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十娘｜我与顾骧先生的一段忘年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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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周仰之
祖籍中国湖南。理工出身，移居美国三十年，客居上海三年，现居美国加州圣荷西。曾供职日本和美国高科技公司，中文写作十多年，著有《人间事都付与流风》，《梦思故国静听箫》，《斯人已远》三本书，电影剧本《战地日记》以及“东边日出西边雨”，“高城望断”，“杰克的幸福生活”，“四月”等小说散文若干。其中《流风》一书获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奖，《梦思》一书入选《中华读书报》2016年年度传记记实类十佳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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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八年九月，我陪父母回老家湖南益阳参加祖父周立波一百周年诞辰的纪念活动。这次纪念活动同时也是周立波故居的落成，所以非常盛大。受邀请来参加活动的作家评论家艺术家不少，远近的乡亲们闻讯更是络绎不绝地来到，人数之多远远超出了组织者的预期，在我这个在国外生活了二十多年的人眼里看来，好似一场近乎失控的嘉年华。
从老家清溪村的村口沿着一条长长的由豆角丝瓜扁豆搭成的长廊蜿蜒走过，眼前豁然是一大片茂盛的荷花，荷塘后面是一幢清朝式样的房子，正是祖宗们养儿育女，繁衍生活过的地方，也是祖父立波恋恋不忘，反复描摹的清秀俊美的山乡水色。沿着长达一千米的瓜果长廊还修着一条蛮宽的乡村道路，平时走起来两边都是景致，远处更有青山如黛，心旷神怡不知不觉就走到了。
活动当天情形就不一样了。那天这条路上人头涌涌，大家兴高采烈地往故居那边赶。因为乡亲们来得太多，人一挤我很快就和爸爸妈妈走散了，旁边一位衣着时髦有一头烫成小卷的披肩长发的女子一边走一边向我反复抱怨说：“怎么这么多人啦。。。这修的什么路啊，这么长，让领导怎么走！？” 我四围看看，终于看到了她口中的领导，是一位个子小小的中年人，果然走得满脸不高兴。
当年的我真的是外国来的乡下人，第一次听人这么说话，挺惊讶地把那二人打量了又打量，后来世面见得多了当然也就习惯了这种逻辑和语气。记得几年后有次在一家五星级的旅馆吃早餐，有一位装扮挺土气的中年人找来餐厅领班抱怨说：“怎么能让领导坐这么差的位置呢？” 他指的领导是他本人，觉得自己应该坐的是靠窗口有风景的好位置，可是那些位置都已经坐满人了，而带位服务员也并没有意愿想办法帮他调整位置，随意地把他安排在一个很一般的位置上就坐，这让他十分不满。
这位连随从都没有带还需要自己亲自出马抱怨，道行比起有秘书代为抱怨的人来说差得太远，而且我这个时候也已经见多识广没有了好奇心，所有并没有停下脚步关心他后来到底是不是抱怨成功坐到了理想的位置就离开了。
话说零八年的我非常无知也十分好奇，跟着那二位走了好久，一心只想知道这位了不起的领导到底是何方神圣？终于有人跑来让我赶快去找老爸，仪式快要开始了他老人家还不知在什么地方挤不过来，再后来又派我去找叔叔，更后来听说熟悉的老作家叔叔身体不舒服要去喊人，我终于忙忙碌碌跑上跑下，把领导的事儿丢到脑后去了。
故居前的仪式结束后大家又齐齐聚到广场开始了另一个仪式。这另一个仪式是什么我一点都不记得了，只记得仪式前一个一个的介绍领导上台，每一位都有非常长而复杂的头衔，台上的人越来越多站成了一长排，最后连科长股长都上了台，那位我在路上挺好奇的领导当然也站到了台上。而所有我认识的不认识的，因为是一个纪念文学家的活动远道而来的作家艺术家们不管是有名望的还是有年纪的，则全部都站在台下听着。
