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堂实录】考古发现与中国历史解读| 刘庆柱
大家下午好！
谢谢大家今天光顾这个学术交流的座谈会。
关于讲座的题目，因为大家都是搞文化遗产的，我想大多要和历史结合。因为遗产不是“现产”，遗产就是讲过去。大家可以回忆一下，从1987年中国第一批申报的世界文化遗产开始，不管是长城，还是故宫，都和古代历史有关。有的是考古发现，有的不需要考古发现（如故宫），但验证了考古发现。比如故宫，故宫就像我们搞史前考古的民族学、人类化石一样，它是古代都城、宫城建筑的活化石，我们可以以故宫为起点，认识什么是宫殿，从已知到未知，故宫就是我们的一个参照系。因此我就想中国申报的世界文化遗产，或者我们的国保单位，不管遗址类、墓葬类，很多看起来涉及到建筑，实际上都是中国历史的关键问题。关键问题是针对考古学而言的，狭义的文献历史学它对建筑无所谓。当然美术史学科和我们的观点不一样，他主要看好看不好看，建筑工程技术及相关工艺，我主要看建筑传达什么信念。
首先，考古发现就是考古的一个定位问题，即考古是干什么的。以前我觉得这不是一个问题，其实现在已经成问题了，比如海昏侯，我觉得它现在已经偏离这个宣传了。考古学主要是研究历史的科学，这个历史是满足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里说的，包括两部分，人类史和自然史，而我们现在谈的历史实际是一部分——人类史。
第二，历史是由人类史和自然史两部分组成的，人类不过是自然的一部分，没有自然就不存在人类，因此考古学它既要研究哲学社会科学所涉及的人的历史，也要研究其依托的自然科学的环境变化、建筑所处的位置、所展示的形象等等。
第三，考古学不同于传统的历史学，它就是以物化的遗存（包括遗迹、遗物等）去研究历史传统，而传统历史学主要依靠的是文献。
第四，考古学的遗存要包括历史、科学、艺术这三方面价值。因此不管是遗迹、遗物，或者是现在仍保存的古建筑，考古学不同于一般世俗所说的那样去观赏、鉴赏它们的价值，考古学对文化遗产价值评价的标准，不是好看不好看。包括我们做规划也是，我总说咱们不是为了愉悦眼球，愉悦眼球是低层次的，刺激大脑才是高层次的。比如宗教圣地麦加，它可能没有太多刺激眼球的东西，但它是震撼人精神的，我们的遗址也是一样，它是供人凭吊，引人联想的。比如做丝绸之路起点长安的规划，你想让人们看什么，是让大家看长安大明宫的五颜六色，像电视剧《大明宫词》一样，还是让人们通过残垣断壁去联想当年的辉煌历史。我说不要总像母亲对待刚生下的小孩一样，把食物嚼碎了喂到他嘴里，可能刚开始会有一段时间，但孩子长大了以后，你千万不要再喂他了，他就不吃了。当一个学科、一个民族文化成熟之后，它的宣传方式也是要有所改变的。我想说考古遗存的三大价值，应该充分在各个不同领域体现出来，不能把它和收藏、鉴宝等同。因为鉴宝、收藏看重的是艺术、经济价值，因此大概大多数鉴宝家、收藏家都不鉴定、收藏古人类头骨化石。
我上学的时候学历史，只学到了五千年前，经常听一句话叫五千年文明。其实我们的历史何止五千年，我们把大头给丢了，如果人类的历史拿二百万年计算，五千年只占到了0.025%，还有99.75%靠考古学解决，因为那一段没有文字。
如果涉及到中国有史以来，我们的文化遗产大部分是进入文明时代以来的。这里的文明是个特定的词，指进入国家以来，也就是摩尔根所说的，从蒙昧到野蛮、再到文明。用简单的话说，蒙昧就是旧石器时代中期偏前，野蛮就是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偏早，或者说进入了群居，再进一步发展，也许有了家庭，有了母系制，发展到父系制，再产生剩余价值，有了财富分配不均，就产生了阶层、阶级、国家。我们说的文明就是从这时开始的。在中国，现在所谓的文明史，探源工程说是5500年，我们过去从夏商周开始算是4000年，用夏商周断代工程来说是4070年。但现在还没完全说清。之前说的中华民族有5000年的文明史实际是历史学家梁启超先生说的，大家就沿用了下来。现在的探源工程进行了很多年，也只探到梁启超所说的5000年。
新石器时代以来的考古发现使我们认识了从新石器时代的诸多文化。中国的文化过去叫多元一体，苏秉琦先生叫满天星斗。我说，满天星斗是一种表象观察，如果作为天文学家，就要指出哪颗是星什么星，谁围着谁转。我觉得考古学现在就到这个时候了，文化很多，随着发展，谁围着谁转，谁被谁吸收了，谁向谁靠拢了。因此，我觉得不同时代人类社会发展不同阶段表现的形式不一样，应该说进入文明时代以后就变成大鱼吃，小鱼吃虾米的时代了，就有一个中心，大家往那靠。形成的一个中心，当年是以空间条件为基础的。中国为什么叫“中国”，就是国家缩影的都城在居中而建，古人所谓“择中建都”，都城周围叫“诸夏”，也就是历史文献记载的东夷、西戎、南蛮、北狄，我们中国就是这四块组成的，“中”是“诸夏”、“四夷”的“集合体”。
