”。在数字资本构序的这种交往中包含着三个层次的“异化”：第一层次的“异化”是倾诉、分享、参与、交流、讲述的意义超越了事件、行为本身的意义。以“讲述”“分享”为目的而制作的文字、音频、视频的价值超越了真实在场的价值，这些都使得事件、行为本身沦为一种次要的存在，也就是说，数字资本主义将人的存在方式从“存在（to be）”转变为“观看（to watch）”“分享（to share）”“讲述（to tell）”。第二层次的“异化”是他人对事件的关注超越了主体自身的感受。数字时代的交往关注的不再是交往的主体或客体，不再是交往活动本身，而是交往过程中产生的数据。一个事件的意义首先在于它能引起他人对这一事件的关注、点赞、评价、转发，即它可能引起的数据流，而非它对主体产生的影响和价值。在数字资本的逻辑中，如果不能随时分享这些文字、图像、视频，从而引起人们的关注，进而产生数据，事件和行为就毫无意义。数字时代存在和事件的价值关键在于能否引起人们之间的互动交流，这种互动交流的关键又在于能否产生数据，而这些数据之所以重要则在于通过收集所有人在交往过程中产生的数据就能够织就一张庞大的数字网络。第三层的“异化”是幻象超越了真实。人们分享的文字、图像、视频通过记录、再现视觉、听觉体验模拟了一种不在场的“在场”，从而创造了一种永恒在场的幻象。数字装置为满足人们的即时交流提供了便利，人们乐此不疲地拍照、分享，沉溺于一个由图像、数字构筑的幻象世界之中。然而，这个看似丰盈繁华的幻象世界实际上却是干瘪、单调的。“数字交流就变得越来越多地脱离肉体，脱离面容。”人类的感知是多维度、多层次的，其中不仅包括听觉、视觉，还有嗅觉、触觉等，但数字化的交往则往往被简化为基于听觉或视觉的交流，触觉等身体的其他感知则被直接剥夺。“这种交流只是信息的叠加而已。”真实的体验变得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体验的衍生物，即数字幻象和数字交往，构成这些幻象的图片、视频是被筛选、被处理、被过滤、被优化之后的现实，是经由数字处理、驯化的现实，这种所谓的“现实”将充满矛盾、冲突、丑陋、罪恶的真相排除在外，从而使人们看到一个更加美好、鲜活的幻象世界，感受到一种虚假的完美和轻盈，与此同时也丧失了真相带来的踏实。两千多年前柏拉图的“洞穴寓言”所揭示的幻象对真相的蒙蔽，在数字时代重新上演。

2.距离的消失和虚假的自由：交往“新异化”隐性构序

交往的前提是对隐私的尊重，而公共空间的基石是私人空间。在人与人交往的过程中，没有距离就没有办法形成尊重，也就没有办法产生敬畏。但是数字时代的交往却充斥着一种彻底的无距离感，隐私被公开、距离被消减、私密被展览。没有了距离感，神秘感、美感都无法产生，交往变成了可被观察和消费的对象。以距离和羞耻心为特征的否定性交往将阻碍信息的高速流通，造成交际的停滞，必然会被数字资本主义所淘汰。数字资本主义所倡导的是以暴露和点赞为主的肯定性交往。“平滑的交际中没有任何对他者和异者的否定。同者之间的相互回应，会使交流达到最高速度。”肯定性交际的主要特征就是平滑，它提倡毫无保留的暴露，鼓励迎合和点赞，强调取悦他人，只有这样平滑的交往才能加快信息的循环，加速资本的增殖。正是基于对数据的狂热追求，数字资本主义鼓励一种“充分”而“自由”的交流。网络的灵活性、开放性、交互性似乎使人们的交往畅通无阻，但这种自由实际上是对交往的彻底宰制。一旦人们选择了数字资本主义所倡导的交往方式、使用数字资本主义所提供的交往工具，就意味着人们所有的交往行为将被监控和记录，交往过程所产生的数据都将被吸纳到大数据之中，原本单纯的交往活动将沦为资本的猎物。通过对交往方式、交往过程的监控，数字资本主义实现了对生活世界的彻底殖民，进一步完成了其开疆拓域的使命。可以看到，数字装置通过赋予人交往的自由而获得了对人的绝对的监控。一座监视民意、褫夺权利的数字化全景式监狱正在形成，这座监狱的特殊性在于它并没有隔断民众之间的交流，而是通过不断刺激主体沉醉于一种泛滥的交往，从而吮吸每一个主体的时间和精力。今天，在数字交往全覆盖的情况下，我们已经不再拥有私人领域。个人的隐私，特别是涉及生命、健康、安全的隐私，尚未得到有关法律、制度的有效保护，个人又很难拥有反抗的力量，这就将每一个个体置于一种“赤裸生命”的状态之中。资本利用数字化的交往实现了一种更加柔和、巧妙、隐性且更加全面、深刻、彻底的统治，这种统治已经成为现实，它凌驾于国家、法律之上，几乎不受任何制裁。随着信息技术进一步深入人类的交往当中，人们将深陷数字权力的温柔陷阱之中，这种温柔陷阱的典型表现就是虚拟交往的强势崛起。“虚拟交往”逐渐取代传统的交往而成为一种普遍的交往模式，相比疏远、冷漠的人际关系，人们更愿意与方便、快捷、贴心、主动、忠诚的智能系统交往。数字装置正在成为人类睿智的工作助手、贴心的生活管家、亲密的娱乐伙伴，成为和人类互动频率高、时间长、范围广的交往对象。人们已经很难把数字装置从工作、生活、娱乐当中排除出去，相反，数字装置已经开始扮演越来越多元化的社会角色，并嵌入越来越复杂的社会关系当中，而这也意味着人类将更彻底地陷入虚拟交往的温柔统治中。

