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那一年

东山魁夷【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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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以为那样的经历会刻骨铭心一辈子的，但事实很残酷，我连那是哪一年的事都记不太清楚了。

直到看到武汉这回的疫情，我才想起，原来我也是经历过非典那一年的啊。

我2001年到北京上大学，像所有高考后就把书本撕碎扔上天的学子一样，大学生活新奇而又舒服，法律课业虽然复杂，却算不上繁重，唯一需要克服的大概就是由南到北的水土，还有举目无亲的孤单。

那时的我们都不是关心时事的人，大一大二时的年纪，想象中轰轰烈烈的恋爱、门口网吧的价格、银行卡里的生活费、食堂的大师傅手抖不抖要比新闻更让学生关心。

关心其实也没用，我们零星听到广东有一种不太容易好的肺炎，可广东离我们那么远，再说这里是首都，首都啊，能有什么事情。

宿舍走廊的顶头是电视房，姚明刚刚到火箭，他的比赛总是在上午十点多，因为耽误课看不了直播而转向看转播的同学从早排到晚，那台电视永远是中央五或北京六，没有新闻，偶尔看到一次新闻，听到时任北京市市长的孟学农在讲话：

“对于1300多万人口的北京市，22个病例所占比例并不大，而且已经得到有效控制，完全没有担心的必要。”

在工作后看到三联周刊写的《非典十年》专刊上，我看到了2013年两会期间《南方都市报》发表的北京采访“两会”的记者的两篇报道原文，一篇内容是，一卫生部官员说，广东疫情并未得到控制，正在寻求国际合作；另一篇是记者采访钟南山，钟院士说，非典并非病原体，而应该是病毒。而此后整个3月，南方都市报再无SARS的报道。

我们跟广州市民差不多，广州市民对于香港的SARS了如指掌，对于发生在身边的广州疫情竟几乎一无所知。

正值非典爆发的高峰，新华社在2003年2月14日又发了一条来自卫生部门的消息，题目是：《广东非典型肺炎已得到有效控制》。而同一天，广东新增“非典”病人56例，攀上了记录的最高峰。

可这些轰轰烈烈于我们，不过是荧屏里的戏剧而已，真正震撼我们的，是一个周五的晚上。

隔壁同学气喘吁吁回来告诉我，说食堂被封了，来了好多救护车。

我和室友便跑到窗户那看，看不清楚，但是能见到蓝色灯闪，我们又去了电视房，那里近，果然，三辆救护车停在那里，全套白衣服的人进进出出，让我想起了52区捡外星人尸体的科学家。

几番打听，食堂一个大师傅得了“非典”，老师们在打听，有多少人去哪个窗口打了饭。

好在那是周五，我们班的同学多是北京本地学生，周五下午一般就回家了，只有我们几个外地的孤苦伶仃地守在学校。

第二天，父亲给我打电话，说从电视上看到北京有疫情了，问我怎么样，我说还好，目前没什么动静。

然而情况在这一天开始剧变，消息开始在手机上乱飞，宿舍的电话此起彼伏，室友打电话来问情况。下午的时候，一辆救护车停在楼下，几个医护人员到了我们楼上，我跑过去问怎么回事，一个全副武装的医生在楼道口喷84消毒液，问我：“你几层的？”我说4层，他说：“没事别乱晃，赶紧回宿舍，窗户打开。”

我记得那时停供暖不久，冷得很，但我还是开了窗户，哆哆嗦嗦给我在医科大学的高中同学打电话。

他让我别说，说他们都知道北京现在很严重，到处是病人，他们马上也要去临时抽调帮忙，让我能走赶紧走，回老家避避。

我说市长不是说没事吗？他说：“你听我的还是听市长的？”，高中他一直帮我，我虽然相信市长，但想想他毕竟即将是医生，医生不会骗人。

我是班里的学习委员，虽然学习不咋地，但是担当是有的，我自作主张，给班级每一个我有联系方式的同学打电话，告诉我掌握的情况，并附上个人建议：

周一二先不要来了，看看情况再说，还有，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见大家了，大家保重。

我记得大部分接我电话的人都很惊讶，还有几个姑娘哭了，让我保重。我更担心的是辅导员会不会追究我，后来想想，怕个啥，这是大事，万一真出事那我可是救了他们，即便不来，反正周一周二也没啥重要的课，倒是姚明的比赛看不了了，可惜了。

当天下午，我联系了一辆车，从银行卡取出所有的生活费，和一个湖南的同学，走了。

出京没有受影响，但过几天听说就设了卫生检疫，车开了一夜，半夜我醒来，已经到了河南驻马店，下车上了厕所。十四个小时候，我到了家，司机又把那同学送到了湖南。

父母看到我非常惊异，更巧的是，不知什么原因，我一到家就开始发烧，各种症状与非典一模一样，越比较越像。于是整个小镇都流传着：“有个非典病人从北京回来了”的故事，几次我听到有医院的人上门敲门，还好过几天我就好了，也就再没见到全副武装的医生。

父亲告诉我，整个县城只有五套防护服，他已经见过三套了。

我给没走了的同学打电话，他们被困在了宿舍，封校哪里也不让去，那时大家没电脑，手机还是诺基亚，日子过得比较清苦，倒也清闲，有人送饭送菜送板蓝根，姚明的比赛一场倒是没拉。

他们笑着说，看冯唐博客传说中的“天上人间”停业了，“钱柜”关张了，“甲55号” 没人了，水煮鱼谢客了，健身房停业了，网吧封了，“三联书店”的消毒水够把人呛成木乃伊了，按摩的盲人师傅摸着黑跑回老家了。

后来那个医生同学告诉我，截至5月6日，北京确诊SARS患者1897例中，其中医护人员感染有335人，约占18%，居感染人数类别的首位。他抱怨：如果广东的经验能及时通过媒体，哪怕只是通过卫生系统内部、传达，北京的医护人员就不会重蹈广州医生的覆辙。

值得庆幸的是，中央了解非典的疫情之后，对卫生部和北京市政府的领导班子进行了严肃处理，由于隐瞒疫情、防治非典不力，卫生部长和市长被免职。有关部门才开始没有继续遮掩瞒报，从严厉的批评中汲取了教训。

据统计，中国非典出现5327例，死亡349人。而这治疗好的人，因为过度注射激素“保命”，不少人后续比较惨，不知道活下来是幸运还是不幸。

我也不记得什么时候回来的，这一切就都过去了，我再也没见到食堂那位大师傅和楼上得病的师兄，而被集体拉去昌平隔离的同学们也三缄其口，不再提起这段经历。

然后一切信息消息得无影无踪，很快这一切都好像没发生过一样，我要考虑考研的问题，找工作的问题，那段记忆也就从此被我潜意识压住。

现在，我每年大概都会做一次梦，梦里我因为各种原因不得不回到宿舍，还要在那待一宿，有时是考试，有时是拿什么材料，我能看到室友们很轻松的表情。

但我一次都没梦到那些穿防化服喷药的医生。

注：文中部分信息参考三联文章《非典十年》专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