二十多年下来官本位已经发展到了这么匪夷所思的地步了吗？我当时的脸上一定露出了憋不住的笑意，稍一留神发现站在我旁边的顾骧叔叔正看着我咪咪笑。儒雅温文，行动说话徐缓有贵气的老人家却有一双机灵的眼睛，已经快八十岁的他这时更露出了如小男孩般的顽皮神态，我们两个心有灵犀的都知道对方在想什么，开心之余马上就攀谈了起来。上面在举行仪式发表讲话，我们则站在广场上相谈甚欢，仪式完成以后还意犹未尽，午饭后再到顾叔叔的房间里继续谈。
虽然祖辈父辈都从事文学方面的工作，我却因为学工科后来又出国二十多年的缘故，对长辈们所工作生活的文艺界，所交往的朋友并不太熟悉。这次是第一次见到顾骧先生，父母嘱咐我称他为顾叔叔，告诉我是交情很深的朋友，顾叔叔自己后来也反复说他和我们家是世交，是三代的交情。
是第一次见到顾骧先生没错，但是他的名字当然早就听说了，他的书也早就已经认真读过了，而且读得非常不容易。二零零七，零八两年写作《流风》一书的过程中我上天入地地寻找资料，其中当然也包括顾骧先生的书。他的书到处都买不到只在美国的图书馆里借到过一本，看了以后我认为光是读一读做点笔记根本就消化不了，如是决定向图书馆报失，希望通过赔偿达到拥有这本书的目的。
这样的行为当然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图书馆也有规章制度整治像我这样的读者，他们七算八算最后这本定价八十港币的书硬是罚了我七十五美金。见了顾叔叔我马上把这个故事当笑话告诉他，说我用好贵的价钱买下了一本他的书。顾叔叔听了这个故事笑得很开心，一边笑一边说：“仰之啊，花了这么多冤枉钱啊，要书找我嘛，我送你就好了啊。”
那天午休的时间我们一直在不停地交谈，一点也没有第一次见面的生疏也没有因为年龄差距产生的距离感。下午是周立波学术讨论会，我们俩一路谈着走向会场。走到会场门口遇到了中国小说学会的副会长陈骏涛先生，顾叔叔马上向他介绍我，并告诉陈先生我已经写完了《流风》的初稿。陈先生是个很直接的人，马上问：“周立波的传记要怎么写？能够怎么写？土改和合作化都还没有定论！？“我心直口快地张口就答：“很简单嘛，当人写就行了啊。”
会场上每人手上都有一张与会者名单，每个名字的后面都有一长串的职位或者曾经有过的职务，只有我的名字后面，也许是因为再怎么牵扯也和任何官职没有关系，则很突兀地空白着无有一字，好似一个从石头里面蹦出来的人一样，让人看了有点尴尬也有点想笑。
偏偏父亲大人说他已经在上一次的周立波学术讨论会上讲过话，没有什么新的内容需要表达了，让我代替他发表讲话。我简单地谈了几句之后是顾骧先生发言，他的发言也很简洁，不长的讲话顾叔叔还特意说明他如今就是个普通老百姓，名单上所列职务都是过去式不必再提了。机灵的顾骧先生已经注意到了我名字后面的空白，淡淡的几句话既有化解也有义气还多少有点批评，真的是见多识广很有原则也很会讲话的人啦。
陈先生的发言则比较长，说着说着他突然毫无预警地提到我，说刚刚得知仰之正在写一本有关祖父的书，要用写人的方式来书写周立波，他很期待等等。别看我刚才和陈先生对答的时候快言快语完全没有心理负担，如今被他在人前这么重重一提还是由不得脸红起来，觉得自己真的是有几分不知天高地厚的无知者无畏。
看到顾陈两位前辈的活泼灵动敏锐直接不拘一格，不禁让人觉得在这么一个秋高气爽的鸟语花香里，聚在这个美丽的乡村，怀想一个热爱生活的文学家，探讨他艺术人生的成败得失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文学家虽然已经逝去几十年了，但他笔下的景致却活色生香的就在眼前。
顾骧先生对此也有同感，那几天他老人家一再的说这次到湖南有收获，认识了仰之就是此行最大的收获。和顾叔叔交往久了也知道，他老人家说话虽然慢条斯理语气温和但并不是一个喜欢说场面客气话的人，喜恶都会直接了当的表达不肯敷衍含糊，所以我才敢大言不惭的写下“忘年交”这样一个题目。
从那以后的五，六年里顾叔叔和我只要有机会就见面长谈。我每次到北京都会早早就和他约好时间一起吃饭喝茶聊天。而我住在上海的三年里，他老人家每次到上海都会专门安排半天时间和我相聚。我们毫无顾忌，无话不说，谈上好几个小时都还会觉得意犹未尽，于是又预约期待下一次的见面。
