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十娘｜周仰之：学校生涯之小学篇（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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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周仰之
编辑｜渡十娘
作者简介：周仰之
祖籍中国湖南。理工出身，移居美国三十年，客居上海三年，现居美国加州圣荷西。曾供职日本和美国高科技公司，中文写作十多年，著有《人间事都付与流风》，《梦思故国静听箫》，《斯人已远》三本书，电影剧本《战地日记》以及“东边日出西边雨”，“高城望断”，“杰克的幸福生活”，“四月”等小说散文若干。其中《流风》一书获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奖，《梦思》一书入选《中华读书报》2016年年度传记记实类十佳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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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生涯之小学篇（上）
一家四口
采菊东篱下
我家隔壁住着一位白须飘飘的老爷爷，一天到晚端坐在一张阔大的书案前读佛经，一边读一边用毛笔在佛经上画圈圈。老爷爷从来不走动也不和人聊天，家里只有老奶奶不慌不忙地操持家务。据说这位老爷爷是很有名的数学名师，老妈托他为我补习小学算术简直是杀鸡用牛刀。
你别看七中是郊区中学名师还挺多，也许那个时代每间中学里都藏着好些学问深厚的名师。正常的年代他们这样的人这样的学问应该都不会停留在中学教书，但遇着时代变迁的时候，很多中国知识分子都会选择教书，而且有教无类什么学生都收什么学校都去，贩夫走卒也愿教，深山老林也不妨。这样的职业选择虽然清贫但不俗，而且和社会还有一定程度的疏离，很适合矜持的知识分子在乱世里安身立命。
前面说了中国历史就是一部中国知识分子史，虽然几千年来的朝代变迁，知识分子写历史的框架，是非观审美情趣却没有什么大的变化，正史都没有超出《史记》的框架，野史笔记也渐渐的有了路数，评判标准强大到后来很多官员包括皇帝做重大决定的时候都能够猜到后代史家会怎么写而有所顾忌。
受到冤屈迫害的也可以很有底气的宣称：“留得丹青照汗青”。非常相信后代史家的判断力和说实话的胆气，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是非功过思虑得失的表达权托付给了后代史家，觉得这些非亲非故的后代知识分子一定可以读懂自己并书写出来传于后后世。。。要说中国五千年历史文化是被知识分子所左右更因为他们而延续也不为过。
姐弟俩
中国的知识分子既是弱者也是强者，弱的方面他们为了生存为了富贵更为了施展抱负非常愿意服从皇权，由服从而屈从，更由屈从而至失去自我的例子很不少。
但中国知识分子这个群体面对整个历史长河的时候却十分强大，强大到从来没有真正的依附过宗教，当然他们很鼓励老百姓信教，自己有时间精力的话也非常愿意研究宗教甚至藏身宗教，有机会还改造宗教使其更趋合理完善。他们也从来没有真正的依附过皇权，他们对前朝皇帝横挑鼻子竖挑眼的品头论足，对当朝皇帝指手画脚告诫多多，并不真的相信皇权天授，只是很想和皇帝做交易：你给我管理权我帮你稳固地位，我们合作开创盛世吧。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懂兴衰知荣辱的中国知识分子对自己在各种社会环境和境遇下的生存方式也做了不少的尝试和记录，几千年的经验积累下来他们大致同意有机会获得管理权施展抱负就应该尽力为之，最极致甚至可以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在野的则平心静气书写前朝旧史撰写个人笔记，修身养性培养个人情趣。竹杖芒鞋轻胜马，一蓑烟雨任平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生活美学信手拈来心随意转，耕读传家教书育人为社会做贡献。连顺序都有，正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也可以冒昧地加上一句：审时度势，顺势而为。翻译成美国话就是：Situation Leader，翻译成粗糙的市井语言则为：就汤下面。
这个其实也不是中国独有，日本的富家子弟如果不是长子的话多半不能传承家业，有钱有闲的他们对艺术的喜爱和支持已经到了有人称日本的文化就是少爷文化的地步，觉得是他们的品味喜好支持和努力造就了源远流长的日本文明。
看出来了吧？周相公徐老五为自己设计的生活方式其实并非原创，而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承。白须老爷爷的学问到底有多深我当然不知道，但他和其它中学名师的运气却比同时代的大学名教授好得多，虽然不受重用但也没有人把他们的学问拿出来放在太阳底下掰开来仔细寻找斑点，找到一星半点的都是一场麻烦。
