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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拉之死》与法国大革命

刘晓乐 中信出版墨菲 2023-10-23


* 本文节选自《名画中的金融史》

法国大革命就像生活本身一样,是一个混合物。它既鼓舞人心,又令人难以接受。在大革命中,希望与恐怖交织,暴力与博爱杂陈。  
by 密特朗


马拉是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人民之友》报的主编,他以犀利的文笔猛烈抨击法国封建王朝,宣扬共和思想,但是由于他的非理性,也将底层民众的破坏欲煽动起来,最后演变成暴民政治。1790 年以后,马拉开始抛弃自己原先标榜的自由平等理念而倡导独裁,并且鼓吹恐怖革命,此时杀戮成了主要手段。

1793 年雅各宾派的领袖罗伯斯庇尔、马拉、丹东等人着手清洗反对派,开始了血腥的恐怖统治时期。这一时期,国民政府在短时间内处死了大批贵族和上层人士,法国社会弥漫着一片恐怖气氛。

与其犀利的文风相比,马拉的身体的确是弱不禁风。他患有肺病,还有皮肤病,只有泡在澡盆中才能减轻皮肤病带来的痛苦。浴盆成为马拉最喜欢的居所,他经常浸泡在药水中处理工作和文件。一天,吉伦特派的支持者夏洛蒂·科黛以申请困难救济为名,谎称自己是一位共和党人的遗孀、5 个孩子的母亲,请求马拉接见并给予帮助。正当马拉阅读她递上的纸条时,女刺客用匕首刺进了马拉的胸膛,他倒在了血泊之中。马拉被刺的消息一时震动巴黎城,著名画家雅克- 路易·大卫是马拉的朋友,当他闻讯后立即赶到现场,亲眼看见了马拉被害的惨相,于是用3个月的时间完成了这幅作品——《马拉之死》。


马拉之死/雅克-路易·大卫/1794年


画面中,马拉倒在浴缸里,鲜血正在从伤口中流出;带血的匕首滑落在地,而凶手已经逃离现场,马拉垂下的右手中还捏着正准备写字的羽毛笔。右手前方暗黄色的木箱有几处艺术家精心安排的细节:在木箱上,墨水瓶、几张指券和一张纸条依次排开,纸条上写着:“请把这五个法郎的指券给一位五个孩子的母亲,她的丈夫为祖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木箱的底部有两行字:第一行是致辞“献给马拉”,第二行签着作者的名字“大卫”。

《马拉之死》创作于法国历史上动荡、血腥,也是伟大的变革时期。路易十六治理下的法国因资助美国独立战争而承担了巨额财政支出,收入拮据迫使国王向人民增税,以避免破产。因为贵族、神职人员可以免税,但是穷苦的平民却要为此掏空口袋,因而爆发了法国大革命,路易十六还为此上了断头台。当代表底层人民的雅各宾派执掌政府时,也依然缺乏资金支持的渠道,只好将目光转向资产抵押债券。他们没收了天主教会和一些贵族的财产,用没收的资产来支持发行货币,然后开始用纸质凭单(指券)支付其账单。这便是《马拉之死》中五个法郎指券的由来,也是革命重新分配财产的例证。最终雅各宾派在金融方面的尝试也如同约翰·劳一般以失败收场,主要原因在于印刷了太多的指券,而可供购买的资产太少。简言之,指券也可以当作一次纸币的发行尝试,但还是因通货膨胀而最终失败。

在刺杀的现场就被逮捕的科黛很快就交由法庭审判,审判过程很短,她承认所做的一切,但认为自己无罪,她说她只是为“九月大屠杀”的受难者复仇,“我杀死一人却救了一万人。”她坦白地表示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在宣判后的几个小时,她被处决于大革命广场。她受到群众的咒骂,群众甚至拒绝一位教士替她做宗教仪式。
 


刺杀马拉之后的科黛/保罗·波德里/1860年
 
在法国画家保罗·波德里同样以马拉被刺杀的事件创作的油画《刺杀马拉之后的科黛》中,换了另一个刺杀现场的视角:科黛就站立在被害人的身旁,双目透出坚毅镇定的眼神,一脸正气浩然的样子,表现出她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俨然是一位正气凛然的英雄。