应该说我上面谈的就是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进一步改变了我们对中国传统历史的认识。最早的中国国家到底出现在什么时候，出现在什么地方，我要介绍一下。
古人早就说过，选择居住的地方既要近水，也要远水，因此我们看中国古代都城选址，除了南北朝等分裂时期之外，一直以来中国的政治中心都在北方。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到了唐代以后，政治中心开始东移，从长安到洛阳，从洛阳再到开封。从开封再没往南移，因为辽金元清统治者都出自长城以北的族群，于是他们认为北京就是中国南北居中之地，于是就选择了定都北京。
这是郑州商城，形制更加规矩。郑州商城最重要的是它有两个城，宫城在东北角，还出现了大方鼎。实际上鼎早在8000年前就出现了，是吃饭用的，到了6000多年前开始向礼器发展，还是陶制的，后来演变成方形的大鼎，大方鼎最早就出在中原核心地区——郑州，因此有人把这种鼎叫“问鼎”，“问鼎中原”成为统治国家的中国古代成语，鼎也成为国家权利的象征。
讲了这么多，回过头来说说不断裂的文明问题。我认为，考古学不能永远停留在源于生物学的类型学方法的表象观察上，所有的方法都是在发展的，不可能一成不变。现在生物学的类型学变成了遗传学，用DNA来测定生物变异的原因。但是我们考古学，我觉得老是用那一把工具。社会的发展就是工具的发展，科学的发展就是科学方法的发展。在某些方面方法是最重要的，理论是总结的，方法是实施的。
现在我们揭示不断裂的文明，我想可以从两点来看。中华文明有着自己的基因，我觉得基因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延续的，一部分是变异的、淘汰的。就生物学而言，按达尔文适者生存的理论，变是为了存，我认为文化也是一样，我们既然说中国有5000年延续下来的文明，就要找“延续”“不断裂”的那些物化载体是什么？
那到底从哪儿找呢？我想中国历史有着许许多多王朝，一代又一代延续着中国古代历史，从夏商周到秦汉，再到南北朝、隋、唐、宋、辽、元、明、清，王朝在变，中国却不变。中华民族是一个国族，是一个国家概念，它最大的特点不是只有汉族来统治国家，比如北魏、元代、金代、清代诸王朝的统治者都是当时中国的周边地区族群。我们要看他们建立的王朝，也就是国家是否和之前的国家在本质上一样，哪些一样，哪些不一样，一样的就是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从鲜卑族建立的北魏开始，从现在的大兴安岭一路南下到了盛乐，再到大同，最后定都洛阳。因为他们有个理念，要想在中国称帝，都城必须居中。大家知道过去陕西宝鸡出土的西周青铜器——何尊，上面刻着铭文，提到周武王在世时决定迁都于洛邑，即“宅兹中国”，必须要择中立都，这样才显得不偏不倚，这就叫公正、中正，中是一种政治含义。
我觉得中国历朝历代，不管哪个族群，哪个时代，建立的哪个王朝，都遵守的一种精神文化，能通过物质文化反映出来的，就是都城和陵墓。因为历代的皇帝，包括少数民族，都重视营建都城和陵墓。我们可以看看，周口店的金陵，还有遵化的清东陵，易县的清西陵，将这些陵墓中保存的地面建筑与明十三陵进行比较，基本上是大同小异的。我们可以再回头看看女真人墓葬的风俗是什么，是火葬，进关以后也是如此，但建立王朝之后不久改成了土葬。人埋在底下，上面是宝顶，前面是大殿，烧香上供，象征着太和殿，前面有个司马道，两侧搁着石人、石马、石狮子作为仪仗队。这个传统很早就有，正式形成制度是从唐代武则天时代开始的。比如，二十个石人，一边十个，再南边是东西各五匹仗马与牵马官，再往南是象征着中外友好的鸵鸟，再往南是天马，再往南是华表。同样，再看看周口店的金陵、清东陵与清西陵等，它们基本承袭着前代帝王陵墓的礼制规章。
