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维昭 | 论经学流变、政治文化对中国科举史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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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于《甘肃社会科学》2023年第6期，第19-27页。

陈维昭，博士，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教授。

提  要

中国古代科举史在取士科目上经历了从唐、宋的多科目取士到元、明、清的“有科无目”的变化过程，在考试文体上出现了从诗赋取士、经义取士发展到“专重四书文”的变化过程。在这过程中，王安石在其科举改革中提出“罢诗赋及明经、诸科，以经义、论、策试进士”，虽然仅仅推行数十年，但对当时及元、明、清三代的科举制度产生深远的影响。学界已经充分注意到王安石提出的罢诗赋而重经义，但是王安石的“罢明经、诸科”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有科无目”的制度特点更应该引起重视。元代不但沿袭了王安石的“有科无目”的制度设计，而且首次将四书作为整体确立为明经科中的第一科目，从而将理学置于经学之上。这种理学试士的做法为明、清两代所继承。元代以来的这种科举制度的变化与其政治文化上的“一学术”“一道德”的取向是紧密呼应的。

关 键 词

经学；政治文化；中国科举史；科举；有科无目；四书文取士；理学试士

引  言

中国科举史始于隋炀帝大业元年（605），终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前后经过了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等朝代，延续了1300年。在这过程中，不但各个朝代的科举制度互有差异，而且每个朝代的科举制度自身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也一直处于变化之中。影响科举形态的形成及其变化的原因很多，政治、经济、哲学、学术、教育等方面的因素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科举诸科目中，对科举制度的性质、结构和功能产生最主要影响的是经义科。20世纪90年代，美国汉学家艾尔曼开始研究清代科举与经学的关系，由此开启了一个重要的学术研究维度。21世纪以来，科举与经学的关系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出现了一批研究成果，唐、宋、元、明、清各代科举与经学的关系都有专门的论著进行讨论。这些研究大都将科举史与经学史两相对照，着重从经学流变对历代科举制度的影响展开讨论，从而揭示了历代科举制度形成与变化的思想根源。

然而经学只是一种观念形态，它仍然是被决定的，在影响经学形态的形成和发展变化的诸多因素中，政治文化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政治文化与经学流变的错综复杂关系中考察科举制度史，方能更贴近问题的实质。比如，朱元璋驱逐元代统治者、重建汉人政权之后，其科举制度为什么不继承宋代的多元取士制度，而是取法于元代？乾隆中后期清高宗开始表现出对程朱理学的质疑，为什么四书文在清代科举中一直占据首要位置？仅从经学内部的汉学与宋学之争、义理与考据之争，或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之争去考察，都很难触及问题的实质。又如，对于王安石的贡举改革，人们往往注意到了他的“罢诗赋、专试经义”，往往聚焦于“诗赋取士”与“经义取士”之争，当然，这的确也是宋代科举的焦点问题，但是，王安石的“罢明经、诸科”同样应该引起我们重视，它究竟是经学科内部的结构调整，还是有更为深远的政治、思想方面的考虑？

自晚清皮锡瑞的《经学历史》问世以来，经学的历史流变被作过各种形式的梳理。从汉代的今文经学、汉唐的古文经学、宋代以及其后的理学和心学，其发展脉络被梳理得越来越清晰，复杂性与系统性也越来越被彰显。不过，对于科举史来说，一般意义上的经学史认知已不足以描述科举史的特殊性，我们对经学史的流变应该有一个独特的观察点，即对科目的设置、考试文体的选择与定位等产生影响的经学因素有哪些？它们起于何时？又是如何受制于特定的政治文化的？当元代把四书作为一个整体设置为科举科目时，经义从此便分为四书文与五经文，这对于科举史观察来说至为重要，笼统地描述经学与科举的关系，显然尚未触及科举文体的深层结构。

本文着眼于政治文化、经学流变与科举制度三者的关系，展示中国科举史的另一个面相。

一

通经致用与“文辞取士”

以经试士，始于汉代，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政治理论，罢黜百家，尊崇儒术，置五经博士。博士弟子通一经即可为官，经学成为考核人才的一个尺度。隋代创立科举制度，它以笔试的形式选拔人才，即所谓以“文辞取士”。所设科目有明经、进士两科。明经科即是以经学考核人才。

经学作为一种知识类型，与科举的笔试形式产生了一种天然的矛盾。一方面，六经本为六艺，具有强烈的事功实用性。《史记·滑稽列传》记载：“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义。’”六经从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实践性，“致用”是“通经”的目的。董仲舒的今文经学即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向，他用天人感应、阴阳理论去论证西汉政权的合法性。

