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十娘｜客厅：红山仔 ---为长眠母亲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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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吴伟平
编辑｜渡十娘 Eric.T
吴伟平，广东人，美国乔治敦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语言学博士，曾任美国华盛顿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心（Center for Applied Linguistics）研究员，现为香港中文大学雅礼中国语文研习所所长。旅美期间因主编大华府地区广州中山大学校友会刊物《华府康乐园》而走近文坛，其作品散见于广州《羊城晚报》、北美中文报纸杂志、香港《大公报》、《明报月刊》及网络刊物。
潮州桑浦山，母亲长眠在其怀抱中的红山仔
母亲走完了八十三年人生路，7月20是她的忌日。今年母亲节前夕，我突然发现转眼间母亲已经在潮汕平原桑蒲山脉一个叫红山仔的地方躺了八年。
一直觉得应该为母亲写点什么的念头，经过两千多个日夜的打磨，从泪水中慢慢冒出水面，就像红山仔前面山沟里的鹅卵石，水浅石现。
01
时光回到八年前仲夏的一个周末，下午五点多，接家中来电，说“老妈走了"。匆匆放下手头一切事情，赶到罗湖，当时还没有高铁，坐上直达汕头的长途大巴，心里一直觉得难以置信。前两天在电话里老妈还谈笑风生，说食欲正常，一个能接各方来电，能与探病者寒暄的人，怎么能说走就走呢！
母亲2012年7月17日傍晚发病，因当地医院救护车外出周转不灵，由身边的儿子自驾送院。入院后确诊为右心室急性心肌梗塞，经抢救次日清醒，已能进食，坐在病床上“接见”前来探病的人，我就是这时候跟她通的话。没想到20日下午发现幷发症，病情急转直下，终因心衰而走完生命的最后一步。从那一刻开始，每年的7月20日就成了我们永远也忘不了的日子。按老爸“从速从简”原则，火化后直接上桑埔山，在奶奶右侧入土，“虚左”以待父亲。墓前另换新碑，上刻祖母及双亲共三个人名，由吴家第二代四人同立。
母亲离世一周，按当地“头七”习俗，做儿女的好像是应该做点什么事的，但因为我们各自在外多年，对这个小山村的习俗也就有点“顺我者遵，逆我者略”的味道。记得那天我已回香港，天文台因“韦森特”袭港挂十号风球，我坐在书房里两眼发直，看着窗外的狂风暴雨，或许天亦有情，泪飞顿作倾盆雨？这些年来，对母亲的思念总是在风雨交加的时候顽固地冒出来，把我带回母亲身边，让我重温无数跟她有关的大事小事，很多细节因为时光流逝而模糊，但事件后面的意义却越来越清晰。
事隔多年，可不管我身在何处，与母亲有关的两个人生片段总会反复出现在我眼前，一个是文革期间她被“解放”的当天晚上我抱着她，仰起脸问了一个问题后她一声不出，但一串热泪洒在我仰起的小脸上，让我以为天突然下雨，只是奇怪为什么雨水是暖的。另一个是母亲下唇内侧那两个清晰可见的黑色牙印，那是文革留给她，留给我们家的痕迹。
一串热泪，两个牙印，这是母亲母性的勋章！
02
“热泪片段”发生在1969年4月，我的问题是：“妈妈，你说的是真的吗？”几个小时以前，母亲在当地刚结束的“万人批斗会”上，突然从被批斗者变成批斗者，上台公开宣布与“走资派”丈夫划清界线，罗列了一堆别人已经说了无数遍的罪状，还举手高呼“打倒死不悔改的走资派XX！”。之后是主持会议的“革命派”当场宣布母亲被“解放”，会后可以离开“群众专政”的看守所回家，那意味着我们的妈妈又可以履行母亲的职责！
