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文献社：30年磨砺，成就学术出版先锋
今年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成立30周年，回顾其30年的发展之路，可以说是磨砺争锋的改革创新之路，也是立足自身的品牌建设之路。而这一路的发展与成绩，都与社长谢寿光息息相关。
如今的中国出版领域，百花齐放，学术出版更是日益繁荣。伴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出版业的变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简称“社科文献社”）迎来了30岁生日。
有这样一个人，他受命于社科文献社青黄不接之际，为开创学术出版新局面而苦心经营；他从事学术出版30多年，策划出版图书上万种；他从上世纪80年代组织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和《中国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入手，完成了社会学理论方法的学科训练，成为社会学研究者，主持或合作主持了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重点项目；他较早地捕捉到融合发展的风向，带领出版社走在了时代的前列。他就是社科文献社社长——谢寿光。
30年，说长不长，说短又不算短。30年，谢寿光从哲学和社会学中汲取养分，始终如一地精心浇灌着学术出版；30年，社科文献社从一家不足30人的无名小社成长为今天拥有300余位高素质编辑和出版、营销人员的知名学术出版社。30岁的社科文献社似乎还很年轻，但站在互联网、数字时代的风口浪尖，与那些百年老店相比，毫不逊色，甚至在专业领域更胜一筹。回顾社科文献社30年，更确切地说是第二次创业18年的成绩，谢寿光言辞间难掩骄傲和自豪，他说：“30年我们为何能有今天的成绩？期间的经验和教训都值得我和我的团队总结、自省，也可以与学术出版界共同分享。”
︱谢寿光始终奉行一套前瞻的出版理念，带领社科文献社三十年如一日，创社科经典，出传世文献
1985-1997：功之成，必有所起
句话：功之成，非成于成功之日，盖必有所由起。谢寿光也常说，社科文献社的30年是从产品到品牌，再到平台的30年，而三个十年的侧重点也各不相同，最初的10年是基础。1985年10月社科文献社正式成立，彼时，在初创者们的带领下，社科文献社主要以有计划地编译当代外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和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外国研究中国的有代表性论著，以及介绍国外新兴学科、边缘学科和学术思潮等研究论著和相关文献资料作为主要的出版方向。
众多社会科学领域的知名学者很早就开始与社科文献社合作出书，他们回忆道，成立之初的社科文献社虽然并不是很景气，但以时任社长沈恒炎先生等为代表的第一代创业者，十余年兢兢业业，为社科文献社后来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沈恒炎先生还时常会亲自到院部边的小书店去推销图书。
1998年10月，谢寿光出任社科文献社社长兼总编辑。他接手时的社科文献社因为一些图书的质量问题，业务几近瘫痪，在这青黄不接之际，他向大家提出，既要肯定老一代的工作成果，又要下定决心一切从零开始，进行第二次创业。他说，面对市场经济的大潮，那时许多品牌老社都选择了“往下沉”，走大众出版的路子，但他却有不同的看法，他坚持认为社科文献社应该“往上走”，做专业出版，聚焦高精尖的学术领域，将出版重心定位于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图书，“成为顶端的那一部分，越是专业的书我们越要去做”。而此后近20年的发展和成绩都成为当年明智决断的力证。
功之成，必有所起。社科文献社在最初的10余年通过翻译著作等产品带动品牌发展，在学术界形成了一定的品牌效应。而在第二个10年的开端，在市场经济的关口，谢寿光又以全新的理念树立了学术出版的方向，为下一阶段的发展确立了方向。
