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超：见证中国出版发行30年的行者
人民出版社常务副社长任超当过兵，做过书店营业员，辗转踏上出版发行路，一干就是34年。任超的工作史其实就是一部改革开放后国内出版发行史，他背后的故事值得业界学习借鉴。
有人说任超的工作史就是一部改革开放后的出版发行史。的确，他从书店营业员，到北京新华书店副总经理，再到人民出版社常务副社长，已经在出版发行的工作岗位上耕耘了34年。一路走来，他有太多的故事，每一个故事都记录着自己与图书发行业的成长。
采访当天，任超刚刚结束一个重要会议。身穿西装的他略显疲惫，但很快便打起精神，调整状态接受访问。跟他共事的同事觉得任超在工作的时候永远是那么精力充沛，思维清晰。“脑子一旦冒出想法，我就会立马执行，有时候会把自己和别人搞得很累。”任超笑了笑说：“没办法，真的是热爱这份工作。”
无常：命运打了一个喷嚏
1958年，任超出生在北京的一个革命干部家庭，他的父母亲都在中央直属机关工作，负责国际战略事务。由于单位性质的关系，父母很少提及自己的工作，过了很久，任超才知道他的父亲曾经和一些国际风云人物如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等有过直接交流和接触。
对任超来说，工作繁忙的父母对自己身教的作用要远远大于言传：“他们使我爱上读书，让我懂得了学习的重要性。”对他来说，这是出生于干部家庭给他带来的最大财富。同时任超也很庆幸自己在那个宣扬“读书无用论”的年代遇到了好老师：“我的老师告诉我，要又红又专，干正事。”
在这样的教导之下，任超一直努力学习，积极参加各类活动，并在高中期间担任校学生会副主席、校团委副书记等职务，是学校的活跃分子。1976年，18岁的他由于表现良好，被推荐到山西大同当兵。
当年，高中毕业的青年一般只有两条路可选：要么当兵，要么下乡。当兵便成了不少青年梦寐以求的事，因此，任超很珍惜这样的机会，在部队表现积极。而部队领导对任超也十分看重，认为他是一个好苗子，总是给他安排很多工作，要着重培养他。
在一年多时间里，任超的劳动与训练强度都非常大。他掏过粪池，干过炊事班，曾经一个人喂养过70头猪，也曾拿着斧子上山伐木，一天不停手地砍倒30棵树，并把木头拉下山去。在劳动的同时，他还要接受高强度的防原子防化学训练，山西大同的冬天很冷，但穿上防化服后就不能穿棉衣。在每一次训练后，他的防护服内都会浸出汗水来。同时，他还接受过两个月的游泳强化训练，并分别获得军里200米蛙泳第二名和100米蛙泳第三名的成绩。正是他的优秀表现使得他在入伍一年后，被直接提拔为正班长。
那时无论从何种角度看，任超军旅生涯的前景都一片光明。他自己勤奋好学，部队领导又对他十分器重。然而命运之神此时却像是打了一个喷嚏，打乱了规划好的路线，将任超的人生引向了未知。
在当上班长后不久，任超的肝脏出现了问题。可能是过度的体能消耗与训练时的辐射和有毒物质侵害，将他击垮，之后住到了部队的卫生队里面。而此时正好赶上军队院校面向社会招生，尽管任超生病，但军队出于爱惜人才的考虑还是推荐他进行考试，最终任超的成绩名列军里第一。然而高考后的体检结果给了任超当头一棒，折腾了几个月，最终他还是无缘大学校园。
1979年4月，任超因病退伍回到北京。当时部队要给任超评残，被他一口回绝：“我不想以后有太大的心理负担。”不过离开部队后任超身体状况依然很差，他拿着部队给的200元医疗补助在北京继续治疗。
当时的任超心气很高，依旧想考大学。然而只要一复习，病情就开始加重，最后只能无奈放弃。彼时的他，对于未来没有了任何奢望。后来得知有同学下乡回到市里被分到颐和园工作，他羡慕不已：“我那时想自己要是能到颐和园工作该多好，每天能够呼吸新鲜空气。”
从1978年2月到1982年2月的4年时间里，任超大部分时间处于卧床状态。他的手脚血管因为输液过多变成了青紫色，这个颜色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消去。而治疗中新出现的病症也时常折磨着他。在他苦闷无助的时候，书籍给予了他最大的力量：“我卧病在床的时候，是书籍给予了我最大的力量，比如邓颖超的《如何战胜疾病》和吴运铎的《把一切献给党》等。”
等到1982年3月，任超大病初愈。好久没有工作和学习的他按耐不住，准备去海淀武装部碰碰运气。而当时海淀区新华书店正好招聘，任超二话不说前去应聘，被顺利录取，任超的人生也就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转折：踏上发行之路