当时我还是个小学生，我们几个失去双亲的“狗崽子”被赶出公社大院，在附近农村的一间牛棚（下午牛拉走，晚上我们已经入住）里“自立门户”，已经在没有大人的孤儿状态中生活了将近一年。在对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万炮齐轰”的年代，我们的周围到处是铺天盖地的大标语，上面有父母亲的名字，倒着贴还打着红叉叉。每次批斗会上都听到层出不穷的罪名和“打倒……; 批臭……”的口号。归功于母亲朴素而成功的教育，我们几个始终坚信自己的父母是好人，不相信一切“外人”为父母罗列的种种“罪状”，坚信最终会雨过天晴，这样的信念支撑着我们顶着“狗崽子”的帽子做有尊严的人，在吃不饱，穿不暖，备受侮辱和歧视的红色恐怖环境中继续“活着”。
那天晚上的“万人大会”给我尚未复杂起 来的小脑瓜带来了极大的困惑，我万万没想到自己的母亲也会说出跟别人一样的话，喊出一样的口号，这可是“自己人”说的话，怎么跟父母被抓以前信誓旦旦跟我们反复叮咛的那些话不一样了？
在我心中，信念崩溃了，天塌了，地陷了，黑夜中我一个人昏昏噩噩往回走，快到我们栖身的牛棚，在英厝溪畔一棵孤零零的金凤树下，我突然一股楞劲上来，决定这事一定要亲口向母亲求证……。回想起来，在那一刻，我那个简单的问题是在母亲还流着血的伤口上又捅了一刀，母亲的回答就是泪珠断线似的落在我脸上。真相是，有暗地里关心我们的好心人偷偷给看守所中的母亲传话，说我们几个小孩“没父没母”已经快熬不下去了。母亲思量再三，最后决定抛弃一切与母性无关的因素，为儿女忍辱负重，通过这种“革命派”认可的方式先求脱身，回家保护我们。在红色风暴中我们家已破，但人绝不能亡，这是母亲最朴素的念头，母性在这个特定的时刻压倒了党的多年教育，压倒了公家人所有的“社会属性”，超越了所有的是非曲直，主导了妈妈的人生。可以说母亲的决断救了我们全家，也成了父亲以后几十年来一直念叨的大智慧和大勇气。那一刻，被自己“划清界线”和“打倒”的配偶是否能挺得住还是一场未知的赌博，母亲肯定没想到还没进家门就听到拦路小儿子的这个问题，纵有万语千言，她又如何能说出口！
03
过了快一年，当地红色风暴渐弱，父亲也终于被“解放”。虽然还没有正式的“组织结论”，还必须在干校劳动改造，起码我们全家每个月可以见一次面，我们也一步步告别了无助的孤儿生活。在随后的日子里，我们慢慢地了解了母亲在看守所期间所遭的罪，受的苦。第一次看她用手拉开下唇，让我们看到内侧的两个黑牙印时，我的心一阵颤抖，当时我无法想象母亲在最困难最孤独最无助的日子里，面对一场接一场的批斗，永远也写不完的检讨，她到底凭什么挺了下来？妈妈说有一 阵子她什么都忘了，就是没有忘记家里还有几个没爹娘的孩子。她忍辱忍痛忍饥忍寒忍委屈的绝招就是上齿咬下唇，正常人是咬在唇外，但妈妈连这一点点的自由都没有（给“革命群众”看到她咬牙切齿，那意味着不服气和抗拒，会带来更严重的后果），于是只好咬下唇内侧，那是别人看不到的地方，咬破了合，合了又被咬破，一年不到，不知道有多少次反复，终于留下了一辈子无法消逝的黑印！
比起“母亲”的生物定义，人类社会的“母亲”承载了太多、太复杂的道德和感情重量。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人民共和国几乎所有的母亲因为“革命事业”的需要，养儿育女这个母亲的第一“天职”常常被挤到她们人生中一个最不起眼的小角落，甚至挤出正常的日常生活轨道。
对母亲这样的“公家人”来说，时间是一块布料，儿女所得到的实际上只是裁掉“公家事”这件比天还大的“衣服”之后剩下来的边角料。可就是用这些边边角角，我们的母亲还是为四个小孩编织出一个充满爱意、自给自足、自爱自强的温馨家园。
文革还没结束我就离开家乡，先当知青后求学，越走越远还飘洋过海到了地球的另一边，几十年来，“妈妈”这个词在我生活中出现的频率远远低于梦中的频率。值得庆幸的是，历史的车轮转到我们这一代时，母亲的天职已经不再是生活中的边角料，我们的下一代也不必像我们一样在半孤儿的状态中成长。
04
