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十娘| 我进美国重犯监狱教中文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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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江岚
编辑｜渡十娘
江岚，博士，华文女作家。现执教于圣-彼得大学, 从事国际汉语教学、英译中国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出版有学术专著《唐诗西传史论》(中文版2009，2011；英文版2018)、短片小说集《故事中的女人》，长篇小说《合欢牡丹》等 。
一 、“入狱”
2012年的春季学期刚开始的一个上午，大雪初晴，我开着车从高速公路转入镇上的小路，经过连手机信号都没有的荒僻地段，停在这一栋古老城堡一样的巨大建筑物的前面。
这是最高安保级别重刑男犯监狱，位于纽约上州的“东方劳教中心”。
打开门一脚踏进去，立刻就被那种单调的、森严的气氛所包围。眼前没有寻常办公场所常见的绿色花草，只有一道道电动铁栅栏；没有衣着鲜亮、首饰齐整的女秘书，只有荷枪实弹、不苟言笑的警察。
我首先要登记姓名、抵达时间，通过安检。皮包、钱夹、手机、笔记本……统统被大门口的值班女警勒令放回车上，我的衣袋里最后只能留下钥匙和证件。
监狱的行政秘书南希领着我去见我应该见的那些人，一路登记姓名、进入时间。这栋庞大的建筑物按行政功能分几大块，每个部分的衔接处都设有一个由数名警察共同把守，与天花板齐高的大铁笼子。若要从A区到B区，必须由A区的警卫先放行，进入铁笼子里等候B区的警察开门。进出监狱的一干人等，包括工作人员概不能例外，区别只在于铁笼子又分隔成三个部分，供不同身份的人通行。
南希带着我从中间穿过。一路上，在视线范围内的铁门如果有不止一道，则每一次只有一道能被打开。重重大铁门次第在我身后“哐啷”、“哐啷”合上，南希在身边说天气、说她的孙儿、说退休以后想搬去南方……我只是陪笑敷衍，手心发凉，这种气氛委实令人紧张。
“以后也总会有人陪着你的，不用担心在这栋大楼里迷路，”南希笑。
当然。即便拿到了特许的进出通行证，我也绝不可能被允许在这样的地方单独行动。而有关部门费这许多周折把我弄进来，是为了让我能够给由40余名犯人组成的两个班授课。
这个为服刑犯人提供正规高等学历教育的项目，名为Bard Prison Initiative (BPI)，正式设立于1999年，是一个为正在服刑的犯人提供正规高等学制教育的项目，包括本科和硕士学历，每学期开设的课程横跨不同专业，总共超过六十门课。项目组联系到我，起因于有一批犯人联名提交了一份请愿书，要求学汉语。请愿书上写明，他们还希望“最好能够进一步学习中国古典文学，比如《红楼梦》”，所以项目组希望能找到一个有中国古典文学背景的教授。我当时在电话里一听就相当好奇。这些重刑犯为什么主动要求学中文？他们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怎么知道中国古典文学里有一本名著叫《红楼梦》？关于中国他们还知道什么？还想知道什么？
我的教授同行们听说这件事之后都很兴奋：“在一个非同寻常的环境里面对一群非同寻常的学生，很有意思，应该去！”
搞行政的同事们反应则大不一样：“这可倒好，把罪犯培养得比我们还厉害！联邦政府就是这样花我们这些纳税人的钱！”
家人自然旗帜鲜明地反对，尤其是我的老二：“那些都是犯人，犯人！妈咪你懂不懂？！危险！”
危险……应该不至于。BPI项目设立以来，参与其中的教授不止我一个。我对这个项目太好奇，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拒绝。