另一方面，经学作为一种知识体系和思想体系，其自身无论从字义的训诂、思想的领悟来看，都具有强烈的专门性和特别的难度。西汉中期以后，随着古文经的发现，今文经学逐渐衰微。东汉末年贾逵、马融、郑玄等人遍注古文群经，成为汉代经学集大成者，形成了古文经学。而恰恰是这种注疏经学影响了唐代经学，形成了汉唐连称的古文经学。班固说，汉人章句说经，动辄万言。如汉景帝时丁宽作《易说》三万言；元帝时秦恭增饰其师夏侯建之说《尚书》至万言；景帝时韩婴作《诗》的《内传》《外传》数万言；武帝时后苍说《礼》数万言，号曰《后氏曲台记》；宣帝时于大议殿中与群儒讨论《公羊》《穀梁》的异同，议三十余事，尹更始据此作《左氏传章句》。这种动辄万言的解经方式一方面显示了汉代经学的烦琐，另一方面也说明五经之学是一种需要进行长期钻研才能获得通识的学问。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三十而五经立也。”宋代孙复治《春秋》，居泰山四十年，始能贯穿，自成一说，可见通经如此艰难。唐、宋科举的“文辞取士”性质决定“通经”之无法达成。唐代与宋初的明经科采用帖经和墨义的形式，考核的是士子对儒家经典的记诵能力，远远达不到通经致用的目的。

而更重要的是，科举的目的并不是选拔经学人材，而是选拔官员。把候选官员定位在具有三四十年经学“学龄”的士子身上，显然并不符合科举的目的，也不符合现实政治的需要。科举所能考核的只是士子的经学常识。对于士子来说，科举是任官之前的准备阶段，用最短时间去顺利通过各级考试，这是士子的普遍心理。宋代毕仲游曾指出：“汉唐诸儒，亦多抱经白首，然后名家。近世如孙复治《春秋》，居泰山者四十年，始能贯穿，自成一说，人犹以为未尽《春秋》之旨意。而熙宁、元丰之进士，今年治经，明年则用以应举……圣人之经术，遂但为卜利禄之具，要之应举得第而已，岂有正心、诚意、治经术、谋圣人之道者哉？”这是站在经学的立场去表达对士子不通经现象的失望。但是，科举考试的目的并不是要选拔、培养“通经”的专业人才，而是选择既通晓经学大义，更具备理烦治众能力的管理人才。只是由于经学在科举制度中的立本性质，“通经”就一直成为苛求士子的制度要求。

考虑到科举的时效性与通经的难度之间的矛盾，唐代有三经、二经、学究一经等专科，宋代王安石改革采用士子占治一经的制度，至元、明、清，士子各占一经应试成为常规的制度。但是，从理论上来说，只有通六经才能通一经，其结果是，应试的考生总难免于“徒事记诵”“空疏不学”之讥。

北宋王安石的科举改革罢帖经、墨义的考试形式，改为大义，强调从义理上解经。元、明、清的经义沿袭这种考试形式，但考试以有限的字数去诠解经义，考官难以据此判定考生真正的经学水平。尤其是明、清的经义文，明初五经义每道300字以上，至隆庆、万历间开始限定经义文的字数上限，经义文不得超过500字；清乾隆四十三年（1704）始定为700字，永为定例。如此短小的篇幅相对于五经作为一种专门的学问而言，便易于写成陈词滥调。而字数的限制又是科举作为一种标准化考试的性质所带来的局限性。

如何在“文辞取士”的框架中真正实现通经致用的经学目的，这是历代科举制度设计者所殚精竭虑的。

二

诗赋取士与经义取士

尽管汉代以来即有“五经取士”的传统，但在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度中，在试士的诸科目中，经义并非唯一的或最主要的科目。唐、宋、辽、金时期即有进士科与明经科的并立，当然同时还有许多其他科目并存，而“诗赋取士”在很长时期内成为科举考试中十分突出的现象。诗赋取士与经义取士的关系问题，体现了官方对官员素质的基本设定。

冯梦祯《历代贡举志》所载“至炀帝好文词，始置进士科，专诗赋取士，不复阂行能”，虽不被今天的学者采信，但隋唐人才观在一定程度上承南朝之旧，则是有迹可寻的。南朝的皇帝多有嗜好诗文者，至梁朝达致巅峰，昭明太子之《文选》成为人才文采风流的测试标杆。在南朝的人才选拔中，“以文取士”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世俗崇尚文词，“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据兹擢士”。唐代文章风尚承六朝而来。唐初科举自高祖至高宗，虽然基本上沿五代之旧，进士科仅试策，但其策对的文风却承袭六朝骈文的绮靡华丽。文采风流是人文修养到了相当程度之后才能达到的境界。唐高宗在谈到其第六子章怀太子李贤时说：“此儿已读得《尚书》《礼记》《论语》，诵古诗赋复十余篇……”《旧唐书·后妃传》记德宗朝的宋庭芬教育五位女儿都是“始教以经艺，既而课为诗赋”，都将能诗赋视为人文修养的标志。倘能文质彬彬，则“诗赋取士”也属于对人才的高层次期许。唐代以诗赋取士正是沿袭南朝的人才观而作出的科举科目设置。唐代几位皇帝对文学的喜爱更强化了“以诗赋取士”制度的推行。