3.思想的趋同和娱乐的泛化：交往“新异化”的逻辑结果

就使用价值来说，传统商品具有排他性、消耗性，而数字商品的非物质性决定了它能在不同时间被不同的人多次使用，从而具有非损耗性、共享性、可再生性。数字商品使用价值的这一特性也导致了它的价值的不确定性，数字商品越是能够吸引用户的注意力，越是被多次使用，它的使用价值就越大，它也就变得越有价值。人们试图通过信息的丰富和数据的庞大来延展生命的广度，实际上却丧失了对有深度的生命的感知。在注意力稀缺的情况下，人们关注某一数字产品的时间往往非常短暂，分配给这一产品的注意力也极为有限。尽管对同一个数字产品而言，不同用户的使用会产生更多的数据、流量，提高商品的价值，但是对于同一个用户而言，重复使用、收听和观看某一数字产品的可能非常小。对于数字产品的提供者而言，通过吸引更多的注意力来提升数字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是数字时代的核心任务，这就引发了流量效应。流量导向和从众心理使得人们越来越有可能关注同一个品牌、使用同样的产品，从而形成一种大众的、普遍的、同质化的消费、交往，人们的精神世界也日益趋同。数字资本主义倡导一种浅层的、快速的反应，反对深层的、缓慢的思考，反对人们进行任何缓慢的、悠闲的、专注的阅读和思考。而人们，一方面，对数字顶礼膜拜，希望一切都能实现数字化，对数据产生一种强烈的依赖，沉溺于数字构建的魔幻世界；另一方面，又轻视数据，迫切希望更新数据，急于抛弃旧的数据，根本无法形成对数字商品的敬畏感。

数字装置打破了以往由中心向四周辐射的信息传播方式，开启了人人都是中心的扁平式交往格局，营造了人人皆是主角的氛围，从而构建了一种娱乐化、庸俗化的交往，使得人们沉醉于参与式文化带来的主角光环而对自身的从属地位毫无自觉。当所有人都不再是单纯的信息的被动接收者和消费者，也开始成为信息的发送者和生产者时，信息源就从单一变为多元，这必然极大地增加信息的总量，但也使得信息的质量变得参差不齐。同质化的信息来源、消费内容、娱乐方式、社交媒介使人们逐渐融入某个消费群体、文化群体，进而使人们陷入一种虚假的认同之中，这从表面上缓解了共同体失落瓦解之后带来的认同危机，但实际上却指向更加深刻的虚无感。“随着社会中利己主义的强化和原子化的发展，共同行动的空间已经急剧缩小，因而也就更加难以形成一股真正有能力质疑资本主义秩序的反对力量。”网络空间中营造的所谓的同质化实际上只是数字化的个体偶尔的集汇，因为流量的原因而采取某个集体行动，比如，购买同一个商品，观看同一部电影，打卡同一个景点，等等。但是这种行动并不具有稳定性、团结性，相反这种行动极具偶然性、流动性，因此这些简单相加的个体只能被称为数字诸众，其缺乏共同体的特征，也不可能凝聚成任何革命性的力量。