湖南益阳周立波故居前的荷花
2
顾骧先生是江苏人，一九三零年生，出身于大地主家庭外还是几代单传的少爷。长得眉清目秀的他五岁就发蒙，小小年纪就博览群书，能诗能文有神童之誉，更是他孀居母亲的命根子。这样的出身和资质在十四岁的少小年纪里却脱离家庭跟着老师师母参加了新四军，虽然只是文工团员但毕竟是军队生活又是战时，有生命危险之外生活条件也是相当艰苦的，和他的家庭背景生活习惯天差地隔。
和顾叔叔谈天没有顾忌，我有问题就问，他则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所以我曾经追问过他当时是怎么想的？他说那个时候像他这样背景的大少爷有两条路走，第一条路是带着银子下人到北京上海等大地方念书，然后再留洋。第二条路是留在家乡娶几个漂亮的小老婆外加吸鸦片。当然是个人能力强有志气的走第一条路，能力弱一点的走第二条路。少年顾骧对这两条路都没有兴趣。
从小就饱读诗书的他和所有的有历史感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对国家受到外族入侵有强烈的使命感，哪怕还只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冠少年也不能置身事外。再者顾骧的艺术感知丰富，和一群美丽活泼的少年人在江淮大地上边走边唱的日子让他过得挺乐，到了老年还回味无穷。
还有就是少年顾骧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平权意识浓厚，对当时新四军宣传机构走下层路线，以开发普罗大众的民智为己任，连从不出门的大姑娘小媳妇也被当做独立个体尊重的作为强烈认同，在老师的带领下参入其中，抛弃旧式家庭的生活方式和庞大的家产也在所不惜。
2010年10月，顾骧叔叔和我在北京长聊数小时后合影
顾叔叔离开原生家庭很早，成年后长期在北京学习工作生活，年轻的时候应该也是经历过种种脱胎换骨的改造，后来和我谈起他那个富裕的原生家庭时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的留恋，和我无话不谈的他几乎没有回忆描述过当年的富家子生活，也没有表达过后悔一场他本人积极参入的革命彻底毁掉了他与生俱来的富裕生活，反而不时回忆起少年时作为一个小演员在剧团生活的种种趣事，看来在没有生气的大家庭当富家少爷这种很多人求之不得的幸运生活还真不是他的那杯茶，想必就算没有革命解放这回事，这种生活迟早也会被他用别的方式抛弃的。
但是照我看来那个延续了好多代的富裕的士大夫家庭给予顾叔叔的教养是非常深厚的，晚年顾骧的言谈举止生活情趣甚至对人事物的爱憎都深深的带着他原生家庭的烙印。比方他喜欢喝好的茶也喜欢吃精致的淮扬点心，更喜欢在优雅安静的环境里边喝茶边聊天，在这样的气氛下，谈性很浓的顾叔叔会把种种复杂的人物故事慢条斯理的娓娓道来。当然他并不像大部分文人那样兴致一来就口无遮拦不管不顾，他比较谨慎有分寸，私下的场合他会谈得深入得多。他也不太喜欢录音，有次我带了录音机，谈了没有多久他就嘱咐我把录音机关了，有些事情他还会特意嘱咐我说这个事情你知道就好，不要告诉别人。
顾叔叔对环境很讲究，我的意思是好的环境会让他心情舒畅。记得他第一次到我客居上海时的寓所，看到客厅里明亮的落地窗大阳台很高兴，后来我请他到书房的小阳台上看江景他老人家更是欢喜得很，久久的站在阳台上欣赏叹息。虽然说有风景的房子和院子人人都爱，其实真正能够欣赏的并不算多，到了风景宜人处就感觉心旷神怡诗性大发也是修养中的一种，有条件享受好风景的人们中时时觉得好山好水好无聊的人并不少，喜欢关上窗帘日夜颠倒打麻将的也大有人在，风景和文化一样都是要落在懂得的人手上才有意思的。
顾叔叔不但有古风也洋气，他每次出门都打扮得很齐整，领带配色也讲究，彬彬有礼地为女士开门关门很有绅士的气度，如今就算是在外交家中间有这个气度风采的人也不多见的。有时候我在想，如果没有八十年代中期周扬那个事件影响到了他的前途，能说能写还能干也一直都比较受重用的顾骧先生的晚年境遇说不定要好得多。