关于唐代科举制度的特点，人们往往以“唐以诗赋取士”称之。所谓“唐以诗赋取士”，不是说唐代的科举仅仅用诗赋来考士子。唐代的科举科目甚多，最主要的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字、明算等。其中，只有进士科以诗赋取士。唐代进士科的考试内容一直处于变化之中。唐初的进士科仅试策，唐高宗调露二年（680），考功员外刘思立奏请加试帖经与杂文，文之高者始放入策。后因武则天当政，事复因循。太宗贞观八年（634）以后进士科始帖经史。至中宗神龙元年（705）始行三场之试并开始以诗赋试士。玄宗天宝十三载（754），玄宗御勤政楼试四科制举人，策外加诗赋各一首。制举加诗赋，自此始也。说明唐代的进士科也不仅仅考诗赋，而是策、经史、杂文（即诗赋）数科并考。因进士科在唐代众科目中最为瞩目，“进士科，始于隋大业中，盛于贞观、永徽之际。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而进士科中的诗赋之试也越来越受重视，故把“诗赋取士”作为唐代科举的标签。唐代科举独尊诗赋，这也与它对经学的科举定位有关。

唐代是一个思想多元的时代，儒学虽为官方主要的意识形态，但皇帝崇尚道教，科举中有“道举”的科目，其帖经也包括《老子》，社会上佛学又大盛。唐代的政治体制为中央集权，但其思想领域并未着意于思想管制。故唐代科举中经义采用帖经、墨义的形式，可见官方也仅是以经学知识要求考生。故唐人对“诗赋取士”并未产生争议或反感。《宋史·选举一》记载苏轼说：“自唐至今，以诗赋为名臣者，不可胜数，何负于天下，而必欲废之？”当文章辞采成为人文素质水平的体现而不是掩饰内心空虚的饰词的时候，“以诗赋取士”也可以得名臣，这是不足为奇的。

如同真正通经者必是六经子史皆通一样，真正善诗赋者也不会只识卖弄浮词。宋代毕仲游说：“诗赋虽若无足为者，而题目或出于经，或出于史，或出于诸子百家，而习诗赋者，必须涉猎九经，泛观子史，知其节目精华，始可从事。”清代顾炎武也说：“今之经义、论、策，其名虽正，而最便于空疏不学之人。唐、宋用诗、赋，虽曰雕虫小技，而非通知古今之人不能作。”高水平的诗赋是一个人实学充盈时向外迸发的思想火花而已。

至于不识义理、不懂治术而徒事文辞，则属浮文虚词。《新唐书·选举志上》记载了宋代欧阳修的说法，中唐以后，进士科越来越重诗赋，“大抵众科之目，进士尤为贵，其得人亦最为盛焉。方其取以辞章，类若浮文而少实；及其临事设施，奋其事业，隐然为国名臣者，不可胜数，遂使时君笃意，以谓莫此之尚。及其后世，俗益媮薄，上下交疑，因以谓按其声病，可以为有司之责，舍是则汗漫而无所守，遂不复能易”。这种浮文少实者当然不属于真正的人才。在每一科成百上千应试士子中出现部分徒事浮辞者，对于作为标准化考试制度的科举来说，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唐代的诗赋取士与帖经试士，表达了文学才华与经学知识相融合的人才观。在宋代，庆历、熙宁年间的改革，开始强调经学义理，在义理诉求的背景下，诗赋取士就被视为一种崇尚浮华的制度，而理学家的“作文害道”的价值观更使得“诗赋取士”与“经义取士”的对峙关系空前紧张。宋代的诗赋取士与经义取士之争，其本质是义理与辞华之争。

在王安石之前，罢诗赋的呼声已时有出现。至王安石科举改革，始彻底罢诗赋。哲宗元祐元年（1086），王安石新法尽废，出现了诗赋取士与经义取士并峙的局面，进士科也分诗赋进士与经义进士。但哲宗亲政之后，重新推行王安石新法，直至北宋灭亡。两宋除了推行王安石新政的四十多年之外，诗赋与经义并试仍是主流。但有一个变化值得注意，元祐之后，在诗赋取士与经义取士并峙时期，经义处于首要位置，而诗赋则退居于第二场。同时，《孟子》与《论语》一起作为兼经而与五经之试并列，这是王安石变法的成果。