二次创业：奠学术品牌之基
创社科经典，出传世文献。谢寿光说，社科文献的第二个10年主要致力于打造和打响几大重点品牌，今日社科文献社的成绩正是在坚实学术品牌的基石上开出的不朽之花。
1998年，社科文献社提出了建设“国内一流，国际知名”学术出版机构的目标，开启了第二次创业的征程。谢寿光介绍说，当时的社科文献社编辑基本没有接受过专业的编辑训练，一切工作都有待规范化。而他此前在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5年的工作积淀逐渐开始发挥作用。理清了问题，下定了决心，他开始在社内建章立制，实施一系列的管理条例，着手制定《社科文献编辑条例》，有效地规范了社科文献社当时杂乱的编辑制度和流程。他还叫停了当时社内某些不规范图书的出版，重新组织人员开展选题论证等工作，并借此机会对出版社内部机构进行了调整，设立了编辑部，让一切工作规范化、走上正轨。
也正是从1998年开始，社科文献社以《经济蓝皮书》和《社会蓝皮书》的出版为契机，开启了皮书品牌之路。谢寿光说，皮书这个品牌和概念，是由社科文献社提出的，是一种新的出版形态。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和发展，皮书系列产品已经实现了聚合，逐步发展成为一个智库。
据他介绍，目前，每年全国大约有1000多种年度性研究报告出炉，其中社科文献社占300多种，“可以说社科文献社皮书的影响力是独一无二的。今天，全国有2000多名作者在为社科文献社的皮书撰写各种研究报告，我们有意打造出了一整套皮书写作的文体、体例和规范。”
︱2011年2月，“全国皮书研讨会”在京召开，皮书品牌得到进一步提升和扩展
在社科文献社，皮书能否出版需要经过专家委员会论证，需要编辑委员会审批，书稿进入编辑部需要进行学术不端检测，重复率超过15%就要做退稿处理。同时，社科文献社的皮书出版有一整套准入和退出制度，皮书研究院每一个年度要对皮书进行客观的综合评价，并排出名次。排在末尾几名的要被黄牌警告，甚至有可能被取消资格。
如今，皮书已成为社科文献社产品序列中的第一品牌，享誉全球，2006年第一本英文版皮书由社科文献社与拥有330年历史的荷兰博睿学术出版社（Brill）合作出版。而皮书作为主要内容的皮书数据库于2007年正式发布，2013年获得“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网络出版物提名奖”。目前，数据库内容已经超过16亿字，有接近10万篇的研究报告。谢寿光言语中透露出骄傲之情：“国内出版社能有这样健全、完整机制的并不多，而我们已经坚持了18年”。
第二次创业，社科文献社形成了明确的产品和品牌定位，除皮书之外，列国志、中国史话、学术集刊、大型古籍文献等产品和品牌，都大大提升了社科文献社在业界和社会的影响力。
一套数字理念，搭建智慧出版平台
人们常说要用“互联网+”的思维做出版，但谢寿光认为应当是“+互联网”更贴切。谢寿光很早就敏锐捕捉到了数字化及网络化的的发展趋势，并将其融入到了自己的出版和管理理念中。他笑言：“我们与腾讯或者阿里巴巴合作，不能让自己的业务被对方加走，而应该坚持自己的核心业务，时刻用互联网的思维去经营和探索。” 谢寿光常以市场营销为例——产品找不到买主怎么办？“那就用微信，用朋友圈，用新媒体去营销”，挨家挨户亲自去跑的成本出版社已经承受不起了。”经过第三个10年的发展变革，社科文献社不仅跟上了互联网时代的潮流，还在专业领域引领了这一潮流。
在谢寿光看来，时代变了，出版形态变了，社科文献社要想稳立潮头，就要真正实现融合发展，全方位、全载体、全过程的融合才是中国出版业生存发展之道。而社科文献出版社在近10年的发展历程中，正是基于融合发展的理念，走上了转变角色的道路，作为内容资源的经营者，社科文献社正在努力搭建一个现下最时髦的概念——平台。
谢寿光介绍，在二次创业的基础上，社科文献目前正致力于搭建最具影响力的学术资源整合及推送平台，希望可以促进专业学术成果的发布与交流；同时希望可以为社会提供一套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内容的解决方案。
他介绍说，目前社科文献的平台建设主要有两个大方向：其一，是以皮书和列国志系列为代表的智库产品的整合和发布平台，目标是要将全球智库的成果形成聚合，平台主要以皮书数据库、列国志数据库和‘一带一路’专题数据库为支撑。