提到顾骧先生的能干我也想说几句。人人都说作家艺术家头脑活跃心思灵动但行政能力多半欠缺办事能力一般较差，这个我们家的某人某某人都可以当作实例出来举证，他们自己不但常常自嘲也特别羡慕能干可以打开事情的人。这种人在商界比比皆是，工程界也非常多，到了文艺界就比较稀缺了，感性强的人理性往往比较薄弱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顾骧先生就不同了，他虽然感情丰富文采斐然却做事有条有理，言必信行必果，细致周到，哪怕是安排一个饭局他都会把方方面面都考虑得很妥当。能干肯干事情多的人难免让人看着觉得累，他们自己有时候也希望旁人看得到他们的辛苦忙碌。可是真正的能干人办起事来是没有一句废话没有一个多余的动作，云淡风轻好像本来就万事具备他只是动了动手指头事情就成了似的，顾叔叔办事就是这么个风格。在他这个年纪的文艺界干部里这样的能干肯定是非常难得的了，据说当年的茅盾文学奖啊这些文坛大事都是由顾先生主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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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顾叔叔说他和我们家是三代的交情是世交呢？这个他有解释，他说他认识我的祖父，也认识我的父亲，如今还认识了我，所以是三代的交情。
按说顾骧先生从年纪上来说和周立波差了一个辈分，文革前虽然见过面但工作生活上并无交集，应该是谈不上了解的。可是他中年时担任了晚年周扬的重要助手，为他代笔过不少的文字，其中让他非常难忘的一次就是为周扬代笔写下了“怀念立波”一文。这篇文章刊登在一九八三年二月七日的《人民日报》上，那时周立波已经去世三年了，周扬当时眼睛也不好自己动手写文章已经很困难了，于是他请来顾骧代笔，自己口述。
“。。。许多往事犹历历在目，不时涌现心间，使人难以忘怀。。。立波天真乐观，总是以微笑看待生活，从不为抚摸自己的伤痕而叹息，也很少炫耀自己的才华而表露自满。。。”，周扬口述的过程中，常常泪流满面语不成声，顾骧写完后，周扬拿着稿子反复修改，在稿纸上都能够清晰的看到泪水打湿的痕迹。这样深的友情，这么伤感的写作过程让代笔的顾骧印象深刻，几次在我面前提起。
顾叔叔和我父亲年纪差不多大，交往也不少，他们还一起同游过湖南。这就是为什么顾叔叔一再的说他对我们家三代人都很熟悉的缘由了。当然他更熟悉的是周扬，顾骧先生是晚年周扬的重要助手之一，也是各方面都认可的《周扬传》的写作者，虽然这部很受期待的著作并没有完成，但是顾先生还是一直都在认真做准备的。
我人到中年突然转向开始写作这件事虽然带给我不少的乐趣同时也带给我很多以前没有的烦心事。烦心事之一就是每个第一次和我谈到写作的人都必然谈到我的祖父周立波，好像我能够写作这件事一定和他有关联似的。我已经顶着自己的名头在这个世界上独立行走好多年了，都已经差不多快有“好为人师”这些中老年人才有的毛病了，到这个年纪上忽然变得辈分如此之低面目如此之模糊还真的是有点让人啼笑皆非。
辈分低也就算了，偶尔还会被人不客气的逼问对已经过世三十多年的祖父立波书中观点的看法，和对祖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做出评价等。当然大部分的时候人们都对周立波这个人和他的文字表示喜欢，更多的人表达的是一个久远的还有点记忆的熟人突然出现在眼前的亲切和好奇。提到周扬的时候就不同了，大部分的人都会表达负面的看法，有些还非常激烈。他们说：你祖父是个好好先生啊，周扬就不同了。。。
周扬文革前主持文学艺术界十七年，组织了一场又一场的运动，整过的人不计其数，尽管他后来自己也倒大霉，尽管他后来一再的道歉，可是那些痛彻心肺的伤痛哪里是那么容易忘记的？能不能取得受害者的原谅和宽恕也真的是强求不来的。