在宋代“诗赋取士”与“经义取士”的此消彼长、最终并峙共存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政治文化对科目设置的决定性影响。

诗赋取士与经义取士之利弊的判定，取决于政治理念与人才观。将擅诗赋视为徒事雕饰，这是不能令人信服的。据《新唐书·选举志上》记载，唐肃宗宝应二年（763），针对朝中罢诗赋之议，李栖筠说：“夏之政忠，商之政敬，周之政文，然则文与忠敬皆统人行。且谥号述行，莫美于文，文兴则忠敬存焉。故前代以文取士，本文行也，由辞观行，则及辞焉。”以辞观行，最后仍是落实在德行上，则以文辞取士是有其合理性的，而诗赋也为文辞之一，它是士人内在境界的外现，是人文素质水平的体现。

在熙宁二年（1069）的应诏上疏中，苏轼直击问题的核心，他说：“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法，在于责实。”如果朝廷有知人之明，责实之政，那么人才到处都有。隋代以来文章取士制度之所以一直没有被废除，无非就是祖宗认为，“设法取士，不过如此也”，不管是诗赋，还是论策，都不过是一种考试形式，真正能够收天下之人才的，在于朝廷必须有“责实之政”，必须有核实被选者实际才能的制度，这才是关键。如果没有这种制度，不管是考诗赋，还是考论策，都不能确保所选拔者是真正的人才。

三

“一学术”“一道德”与禁释老

对元、明、清三代的科举制度影响最大的是王安石的科举制度改革。在王安石看来，唐代独美进士科，专尚诗赋，其结果是专尚辞华，经学空疏。鉴于此，王安石对科举制度进行改革。据《宋史·神宗本纪》，神宗熙宁四年（1071）“二月丁巳朔，罢诗赋及明经诸科，以经义、论、策试进士”。人们对这一事件的关注往往集中于“罢诗赋”，集中于王安石等人在“诗赋取士”与“经义取士”之间的选择，但是，王安石的“罢明经、诸科”举措影响更为深远，这一点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王安石不但在科举诸文体中罢去诗、赋，而且在科举的科目上罢去进士科之外的其他科目，使得科目变得“有科无目”，经义、论、策（尤其是经义）等文体成了士子由科举出身的单一考核文体。在中国科举史上，王安石首创“有科无目”的科举制度，以单一的尺度收编天下人才。

王安石之所以要“罢明经、诸科”，实际上是他的封建专制政治理念的具体实施。当宋神宗认同苏轼关于“责实”的观点时，王安石说：“今人材乏少，且其学术不一，异论纷然，不能一道德故也。一道德则修学校，欲修学校，则贡举法不可不变……今以少壮时，正当讲求天下正理，乃闭门学作诗赋，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习，此科法败坏人材，致不如古。”“一学术”“一道德”是王安石科举制度改革的核心。程颢说：“熙宁初，王介甫行新法，并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为俗学不通世务，斥去；小人苟容谄佞，介甫以为有材能知变通，用之。”王安石的这一特点可以概括为“一政见”。“一学术”“一道德”“一政见”，就是要把天下人的思想、道德统一在官方认可的框架里面，这才符合古代封建专制政体的需要。如果像唐代那样，既崇儒术，又尚道、释，当然是不能统一学术、统一道德的。学术不一，异论纷然，封建专制统治的根基就会动摇。

不管在义与利、王道与霸道方面，“二程”与王安石有何分歧，在“一道德”上，他们却有相同的思路。“二程”说：“天理云者，百理具备，元无少欠，故‘反身而诚’。”“理则天下只是一个理，故推至四海而准。”程朱强调义、利之辨，强调“去人欲，存天理”。实际上，程朱理学所做的事情就是“一道德”。

王安石的新政虽然在元祐初年被废，但其后不但又被实行了三十多年，而且老庄思想受到了明确的禁止。监察御史上官均于元祐元年（1086）建言，强调“经术以理为主”，“禁用释典，不得专援《庄》《老》”。哲宗元祐二年（1087），即规定科场文章不许引用申、韩、释氏之书，考官则不许于《老子》《列子》《庄子》内出题。直至徽宗、孝宗，仍然在强调禁用释老，并使之成为定制。禁佛老正是贯彻“一学术”“一道德”总方针的重要措施。