我觉得都城和帝王陵墓承载了中国传统文化历代王朝共同认同的文化基因。比如北京的中轴线，大家开会讨论中轴线多长，多么对称。我说，这些都是次要的，关键的智慧在于要注意太和殿前面是怎么布局的。太和殿前面没有房子，只有门，太和门、午门、天安门、正阳门、永定门。为什么呢？因为它最尊贵，因此要居前、居中、居高，其他建筑排列在两边，太庙虽然在太和殿之前，但台阶比它低一些。大家不要小看建筑的高低，像四合院里厢房一定比正房低。前者体现了国家意志，有着深刻的政治意义与等级规制；后者体现了中国古代历史的宗法制。建筑的位置也是如此，什么时候宗庙与宫殿东西并列，什么时候大朝正殿居中而形成“左祖右社”建筑格局，这都涉及国家文化信息的传递和继承问题。王国时代宫庙东西并列，夏商周都是如此。到了秦汉就变了，秦代的最高领导人是秦始皇，将诸侯国改为了郡县制，统治者也不再以血缘为基础，改为了地缘政治为主、血缘政治为辅，这样宗庙就不再和宫殿并列，挪到了旁边。这个传统文化在西汉晚期正式形成制度，这就是《周礼•考工记》所写的“左祖右社”。大家不要以为《周礼•考工记》所写的制度在周代就有，现在考古发现对此很难予以肯定。现在有的学者就认为，《周礼》可能是汉代成书的，当然，汉代成书不一定没有前人的思想，不排除对以前知识的吸收。我们考古发掘的不少现象和古书所说的不太一致。阿旁宫就是，教科书上都写项羽火烧阿房宫，秦始皇暴政，制造了两个对立面，一个孟姜女哭长城，一个项羽火烧阿房宫。我很注意读西汉初年的历史，如《过秦论》，当时学者、政治家总结、夸大秦始皇的错误，一方面警示汉代统治者记取历史教训，另一方面强调秦王朝被推翻是历史必然。我后来写了一篇文章叫《观念的历史和历史的真实》，也提到了这个问题。
为什么我围绕都城和帝陵要谈这些呢？因为我们现在做的很多规划，包括世界文化遗产，不管是故宫、明清帝陵、丝绸之路中的北魏洛阳城、唐长安城的定鼎门、汉长安城的未央宫、唐长安城的大明宫等，都是历史上权重大的、有代表性的历史文化遗产。有些东西有观赏价值，有纪念价值，但毕竟是民俗。我说，任何时期的历史都是统治阶级的历史，任何时期的社会主导文化都是统治阶级的文化。但这些文化因为有了人民才能建造出来，从这个角度来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因此我说，在5000年的文明社会中寻找同类的基因，应该优先从社会主导文化中寻找。就考古学而言，要从当时社会的主导文化中去寻找物质文化的载体。
文化可以分一下，有些是国家文化，有些是民俗文化，比如现在所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的是区域文化，还有的是时代文化，比如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再比如龙山的黑陶、红山的玉器，这都是时代所造就的。
比如西汉有11个皇帝，每个皇帝的陵墓高32米，汉武帝的陵高却是48米，这背后反映出的是政治。我认为建筑、墓葬就能反映出组织路线。以唐陵为例，唐代初年是盛世，当时肯定是重用那些有文治武功的人，走向衰落后，变成三亲六故，到快灭亡的时候，变成宦官当道。唐太宗昭陵陪葬的是魏徵、程咬金、尉迟敬德等功臣墓葬，到了唐中宗陪葬的是皇室亲属墓葬，到了唐玄宗就变成了宦官高力士陪葬。
我们说研究中华民族5000年的文明史，就要通过国家文化与社会主导文化认知。为什么金中都，后来的元大都，皇宫北边的水池都叫太液池，是代表了一种文化的认同。最初的太液池在汉武帝时期的建章宫，到了唐代，用方位命名，改为四海池，到了明代，在元代的基础上变成了现在的中南海，还有南海、北海、东海、西海，代表了皇帝的一种海洋观念。秦始皇陵也具有一种国家观念，上具天文，下具地理，墓室成为国家、天下的缩影。同理，都城、皇宫就代表一个国家。圆明园有个九州池，九州就是代表中国。
大家都知道，中国的庙里不供人像，供牌位，那就是圭的形状，把牌位当做一种神的象征，用于祭祀对象，这就是中国的文化特点。相反，早期那些非常好看的、至今学者解释各执一词的玉器反而没传下来。再比如，唐长安城附近的唐代皇帝“十八陵”，从唐玄宗开始，一直到十三陵、清东陵、清西陵，神道两边原来都是左文右武。文官手里持笏板，笏板形同玉圭，玉圭就是我们所说的物化的国家文化的载体之一。
都城是“文明”时代的主要标志，它主要作为四个中心：国家的政治统治中心、经济管理中心、文化礼仪活动中心、军事指挥中心，都城是国家历史的缩影。“卜都定鼎，计及万世”，卜都定鼎，是指把首都定在哪儿，就把国家确定下来了，计及万世，就是秦始皇所想的，一世、二世……，无限叠加。
关于“中”与“国”的象征怎么体现？皇宫基本都是方形的，所有都城都是“四面辟门”，城门是“一门三道”，道路是“一道三涂”，中间的道路除了皇帝，别人是不能走的。唐代以前是很严格的，后来打破了这个界限，到了明清时期，只是在城门设三个门道，城里已经不是这样的了，但百姓要回避。古代皇帝出门，既要清街，还要留条路，前几年发掘的汉长安城直城门也证实了这一点。城门有三个门道，中间的门道铺着草泥地面，涂的特别光，可能原来还有紫颜色，如果要走车，草泥地面肯定全压碎了，应该是象征性的。
到了北宋，可以看到外郭城，皇城在内城中央，内城在外郭城中央，都城、内城、皇城的居中理念达于极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