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水三千取哪瓢？——我国大学出版社核心竞争力何在
文|张宏（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
除了欧美屈指可数的那几家大学出版社，如牛津大学出版社、剑桥大学出版社及哈佛商学院出版社之外，那些满怀经营之才、欲在出版市场一试身手的大学出版社社长们，估计十分羡慕我国大学出版社的社长，因其可以在出版商潮中施展拳脚。但若问及我国大学出版社的社长是否心甘情愿接受年年加码的销售和利润指标，我相信，有相当数量的主事者情愿效仿欧美大学出版社的体制机制，期望大学出版社回归大学出版的本意。
产生差异的根源其实跟中外大学出版社的性质密不可分。绝大部分欧美大学出版社是被政府划入“非盈利机构”之列的，其定位十分清晰，就是学术出版机构，而非商业出版企业。我国大学出版社的定位也不可谓不清晰，是大学主办的出版社，也身负学术出版的任务，只不过并非“非盈利机构”，而是经过转企改制后的有限责任公司，在各地工商管理部门的花名册上，是货真价实的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管人们赋予一个企业怎样高大上的宗旨要求，都无法否认逐利是企业的最基本属性之一，而利益的来源便是市场和市场竞争。因此，我国大学出版社在其身份定格的那天起，便注定要杀入市场，跟众多商业出版社、大众出版社、专业出版社以及各类工作室、各类其他出版商进行竞争博弈。何况，从其在我国出版业的整体地位及市场表现来看，我国大学出版社的确是一支生力军，实力和优势十分明显。
《2014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显示，在我国图书出版单位总体经济规模综合评价的前10位中，大学出版社占有两席，分别是位居第四的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和位居第九的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大学出版社的经济规模能够进入一个国家出版业的前十强，这在欧美出版大国都是十分少见的（当然牛津大学出版社和剑桥大学出版社是特例，它们甚至进入了2014年全球出版业50强之列）。同一报告列出的全国大学出版社十强中，没有一家的年销售码洋低于3亿元；全国的100余家大学出版社年销售码洋超过1亿元的达10多家，占比15%左右。
目前，大学出版社的产品构成已从转企改制前所限定的出版范围，即与主办高校学科建设相近相关的学术、教材和教学图书等，扩展到了与其他商业或大众出版社类似的产品类型，包括文艺小说、生活类图书、少儿图书及其他业界人士都心知肚明的所谓“市场书”等。从某种程度上讲，近年来，我国大学出版社出现的快速发展及整体实力的提高，跟其出版范围的不断突破不无关系。这既可以被看作是转企改制后，大学出版社出版活力的爆发，也可以被认为是大学出版社突破或走出大学出版的自然结果。尽管如此，我们必须承认，大学出版社依旧是我国学术出版和专业出版的主力。从今年7月“中文学术图书引文索引（CSSCI-BKCI）”项目发布的结果来看，在11个社会科学学科大类中的学术图书出版者中，均有超过3家以上的大学出版社，位列不同学科类别学术图书出版前三甲的大学出版社也不在少数，有的甚至高居榜首，如北京大学出版社以64种入选图书居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入选图书之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则以32种入选图书居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入选图书之首。
即便有上述这些数据说明大学出版社的地位和实力，但我国大学出版社目前的真实竞争力状况及其未来的发展走向，还应该得到更为深入的思考。这里姑且借用常见的企业竞争力SWOT分析模型做一简单分析。
就目前而言，我国大学出版社拥有这样一些优势：第一，学科专业优势和作者资源优势。相对于其他出版机构，大学出版社所依托的高校存在天然的学科和学术资源，而这些学科和学术资源的生产者，即高校教师和学者，便成为了大学出版社赖以利用的作者资源。为何人们一提起清华大学出版社，就想到计算机类图书；提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就想起人文社科类图书。这就是其学科专业优势使然。第二，人才优势。大学出版社可以引进高校学科和专业人才组成其编辑经营管理队伍，高校固有的社会地位也能够吸引来自高校以外的出版专门人才。第三，技术优势。不少理工类大学出版社和综合性大学出版社在面对数字出版转型时具有其他出版社所不具备的技术优势。第四，市场优势。很多大学出版社所在的高校在校生动辄数千人甚至数万人，这是一个现成的市场，若加以开发利用并在此基础上向外扩展，市场优势便更为明显。第五，产学研优势。不论是教学型高校还是研究型高校，产学研始终是高校办学的重要任务之一。而大学出版社作为高校企业，融入高校产学研，必然能够为自身发展带来裨益。第六，机制优势。大学出版社已经转企改制，在经营管理上可以遵循现代企业制度，激发员工的创业动力，并避免高校事业单位机制下的某些僵化因素，以灵活高效的机制开展出版活动。
当然，大学出版社存在的弱势也很明显。这些弱势具体表现在：原有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机制的影响依然存在，这使得大学出版社在企业经营管理和市场竞争方面受到掣肘。大学出版社作为所在高校独资法人单位，其对外投资、重大项目实施、跨行业跨区域合作乃至股份制试验等均因资产归属问题而不能进行自主运作，类似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进行的跨国并购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跨地区股份制合作毕竟尚属个案。在出版业务上，大学出版社缺乏其他成熟出版社的资源积累和出版专业化运作能力，转企改制后在企业管理、产品研发、市场营销、产业升级等方面处于盘整和适应阶段，而对市场利益的追求导致了对学术出版的放弃和弱化，存在舍本求末的现象。在新媒体融合和数字出版转型方面，不少大学出版社由于自身实力、观念转变等方面存在不足和误区，处于落后状态。此外，从整体上看，大学出版社综合经济实力能进入我国出版社第一阵营的还不多，多数大学出版社的整体实力不强。
在优弱势均十分明显的现状下，我国大学出版社所拥有的机会和挑战也同样存在。比如，在新媒体数字出版转型机遇期，大学出版社应有所作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等已被评为我国“数字出版转型示范单位”，更多的大学出版社也正在谋划布局、转型发展。这一机遇同时也是大学出版社面临的巨大挑战，一旦未能抓住，未来的发展将出现巨大分化。又比如，国务院发布了对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我国大学出版社能否借此进行体制机制等方面的变革，也将影响其未来的发展。我国大学出版社的前景最终将取决于其本质定位以及高校、社会及行业对它们的要求。
与欧美大学出版社相比，我国大学出版社在市场竞争的活跃度、产品研发的丰富性及人才队伍的多元化等方面特点显著，出现类似于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这样的大学出版企业也就不足为怪。然而，我国大学出版社定位的两重性，即专业学术性出版机构与有限责任公司的企业特性，决定了未来大学出版社的发展将始终在学术出版与商业或大众出版之间摇摆平衡。在学术出版和专业出版的寂寞与坚守跟大众出版的热闹与利益的双螺旋结构交叉导引下，我国大学出版社一方面在为学科建设、学术科研的提升及中华文化的积累传承而不断努力，另一方面则无法摆脱企业内在发展要求和外部市场竞争压力的无形之手的左右。这两方面虽然不一定是一对矛盾，但在出版业生存发展的现实里却时常互相对立。
不管怎样，我国大学出版社所具有的竞争实力和优势十分明显。未来，学术出版和专业出版应该是我国大学出版社坚持的根本，兼顾生存竞争则应该是其坚持学术出版的手段而非目的。专即是强，强即是大。如若不然，大学出版社必将沦为商业出版机构并淹没在市场的汪洋大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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