叩问重复出版的怪圈
近年来，重复出版现象愈演愈烈，同一选题不同版本的图书层出不穷，而质量千差万别。对此，出版界众说纷纭，有人认为重复出版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必然现象，更多的人则认为重复出版缺少创新，会给出版产业链带来一系列恶果。出版业究竟如何能走出这个怪圈呢？
重复出版是我国出版界一种极具争议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出版现象：有人认为重复出版是万恶之源，会造成业内低水平竞争、营销返点现象严重等一系列问题；也有人认为重复出版是市场化的正常现象；还有人口是心非，一方面在公开场合反对重复出版，一方面又制造着重复出版物，希望市场上卖的是自己的版本。
重复出版的根源何在？在出版界又造成了怎样的影响？未来的发展趋势如何？
传统文化经典是重复出版的重灾区，在北京一家书店中就可以看到至少四五种传统文化丛书。
重复出版的现状
重复出版现象之所以为人诟病，一则源于数量大，二则因为品质差。
先说数量，据2013-2016年8月CIP数据统计显示，近几年重复出版图书涉及七个门类，包括文学、哲学、军事、历史、古汉语启蒙、生物、林业。其中，文学类图书重复出版数量最多，占80.40%。这七个门类中有六个门类的数量在持续上涨，文学类图书就由2013年、2014年的4000余种增至2015年的5000余种。近几年参与重复出版的出版单位多达400余家，有的单位出版的重复出版物多达700余种。而全国出版社总共才580多家，可见大部分出版社都有重复出版行为。
再说重复出版图书的品质。重复出版多采用系列丛书的形式，有的出版单位只对原著进行简单的改编，就以多个不同版本形式出版。在当当搜索“安徒生童话”，能搜出近4000个产品，而排名靠前的10部作品中，有5部的译者都是叶君健。除了译者相同外，很多重复出版的图书连译本的校译都做不到。
重复出版的范围很广泛，业界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各不相同。中国版本图书馆杨育芬对重复出版的定义是：“同一作者的图书选题，图书功能、读者年龄相同或相似，每年重复出版多于10种的图书计入重复出版。”对经典图书简单改头换面等也普遍被认定为重复出版，另外菜谱图书、科普百科书、鸡汤文图书等门类，虽然作者五花八门，但内容多是从网上复制粘贴而来，也算是广义的重复出版。本报记者曾经采访过位于北京王四营的一家图书公司，该公司仅有十来个员工，但每年出版的科普百科图书却有上千种之多，这些书几乎没有什么原创内容，属低水平重复出版的典型。江苏人民出版社的编辑王争鸿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我反对‘大全集’等无序化的低水平的出版活动，反对拿来主义的复制粘贴行为。”但他也表示：“不好界定什么是重复出版，市场是动态的，而且市场是多层次的。”北京燕山出版社编辑部主任王梦楠认为：“重复出版有利于在某一个选题领域深耕细作。但是出版机构和市场应谨慎选择重复出版的领域，精炼重复出版物的质量。过于粗放的重复出版，或在重复出版过程中毫无创新，只是扎堆跟风，甚至山寨、粗制滥造，会造成图书市场品种的选择性越来越小，书店更新越来越慢，优秀的新书、新作者难以得到关注和推广。”
此外，古籍整理、选本和外国图书的不同译本，是否算重复出版？齐鲁书社编辑孔帅对此作了分析：“重复出版和作品的原创性是两个概念。重复出版是指选题一致或类似。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可能禁止这类事情的发生，如《唐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余冠英、王水照等先生选的版本被公认为是权威版本，但据我接触到的，现在有的青年学者也在编《唐诗选》，这算不算重复出版？该禁止否？我认为是不可能的。只要不是抄袭，是原创的，都还是可以的。且从现实来讲，目前体制下，这类成果是老师职称晋升的硬要求，有无奈之举。对于原创，对应的是抄袭。抄袭可耻，应严厉打击。支持原创！”同一名著不同的译本，如果做出特色，便算不上恶意的重复出版。例如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瓦尔登湖（全注疏本）》，由美国梭罗研究所所长注疏，注疏量约占全书一半，极富学术价值。
但是，市面上大量“中译中”的作品，普遍都是将经典译本换换译名，就堂而皇之地冠以“重译”出版。这种重复出版侵犯了原译者的版权，触犯了法律的底线，该被出版人和读者反对。
导致重复出版泛滥的因素
2015年中国出版市场的规模位列全球第三，但数据背后不乏大规模的重复出版所带来的虚假繁荣，其中那些低水平的重复出版更是大大影响了我国文化市场的多元化发展。目前造成重复出版泛滥的因素主要有：