时间拉回到1982年3月的那个上午，任超怀着忐忑而兴奋的心情开始了他海淀镇新华书店门市部营业员的工作：“来书店报到时我很忐忑，害怕他们因为身体不好不要我，我只说自己是在部队把腰给扭了，干不了重活。”爱书的任超对这份工作十分满意，不过营业员的工作并不轻松。
当时的书店并不像现在全开放式销售，而是闭架销售。顾客想要找什么书必须通过营业员，营业员再到货架上为顾客拿书。这对身体刚刚康复的任超来说是很大的挑战：“前10天真的非常不适应，还不能和别人讲，好几次觉得自己干不了了。”但最终他还是坚持了下来。
任超在工作的方方面面都保持着创新进取的态度，在他看来，一个人就是应该活到老，学到老
而此时正好是全国第一个文明礼貌月，整个书店门市部的热情都被调动起来，每一位工作人员都非常热心地为读者服务。这样的氛围唤醒了任超沉睡已久的激情，他开始用百分之两百的热情投身到工作中去。“我把几千种书的定价、作者简介、内容简介都记住了，同时书的码放位置也记得很牢，一伸手就可以拿到。”
那时常有一些农村大学生写信问询购买图书事宜，任超总是会热心帮忙。他的用心服务也换回了读者的称赞，在门店的留言本上，每天都有100多条读者留言是对任超的表扬。1983年，海淀区评选第7届人大代表时,虽然北大不属于他所在地的选区，但仍有300多人将选票投给了任超。
1983年，刚刚工作一年的任超被授予“全国新华书店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并担任新华书店海淀门市部主任。1984年，任超被授予“北京劳动模范”称号，并被调任到北京新华书店海淀区店担任副经理。1986年，任超作为文化部选派到国外的11名书店研修生之一，远赴日本学习。
在3个月的研修时间里，任超的优异表现被日方认可，日方希望他能够留在日本。当时日方给任超提供了两个选择：一是直接留在日本；二是回到中国后再去日本。当时正赶上出国潮，不少青年为了一个出国名额挤破了头。然而面对这样的诱惑，任超却选择拒绝。“我没有任何迟疑，组织派我们出去，回来肯定是要报效祖国的。”
与工作上勇往直前的态度相比，私下的任超却很低调。直到1984年任超填写入党志愿书的时候，单位才知道他的家庭情况：“他们都觉得很惊讶，一个高干子弟，不哼不哈地从一个书店营业员干起。”
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任超从未忘记学习。他在夜大自学，并成为夜大优秀学员。而后，他离开海淀区新华书店，参与筹建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并成为首都发行所发行部副主任。
勇闯：渐走渐宽的发行之路
当年北京市新华书店发行主要依靠全国5大发行所，按任超的话讲就是“以省级书店为‘腿’”，但这条“腿”并不是很牢靠，所以成立首都发行所是当时的北京市新华书店领导班子做出的一项重要战略抉择，对进一步稳固和拓展北京地区及全国的发行业务起到了积极作用。“这是从零售管理到批发管理的一次过渡。”任超如此形容这次工作变动。当时北京发行所和科技发行所几乎垄断了北京市图书发行一级批发业务，任超的压力可想而知：“在激烈的竞争中走出自己的路，真的很难。”
因此，任超与其团队在鲁杰民等店领导的带领下另辟蹊径。首先是自主策划选题。“当时很多出版社不能与我们直接联系，但如果我们自主策划选题，相关的出版社就可以给北京发行所和科技发行所一个交代。”
比较有代表性的事件是，1991年任超和他的老主任王曰成及其团队与知名学者沈志华先生联合运作文白对照全译《资治通鉴》。当时市场上的《资治通鉴》要么是白话文，要么是文言文，而这套丛书无论是体列还是内容都较为新颖。“我们将读者定位于各级领导干部，同时将毛主席与《资治通鉴》作为宣传的主要切入点。”随后任超还请沈志华在首都发行所召集的全国新华书店重点图书发行会上对该书进行了重点介绍：“我们对这套书有信心，不过当时估计发行量也就在5000套左右。”结果会议结束后，北京市新华书店单店就订了5000套，最终这套书在全国发行了约15万套，创造了当时改革开放以来社科类图书的发行码洋纪录。
同时首都发行所还扶持了一些出版社的编辑部、地方出版社以及民营书商，首都发行所为改革开放后一批民营书商的崛起做出了重大贡献。“很多民营书商的第一桶金就是从首都发行所掘到的。“比如天舟文化肖志鸿就表示，他引进的《梁羽生全集》，没有首都发行所的参与是不会取得如此的骄人业绩。”