母亲离世廿一天，我们几个当儿女的到红山仔墓地巡视探望。妈妈的“新居”在祖母身侧，婆媳共享一地，留着另一侧“虚位以待”父亲。老当益壮的父亲，名字已经刻到了墓碑上，只是用暖色代表依然健在，与代表死亡的冷色和谐共处，这是当地的习俗。妈妈做为“公家人”，为当地乡民服务了几十年，其中有好长的一段日子是根据上级的指示领着大家“移风易俗”，现在埋骨自己生前经过无数次的小山之下，却默默地“入乡随俗”了。不得不赞叹几千年来扎根民间的中华文化习俗的厚重，重于红山仔，重于泰山，重于所有交替政权的大印。
一块小小的墓碑上刻着三个人的名字，浓缩了两代人始于民国的故事。人类社会的生与死，在红山仔这个小地方，在特定的民俗文化中，原来只是一色之差，一线之隔。
两个深绿色的名字，是比我们先走一步的两位女性在这世界上留下的唯一痕迹。她们一起长眠于地下，虽然人生绝然不同，但都是可敬可爱的母亲。一个是穷山沟里目不识丁的农妇，在民国时期一个人靠上山割草、砍柴甚至乞讨带大了一个跟着共产党打江山的儿子，成了老家当地的名人；另一个是在全职服务共和国的同时尽心尽力当好全职母亲，在政治动荡和经济困难的双重压力下带出一个健康和睦的家庭，为人类社会保住了一个完整、健康的细胞。四个儿女各自开枝散叶，其人生轨迹不管是兜圈还是远行，都始于桑埔山下这个小小的村庄，其人格的形成，则源于父母、特别是母亲的言传身教：对内互助互爱，对外自立自强。
面向墓碑，左边是几丛弯弯的相思树，前方，在墓后的位置是两棵笔直的小叶桉树。右边有巨石一块，我想找时间在石后种上黄金碧间竹，这种妈妈到香港小住时第一次看到就连说喜欢，连说好看的竹子,有金黄的主干碧绿的叶，长高后可为她 遮阳挡雨，最好还能移植几株常年开紫花的牵牛花藤到墓地周围，这种藤蔓盛夏时几乎每天都有鲜花盛开。妈妈晚年爱待弄花草，以后新居周围长满青草，竹子金黄，相思墨绿，牵牛花浅紫，有这些草精花灵树友终日相伴，妈妈该不会觉得太寂寞。阴阳两隔，做儿女的能为母亲做的事情已经屈指可数，这是其中之一。
母亲生前喜欢的黄金碧间竹
05
老妈一辈子的挚爱，不管是战争年代的武工队长，还是和平时期的小小当权派，在妻子面前永远是哨兵加保镖的角色。话不多的母亲，一个眼神就能向父亲传递海量的信息。几十年的夫妻和家庭生活，老妈也以自身的智慧、大气和人格魅力让老爸明白只要在外听党的，在家听妻子的，这天就塌不下来。我想就是这种对妻子无条件的信任帮老爸度过了1969年的那个被“划清界线”和“打倒”的夜晚，让老爸在“生死两茫茫”的情形下熬到自己的“解放”，也让他不但对妻子生前爱惜，身后也乐于像哨兵一样守卫妻子的安息之地。老爸说墓碑两侧恭立的两块大石，就像永不知倦的岗哨，与右后方的巨石互为猗角，共同守护着这方寸之地。当兵出身的老爸，站岗放哨是家常便饭，他说这三块大石像三大明哨，还有若干略小的石头在叶下草中若隐若现，那些是暗哨。其中有一块匿身小叶桉下，与碑顶和远在十几里外的山尖三点成一线，这一直线使远山近石一下子成为一个整体，所以这地方近守固若金汤，远攻势如破竹。为守卫爱妻，老爸点石为兵，把老妈安身的这一小块净土变成自己必守的阵地，幷早早留下了自己的位置，为的是百年后继续跟石头兵一起守护自己的妻子和母亲。老妈独具慧眼，在茫茫人海中选定了自己的终身配偶，生相伴，死相卫，母亲一定是心中有数，才坚持要埋骨红山仔吧？
母亲出身穷苦，一个人从乡下跑到汕头市给富人当佣人养活自己，挑水上楼时人还没水桶高。后来跟着共产党打天下，被分配在政工队，认识了在武工队的父亲，自由恋爱后经组织批准结婚成家，于是有了我们家第二代各奔东西的四个人。1987年离休前母亲一直在潮汕平原从事基层工作，时间最长的就是红山仔一带，文革中成为“地叛集团分子”和“黑手”以前是当地口碑甚佳的妇女主任。作为公家人，她为社会主义事业做了多少贡献我不敢妄言。作为母亲，她是我们家的主心骨，就像大蒜中那根笔直细小而又坚挺的主茎，所有的蒜瓣不管大小因为茎的存在而紧紧抱团。茎失，蒜瓣散落。
人世间，可能父亲是撑起物质家园的主力，但我相信离开母亲，或许说我们母亲这样的母亲，我们都不会有温馨、完整的精神家园！
母亲的忌日，谨以此文怀念我可敬可佩可亲可爱的母亲！
潮汕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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