可是周扬这人也怪，他伤人确实重，得人也很深。就他的伤人之重得人之深这个主题简直可以写一篇“周扬待人之道以及领导艺术的得与失”的文章来探讨。他的朋友同事部下学生中服气他的那也是真心折服，受他连累影响前途也在所不惜，顾骧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个。
有一次和顾叔叔在我家慢条斯理的聊天已经聊好几个小时了，正准备和他老人家一起出门去吃饭，走到门口可巧我老公推门进来了，劈面一照脸顾先生马上惊呼：“啊呀仰之啊，这是你老公吗？长得这么高大啊，也是湖南人吗？是个美男子呢。湖南人就是长得高大啊，那个周扬啊，也是这么一个大高个，也是一个美男子。。。”
顾叔叔看见喜欢的晚辈很兴奋，溢美之词脱口而出之外谈兴也分外高涨起来。他老人家站在门口就和我老公急急忙忙的聊开了，语速又急又快和平日的他大不一样：“。。。怎么搞的啊，湖南人不都是小个子吗？怎么会有这么些大高个呢？。。。那个周扬啊。。。就倒霉。。。就生病。。。那个他的后事啊。。。他对我啊，那是知遇之恩，那个我对他啊，就是士为知己者死！”
这话一出真的好像哐当一声巨响，这么随意的寒暄怎么突然一下子冒出了斩钉截铁的表白了呢？我们三个人一时间都愣在那里了，不但顾叔叔脸红红的有点不好意思，我们两个也都不知如何接这么沉重的话头，后来还是我老公有了动作，他马上钻进房间里摸出照相机来给顾叔叔照了几张相片。
周扬在中国文艺界有那么多观点截然不同的政敌，更有那么多公开或隐秘的复杂难解的私人恩怨，对他有这么明显的偏向且在他过世后还几十年坚持不变那是非常不明智的，等于是把许许多多的是非恩怨背上了身。带着这么多和自己没有干系的是非恩怨在中国文艺界行走是非常困难的，如此一来不要说更上一层楼了，不提前下课就算不错的了。听说顾骧先生也确实是因为周扬的事情提前下课的。
如此简单明白的道理聪明的顾先生不可能不知道，还这么任性这么坚持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不是顾先生的同辈人也算不得圈内人了解不深，以后可能会有比较了解的人写到或谈到这个问题，我就只说两点自己的观察和理解吧。
第一就是个性。照直通通倔呼呼的湖南人看来江浙人上海人比起湖南人来要灵活得多，过头一点的话甚至称得上圆滑。顾叔叔为人做事其实就很周到圆融，脾气也很柔和的样子。其实这些都是表象，我的江浙籍朋友不少也在上海居住过几年，有时我会和他们开玩笑说，你们江浙人是可以被征服的，被强权征服你们口服心不服，逮到机会就翻盘，被文化征服你们心服口服，记性还特别好，他们听得哈哈大笑，一点都不生气。
这话当然说得政治不正确上不得台盘，但是江浙人外表虽然圆融，内里却非常强大，坚持劲儿一上来那也是谁都挡不住的，只是表现方式文雅些。而且像顾叔叔这样的人也不会时时要强处处坚持跟个刺猬似的，他们只会在自己真正在意的人和事上不放弃。
顾骧先生摄于我上海的寓所
第二就是缘分。说起来顾骧和周扬密切交集的年头并不长，也就是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五年这六，七年间。一九八五年夏天以后，周扬基本上就已经不能说话也不认识人了，这样的状况一直延续到他一九八九年过世。所以顾先生深度了解的就是晚年周扬，深深介入的也是晚年周扬的工作和生活，之前的周扬他只远观过。
这个时期的周扬当然没有年轻时壮年时那么英姿勃发意气昂扬，但是这个时期的周扬也是很多人认为的作为思想家的最好的周扬。作为这个时期周扬的重要助手之一的顾骧和他一起经历了一场激烈的思辨，对这个阶段周扬观点的强烈认同，对他之后命运转折的感同身受才是顾骧不能也不愿意置身事外的原因。
顾骧认为周扬是为他们那个年代的理想殉道的殉道者，而他自己因为这件事这个人受点委屈没有什么关系。年纪不大资历很老的顾骧早在一九九一年就离休了，他说：“。。。去留无意，观天上云卷云舒。比起周扬。。。，我的遭遇太微不足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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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流风》的后记里写过这样一段话：“。。。顾骧叔叔对我关爱有加，一见如故。如果有机会和温文尔雅的顾叔叔对谈，深入探讨我们对中国对世界，对文化对世俗，对家庭对男女的相同和不同的看法，一定是很愉快和有意思的事情。“
