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十娘｜单伟建：从戈壁走出来的跨国金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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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熊景明
编辑｜渡十娘 Eric.T
作者简介：熊景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顾问，并负责中心的”民间历史“项目。40年代出生于昆明，70年代末移民香港。1988年 至2007年，主持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工作，并从事农村社会研究，参与国际农村扶贫项目。近年在香港及大陆倡导“家史写作”。著有《家在云之南：忆双亲，记往事》（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共和国的孩子
此书的英文版被英国《金融时报》评为2019年十大好书，有人誉之为一部史诗。其内容和中国20世纪下半叶进程的相关性，叙述之朴实无华，生动流畅，不愧为一部精彩的民间历史。历史跌宕起伏，形成无数中国人的戏剧人生。倘若有史景迁那样的史家要用个人的经历来表现这个时代，此其人也。
单伟建的父母均出生于山东的寒苦农家，父亲虽没受过几年正规教育，却熟读《史记》、《资治通鉴》之类古书，此乃传统中国的耕读之家。父亲后来成为海关总署的工作人员。1954年，单伟建一岁时，举家来到北京。在严父慈母的庇荫之下，幼小的男孩对50年代的政治动荡和随之而来的饥荒，没有多少不安的记忆。1960年，他幸运地进入当时中国最好的小学之一，遇到的老师、得到的教育，令人羡慕。
1966年小学刚毕业，这名少年为升入中学专心致志地复习功课。国家则几乎在一夜之间进入动荡，此称之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时代延续了十年之久，给民族带来的灾难罄竹难书，影响至今未能全消除。这名小学生“本来一门心思要考上最好中学。升学考试废除了，我多少有点失望。但我万万没有想到，永远都不会有中学可上了“。他和同学到处去看热闹，看到“破四旧”、焚书，看到老师被斗，被打死，看到小朋友的父亲自杀。他跟随长他几岁的同伴挤进不要钱的火车，完成了革命洗礼“大串联”。
今天的读者也许难以明白，为什么做父母的不对儿女讲讲是与非，任由他们去瞎胡闹。只有过来人，才知道当政治的洪水泛滥时，逆我者亡，人人自危。此时，思考和理智往往被革命旋风刮走了。13岁的“小屁孩”及伙伴在中央领导所在地中南海墙外“安营扎寨”，用破纸箱和木棍搭窝棚，日日夜夜蹲在里面玩耍聊天。虽然那时没有手机，但在“革命友谊”和“崇高目标”激励下，新鲜刺激，呆多久都无所谓了。
“放逐”戈壁
本书着墨最多的是作者在内蒙戈壁滩度过的，炼狱一般的六年。90年代我去甘肃参加扶贫项目，第一次见到戈壁，奇怪为什么这完全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还有人烟。当地人给我讲个笑话，说有人大学毕业，从北京分配到这里，在车上打瞌睡，到达后惊呼：这么快就来到月球上了！除了没那么多坑坑洼洼，的确相似。
将大约1700万城市青少年送到穷困的农村地区去做苦工，将剥夺了他们受正规教育机会，将千千万万家庭拆散的，违反人性的举措称为“知识青年下乡运动”，简称为“知青运动”。16岁的单伟建只有50公斤，瘦得像根竹竿，“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此时成为内蒙古生产兵团第二师十九团五连的一名兵团战士，在这个不毛之地，与300名15岁到21岁的男女青少年一道“服劳役”。
读回忆录和小说最大的不同，是不必那么心慌，知道作者最后没有饿死，没有冻死，没有累死。而且我已经知道本书作者是一位成功的金融投资家。读到他描写睡在结冰的湖面上搭建的帐篷里被冻僵，被饥渴折磨的痛苦，连续31个小时挖渠的各种经历，我常常停下来，翻到书的后面，看看他去到美国后的舒坦日子。
