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悦读】第十九期 |《史通》：中国及全世界首部系统性的史学理论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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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通》是中国及全世界首部系统性的史学理论专著，作者是唐朝的刘知几。全书内容主要评论史书体例与编纂方法，以及论述史籍源流与前人修史之得失。本期的经典悦读，让我们一同来看看这部系统性的史学理论专著——《史通》吧~

《史通》初印象 · 推荐阅读

书  名：《史通》

著  者：王嘉川 解读

出版信息：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9

解读人：王嘉川。1971年生。扬州大学教授。主要学术领域：中国古代史、中国古代史学史等。

《史通》内容：《史通》包括的范围十分广泛，基本上可以概括为史学理论和史学批评两大类。史学理论指有关史学体例、编纂方法以及史官制度的论述；史学批评则包括评论史事、研讨史籍得失、考订史事正误异同等。

划重点 · 关于《史通》二三事

1.《史通》成书时间段：由于《史通》总结唐以前史学的全部问题，因而拥有极高的史学地位，对后世影响深远。此书的编著时间始于唐代武后长安二年，至唐中宗景龙四年成书，花了九年时间。

2.刘知几（661-721年），字子玄，彭城（今江苏徐州）人。生于唐代名门，父（刘藏器）、兄（刘知柔）都是唐高宗和唐玄宗时的官僚，并以词章知名于世。刘知几因家学渊源，自幼博览群书，攻读史学，后又致力文学。他20岁时中进士，任获嘉（今河南获嘉县）主簿。武则天圣历二年（699年），刘知几奉调长安，任王府仓曹，并参与编纂《三教珠英》的工作。不久任著作佐郎兼修国史，又迁为左史，先后参与撰修起居注及唐史。唐中宗景龙二年（708年），迁为秘书少监，又掌修史之事。当时，由于权贵控制史馆，史官无著述自由，凡事皆需仰承监修旨意，刘知几颇不得志。因此只好“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史通·自叙》）并以一家独创之学，对于史馆垄断史学表示抗议。景龙四年（710年），《史通》撰成。此后，刘知几名声大扬，迁官太子左庶子，兼崇文馆学士，加银青光禄大夫。唐玄宗时，又迁为散骑常侍。他的官职屡迁，但却一直兼任史职，先后参与《姓族系录》《则天实录》《中宗实录》《睿宗实录》《玄宗实录》等撰修。

3.《史通》包括内篇三十九篇、外篇十三篇，其中内篇的《体统》《纰缪》《弛张》三篇在北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前已佚，全书今存四十九篇。内篇为全书的主体，着重讲史书的体裁体例、史料采集、表述要点和作史原则，而以评论史书体裁为主；外篇论述史官制度、史籍源流并杂评史家得失。

4.《史通》总结了唐初以前编年体史书和纪传体史书在编纂上的特点和得失，认为这两种体裁不可偏废，而在此基础上的断代为史则是今后史书编纂的主要形式。

5. 它对纪传体史书的各部分体例，如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论赞、序例、题目等，作了全面而详尽的分析，对编写史书的方法和技巧也多有论述，这在中国史学史上还是第一次。它认为，“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主张对当时各种“杂史”应分别其短长而有所选择，对以往各种记载中存在的“异辞疑事，学者宜善思之”。