可见,在不同人的眼中,拥有不同的世界。在“革命的群众”眼里,马拉就是革命英雄,被无耻地刺杀,甚至在面对死亡之前,都依然在关心着困难革命者的利益;而在另一些人的眼中,马拉就是彻头彻尾的骗子与屠夫,这些人中肯定包括被马拉送上断头台的“现代化学之父”拉瓦锡。

拉瓦锡本来十分富有,但维持化学实验室需要大量钱财,于是在包税制度兴盛之时,他也凑热闹将自己继承的遗产投进一家包税公司,每年可以收取数目极为可观的资金。他本人虽然没有亲自参与征税,但从包税公司获取了暴利却是事实。当然,这些资金主要被用来装备他的化学实验室、从事科学研究也是事实。大革命时期,包税人全被抓了起来。拉瓦锡作为一位著名的科学家,当然也有人保他,但他最终没有保住性命,据说便是与马拉有关。

1780年,当马拉还是个记者时,曾提交了一些毫无使用价值的文件申请加入法兰西科学院,但是当时科学院的院士拉瓦锡不仅驳回了他的申请,还严厉批评了这个“自吹自擂的马拉”。马拉在12年后仍然对此“奇耻大辱”耿耿于怀,因此就利用革命之后的新形势将拉瓦锡送上断头台。1794年5月8日,拉瓦锡这个现代化学的奠基者与其他27个税务官一起被推上断头台,年仅50岁。一个在化学领域中完成了无可比拟的科学革命的人,却在另一场政治社会革命中成为失败者。当拉瓦锡的头被砍下时,在场的法国数学家拉格朗日说出了一句著名的话:“砍下他的脑袋只需一秒钟,但是要再长出这样的头脑也许还要几百年。”
 


拉瓦锡夫妇/雅克-路易·大卫/1788年
 
拉瓦锡之于化学,正如牛顿之于物理,他被后世尊称为“现代化学之父”。他的离去让他的妻子悲痛欲绝,拉瓦锡夫人虽然免于一死,但是新政府没收了她的全部财产,这还不算,所有的实验手记和设备也被通通收走。拉瓦锡夫人经历了这样一场劫难,几乎一无所有,但即使这样,她依旧克服了诸多磨难,坚持出版了拉瓦锡的回忆录。

回忆录里记录着拉瓦锡和他的同事们十分宝贵的研究成果:液体的形成、有关热量的研究、水的组成等。正是她的不懈努力,才让自己的爱人在化学领域的那些伟大的研究成果在科学史上大放异彩。

拉瓦锡夫人能做到这些是因为她也曾长期在丈夫的科学事业中担任着实验助手和秘书的角色,为马拉作画的雅克-路易·大卫以前是她的美术指导老师与仰慕者,也曾经为他们画过名为《拉瓦锡夫妇》的肖像画。画面中拉瓦锡坐在一张写字台的一角,他左胳膊肘支撑在桌面上,右手握着羽毛笔,正准备写点东西。写字台上覆盖了一块红色的绒布,桌上摆放了水银气压计、气量计、蒸馏瓶,以及一个墨水瓶、三只羽毛笔和一叠写着字的稿纸,整张桌子代表的是拉瓦锡的科学世界。身穿白色长裙的拉瓦锡夫人站立着倚靠于丈夫,一只手搭在他肩上,另一只手轻轻放在桌边,暗示着她也参与了丈夫的化学研究工作。在拉瓦锡的皮鞋前面,是一个倒地的烧瓶和两只瓶塞,一只瓶塞封住了烧瓶瓶口,另一只瓶塞闲置着。这些物品在暗指拉瓦锡通过实验发现了氧气,把发端于17世纪中期的波义耳、成熟于18世纪初的斯塔尔的燃素说,变成了氧化说,还进行了空气分析和分解、提出成体系的酸理论等。

拉瓦锡死后,拉瓦锡夫人又结了一次婚,第二任丈夫名叫本杰明·汤普森,也是一位著名的科学家,在当时可以说是最有名的一位,追求了她4 年,足见拉瓦锡夫人多么优秀且有魅力了。就算是选择再婚,她还依旧保留着“拉瓦锡”这个姓氏,对第一任丈夫的深情和怀念可见一斑。



财税知情权引发的法国大革命

1776年,积欠巨额债务的法国,已经步入了李嘉图所说的“极不正常的状态”。因为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在1778年与美国签订军事同盟条约,并正式对英宣战直至1783年战争结束,导致法国政府因军事开支而增加的公共债务暴增至30亿里弗尔以上,而每年偿还上述债务所支付的利息总额就高达3亿里弗尔以上(同期公债利息率基本维持在5.5%~6%),仅这项债务利息支出,就已占到当年财政总支出的50%,严重挤压着同期社会福利、教育、交通、城市建设等民生方面的财政支出。