我读过《古拉格群岛》，读过杨显惠描写右派劳改营“夹边沟”的书，看过艾晓明拍的纪录片，读过我的干爹黄湛写的北大荒劳改营的经历……对单伟建描写的，吃不饱，睡不足，在冰天雪地做苦工，在生死线上挣扎的惨状并非第一次听闻。身体所受的折磨之外，生活中没有任何娱乐，也无书可读，只有无休无止的训话、训斥。然而，那些苦役犯都是成年人，而戈壁滩上备受折磨的是些还在发育时期的青少年，他们本该在父母身边，在学校上课，与同伴玩耍。只因为上面的一句话，就要到这里服苦役。而且这青少年被告知他们要一辈子在这里接受再教育。失去对未来的憧憬，最难担待。
并非每个当年的战友如单伟建一样幸运，更多是“失落的一代”
对此，我有深切体会。我比作者长10岁，1968年大学“毕业”被集中派往云南南方的一个军垦农场，同样成为一名兵团战士，种了两季水稻，三季小麦。我比他幸运多了。那里气候温润，土壤肥沃，第二年后，自力更生，生活得到改善。然而，那也是我人生中最为不堪的一段经历。当时我母亲卧病在床，我却不能请假去看望她。想家快想疯了，于是做了一个疯狂的举动，每天只喝水，不吃饭。终于在一天早上晕倒，准假去县城看病。我将自己的回家的计谋告诉医生，得到他的配合，可以回家一周。母亲坐在病床上，看到我蜡黄的面容，眼泪立刻落下来：你怎么成这个样子了？
多年后我自己做了母亲，才体会到当年她如何地为子女的处境何等揪心。读到单伟建的书之前，看了他在伯克利演讲的视频，讲到他天寒地冻时去割芦苇，拼死完成每天的工作量。我心里想，他母亲知道的话会多么心疼啊。看来母亲是知道的。书里他写到，母亲为他缝制了一双绿色布面，羊皮衬里的手套，戴上手套割芦苇容易了许多。这双手套上应当有母亲的泪痕吧。
建金字塔，修万里长城，挖大运河，都由当时的苦役或奴隶完成。后人去参观这些人类的伟大工程，往往不去多想建造者悲惨的人生。但无论如何，他们的血汗铸成的丰碑，见证了人类的文明。单伟建和他的300个小伙伴在戈壁上的劳役，则得不偿失。千辛万苦种出来的粮食，比撒下的种子还少。这残忍的闹剧年复一年，进行下去。
荒诞是文革的特征之一。房屋着火，最重要是将主席像抢救出来。我在军垦农场时，住在茅草房里，火灾的危险大。有个女生悄悄与我分享她的妙计：将人民币夹在毛选中，逃跑的时候，可以正大光明地首先抢救出来。
凭个人努力，成为沃顿商学院教授
《走出戈壁》也是一部十分励志的著作。比单伟建大三岁的李荣田对他说过：浪费时间就是对自己犯罪，这成为他毕生的行为准则。对40后（也许更早）到60后在大陆出生的读者，作者令我们想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保尔·柯察金。他的话我们均能背诵，奉为真理：“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对人来说只有一次，因此，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一个人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这样，在他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把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人生最宝贵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我们必须抓紧时间生活，因为即使是一场暴病或意外都可能终止生命。”它是这一、两代人中许多人具体的特征，有待未来的人研究，起码我本人深受影响。
单伟建相信，无论在任何境况之中，都必须尽自己的努力做到最好。如此的性格，令他每次命运来敲门的时候都有所准备。在最艰难的条件下，他都没有放弃自己最大的嗜好，阅读。天道酬勤，他的付出最终有了回报。
书的开篇，写到一个小故事。他小时候将手电筒失落在草丛中，父亲命他去找回。直到天黑都没找到，小男孩坐在草地上放声大哭，“恰在此时，我感到屁股硌到了一个硬东西，伸手一摸，正是我的手电筒”。读到这里，一贯“迷信”的我，相信他此生会逢凶化吉。的确，看来他从小都得到命运的眷顾，一生中，遇到无数贵人，并与一位开朗、美丽、智慧的女子喜结良缘。他的努力加运气，令他成为同辈人中的佼佼者。他那些可爱，出色，历经磨难的小伙伴们，而今安在？
历史无法掩埋
多年之后，单伟建终于幸运地走出戈壁。这场1968年底开始的知识青年下乡运动，延续了将近12年。到1980年5月，胡耀邦提出不再搞上山下乡。10月，中共基本上决定过去下乡的知识青年可以回故乡城市。准确地说，这是一场强制放逐城市青少年的政府行为，在中外历史上绝无仅有。它影响了一代青少年，造成上千万家庭的不幸。
