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十娘｜谁说美国孩子打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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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江岚

编辑｜渡十娘

江岚，博士，华文女作家。现执教于圣-彼得大学, 从事国际汉语教学、英译中国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出版有学术专著《唐诗西传史论》(中文版2009，2011；英文版2018)、短篇小说集《故事中的女人》，长篇小说《合欢牡丹》等。

江岚与女儿们

当年，我还是里海大学(Lehigh University)教育学院的一个硕士研究生，长女雪儿一岁多。幼儿天真可爱的花样日新月异，让初为人母的我天天惊艳。与此同时，她的自我意识冒出新芽，摸索着要“独立”要“自主”，渐渐不肯乖乖听话，开始不断试探、摸索，试图确认各种规矩的界限到底在哪里。

那天傍晚，我如往常一样将她放在厨房的流理台上，自己在另一头张罗晚饭，一边和她说话。

“妈咪不要拍蒜蒜！”牙牙学语的小娃娃奶声奶气，她不喜欢我用刀背狠拍在砧板上的响声。

“炒菜要用的啊，不怕，拍一下就好，”我笑。回头见她抓住了流离台上的小玻璃瓶子，就对她说：“宝贝，那个是妈妈用来装盐的，不能玩。”

她嘻嘻笑，抓着瓶子的小手伸出去，说：“扔扔！”

“不能扔！”我放下手中的活儿，一个箭步跨过去，夺下瓶子，放过一边。

就在我一转身的功夫，她抓住了另一个小瓶子，冲我笑：“扔扔！”

“不行，宝贝，不能扔，”我这回没有移动，只是盯着她，板起了脸。“这个瓶子里是酱油，妈咪做饭用的，不能扔。”

她仍然嘻嘻笑，一边试探地将握着瓶子的手再往前伸一点儿，作势要扔。

“妈咪已经说过了，不能扔，快放下。”我一字一顿地重复，然后加重了语气，警告她：“妈咪已经说过三遍了。不听话的孩子，妈咪是要打的。”

她圆圆的小脑袋晃来晃去，一双吊在半空的小肥腿也晃来晃去，笑嘻嘻地看着我，慢慢地松开了抓着瓶子的小胖手。

“啪！”瓶子掉到地上，没有破，只是摔开了瓶口，酱油迅速流满一地。我应声跨过地上的狼藉，抄起一把干净的小竹铲，二话不说，抓过她的小手来就打。

然后把大哭的她抱起来，放进她房间的小床上，说：“妈咪警告过你，不听话的孩子是要挨打的。”然后退出来掩上房门，到厨房继续做饭。

等老阳下了班，一进大门听见女儿哇哇大哭，过来问我：“这孩子今天怎么哭得这么凶？”

我如此这般把经过说了，同时交代他此时不能过去看孩子——我和雪儿之间发生的事，必须在我们母女二人之间了结。如果他此刻插进来，去哄孩子则损害我的威权；去看一眼不理她则伤害他们父女的感情，有害而无利，不如暂时不出现。

在我们共同养育孩子二十几年的过程中，不管我怎么处置孩子，老阳通常不会反对。有时觉得我过了头，也会等到孩子们不在身旁才指出来。当下任由老大在婴儿房放声大哭，他只在厨房帮我做饭。

做完了晚饭，我过去抱起雪儿，问她：“知道错了吗？妈咪说过了，不听话的孩子肯定要挨打的。”

孩子抽抽噎噎地点头。我打她，因为我说出去的话就得算数，更因为孩子们是不会天生“听话”的，需要训练。尤其对于3岁以前的幼儿，“听话”是一个必须养成的习惯。这里“听话”的概念和培养孩子的独立思考能力并没有直接冲突，树立父母的话语权威，不等于将孩子训练成为对大人俯首帖耳的小羊羔。

我们都说小小孩儿“天真”可爱，那么“天真”是什么？是还没有辨别是非的能力，没有判断对错的标准，没有区别安全与危险的经验……所以保护他们、及时引导他们，是父母当尽的职责。这项职责的完成很大程度上以父母的话语权威为基础。问题是为人父母者，并不天然地拥有这种权威，也无法经由单方面的、硬性的灌输或强行施加建立，而是在正确履行自身的义务和职责的过程当中，与孩子彼此互动，让孩子能够全心信赖、全心依靠之后，自然而然逐步形成的。孩子年龄越小，越“天真”，这种权威的绝对性就越重要。当懵懂无知的幼儿试图挑战这种权威，——对不起，就只能挨打了。

晚上，老阳说：“我把厨房流理台子上那些瓶瓶罐罐收起来了。”

哦，我点头。孩子的新花招，我们的新对策，就这样互动着共同改进。问题是，据说美国是“孩子们的天堂”，据说“美国法律不允许打孩子，否则要去坐牢”，网上或身边，不断有人重复这句话，言之凿凿。可孩子们即便明白了所有道理，逾越警戒线的企图总会不断发生，犯了规，还不能打，那为人父母者岂不是很被动？！等雪儿再长大一点儿，再犯了什么错，我要怎么办？