在任超看来，发行工作不是简单的体力活，或者是喝酒拼感情，而是要考验综合素质，“很多东西都有内在联系，你要跳出原有的框架，从大局来把握发行工作。”比如80年代末，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散装《水浒传》连环画积压在库房，任超就建议他们将连环画集中成套，做成礼品盒的形式。“只是一个简单的提议，三万套图书立马就发行出去了。”同时首都发行所又联合人民美术出版社，拓展策划了如“十大悲喜剧”等一系列选题，都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再如90年代初，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邓小平的历程》，北京发行所包发，最后有几万套积压在库房里无法消化。任超就向出版社提议，将这套图书打造成一个系列，再出版《孙中山的历程》《毛泽东的历程》《周恩来的历程》，从而带动之前的图书销售。最终之前积压在库房的图书很快便销售一空。
“一个人经历得越多，自己解决问题的方法就会越多元。然而这种能力还是基于过硬的业务素质。”2000年，时任北京市新华书店副总经理的任超被调到京华出版社担任副社长，此后3年多的时间先后协助肖天如、李国强、王金文三位主要社领导主抓全社经营工作。他初上任时，京华出版社的应付账款达1200万元左右，而应收款只有60万元，连支付作者稿酬、图书印制费以及员工工资都十分困难。
有一次，一家图书公司与社里谈一套书的合作，打算给18万元的管理费，社里需要书三五折倒进货。18万元的管理费对一家负债累累的出版社极具诱惑力，但任超没有同意这种合作方式，而是提出合作方出两套片子，给社里一套，社里负责主渠道发行。最终该书发行100多万册，码洋2000多万元毛利率接近50%，得到了近1000万元的经营利润。数套书的超常规策划运作扭转了京华出版社的困局。
任超在盘活图书的手法上也堪称经典，当时京华出版社出版了一套码洋2000多元的《丰子恺漫画全集》，销量不好，拖欠了授权方30多万元稿费和印厂70万元的印刷费。对此任超先策划出版发行了简装本《丰子恺漫画全集》，并委托北京发行所包发，得来的款项全部支付稿费，部分支付印刷费。同时与丰子恺的后人建议，借用丰子恺先生的藏书章加盖在重新策划设计的特种藏书票上，将其变成珍藏版，就这样，原来库存的1000多套图书很快就被消化掉了。
对于任超来说，发行工作不仅要打通各环节，灵活应变；还需要纵观全局，胆大心细。1997年邓小平逝世，时任北京新华书店副总经理的任超，负责北京地区邓小平画像的发行工作：“当时这是政治任务，必须先保证北京的画像供应。”然而，当时邓小平故乡四川地区的画像购货压力也很大，任超大胆启用双管齐下的进货方式（当时是有点违约的），即从北京发行所进货的30余万张画像供应北京地区的同时，从人民美术社直进30多万张画像发给四川，并让时任首都发行所总经理的张金龙负责协调调度，安排专人盯着从北京空运发货。
不过这件事被上级领导知道后，狠狠地批评了任超一顿：“北京地区如果供不上货的话，你担得起这份责任么！”任超低着头，不说一句话。不过当他从新闻联播看到四川人民排队购买邓小平画像的时候，泪水便如泉水涌下，也感到这份平凡工作的伟大之处。这次事件，也使他和时任新闻出版署发行司司长王俊国、时任成都市新华书店总经理龚次敏结下了深厚友谊。
2001年年底，任超又被调回到北京市新华书店，同时兼任北京市新华书店副总经理和京华出版社常务副社长、党委书记。这个状态一直持续到2004年1月，他遇到人民出版社社长黄书元。
新路：跟着班长一起干
2004年，黄书元在一次聚会上通过一套书的发行故事对任超产生了兴趣。在经过黄书元的诸多协调之后，任超从北京市新华书店调任人民出版社任副社长。
在谈起那段与黄书元相识相交的岁月时，任超更多的是感动：“当时我的年薪算上京华出版社给的补贴是24万元，而黄社长拿出了他的月工资条，上面只有3000多元。但是他特别真诚地和我说，‘咱们一起努力把出版社的工作搞上去，相信我们的收入都会同步增加’。”虽然收入大不如以前，但是黄书元的话一直在任超心中挥之不去，而人民出版社的地位与历史价值也让他感受到了希望与力量，他下定决心和黄书元一起干下去。
现在任超还是亲切地称黄书元为班长，他认为黄书元的与人为善、开放的思想奠定了人民出版社这14年来的发展基调：“他营造了一个好的氛围，制定了好的政策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否则单凭发行是不行的。”