1981年6月27日，党中央通过了“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唯一一份承认文革错误的中央文件中，没有一个字提及影响深远的知青运动，没有一句话对全国的知青和他们的父母道歉。2000年后，知青回忆录大量涌现，这批人陆续退休后，常常欢聚一堂，人生虽然不尽人意，晚年大都衣食无忧，谈起当年，就像“忆苦思甜”，“青春无悔”成为主旋律。当年没有选择，谈不上后悔；个人这么想可以平衡心理，少些伤心和失落。对于一个民族，一个社会，历史是照料未来的明灯，需要将它擦亮，而非令之蒙尘，将之掩盖。知青运动和文革不可不反思。
2014年5月1日，已经两鬓苍苍的当年逃港知青，在香港大鹏湾吉澳岛鬼吊角，一个人迹罕至的山坡上，凄凄荒草丛中，立了一块简易的石碑，纪念当初冒险游泳渡海逃往香港，葬身大海的同伴。此后，每年今日他们租一条船，同去祭奠。2016年，文革过去六十年后，我随他们同去。一路听他们讲述当年的惊险故事，生、死、爱齐全。船离岸100米左右，好些位年过花甲的男士，纵身跃入海中，向岸边游去。
现在的政府在政策上，在行动中，早就改弦易辙。人民生活大大改善，赢得许多人的拥戴，但对过往的错误“不割席”的话，恐怕难以赢得信任。香港的占中运动和后来更激烈的动乱中，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大多数内地背景，经历了文革的人及他们的后代，反而不赞同街头运动，尤其反对暴力。我们与本地人的区别在于拉开了距离看历史，感恩最糟糕的时代结束了，珍惜今天的进步。即便问题多多，却不能一蹴而就，不能用激烈的方式解决。香港中学不教授中国历史（选修课，非必修），不知道是否与无法阐述毛时代的历史有关。不了解历史，不可能了解现实，难以培养出民族认同感。
美丽的两国缘分
书的全标题为《走出戈壁——我的中美故事》，下半部主要是作者在美国做访问学者，念书，教书的经历。经过戈壁滩上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磨练，在异国他乡受到的挫折和困顿算不了什么。一片青葱的美利坚，所到之处，舒适安宁，见到的人，均以笑脸相迎，简直像个童话故事。美国人以爱心接纳这个来自红色中国的年轻人。他的遭遇像电影或小说里编出来的，不信请自己去读。当然，每一步走来，他都踏踏实实，依然是那个争分夺秒，从不敢松懈的小子。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种瓜得瓜。
单伟建的美国故事，体现了中美两国一段美丽的缘分。当我捧读此书，为美国人对我们这位穷留学生的友善感动时，听到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对华政策演讲，看来目前的美国政府否定过去对中国的友好。
单伟建是中国和美国共同造就的千千万万人才之一。他们中回到中国的“海归”，除了自身的经验和本领，给中国带来的观念和游戏规则，拉近了中国与西方的距离，令双方受益。大部分赴美留学生，尤其是博士生，都选择留在美国工作。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的数据显示，2018年 6182 名中国籍博士学位获得者中，有 79.4% 打算留在美国工作。人才对两个国家的贡献，无法像贸易数字那样计算，却不能低估。
八十年代赴美留学，与时任旧金山市市长Dianne Feinstein（右）交谈
初闻此书作者身份，有些奇怪。这位私募基金主管，替客户操心其万贯家财，压力之大，不足为外人道。这个行业中，不少人50岁上下就退休了，此人怎可在日理万机的生涯中，抽出时间来写回忆录？书到手，更为惊讶。本书按时间顺序，共29章，每章开篇交代当时的政治、社会背景。对复杂的历史背景的裁剪、取舍是很大的挑战。这并非作者的专业领域，能如此到位，颇不容易。我们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收集有200本左右知青回忆录，3000多本这个时代的人写的个人历史。还没见过这样的写法。
作者将沉重的话题写得清新可读。他没上过中学，没有受到中学语文课灌输给学生的形容词的影响，语感和词汇直接来自他阅读的名著，也许因祸得福。单伟建有天生的幽默感和形象思维能力，以及可贵的细节记忆能力。有朝一日拍成电影，场景都无需另外写了。上苍赋予他的天分，成长的环境，不凡的遭遇和种种缘分，更由于他毕生不懈的努力，成就了这个人，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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