为了解决当前这一棘手问题,国王提名来自瑞士的银行家——雅克·内克尔来担任本国财政总监。他希望内克尔作为一名白手起家的商人,可以利用其在日内瓦及巴黎等地丰富的人脉关系,特别是常年经营银行和农业贸易业务所积累的宝贵经验,为政府进一步的外债举借等财税筹资工作打通阻碍、铺平道路。

内克尔坚信一份透明、公开、略有结余的预算收支将有助于经济繁荣、社会正义及政府合法性的构建,更为紧迫的是,如果透过财政预算的公布,来维系政府日趋下滑的公共信用,以利政府的持续借款,那可谓一举两得。终于,在1781年,内克尔公开发表了《上呈国王的账目报告》。

在这份报告中,他阐述了当时政府的财政收支情况,这估计在人类历史上都尚属首次。更值得关注的是,他向社会大众展示了财政收支的计算过程及具体结果——法国当年的财政实现了1020万里弗尔的预算盈余。正是这一财政盈余,可以明白无误地告诉民众,政府可以通过财税改革挖掘税源、节省开支,实现法国政府债务的稳步下降。

这份报告引起了轩然大波。长久以来,凡是涉及政府财政收支的数据信息,都是作为国家秘密而被权力阶层处心积虑地锁在“保险箱”中,普通民众难以接触到,更别说一览全貌了。而此份报告的推出,让民众看到了法国财政支出中军费开支、皇室花销支出与社会保障投入的严重不匹配。因此,内克尔得罪了法国官僚体系内的政府同僚及特权阶层,以报告内容极不严肃且错漏百出的缘由遭到解雇,反对者推出了新版本的报告以维持颜面。

但在此过程中,随着内克尔与反对者围绕财政收支计算结果的论辩,使广大民众受到启蒙与洗礼。针对公共财务收支状况的计算,首先应服务于纳税人,这也是作为纳税人知情权的进一步延伸及必然要求。公共财务计算的准确度越高,纳税人缴纳税款的遵从度也越高。

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及其部门,其实质的行动表现,是对所征收自纳税人的税款,是否能够做到恪尽其用且量入为出。倘若呈现在纳税人面前的是一本“糊涂账”,那将意味着政府及其部门在使用税款时的失责,甚至可以被认为是存在某些不可告人之秘密。

总之,能够为纳税人提供充分、透明的公共财务信息,是责任政府构建的必备要素,也是得到纳税人信任的必由之路。正是因为在内克尔的主导下,《上呈国王的账目报告》的公布,让纳税人看到了一个政府官员的典范,这也是内克尔即使下野,其在民间特别是工商业者与农民等第三阶层中,仍拥有较高的声誉及认可度的原因。

1788年,路易十六将内克尔官复原职,重新执掌财政总监职位,以推动进退维谷的法国财税改革,同时,内克尔也作为第三阶层的代言人参与国王的内阁统治。在三级会议上几近强势的税改主张,裹挟着民意,可谓步步逼迫,这让一贯享有绝对权威的国王越发感到其权力受到了可怕的制衡甚至某种程度上的威胁。

1789年6月23日,巴黎城中谣言四起,据说是以皇后玛丽·安托瓦内特为代表的皇室贵族要求国王再次将内克尔免职,这个传言激怒了城市民众,群情激愤的人们纷纷涌向凡尔赛街头,并试图冲击城堡。对此,路易十六下令集结附近的军事部队,伺机反扑。

1789年7月11日,国王的军事部队开进巴黎。在危机形势下,自信能够代表新兴工商业者及农民等第三阶层的内克尔为民请命,当面向路易十六提出抗议,希望能够避免暴力,而采取相对温和的改革路径,而正是这个举动导致内克尔被再度免职。

7月14日,义愤填膺的巴黎市民聚集在巴士底监狱前。他们认为,国王再次将内克尔免职,是公权力对民意的侵犯,也是当权者对纳税人知情权的一再轻视,还是权贵阶层即将疯狂反扑的不祥征兆。在群众中,有人振臂高呼道:“今晚,国王的军队会屠杀这里的所有人,目前,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抢夺武器。”

于是,这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终于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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