一、我国出版市场规模庞大，读者区域性差异小，为重复出版物提供了市场空间。2015年中国图书及期刊出版营业收入为1023亿元，居世界第三。排除图书价格偏低的因素，我国的图书出版和销售册数为世界第一。根据尼尔森统计，美国在2015年一共销售出了5.71亿册纸质图书，而2015年中国光是图书电商的销售册数就已经超过了美国全年的纸书销售册数：当当的纸质图书销售近5亿册，京东纸质图书总购买册数超2亿册。
拥有如此庞大的纸书市场，读者的地域差异却很小，不像国外市场语言庞杂，市场细分明显。在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官方网站的图书排行榜上，排在前十名的图书没有一部是上海作家写的。虽然各地方出版机构都呼吁出版具有地方特色的原创图书，但叫好又叫座的很少。像新疆青少年出版社的“阿凡提的故事”那样，具有强烈地方特色而又畅销不衰的图书，可遇而不可求，所以客观上还是存在同一图书不同版本的需求。
二、我国出版市场份额集中度不高。2015年全国出版集团零售市场码洋占有率最高的中国出版集团仅为6.18%，将零售市场码洋占有率最高的10家出版集团合在一起，仅占全国零售市场总码洋30%左右。在国外，大型出版社市场份额集中度日益明显。在法国，位于榜单前10位的出版商控制了87.5%的市场份额。在美国，5大社的市场份额高达80.2%。群雄逐鹿，原创能力又不足，重复出版在所难免。此外，我国的发行市场条块分割，也为重复出版物的发行提供了空间。
三、国内出版机构品牌意识不强，创新能力不足。人民美术出版社版权图书编辑管丹介绍：“国外选题相近的图书较多，但不是重复出版。每家出版社出的看似是同一类选题的书，体例和风格带有各社的鲜明特点。同一个题目的书，仅看编辑体例和设计风格就能大致能猜出是哪家社的，这是品牌社的特点和风格所在。国外也有公版书，对内容的再加工、再包装也会形成或增加自身的知识产权含量，简单重复和恶性竞争是有品质的出版社所耻的。”在这一问题上，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杜昀初也表示：“有创意但是形式简单的书，来国内的结果是分分钟被克隆出多个版本。”
四、从发行的角度来说，低端发行渠道为低质量的重复出版物提供了市场。有的图书馆馆配筛选不严格，超市、购物中心和批发市场只顾折扣，不顾图书质量。地方大学图书馆一年一般有300万元的采购经费，到了“211工程”验收时，会增加到400万元。而图书馆的招标委员会采购时，不熟悉图书馆资源，往往会把价格摆在第一位。
五、部分读者尤其是二三线城市和农村读者，在购买图书的时候，缺乏辨识能力，倾向于经典名著。以列入新课标必读书目的《骆驼祥子》为例，根据开卷统计，自1998年以来，人民文学出版社、中译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天津人民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延边人民出版社、北京日报出版社、童趣出版有限公司、吉林出版集团、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北京燕山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时代文艺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出版社等16家出版社的版本，年销量都曾经超过1万册以上。其中，南海出版公司的版本曾达到年销量50万册，时代文艺出版社的版本曾达到年销量20万册。而近几年的当代作家作品很少能达到这样的销量。对于出版社来说，选择经典作品出版，销量往往比较有保障。
六、编辑的考核体系和导向也是重要因素。一些出版机构定下了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考核体系，编辑为了完成任务，或者出于避险和逐利的考虑，选择了急功近利的方式。一家小型出版机构的编辑甚至说：“我很认可和敬佩某些大社做精品的精神和操守；但如果大家都有那样的底蕴，谁也不会主动去做那些不好的书。不能因为你做得好，就不让人家活啊。”
低水平重复出版的后果
重复出版和出版社的很多不良现象互为因果。
首先，重复出版会导致恶性竞争。以老舍的作品为例，据开卷数据显示，他的作品共有500种，但出版他作品的出版机构竟有100多家，其中有一家出版集团旗下的5家出版社都在出版老舍的作品。三联书店副总经理张作珍认为：“这对品牌的维护和提升并没有起到积极的作用。”
其次，重复出版会造成对作家版权的漠视。在一些名家50年版权保护期到期之际，往往有大量该作家的作品问世。以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为例，他于1965年去世。目前开卷统计他的作品有31种，而2016年出版的就有7种，大于从1998年以来的任何一年的出版数量。这说明，出版机构对公版书到期的时间十分敏感。