其二，是以人文社会科学各个学科专题数据库构建的一个学术成果发布和整合平台，希望可以将所有学者聚集在这一平台上进行互动，无论是发布学术著作还是学术文章，互动的同时也能够提供一种专业的服务。在这个平台上，编辑和学者的身份可以像旋转门一样发生转换，按照用户的需要，从不同的数据库中提取有用的信息和知识，整合相关信息，满足用户需求。
社科文献社的平台搭建，融入了谢寿光一套整体的布局和理念，谢寿光举例介绍，皮书因其“专业”“前沿”“连续”“数据”“传播”等特征，已经成关于“当下中国”最具影响力的话语平台之一。而如今皮书等智库产品的整合和传播平台，依靠专业、准确的内容，领先、前沿的关注点，线性、持续性的成果展示，原始、真实的数据支持，以及及时、有效的传播媒介，打破了传统智库报告仅通过内部传递的方式，成为一个能够反映“当下中国”的话语平台。
近10年来，这一系列探索和尝试都已收获了一定的成效。2015年4月，社科文献社“基于数字产品建设的社会科学知识组织系统”项目获批入选新闻出版改革发展项目库；7月，社科文献社荣获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数字出版转型示范单位”称号。
五大能力建设，助力学术出版新征程
第二次创业以来，社科文献社逐步走上了智库产品与专业学术成果系列化、规模化、数字化、国际化、市场化发展的经营道路。2014年，社科文献社共发稿5.5亿字，出版图书1581种，承印发行中国社科院院属期刊71种，全年加工数字化图书3174种，文字处理量达到了12亿字。
30年，仅仅是一个开始，站在下一个征程的起点，谢寿光认为，五大出版能力的建设是重中之重：学术出版和资源整合能力、数字出版能力、国际出版能力、市场营销能力和学术出版物的生产能力。
第二次创业后，社科文献社以出版运营全流程信息化建设和数字出版两条主线推动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目前，数字出版已初步形成了产品设计、内容开发、编辑标引、产品运营、技术支持、营销推广等全流程体系。特别是皮书数据库的影响力已拓展至海外，哈佛、普林斯顿、耶鲁、斯坦福等海外一流大学都是社科文献社的客户，在国内也有1000多家用户。
︱2015年，社科文献社举办了与博睿学术出版社合作十周年庆典，在国际出版方面走在了行业前列
国际出版方面，作为一家学术出版社，社科文献社走在了时代的前列。谢寿光，这位从传统时代走出来的出版人对中国学术的海外话语权有着超乎寻常的关注。社科文献社目前和荷兰博睿学术出版社，德国施普林格出版集团（Springer），英国泰勒·弗朗西斯出版集团（Taylor & Francis Group）都有长期、密切的合作关系。
谢寿光介绍说，这些国际知名的大型出版集团，对学术著作都有一套严格的评审体制，大多都是匿名评审，社科文献社的图书基本都能顺利通过。此外，社科文献社与海外出版机构多采用合作的形式，据他介绍，“图书封面上都印有社科文献社的Logo，我们并不单纯做版权输出，而是要真正进入到国外主流出版领域，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国家争取到了学术领域的话语权。”
社科文献社的市场营销团队，颇令谢寿光引以为傲：“社科文献有一个强大的市场营销团队，每年举办百余场活动。那些人文社科领域像样的学术会议，哪一场没有社科文献社的资源在场，哪一个没有社科文献人的身影？”
同时，350多人的团队，200多名专业编辑，6亿多字的文稿处理量充分证明了社科文献的产品生产能力，谢寿光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在社科文献出版图书，你得到的一定是增值服务”。最后，他谈到，品牌、平台和营销能力成就了社科文献社的资源整合能力。面对汹涌的数字化浪潮，社科文献社搭建学术资源共享平台，坚持提升选题资源、作者团队、出版形态的可持续性，不断巩固和建设学术出版和资源整合能力。
学术票友：“专业”是最高褒奖
谈到自己18年来为社科文献社注入的心血和经历，谢寿光总是一笑置之，他学哲学出身，又长期从事社会学研究，奉行一套理性的思维，喜欢借用量化的概念。“因为社会学提倡经验研究。要求实证、可控、可测量、可验证。所以我也一直用这种学术的眼光和思维，带着大家一起做事。”