明代官方一直对八股文写作中出现的偏离儒家思想的异端提出警戒，这与明代绝对专制的封建政治体制是相呼应的。弘治七年（1494），“令作文务要纯雅通畅，不许用浮华险怪艰涩之辞，答策不许引用缪误杂书”。这恐怕就与考生的杂用子书有关。嘉靖十七年（1538）题准，会试校文，“其有似前驾虚翼伪钩棘轧茁之文，必加黜落，仍听考试官摘出，不写经传本旨，不循体制，及引用庄、列背道不经之言，悖谬尤甚者，将试卷送出，以凭本部指实奏请除名，不许再试”。首次鲜明提出，科举文不许引入《列子》《庄子》等书，这些非儒家思想属于背道不经之言，所谓“驾虚翼伪、钩棘轧茁”即是引入《列子》《庄子》之后的结果。陶望龄在《癸卯应天乡试录序》里说：

古罗士之科尝众，而士亦多方矣。至百家黜而六籍尊，诗赋停而明经重，笺疏废而传注专，其岐愈窒，轨愈端，而途亦加约。聚四方秀异，积数百年文治之盛，酝酿成就者，并骛于其中。一道同风，于斯为盛，而巧拙之数、能不能之故，亦毕呈而无遁矣。

陶望龄为万历三十一年（1603）应天乡试主考官，其立场自然是立足于本朝制度，对明代经由“有科无目”制度而形成的“一道同风”大唱赞歌。陶望龄又说：“臣不敏，窃以为衡士莫善于格。上必悬格，而始辨材；下必赴格，而始呈材；众耦之胜负，必并就于格，而后可以角材。逾格而旁游者，易而拙；操格而中入者，难而巧。如此，则臣等尊令守法之指，与翘材之术合而非岐，而是非巧拙难易之路，可以晓然告于天下而不惑，庶其有悛志乎？”可见，科举的目的就是要使天下人才“并就于格”。

嘉靖以来，在心学盛行的时代思潮影响下，一些会试的主考官如徐阶、李春芳等也成为心学的倡导者，这使八股文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学术”“一道德”的封建专制政治受到严峻的挑战。朝廷开始警惕，于是对八股文风的整肃可谓三令五申。至万历十五年（1587），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沈鲤说：“自臣等初习举业，见有用六经语者，其后以六经为滥套，而引用《左传》《国语》矣，又数年以《左》《国》为常谈，而引用《史记》《汉书》矣，《史》《汉》穷而用六子，六子穷而用百家，甚至取佛经道藏，摘其句法口语而用之。凿朴散淳，离经叛道，文章之流敝，至是极矣……断圣贤语脉以就己之铺叙，出自己意见以乱道之经常。”实际上，沈鲤所意识到的问题就是考生在制义中引用《老子》《列子》《庄子》、佛经等书语句，使得经学思想不醇正。礼部的担忧是有其现实基础的。明崇祯年间魏禧说：“予观近日文率意妄作，玩忽经传，窃有生心害政之忧。”令明人困扰的是考生并不切实阐发经典，而是追求新奇。可以看出，从嘉靖到万历，士子在八股文中不但引用六经，而且引用《左传》《国语》《史记》《汉书》、六子、百家，甚至取佛经道藏之语。沈鲤出于维护儒家独尊地位的考虑而对士子这种广泛引用子史百家的状况表示忧虑。晚明五十余年，阳明心学大行其道，程朱理学备受轻慢。这在恪守程朱理学立场的人看来，是一个文风佻巧、“猖狂自态”、横议倾诐风气的泛滥时期。

由顾炎武等人所引发的清代学术转向导致了诸子之学的兴盛，《老子》《庄子》研究作为诸子之学成为学者的基本修养。曾经被艾南英、顾炎武所猛烈抨击的佛光道影，大量出现于清初的八股文中。否定阳明心学与重建程朱理学信仰，是清初政治思想文化的一大特点。从官方立场来说，程朱理学在清代前期仍然是科举的指导思想，程朱理学是确保“一学术”“一道德”的思想武器。

到了晚清，康有为、梁启超对八股文的彻底否定，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八股文试士制度无法选拔出真正的人才。这是因为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中国传统人才观的坍塌。除了策、论之外，无论是经义，还是诗赋、表判，统统都属于不切实用的空言，懂洋务、经济、声光化石者才是真正的人才。于是《中庸》里“车同轨，书同文”中的“车”在光绪十四年（1888）浙江乡试凌师皋的墨卷中变成了“汽车”，“车”“文”与“火车”“电报”相关联。别说是诗赋取士，就是经学取士，也不能得真才，因为经学自身已不能适应近代中国的政治命运。

四

“罢明经、诸科”与“有科无目”