通过州政府和华盛顿D.C.的电话面试，又经过长达一个多月的背景调查和种种健康检疫，我接下了在BPI的教学任务：从基础汉语开始，系统设置中国语言文化课程，并将课程内容与“亚洲研究”中国方向的学科要求对接。
这天来还不是上课，先要登记身份、打指模、办理通行证，然后接受监狱方的培训。培训内容实际上是一些严格的行为限制和安全注意事项，十分具体细致。听起来都很简单，要到后来的时日里，我才明白，执行起来并没有想象中的容易。
二、第一课
头一天上课的日子，我按规定提前15分钟，走进监狱的大门。门厅里已经有两位教授过了安检门，在那头坐着了。
BPI从性质上来讲，是一所不折不扣的“大学”，但其规模是十分有限的。由于授课地点的特殊限制，需要大量实验器材的专业不可能在这个项目里实施，所以课程以人文社科类为主，艺术类只有绘画，理科也只有数学。BPI在纽约州涵盖九所安保级别不同的男犯和女犯监狱，“东方劳教中心”不仅安保级别最高，建筑面积也很大。可在监狱里辟出一块相对独立的教学区域毕竟不容易，教室很有限，所以每天上午、下午的授课时间段里，通常最多只有四名教授。
我过了那道比飞机场的安检门严苛得多的安检门，和先到的两位教授相见。他们一个教哲学，是巴德文理学院哲学系的老教授；另一个教线性代数，和我一样是外聘的，来自康奈尔大学。BPI项目不仅致力于给这些监狱里的学生提供正规的大学教育，更尽最大可能尊重他们的专业选择。当巴德文理学院现有的师资队伍无法满足这些学生的专业学习要求，就由项目组负责到其他高校或专业机构中去找。
我的学生们当中，后来出了一位数学天才，我给他取的中文名字叫常安德。他在拿到了数学专业硕士之后，还想继续深造，而巴德文理学院并没有数学博士学位的专业设置，项目组就帮他联系到法国鲁昂商学院，让他每周在固定的时间通过电话接受教授指导。——这是后话了。
护卫我们进去的狱警到了，尾随他走进去，我们每通过一道门，下一道门便会得到通知，以保证我们必经的走廊没有任何犯人走动。位于大楼深深处的教学区，两头都有狱警把守，再一次签到之后，我终于见到我的这一班特殊学生们。
他们规规矩矩地沿墙围坐，除了穿着统一的深绿色囚服之外，他们的外表和其他任何一个大学班级里的学生们并没有显著的不同，并非电影里看到的那种怙恶不悛、凶神恶煞。我原先多少有点忐忑的心情很快平静下来。
第一堂课，我教的是“中级汉语III”，用的教材是普林斯顿大学周质平教授主持编写的《All Things Considered: an advanced Reader of Modern Chinese》。
这本教材是被事先指定的。我不是进入BPI的第一位中文教授，对于项目里中国语言文化课程现有的设置，我必须先完成与前面的衔接，才能拥有更多的自主权。
BPI的通识课程和普通大学一样，涵盖了哲学、历史、文学等等人文学科的基础知识。学生们通过这些课程的学习，了解到关于中国的一些内容，进而对汉语言文化产生强烈兴趣，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也是这里的学生们最初提交那份请愿书的缘由。首先为他们开设汉语课，并制定了课程大框架的，是耶鲁大学“亚洲研究”中国方向毕业的Nagel博士。他的总体教学目标，是要让学生们能够在完成三年六个进阶的学习之后，汉语听、说、读、写的四项基本技能达到一般母语水平，每一进阶的课程规划很完整。但这位年轻的博士因工作变动，没有能够亲自完成他的计划。项目组随后又相继引进过两位教师，任教时间都不算长，到我加入，这个班的2010级学生们已经学过两年汉语。
我的前任们给他们打下了很好的听、读基础。一篇八百多字的课文，他们当中大部分人可以从头读到尾，不依靠拼音。除了关键的语法点、文化点我必须用英文解释之外，课堂上用汉语授课基本上没有问题。可是，过去两年来教师的变动，每一位教师不同的教学风格和课业要求，对他们的学习效果是有影响的。这一班学生比较突出的弱点在于，其一，词汇、句法的知识碎片化；其二，在会话中把握不住四声；其三，缺乏字法基本知识，将汉字形体过于图形化。