四、结语 

数字资本主义的复杂性导致人们只能从某个特殊的视角、以一种相对片面的方式对其进行考察，从“新异化”出发对数字资本主义的探讨亦如是。上述分析试图通过对存在方式、认知模式和交往方式“新异化”的逐一检视，尽可能勾勒出一幅数字化语境下人类生命境况的全景图，再现数字资本主义语境中异化的新内容、新形式，揭示数字资本控制人、压迫人、剥削人的新方式、新路径，也呼吁一种超越过往时代的克服异化的新理论、新方法。存在方式、认知模式和交往方式这三层构境的“新异化”并不能穷尽人类生命境况的方方面面，但它们提供了了解数字时代人类生产、生活的主要棱镜，形成了对数字资本主义较为全面的现象学透视。身体、注意力和交往这三层构境共同揭示了一个不争的事实——数字技术并未兑现其所承诺的美好生活。资本逻辑与数字装置的共谋孕育出一种求新、求快、求长的价值准则，这样一种价值导致人类认知模式、存在方式和交往模式陷入新的异化，这是人类必须直面的生存现状。三个构境层提供给我们一种具有视差的透视，同时也揭示了数字资本主义“新异化”的共性，即数字资本对人的本质的颠覆，对人的主体性的挑战，这就迫使我们重新思考“人是什么”这一根本问题，从而寻求数字化语境下主体性复归的可能性。

对数字资本主义“新异化”的现象学分析需要从不同层面、不同维度展开，但对“新异化”的克服却需要从整体上推进。数字与资本的联姻将人类抛入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当中，这种生产关系实际上就是对一种兼具支配性与局限性的生产关系的反思与超越。仅仅以一种消极的、无意识的方式屈从于这种现实，或者仅仅以一种批判的态度分析这种现实，都无法真正超越这种现实，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具有系统性、建构性、前瞻性的方案，从而合理有效地应对各种“新异化”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异化”状态可以从逻辑上被理解为“非异化”状态的缺失，“非异化”状态和“异化”状态作为彼此的参照点而存在，马克思主义讨论“异化”的目的是指向人类在共产主义社会可能实现的一种生命样态。只有在将“异化”作为一种不合理的状态来克服的过程中，“非异化”的状态才能逐渐达成。马克思“异化”理论的最终旨趣就是追求一种尚未达到的非异化的存在状态，这种非异化状态是人之为人的重要标志，也是人类超越当下、实现解放的方向指引。如果我们对数字文明的讨论脱离了追求理想社会、实现人的解放、构建文明新形态的理论自觉，就会降低马克思主义所能达到的理论深度和价值高度。换句话说，对数字资本主义“新异化”的批判是为了构建一种克服“异化”，驯顺数字装置，驾驭数字资本的新的文明形态。“我们必须看到，在注意力劳动中不仅蕴藏着打破资本束缚的破坏性力量，而且还蕴藏着生成新的生产形式、社会形态的建设性力量，一个人人创造和共享知识，平等参与决策过程的数字共产主义必将到来。”当前，人类需要对数字技术进行理性的价值评估和合理的道德规范，使之成为数字技术发展的规范性、制约性维度，重构智能社会的劳动分工和社会治理，促进数字技术与人的双向互构，从而把人的主体性放在首位，使数字技术真正赋能美好生活的实现、文明新形态的创建和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痛苦的感觉不必然等同于有意识的反抗。因此，社会行动者总是有可能在遭遇并承受些什么而不自知。”对数字资本主义语境下“新异化”的透视，是人类保持自我清醒、寻求自我拯救的前提。问题已经迫在眉睫，数字资本主义主导的价值准则已经难以为继，新的哲学理念和价值规范呼之欲出。对数字资本主义的批判蕴含着对一种“规范性”的追求，即对如何实现美好生活和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反思，它将推动人类构建一种能够超越数字文明的新型文明。

责任编辑：包米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