顾叔叔看到书后给我电话，我急忙向他检讨初版《流风》校稿不够仔细，把他老人家的名字都写错了。他连连说这种小错不值得挂心，反而不停的夸奖我的文章好文字更好，还特别高兴我在后记上提到要和他对谈那些大题目，说他也期待这样的对谈。
果然后来我们就真的花了好多时间上天入地的谈了又谈。我们都很坦率的表达自己的看法，也对对方的观点态度很有兴趣。谈来谈去发现我们对很多事情的看法是不同的，有些地方甚至持有相反的观点。我们都认为自己能够说服对方改变看法，也都笑嘻嘻的把自己为什么持有这些观点的理由甚至周围的实例故事都拿出来说明，也确实因为交流有了更多的共识。
可是我们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一个是男性一个是女性，从小生长的环境不同，长大后的工作性质朋友圈子文化背景全部都不同，年龄上也差了好几十年，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是大不相同的，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期待也程度不同。比方对中国的现状，顾叔叔挺悲观我却并不太悲观，比方对社会现状顾叔叔有一个理想的标准，我则认为理想社会是不存在的，只有较好的没有最好的，比方周扬顾叔叔认为他几乎是一个圣人，我却认为无关对错，他是一个复杂多面值得研究的人，比方男女。。。等等等等。
最好笑的是我们每次都谈得很流畅愉快，私心里可能都认为已经说服了对方，到下次一见面才发现，很多时候顾叔叔还是顾叔叔，我还是我，我们谁也没有能够说服谁。
可是奇怪的是我们从来没有发生过争执，反而非常期待下一次的见面，在顾叔叔和我之间，还真的是做到了交流充分，和而不同。这种交流其实很美好，顾叔叔说话带点江浙口音，从来不以长辈的姿态教导我，而是慢条斯理的问说：“仰之啊，这个事情你怎么看？”或者说：“仰之啊，关于这个问题，我的看法是。。。”。啊，我很喜欢这种交谈，我的直觉也是对的，写后记的时候就已经预感到了和顾叔叔的交流会是愉快和有意思的。
我们这种在不同的社会生活到处搬家到处旅行的人总是会说自己朋友遍天下，但被我们称之为朋友是件很简单容易的事情。萍水相逢，点头之交，笑一下就可以称朋道友了，虽然没有达到“我的朋友胡适之”那样泛滥的地步其实也差不太多，但是真正的知己就不那么容易得到了。
知己是什么呢，知己在我的字典上是为对方的生活幸福和事业成绩高兴，是不希望对方受到伤害。知己还是可以把自己的为难自己的委屈自己的愤怒自己的无奈等所谓负面情绪表达出来而能够得到理解，就算不理解也会觉得说出来很安全不需要担心发生副作用，知己更是想要把自己人生的遗憾命运的错失讲给对方听。。。这些就很难得了。
所以顾叔叔过世我很伤心，人生得一知己不容易的，这么让人敬重的长辈，这么难得可以推心置腹的忘年交，逝去了。还有一个大遗憾是顾叔叔一直期待能读到我已经写作了四年的《梦思故国静听箫》，可是他老人家还是没有能够读到。
说起来顾骧先生的人生当然是有些遗憾的，但是他活得相当随心所欲甚至有几分任性，确实是尽情挥洒享受了他的人生。比方他喜欢旅行，几乎每年都会有一两次到江南来走走看看，他喜欢朋友，就经常和朋友们欢声笑语的相聚。哪怕是他老人家过世前没有多久都还在旅行，最后一次生病住院前的几天我打电话给他，还正巧他老人家在和一大堆朋友欢聚，哈哈大笑得很开心，从这个角度来看，顾骧先生的人生是完美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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