自隋代创立科举制度以来，曾出现经义取士、诗赋取士、策论取士甚至表文取士等不同的取士倾向。这些倾向分别强调了不同的人才素质，但每一种取士方式都有其弊端，如空疏不学、不实用、专务辞章、徒事雕琢等。这一类指责或讨伐其实只是涉及科举弊端的后果，而实质上，造成这些后果的原因大多指向同一个制度——“有科无目”。顾炎武说：“唐制：取士之科有秀才，有明经，有进士……见于史者凡五十余科，故谓之‘科目’。今代止进士一科，则有科而无目矣，犹沿其名，谓之科目，非也。”即使在隋代科举制度创立之初，也有明经、进士二科。科目的多寡意味着士子进身途径的宽窄，也意味着官方人才观念的不同：究竟是不拘一格降人才，还是通天河上独木桥？中国古代科举制度是如何从科目众多一步步走向“有科无目”的结局的呢？这种渐趋独科的趋势与中国古代政治文化走向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思想多元是不利于封建专制政治体制的。早在汉代，董仲舒在提出“罢黜百家”的理由时指出：

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旨在对“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现象进行统一。这应该是古代选举制度中最早提出的“一思想”“一学术”“一道德”主张。尽管汉武帝的“罢黜百家”并非禁止儒家之外的“百家”的存在，但他通过尊崇儒术，将儒家的经学纳入选官机制中，通过仕进制度影响士子的思想。

唐、宋的多科目取士制度首先在王安石的改革中被改变了。王安石通过“罢明经、诸科”把隋唐以来多科目取士制度删减成进士独科，成了一种有科无目的制度。宋代的“君臣共治天下”体制被视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美谈，但宋代终于被元代终结。一个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入主中原之后，管理更加严格，汉族文人也纷纷出谋献策，将原来传统的政治制度改造成更加专制的制度。通过对程朱理学的推崇，把程朱理学定为官方意识形态，相应地，在科举制度上，把取士的科目萎缩成“有科无目”的独木桥，并把这一独木桥纳入程朱理学的框架，这是元代的重大改变。宋代理学以四书为阐述思想的主要载体。程朱理学自元代立为官学，进入科举，四书学就变成了经学，四书学也从宋代的学术文化转变为政治文化，成为元代的封建政治专制性的工具。

“科目”一词的涵义，在《元史·选举志》里发生新的变化，在《唐书·选举志》或《宋史·选举志》里，科目指分科取士的名目，如秀才、明经、进士等。到了《元史·选举志》，“科目”指的是进士科所考的经义、古赋、表、策等文体。因为从元代开始，科举中只有“进士”一科，这就是顾炎武所说的“有科无目”，故“科目”一词降而指进士考试中的各文体。

这种“有科无目”的制度，对于官方来说，有利于把所有的士子统一到一定的思想框架里；但对于士子来说，“有科无目”形同构筑起一座独木桥，所谓的“人才”变成了一个固定的单一模式。它在明清时期导致了一系列科举弊端的出现，是诸多科举弊端的总根源。

首先通过推重四书去推崇程朱理学、通过推崇理学去实现“一学术”“一道德”“一政见”政治意图的，是元代的儒者。元太宗窝阔台于1234年灭金之后，始得中原，便用耶律楚材言，以科举选士。其制基本沿宋、金之旧，以论、经义、词赋三科试士，后因廷议而终止。元世祖一统中国之后，虽未实行科举制度，但学校的教育却在大力推行儒学。至元初，许衡为国子监祭酒，仁宗皇庆元年（1312），吴澄任国子监司业，“用程纯公《学校奏疏》、胡文定公《六学教法》、朱文公《学校贡举私议》，约之为教法四条：一曰经学，二曰行实，三曰文艺，四曰治事”。在元初的儒者中，许衡、吴澄是具有代表性的。在儒家经典中，他们特别强调四书的重要性。至皇庆二年（1313）设定科举定式，这些理学家的思想起着重要的作用。

由明人宋濂领衔执笔的《元史·选举志》认为元代的选举任官制度的弊端在于“仕进有多岐，铨衡无定制”。宋濂是明初诸多国策的制定者，“一时高文典册，皆出其手”，他的观点很大程度上可以代表明初官方意识形态。“仕进多岐”既有制度腐败方面的原因，也可说明，元代虽然在科举上采用“有科无目”的制度，但仕进的途径仍然并不单一。