我小时候任性得很，没少被我小叔叔“家法侍候”，长大以后并不觉得我家那典型得不能再典型的“封建家长制”教养方式有什么不好。“棍棒底下出孝子”，中华文化的古有明训，当适用于教养所有的孩儿，在美国出生的为什么就要是例外？！美国是一个以基督教立国的地方，《圣经》明明白白记着：“不要不纠正孩子的错误。他们不会因为受了杖打而死掉。身体责罚也许会让他们保住性命。” （箴言13：24），还有“杖打和责备能加增智慧，放纵的儿子使母亲羞愧”（箴言29：15），那么不能打孩子的法律又立足在哪里？！

于是，次日的“儿童教育心理学”课堂上，我把这些疑惑抛给了讲台上的老教授。

“所以啊，将来你要在每一个房间里都准备一条鞭子，方便随时取用。免得生气起来要动手的时候，满世界找不到鞭子，让孩子看笑话，”教授笑着回答。接着解释：“美国法律规定的是不许‘虐待’孩子，并非不许‘杖责’孩子。二者之间有严肃的概念的差别。”

我笑了。我们对其中差别的理解偏误，如同中文的“南瓜”和英文的“pumpkin”，“玫瑰”和“rose”，词意的指代不是完全对等的，简单的词语转换带来错位的概念转换，自然不准确。然后经过各种夸张的以讹传讹，错位的理解被发酵，真实的一面却被湮没了。实际上，美国邻居们不会因为父母用体罚的方式管教孩子，就抓起电话去报警；美国警察也不会青红不分，皂白不辨，就把当父母直接送进监狱。美国的儿童保护法所保护的首先是“无辜受虐”的孩子，其次是“被过当体罚”的孩子，不是“犯错该罚”的孩子——也就是说，父母执行对孩子的肉体惩罚，有一个方式、方法的合情合理性问题，还有一个适当程度的把握问题。

关于方式、方法的讲究，老教授用“杖责”这个词已经表述得很明白，体罚孩子不能用手——亲子之间皮肤的接触只能是爱的表示，肉体惩罚必须通过合适的工具执行。其次，“杖责”有程度的限定。在屁股或掌心肉多的地方快速拍击，责罚的是孩子犯错的行为，不是孩子本人，不能带来他们身体上长期的疼痛。其三，“杖责”有出发点的约束。让孩子记住犯错的教训，而不是父母自己失去控制用孩子来出气，发泄自己的愤怒、挫折等负面情绪。

当然“体罚”也不止“杖责”一种，根据孩子接受的程度，所犯错误的严重程度，“罚跪”、“面壁”都是体罚可以采用的不同方式。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孩子们“犯错”的状况层出不穷，到底在什么程度上执行体罚才合理？这一点，幼儿教育的教科书上罗列得非常清楚：1）导致他们遭遇危险的行为；2）自私，自我中心倾向严重的行为；3）违反社会道德标准、行为准则的举动和心理倾向；4）故意的重复犯错。

在这些原则的基础上，父母用体罚管教孩子的方式，并非我们中国人落后的野蛮的封建家长制的家教遗风，更没有被先进的发达的资本社会的教育理念彻底摈弃。实际上，幼儿教育已经用实证研究证明，

随着老二的出生，雪儿慢慢长高长大，升上了初中。有一阵子，她迷上了“美国女生” 娃娃珍藏系列，用自己写作文获奖的一百美金，去买了这么一个娃娃回来。自从有了这个娃娃，她恨不得日以继夜捧着，几个星期下来，三门主课，数学、语文和社会学的单元测验成绩统统都很差。更恶劣的是，她改了成绩登记表上的分数，给我签字时是一个数，还给老师时改回原来的数，还不止一次。

我第一次发现个中蹊跷，生气，教育；第二次，更生气，再教育。到第三次忍无可忍，二话不说，抄起家伙就给她一顿竹板夹肉。我们这个学区的孩子们上到初中，初级社会学课程里，如何抵抗“家暴”，寻求自我保护的内容早已完成。小丫头吃了痛，跳起来大叫：“妈咪不可以打我！老师说打人的家长要被警察抓起来！”

嗬！我料到她总有一天会如此这般对着我叫唤的，果然就来了。当下也不和她啰嗦，拿起电话拨通她们校长的电话号码，说次日必须要和他约谈。

第二天下午，我们母女坐在校长办公室，我陈述事情经过，告诉校长：“所以昨天下午，我把她揍了一顿。她说，打孩子的家长要被警察抓起来。”

校长转头，很认真地看着雪儿，很认真地说：“亲爱的，如果我小时候做了这样的事情，肯定也要挨父母揍的。你妈咪爱你，才要把这种错误的行为从你身上打出去。”

从此，雪儿再也不敢随便和我耍花枪。我揍她的情形，连当时只有五岁的老二也至今记忆犹新，早早明白再调皮捣蛋也不能越过规矩的界限。我自忖没有“虐待”孩子之嫌疑，放心履行“棍棒底下出孝子”的职责，孩子们倒也并没有因此把我当成后娘。不过她们懂事以后，再也没有发生过逼得我不得不动用体罚的严重事件，因为她们已经从幼年时期所受的皮肉之苦当中，得到了足够她们铭记一辈子的深刻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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