微光 ·《史通》经典语句精粹

千门万户

千门万户，兆庶仰其威神。

——《史通·书志》

画虎类犬

观其所述乃似《孔子家语》、临川《世说》，可谓画虎不成反类犬也。

——《史通·六家》

文过饰非

期则圣人设教，其理含宏，或援誓以表心，或称非以委屈。岂与夫庸儒末学，文过饰非，使夫问者缄辞杜口，怀疑不展，若是而已哉！

——《史通·惑经》

燕石妄珍

若愚智毕载，妍媸靡择，此则燕石妄珍，齐竽混吹者矣！

——《史通·人物》

延伸链接 · 《史通》：思想倾向

中国古代史学家十分注重历史编纂问题，司马迁、班固、陈寿、范晔、荀悦等均在其具体的史学实践中运用并总结出有关历史编纂的多种方法，积累起丰富的经验。可以说，中国古代的历史编纂思想是丰富多彩的，史体形式是多种多样的，记述方法和技巧是灵活适用的，等等。《史通》对中国古代历史编纂成果从理论上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总结，成为有关中唐以前历史编纂的重要典籍。50年来众多研究《史通》的著述和论文对此多有涉及，成绩突出。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求真与实录是历史编纂的基本要求和核心问题，也是《史通》的重要内容之一。李秋沅的《〈史通〉的求实精神》（《史学史研究》1988年第2期）一文认为，《史通》的求实精神表现有三：一是从史书的体裁、史书的体例和史书的语言三个方面，论述了史书的编纂必须“因俗”“随时”，才能忠实地反映出历史面貌。二是贵直书，斥曲笔。三是信灾祥，重人事。代继华的《刘知几论实录》（《史学史研究》1995年第3期），把唐初政治、史馆修史制度与刘知几的“实录”史学主张结合起来考察，认为刘知几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系统地从理论上对“实录”进行了全面的探讨和总结，形成了独具特点的实录史学原则。他把史学同现实生活的关系、史学的社会功用、史料学和历史编纂学、史学家的知识结构以及史学家对入史人物、文章和事件等的选择、历史评论和史学评论都纳入了这一“原则”范畴，以此来剖析和评判史书、史学家。尤其是刘知几敢于尖锐地批评孔子、“御撰”《晋书》以及其它一些唐修“正史”、史馆所编撰的“唐史纪传”，等等，“实录”原则就是其坚实的基础和出发点。

第二，关于刘知几对《史记》《汉书》的评论。《史》《汉》二史是中国古代纪传体史书的代表作，一通史，一断代，司马迁和班固的思想博大精深。刘知几对于二人的评价表现出较多矛盾。80年代围绕刘氏是否“尊班抑马”出现争议。刘文英说，刘知几常推纪传体断代史，抑通史。抑马扬班，从当时编修史书的实际来看，也有道理（《〈史通〉的历史地位》，《文史哲》1981年第6期）。许凌云的《试评刘知几纪传史评论的失误》（《中学历史教学》1983年第5期）、《刘知几“抑马扬班”辨》（《江汉论坛》1984年第11期）、《刘知几关于史议体例的评论》（《史学史研究》1985年第4期）三文主要认为刘知几从总体上贬低了司马迁而抬高了班固。

第三，关于“史识”与“史德”的关系。仓修良的《史德史识辨》认为，二者所指的含义和内容不是一回事。“史识”是指对问题的看法或见解，如刘氏的“独见之明”。“史德”则指史学家能否忠实于史实的一种品德。因此，无论从字面或字义来讲，“史识”都无法解释出具有“史德”的内容来（《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3辑）。姜胜利认为，“史德”的基本内容在刘知几所论的“史识”中已经具备了。章学诚误解了刘知几“史识论”的涵义，特撰《史德》强调其是“史识”中不可缺少的部分，用以标明他与刘知几在“史识论”上的区别。因此，章学诚对史学应具备的条件所作的理论阐发，不在于首倡“史德论”，而是深化和发展了刘氏的史才“三长论”（《刘知几章学诚史识论及其相互关系》，《史学史研究》1983年第3期）。

应当肯定的是，《史通》对中国古代史学作出了全面的总结，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史学理论，成为唐代以前我国史论的集大成。刘氏的思想及其历史观，有几点是值得重视的。例如：他反对“历史的宿命论”，以为历史上任何朝代的兴亡，人物的成败，都不是天命，而是人事。他在《杂说》篇等文中有所论述。他也反对以成败论英雄之正统历史观。在《称谓》篇、《编次》篇中论述了这个问题。他甚至不主张“内中国而外夷狄”的大汉族主义的历史观。至于他敢于怀疑，则史料因此纠正，敢于非圣，则成见因此打破，这些都是他的科学精神。

当然，刘知几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史通》中有维护封建名教，诬蔑农民起义等论述，这说明刘氏也没有超出封建史家的立场和观点。

（内容摘自 韩红宇《论<楚辞>的民本思想及其时代特征》、百度百科、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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