朱元璋以驱逐元朝、重建汉人政权而被后世所称颂，明初的高启在《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中说：“我生幸逢圣人起南国，祸乱初平事休息，从今四海永为家，不用长江限南北。”但朱元璋却选择了与宋代“君臣共治天下”的政治体制背道而驰的制度，继承的是元代的绝对专制主义，废除宰相制度即是一个标志性的政治举措。相应地，将程朱理学定为官方意识形态。在科举制度的设定上，明代不是继承唐、宋的多科目、诗赋与经义并考的制度，而是采用了元代的“有科无目”、首重四书文模式。不仅如此，明初的制度设计者把四书文精致化，定下了理据程朱、代圣人口气、体用排偶等格式要求。这一基本格式在洪武二十年（1387）就已经基本定型，而不是顾炎武所说的至成化才定型。这种文体后来被称为“八股文”。科举的科目和文体的限制都与明代政治文化相呼应。成化间丘濬说：“至于有宋濂、洛、关、闽诸儒者出，然后经旨大明于世，而我列圣又表章之，遂为千古不刊之大典、不易之定论，是以道德一而无岐辙之差，风俗同而无疆界之别，斯世斯民得以见天地之纯全、识圣贤之至理、享帝王之盛治，一何幸欤！”旗帜鲜明地回应王安石的“一道德”主张。清初理学家陆陇其说：“及考有明一代盛衰之故，其盛也，学术一而风俗淳，则尊程朱之明效也。其衰也，学术歧而风俗坏，则诋程朱之明效也。每论启、祯丧乱之事而追原祸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姚江。故断然以为今之学非尊程朱而黜阳明不可，而闻此说者或以为怪。”强调了“一学术”与“尊程朱”之间的内在关联。

在经义文中“自摅己见”，这是宋代以来科举经义文体的一贯要求，在明代制义中则以“大结”的结构形式固定下来。“洪、永、成、弘间，先辈大结，其长几与八股埒，于道理却合。述圣贤说话，不过数言可了，正须以我意论断耳。”但康熙十六年（1677）议准，取消八股文大结，其理由是为了防止考生在大结部分作弊，但实质上，它更彻底地消除了八股文体中表达个人见解的空间。同时，“犯下”“禁用后世书暨人名”等文章修辞惯例到了嘉庆朝转变成了科场厉禁。于是，在“有科无目”的进身独木桥上，八股文这一独尊文体越来越变成思想与情感表达的枷锁，真正成了锢蔽性灵的庸腐套子。从科目的萎缩到文体的限定，所谓“科目取士”制度一步步地单一化，这正与政治文化上的封建专制主义的逐步强化相呼应。

由“有科无目”单一形式而选拔的举子，究竟能否胜任临民治众之实务，这个问题在明、清两代尤为突出。科举是选举制度中重要的一环，士子在科举中获得出身之后，究竟采用何种形式授官，这同样需要建立切实有效的制度。唐代进士科采用所谓的“以诗赋取士”，但士子及第之后未便解褐，还必须通过吏部之试，韩愈三试吏部无成，及第十年后犹是布衣。试吏部是一个“责实”的考核环节，它确保以诗赋中试者确实具有实务之才。宋太宗于太平兴国二年（977）不但赐进士、诸科出身者多至五百余人，而且第一、二等进士均立即授官，余者也皆优等注拟。从此，出身与授官之间没有了考核环节。至明代，一旦中了一甲，即入词林，“一入词林，更不外补，二甲之除，犹为部属。崇浮长惰，职此之繇。所以一第之后，尽弃其学，而以营升纳贿为事者，以其得之浅而贵之骤也”。元、明以来，一方面，出于封建专制主义政治需要而使“设科取士”变成“有科无目”，又在三场试士的诸文体中独重首场甚至独重首艺，使得空疏不学、人品低下者也可以侥幸获售；另一方面，一旦在乡、会试上中试，即予授官，于是幸获者临民治众时陋态百出，也就不难预见了。这就是明代以来科举制度最大的弊端。

五

独重四书文与理学试士

为了强化政治文化上的封建专制主义，元代不但沿袭了王安石的“有科无目”制度，而且首重四书文，把理学试士推到了经义科的首重地位。

隋代以来，经学成为科举考试中必不可少的科目。但经学在历代科举诸科目和诸文体中的地位是各不相同的。唐代的明经科、宋代的诸科（宋代的诸科即是唐代的明经科）的考试方式采用的是帖经、墨义，宋代明经科则采用大义，虽同是选择以五经为核心的经学为考试内容，但帖经、墨义的考试形式是把五经当成知识来考核，而大义则把五经视为义理进行考核。元代科举的经学考试仍称明经科，由经疑与经义组成。至此，科举中的明经科由四书文与五经义组成。五经义考核的是士子的经学知识，而四书疑实质上即是理学考核。四书疑置于五经义之前，表明了元代理学试士的崭新的科举理念。在中国科举史上，元代第一次把四书提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因为四书本来就是宋代道学的产物，四书以道学为宗旨，以义理、性理为宗旨，谈的是“修己治人之道”，当然也可以称之为“经术”，而五经则是“经学”，四书学重在义理，五经学重在学术。在元代的学校教育中，同样是先四书，后五经：“凡读书必先《孝经》《小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次及《诗》《书》《礼记》《周礼》《春秋》《易》。”义理与经学（学问）就此分隔。元代独重四书文的科举理念为明、清二代所继承并独步强化，独重四书文即是置理学于经学之上，这进一步强化“有科无目”的制度设计，强化政治文化上的封建专制主义。