来到人民出版社后，任超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去书店进行调研，对比人民出版社与其他出版社同品类图书的销量情况，发现两者之间差距最高达到100倍。“我当时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人民出版社不能只依靠以前的金字招牌发展下去，还是要做一些创造性的工作。”
之后任超和人民出版社团队一同组织策划了李开复的《做最好的自己》一书的项目运作，整个环节他都参与其中，最终该书发行量超过了200万册。
此后任超又策划了“八荣八耻”挂图：“如果按照我们以前的策划思路，这个内容只能出一个单行本，甚至连单行本都出不了。但是现在我们改变了出版形式，这成为了撬动我们选题思路的杠杆。随即社里有关部门策划出版了《‘八荣八耻’学习读本》，共发行70多万册。”之后人民出版社按照这个思路，还推出了部分挂图系列，均取得了不错的反响。
“人民出版社这些年并没有躺在金字招牌上，伸手向国家要选题，而是主动出击。”朱镕基系列丛书便是最好的佐证。“这个选题也是我们一步一步争取过来的，从来没有说国家领导人的书就该人民出版社来出。”2009年，倾尽了人民出版社全社心血的《朱镕基答记者问》出版，最终销量突破140万套；2011年又出版了《朱镕基讲话实录》（四卷本），该书发行了130万套，销售码洋接近3个亿，创下了当时的销售纪录。各地书店纷纷对人民出版社的创新能力刮目相看，随后人民出版社又陆续出版了多位领导人著作，都取得了突出的发行业绩。
发行工作对于任超来说，是一份苦乐参半的事业。他在其中既承受着他人难以想象的身体与精神压力，也享受着别人体会不到的成就与快感
在日常工作中，任超不断告诉自己的发行团队要与编辑团队多沟通：“编辑部与发行部的矛盾不易化解，能做的就是彼此沟通，尽量把劲往一处使。”
“我经常告诉我们的发行人员，一个编辑部一年策划几十、上百个品种的图书，如果发行一种都上不了量，肯定就是发行部的问题。但是反过来，如果能够有10%-20%的图书发行量达标，那编辑部就该想想自己的选题差距在何处。”
任超觉得人民出版社的民主氛围很好，同时编辑能力很强：“有时候只需要提供一个思路，编辑就会有更好的想法冒出来。在这样的互动下，我们共同将工作做好。”
在发行工作以外，任超在其他方面也保持了这种创新进取的态度。2012年，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成立，任超担任董事长，这是人民出版社转企改制的一次大胆尝试。公司成立以来，任超充分倚重公司经营班子的组织力、创新力，着力统筹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也承担着管理和人才方面的风险。现在的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不仅在图书出版发行工作上取了骄人的业绩，更向一个创业工厂的方向发展着。正如任超所说，他和人民出版社的团队在创新路上不会止步。
感悟：在苦乐参半中前行
在任超看来，发行工作是一份苦乐参半的工作。他在这份工作中承受着他人难以想象的身体与精神压力，也享受着别人体会不到的成就与快感。他尤为珍惜这一路上所收获的友情：“这些人都是以心相交的好友，在你遇到困难时，他们都会伸一把手。”
对于现在发行从业者，任超作为前辈也给出了自己的建议。首先要做好人，商道即人道，以诚信为本；其次要看清楚自己的位置，“不要觉得自己多了不起，你的成绩是平台与团队协同作战的结果”；再有，干什么就要吆喝什么：“做有心人、实心人，当年我无论在首都发行所还是在京华出版社推销图书的时候，经常拖着装满样书的行李箱，跋涉各地。即使这样，我也怀着感恩的心去对待工作。”
同时，在工作时不能只站在发行的角度去考虑问题，要有大局观与团队意识，“我反复强调，没有出版社领导班子成员之间的相互支持、各部门的通力配合，我们的发行工作根本无法开展得如此顺利。”最后，活到老，学到老，工作要有创新意识：“现在都讲供给侧改革，这必须是在学习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才能有所成就。”
采访当天是任超与妻子结婚30周年纪念日，对于家庭，任超心怀感激与愧疚。感激家人对自己的理解，愧疚自己有时工作太忙疏于照顾家庭。在任超疲惫、受委屈时，他也想歇一歇，停一停。但是一接到新的工作后，他还是会精神抖擞地投入进去。“这么多年了，对于事业的追求一直没有淡化。”他点了一支烟，笑了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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