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编辑，沈昌文先生对我的影响很大。他说他当编辑的十六字令是：谈情说爱，贪污盗窃，出卖情报，坐以待币。沈公的话一向都很俏皮，老人家已然是到了另外一个境界了。但是在这些俏皮话的背后，是沈公对做事情的极其认真，极度负责任。以我跟他交往的几件小事为例子。
回想起跟他的交往，大约开始于2005年，当时我还在《万象》编辑部。编辑部的几位老师会时不时地很我讲述沈公和辽教之间的如烟往事。那时我刚入行，对于这样一位未曾谋面的老前辈，自然敬仰。
记得有一次，我想联系侯焕宏老师，询问一套书的版权问题，便大胆写邮件向沈公索要联系方式。但一直未得到回复。过了好几个月，突然收到沈公的一封邮件，他说非常抱歉前段时间电脑出了故障，发出的邮件你可能没收到，前几天又联系了侯先生，现将候先生的联系方式奉上……我非常惊诧，有些惶恐，这件小事，自己都忘了，但沈公一直还记着。
后来，我回北京工作。记得，有一次海豚出版社俞晓群社长请沈公吃饭，刚好那次我也去了，就在三联书店附近的刘宅食府。席间，沈公说他最近正在搬家，书太多，需要处理掉一批书。我赶紧接下话来，说我一直在买《读书》，但是之前的都没有。俞总也帮我说话，说小董读了很多书，是个读书人。于是沈公就说，过几天给你打电话，到时过来取就行。刚开始我以为沈公跟我开玩笑，也没在意，没想到过了一周，他真给我打来电话，说书已经放在三联书店咖啡馆，过来取吧。我赶过去的时候，两大包期刊，从1979年的创刊号一直到1992年期间的所有《读书》杂志过刊，整齐地打包好捆放在那，上面还有个字条：留交董曦阳先生。底下署名：沈昌文。我至今保留着沈公的这张字条。
当然，当编辑，受益最多的，还是跟作者的当面沟通。
2009年5月，我第一次见唐浩明老师。因为我编了唐老师评点的曾国藩语录、曾国藩家书和曾国藩奏折，整体印装效果特别好，唐老师非常满意，所以我那次去了长沙，他就请我吃饭。唐老师研究生毕业就到了岳麓书社当编辑，后来编辑曾国藩全集，就开始研究曾国藩，研究晚清史，后来成为知名作家。所以，学者型编辑，唐老师是典范。席间，我问他如何做好编辑，他说，首先把你手里要编的书编好，然后多读书，利用编辑的身份，多跟人打交道。他说的这几句话我一直记着，这些年在出版江湖中行走，基本也是视此这句话为圭臬，越到后面越明白这话中的份量。
2010年8月，刘瑜从剑桥大学回清华人文学院执教。9月初，我便联系她谈出版的事，约在五道口的一家咖啡馆见面。初次见她，感觉好像没有文字中的那种犀利，她的声音特别柔和，留给我的印象特别好。当我们聊起出版上的种种限制，她说，其实，每个国家多少都存在出版上的不自由，但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我们可做的事情还是挺多的。这一点让我印象深刻。而且她也是一个特别遵守承诺的作者，当时答应我们的书稿，其实并没有签合同，一直到了2012年8月才签定了出版合同。对于编辑来说，能遇见这样的优质作者，实在是一种荣幸。
还有一次去周有光先生家里。那是2012年1月13日，周老先生107岁生日的前几天，我和几个朋友一起去他家里拜访。周老先生耳背，听力不好，戴着助听器，一见面他就说，我活到现在，耳朵不好使了，才明白耳朵是有用的。他还说，上帝把我遗忘了，所以80岁以后，每活一天就赚了一天，我也是个80后啊……我说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很感兴趣，但是如何看待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他说你可以去看看庞旸写我的一篇文章《周有光先生的“双文化论”》。他还说，当下的年轻人做事一定要有世界眼光，所以一定要学好外语。周老先生的那篇文章，我反复读，对我人生的意义，用“振聋发聩”“茅塞顿开”“醍醐灌顶”等词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周老的观点是，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是并行不悖、互相补充的。现代人是“双文化人”，既需要现代文化，也需要传统文化，甚至既需要科学，也需要宗教。实际上，这里谈的是文化的包容性。对我来说，做书也是，传播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都是我做书的方向，彼此一点也不矛盾。所以，我做出版到底该做什么，这个长期困扰我的问题被彻底解决了。都说21世纪是全球一体化的世纪，也是中国的世纪，所以我们年轻人做事，一定要有世界眼光，从世界看中国，看自己，需要我们更开放，需要更包容。
所以说，当编辑其实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尤其是能遇见了那么多有智慧的作者，能跟他们聊天做朋友，既做了好书，又长了见识，既丰富了人生，又增了智慧。所以，董秀玉先生说，编辑是个值得做几辈子的职业。这让我想起，被誉为台湾“最有印象力和号召力”的女作家曹又方，既写出了很多畅销的作品，又是一位优秀的编辑。编辑和作家，她更看重的是编辑的身份，她说，作为一本书的作者，她只能影响到这本书的读者，但作为一名编辑，一生中编辑过那么多好书，每本书都能影响到很多的读者，那一生加起来所做的书，将会影响到多少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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