元、明、清三代的“首重四书文”是有其政治文化上的考虑的，重四书，即是强调“为学当先立本”。《论语·学而》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而四书正是立本的关键。四书之成为经典，是与理学的兴起密切相关的。四书文在科举诸文体中一步步走向独尊地位，则与元代以来官方将程朱理学定于一尊的政治文化相表里，而这种政治文化的最大特点就是“一思想”“一学术”“一道德”。这是宋代王安石在熙宁新政中所提出来的。

宋代理学家又把四书作为通往五经的门径。程颐认为：“学者当以《论语》、《孟子》为本。《论语》、《孟子》既治，则《六经》可不治而明矣。读书者，当观圣人所以作经之意，与圣人所以用心，与圣人所以至圣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句句而求之，昼诵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气，阙其疑，则圣人之意见矣。”程颐说：“今人若不先明义理，不可治经。”在此基础上，朱熹从《礼记》中选出《大学》《中庸》，与《论语》《孟子》合而为四书。朱熹说：“四子，六经之阶梯。”后来之强调四书独尊地位者，往往继承这一观点，如清代康熙皇帝说：“有四子之书而后五经之道备。四子之书得五经之精意而为言者也。”既然四书已得五经之精意，掌握了四书的基本精神，也就可以提纲挈领地驾驭五经了，而四书学正是宋、明程朱理学的最主要载体。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科举中重四书文与当时政治文化之间的关联了。

从这个角度，我们就不难理解，明清科举“只重首场”现象为何屡禁不止。元、明、清各代乡、会试的三场取士制度本是以首场的四书五经义、第二场的论、古赋（元）、论、表、判（明、清）和第三场的策等多种文体试士，但这种制度在推行的过程中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如考官懒政渎职、考官阅卷时三场的时间分配不合理等）而出现了“三场止重首场”甚至“七义专重首艺”的现象。在晚明时，黄淳耀就指出：“三场之所重者止于七义，七义之所重者止于三义。”所谓“三义”就是首场前三篇八股文，即四书文（后四篇八股文为五经文）。黄宗羲更进一步指出：“二场三场，置之高阁，去取止在头场；头场之六义，亦皆衍文，去取定于首义。”至清代，四书文的独尊地位越来越明显。乾隆间吴兰陔指出当时“三场专重首场，首场尤重首篇”的现象。咸丰间，福格指出当时科场仅以首义定去取的情形，他说：“五策果能条对切实，亦可征其学问。所惜主司去取，皆以第一场四书文为鹄。他艺概置之不论。”这些对重四书文、重首义现象的批评，主要还是着眼于考官的渎职懒政。

但是，推重四书文是有其义理上的必要性的，有其思想控制上的必要性的。从康熙三年（1664）起，移原来的第三场五道策于首场，废八股文体，表现出重时务而轻经义。但只推行三科，于康熙八年（1669）又恢复旧制，仍然首重经义文。为什么康熙不得不收回成命，恢复他极不喜欢的八股文？其背后的原因值得深思。

尽管时贤已有专文指出，“止阅首场”并非元、明、清科举的常态，更多的时候仍是三场综合考量。笔者也可以进一步指出，明、清时期历科《乡试录》《会试录》中的“中式举人”名单，就是三场综合考量的结果。但是，在元、明、清的科举文化中，从“三场专重首场”走向“七义专重前三义”、从“专重经义”到“首重四书”，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重首场”，尤其是“首重四书文”是有其政治文化上的深层原因的。

六

结语

中国古代科举史经历了从多科目取士到“有科无目”的变化过程；在取士文体上出现过“诗赋取士”与“经义取士”的不同倾向；在经义科目中又经历了从五经取士到四书文取士的不同侧重；所有这些，既是历代人才观念的反映，也都与经学的流变（尤其是四书的进入经学系统）、与“一学术”“一道德”的政治文化紧密呼应。在这过程中，王安石的“罢诗赋及明经、诸科，以经义、论、策试进士”对当时及元、明、清三代的科举制度产生深远的影响。从“有科无目”到“专重四书文”，封建专制政治色彩越来越浓烈，而科举的路径也越来越狭窄，最终也因凋敝人才、不能适应近代世界剧变而被历史所抛弃。

责任编辑：巨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