再次，重复出版的图书以较低折扣发售，扰乱图书市场，形成恶性循环。以北京图书市场为例，同样是世界名著，在北京图书大厦、王府井书店等书店，读者往往可以挑选最精美的版本。但是位于王四营、甜水园等地的图书批发市场，几乎都是缺乏原创性的图书产品。尤其是在各大超市、购物中心，低质量重复出版物占了绝大多数。中国轻工业出版社的菜谱书原创性很强，但没有进入超市。该社编辑接受采访时表示：“超市图书进货折扣太低，有的都能低至2折，高质量的菜谱书原创性强，给不了这么低的折扣。”
最后，很多重复出版物内容低劣，原创性差。因为缺乏约稿和再创造能力，换个封面和译者名字、内容缺乏三审三校的名著丛书比比皆是。更有甚者，只是将古籍简单汇集出版，闹出注释、标点错误以讹传讹的笑话。王梦楠认为：“质量千差万别的重复出版对读者的挑选和甄别形成了干扰，但是也满足了不同诉求的读者需求。对于手握原版权或者权威版本的出版机构来说，各种跟风的重复出版现象，会稀释读者对于权威版本的关注度；在一定程度上会促进图书营销和发行的成长，但也有恶性的低俗化、粗鄙化的宣传出现。重复出版对出版机构来说可能是获利的快捷方式，但是对营造良好的阅读环境和图书市场不利。”
管不管？怎么管？
重复出版与缺乏原创在出版业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图书市场长时间没有新鲜活水注入，一直被老书占据，缺乏活力。既然如此，业内有什么有效的措施遏制重复出版的风气吗？出版业对此意见不一，有的出版人认为这种现象应该交给市场去筛选。台海出版社编辑刘峰的意见比较有代表性：“各个出版社和公司原有的积累、底蕴、专业壁垒和渠道优势是不一样的，面临的形势也不一样。我们不该对其他人的经营策略指手画脚，因为外人不需要对他们的经营状况负责。”
而另一些出版人则提出了重复出版物的改进思路：
首先也是最根本的，加强原创，呼吁出版界的创新之风。同一部外国名著，出版的时候选择新的译者、新的包装方式、新的注释，可以变成一部全新的图书，这种例子不胜枚举。对于古籍，寻找最好的版本，重新校勘整理，可以转化出新的学术成果。比如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周宁霞编辑，为了整理《徐霞客游记》，找到300年前的几种珍贵抄本校勘，整理本比通行本多出了14万字。成书之后，为了解决其中难题，周宁霞前后三次赴广西实地踏勘，校正了徐霞客不懂粤地方言的误写等多处问题。而这些成果写入《游记》的增订本，其他出版社后出的《游记》校注本也悄悄地跟着作了相应的订正。
第二，呼唤严格的市场法规，打击侵权行为。国外一流作家一般都只将自己的作品独家授权一家大型出版机构，但国内的作家并不是都有独家授权的意识。在国内，有些作家的作品往往是交由多家出版社竞相出版。这样不仅会给出版社维权带来困难，也不利于出版社开展图书营销活动，你在宣传自己的书，读者却买了其他的版本。在维权方面，人民文学出版社还为翻译家马爱农的《绿山墙的安妮》打赢了官司。某出版社的《绿山墙的安妮》与人文版《绿山墙的安妮》相似度高达约97%，后者显然不是独立翻译的结果，而是抄袭了人文版《绿山墙的安妮》。法院判决该社停止出版、发行涉案图书，同时要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马爱农经济损失25000元、合理费用5000元。马爱农虽然胜诉，但除去律师费用和其他费用，她实际所得赔偿还不足1万元。抄袭成本过低，难以起到警示作用。另外，某社的《绿山墙的安妮》只是系列名著丛书的一部，该系列中的其他名著是否侵害了其他出版社的利益呢？希望出版社都有这样的“较真”精神，净化图书市场。
第三，让读者廉价或免费获取一些公版书的数字读物来挤占重复出版物的市场。例如掌阅的“掌阅公版书”计划，亚马逊kindle的“译言古登堡”计划等。微信的崛起让大量鸡汤文转移到微信公众号这个阵地，有效减少了鸡汤书的销量，数字公版书这种思路可以让高端用户免去费力费钱选择公版书的时间。但这种方法的实行还需要时间，因为目前二、三线城市的读者和超市等低端渠道仍然会需要这些重复出版物。
第四，从销售渠道倒逼出版上游。人民邮电出版社营销编辑卢金路认为：“低级跟风之作之所以能够很好地存活，很大程度上归因于销售这些跟风图书的渠道。渠道追求利润最大化固然无可厚非，但文化产业所追求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原则不能丢。如果渠道提高采购门槛，倒逼出版上游，让好书不被埋没，培养出读者的阅读品位，久而久之低级的跟风出版也就没有市场了。这样才能激发编辑开发原创选题的积极性，形成良性循环。”无论是新华书店还是网店，渠道确实能反哺出版上游，再加上要求高标准的自媒体图书销售渠道的崛起，销售渠道倒逼出版社提高图书质量、提高选题水平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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