他原本最大的理想是在大学执教，传道授业，但进入了出版行业，就希望能一直带着创业的激情和搭建平台的观念做下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培林常对谢寿光戏言，说他在出版社社长里是最有学问的，在社会学家里是最懂经营的。谢寿光认为，每个人都要爱自己所做的事情，做专业学术出版，可以整合和传播优秀的学术资源，对于教育事业也是一项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
谢寿光常感慨：“原来我们没有一寸土地，今天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靠所有员工的共同努力，我们拥有自己的6000多平方米的办公区域，打造了自己的咖啡屋——绿坞，编辑和学者在这里可以品茶、交流出版和学术，充分体验文化的味道。”
︱三十年来，社科文献一连串响当当的学术品牌，无一不凝聚着“创新、专业、服务、共享”的企业文化精神
如今这番成就并不是偶然。他认为，社科文献的成绩首先得益于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实力的增强，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需求从没有像今天这么强烈、迫切过；其二是源于信息时代的到来，他并没有将信息化看作出版业的危机和挑战，而是坚持在专业领域深耕，且不拘泥于某一种产品和形态，所有的努力都本着专业化的路子前进，十几年、几十年不动摇；其三，他表示，对学术要时刻保持敬畏之心，尊重学者，用专业的理念坚持专业出版，他评价自己说：“我是一个专业主义者，甚至是一个专业的‘原教旨主义者’。”他用专业的标准要求自己，也以此来衡量整个团队，他对员工批评最重的就是“不专业”，同样，给他们最高的褒奖就是“你做得很专业”。
瞄准未来：完善人才激励机制
谢寿光认为，处在融合发展的大背景下，不仅社科文献社，整个出版行业都需要正视人才和激励机制的问题。他曾反复强调，出版业是一个低物质资本、高人力资本的行业，然而出版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机制却普遍落后于社会其他行业。
2015年11月15日，社科文献社承办了以“融合发展背景下的人力资源管理创新”为主题的北京地区出版社人力资源管理研讨会，会上谢寿光作为东道主发表了重要讲话，向在座30余家出版社、50余位人力资源领域的同仁重申了他曾多次提出的观点：要解决出版行业的人才问题，首先要解决的是人才激励的问题。他认为，出版企业在文化留人、事业留人、感情留人之外，更需要有一整套完整、科学的激励制度，“没有激励机制，今天做得再好都无法传承，百年老店也立不起来。”
从入社之初起，谢寿光就奉行一套前瞻的人才管理理念，他不再一味要求员工做到与企业“共存亡”，而是致力于为大家打造一个可以施展才华的平台，打通一条能够上升的通道，让员工释放更大的张力，并为有能力的员工提供内部创业的机会和空间。如今社科文献社小有名气的“甲骨文”系列图书正是其内部创业机制和平台的最佳力证。
谢寿光介绍说，“甲骨文”的背后是一支充满活力的年轻团队，出版社为其提供选题、设计等流程的保障和支持，免去他们经济上的压力和后顾之忧，并对他们采用不同的考核机制，旨在用新模式、新方法，在3-5年的时间里打造一支全新的品牌图书团队，如今已初见成效。另外，社科文献社还推行了“名编辑工程”，对于在学界有突出影响力和知名度的名编辑，出版社给予特贴、学术假期、出国交流等奖励和政策支持，希望为高层次人才提供良好的环境和平台。
谢寿光说：“当前的出版业，各出版机构不应当是竞争对手的关系，而是利益共同体。出版业的人力资源、人才激励机制等问题需要大家共同探讨和深入研究。随着国家深化改革，我希望未来能有更多的人才在这个平台上把出版事业和学术出版推进下去。”
正如他所希冀的，如今，“三十而立”的社科文献社站在第三次创业的起点，正朝着自己所构想的学术出版梦一步步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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