如果学汉语仅仅是为了满足本科学历对第二外语的学分要求，这三大弱点或许可以忽略。但这些学生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将来打算进入“亚洲研究”中国方向，这些弱点无疑将阻碍他们的深化学习。于是，在每堂课的课后作业之外，我给他们布置了两项每周一次，固定的功课：一是背诵一首唐诗，以训练四声组合的发音；二是抄写生字，每一个生字20遍，以熟悉并牢记汉字结构。
第一天的课结束，我在黑板上留下了要求他们背诵的第一首唐诗，白居易的七绝《题李次云窗竹》：
不用裁为鸣凤管，
不须截作钓鱼竿。
千花百草凋零后，
留向纷纷雪里看。
三、写汉字
从此，我每天一进教室，学生们便很自觉地先齐声背诵唐诗。
这些诗歌，我通常不大讲解。首先因为语言课不是文学课，我要求他们背诵的目的，只是用诗句里平仄音调的完美结合，训练他们的四声发音技能；其次，我对唐诗的魅力有无穷信心。他们都是成年的学生，自我学习能力很强，这些诗歌自身的音韵琳琅、字词优美必将诱使他们主动去追寻诗句的内涵——这一招在我十余年的教学过程中屡试不爽。我只要等学生们拿着自学过程中遇到的难题来提问的时候，再解答就可以了。
要他们抄写汉字，则没这么简单。凭心而论，这种作业类型的确又花时间又枯燥，而且很小儿科，缺乏让他们发挥和展示个人“智力水平”的空间。于是他们当中就有人跳出来抵制，领头的那一个，中文名字叫做“郝亚德”。
第一次，我发现他的字词抄写本没交，问他，他说没时间完成，表情不失恭敬，但语气很硬。我点点头，叫他把自己的中文名字写在黑板上。
结果不出我所料，三个字当中前后两个都漏掉了笔划，看起来似是而非。我把笔划补齐，平静地对他说：这一周除了生字以外，再加上你自己名字这三个字，还是每个字抄20遍。
到了下一周，他照样不交。我也不说话，径直走到他面前，站定了盯着他。“真是没时间写！”他也站了起来，辩解，自以为理由充分：“过去也不用写这么无聊的作业，我们还不是一样可以说中文！”
“过去，你们的教授不是我。”
“学中文，只要会说就可以，为什么要写那些字？！”他的个头高出我许多，皱着眉头居高临下，满脸不屑。
“关于为什么，我想，我已经清楚解释过了，不打算重复，”我一个字一个字地回答。“如果下一周你还是没时间写，那么，你就不用到我的课堂上来了。”
我的语气和态度显然激怒了他，我们之间的空气变得有些紧张。其他的学生见状赶忙低声严厉呵斥他：“坐下！她是教授！你想要被关禁闭吗？！”
“禁闭”这个词，让郝亚德一下子泄了气。到第三周，他的抄写作业按时交上来了。他的屈服分明不情不愿，我只当不知道，暂时不去理会他。
时间以每周四节课的节奏，按部就班地滑过，转眼到了期末考。学生们答完了题，下课铃声还没响，他们和我都不得离开教室。这个空挡里，他们开始和我聊起下学期各自想确定的专业方向。十几个人七嘴八舌之间，只听郝亚德的声音说：“教授，我想选社会学专业，以后可以当社工！辅修亚洲研究的中国方向！”
“哦？”我反问他。“那接下来要写的字更多了，你确定？”
“我确定。是要坚持写写写才记得那些字，我现在觉得中文没那么难了，”他有些不好意思地抓耳挠腮。“对不起，教授。”
看着这个意大利裔男生扭扭捏捏地道歉，我笑起来，心里真的高兴。 “汉字本身，是非母语学生学习汉语最大的兴趣所在。书写的难度，不应该成为学习汉语的障碍。”这是澳大利亚汉语教育界经过数年实证对比研究得出的结论，可谓真知灼见。很多教师们在汉语教学过程中，尤其是初级阶段，唯恐要求写汉字会“打击”学生们的自信心，削弱他们学习汉语的兴趣。这种顾虑其实泰半出于想像的担心，实践中只要针对学生的学习特点适度把握，写汉字并不见得是一件高难度的课业要求。而习得的喜悦，才是他们继续学下去最大的驱动力。
根据本科学历的教学要求，在中级第三阶段语言课上能拿到85分以上的学生，才能进入下一阶段的学习，并得到辅修“亚洲研究”中国方向的机会。这一次期末考，郝亚德的成绩是92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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