他们自己的态度也很端正，不积极也不消极，遇到有人来请教绝不推脱，没有人来就自己和自己玩，还谨慎地并不拉帮结派。这个生活态度也不是原创啦，古书上都有写的。
于是老爷爷接受豪的请托为我补习算术。我在那硕大无朋的大书案前和老爷爷并排坐下，他在一张白纸上写下算式为我讲解，然后出题目让我练习。他的教授简洁明了毫无热情，我算题的时候他就继续研读佛经，我则一心二用一边做练习一边仔细端详他的书案。
只见薄薄的一卷卷佛经都是用黑色的毛笔字整齐地写在轻软的毛边纸上，读到满意的字句，老爷爷就用毛笔在旁边画上朱红色的圆圈。他每次读的佛经都干干净净没有任何印记，但每读一页他都坚定果断的打上不少饱满圆润的红圈。这得有多少本佛经给他读啊，每天读这么长时间读得还不慢又不能重复读，这么多本佛经是从哪里买来的呢？还是老爷爷自己抄写的？那我为什么总看见他读没有见过他抄呢？
瞧我读书多分心啊，一边听讲一边做题一边瞎琢磨。但名师就是名师，我一年的算术课程他几次就讲解完毕练习过关，到学校应付考试没有问题了。老爷爷是修行已久的人，讲究清静无为，豪的请托这么快就完成了，他既不夸奖我也不夸赞自己，更不会自做主张继续往下教。当然如果我要求继续的话他是一定不会拒绝的，那年头其实谁有学习要求老爷爷都不会拒绝，但他不会主动教。当时要是能够这么跟着老爷爷学下去就好了，他肯定可以轻轻松松毫不费劲地就帮我把数学基础打得坚固无比。
可惜我天性中的爱玩爱热闹和老爷爷的冷寂清淡不合拍，补习结束任务顺利完成我拍屁股就走人，马上投入到小孩子群里去疯闹，连头都不回。老爷爷没有表现出挽留，妈妈看到我赶上功课了也不再操心，同样没有对我提出继续学习的建议，这么好的机会就让我轻飘飘地放过了。以后的好多年，老爷爷一直静静地坐在我家隔壁画圈圈，我则再也没有向他请教过非常有用也非常有趣的数学，太可惜了。
陋室居
把家搬到七中后不但我的学校生活陷入困境，豪也适应得很艰难。
七中作为一所靠近郊区的中学也有特别出色的地方，最出色之处就是占地面积大。照当年我的眼光看来，校园大到无边无际走都走不完。虽然不如岳麓山那么郁郁葱葱显得挺荒凉的，但也有好些山坡树木，有不少宽阔敞亮的好地方适合盖房子，但却不可思议地选了一块低洼潮湿也非常狭小的地方建了一片密集简陋的教师宿舍，很可能是当年建教学大楼的时候搭的临时工棚。
建校后国际国内形势一片大好，重大事件连绵不断，就算地处城市边缘没有任何名气的中学也不能置身事外，大家与天斗与地斗与自己人斗忙得脚不点地，还要时刻惦记着解放全人类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人民，当然顾不上好好地为教师们重新修建宿舍啦。文革期间更是从先生产后生活发展到了全时革命不生产，改善生活环境这等小事就想都不用想了。
房子简陋到什么程度呢？地上既没有铺地板也没有铺水泥连三合土都没有打，房子就这么直接盖在泥巴地上。这泥巴地是真正的原生态连铲平的功夫都没有做，坑坑洼洼的家具都摆不平。因为地势低洼这泥巴地还特别潮湿，大家都会把刚刚燃烧完换下来的蜂窝煤的煤灰倒在地上，带着火星的煤灰哧的一声就灭了，再用火钳往地上一拨，热辣辣的煤灰马上就吸满地上的湿气变成黏糊糊沉甸甸的一坨。
天花板是用薄薄的竹片编织而成的，年头长了有很多大大小小的洞，如果上面老鼠急急忙忙跑起来，天花板上就会落下一股股的灰尘。那年头不但人忙老鼠也忙，它们每到晚上就急急忙忙的跑来跑去还不时的吱吱乱叫着打上一架，让人担心它们不但踢踏下灰尘迷住你的眼，哪天搞不好也许会跌下几只来砸到你的头上。
母子三人
简陋的工棚虽然建得马虎但多半都大大咧咧的霸上一大块地最起码宽敞，但七中的教师宿舍却连这点好处都没有，几十户人家挤在一起共用一个水龙头一所厕所一个洗澡房不算，每套房子有两间房加上和人共用的半间厨房总共只有三十多平米，还好当时大家都身无长物家具也简单倒也不觉得有多拥挤。
豪对家居环境不愿意马虎，这样的生活环境她忍受不了，于是决定自己动手粉刷房子和在天花板上糊报纸。也许是因为那年头每天都要开会到深夜，也许是粉刷房子的行动是临时想到的主意，她很奇怪地选择了半夜开工。那天晚上她借了梯子调了石灰水就一个人干了起来，把已经睡熟的我们连人带床移到房子中间，花了一个晚上竟然把房子刷了房顶也糊了。
从第二天早上开始到以后的好多年，老妈都对自己那天晚上的好力气好干劲自夸自赞，说不知怎么的就能把他们两姐弟连着床挪到了房子中间。当然她调的石灰非常稀薄，墙也只刷了一遍，加上她的臂力很有限，所以墙壁被她刷得一条条的，深浅不一。这个她老人家也有解释，反复对人说：我刷墙是为了用石灰水消消毒，并不是为了好看。。。行行行，这么神勇已经很让人佩服了，她老人家歪歪斜斜糊在天花板上的那几张报纸后来几年被我躺在高低床的上铺上读了又读看了又看，但到底还是抵挡住了老鼠们踢踏下来的灰尘，让我睡得很安心。
吃的方面她依然不太搞得定煤炉，尤其是早上我们要吃早饭上学的时候更是抓瞎，于是她买了一只大号的煤油炉，每天早上手忙脚乱的用架在书桌上的煤油炉为我们准备早饭。豪有天得意的向朋友介绍经验说，自从用上煤油炉以后孩子们上学就不用迟到了。我马上在旁边伶牙俐齿地说：“不是这样的，这个星期我每天都迟到。。。”，老妈的脸顿时被我气得通红。
当然我大部分时候都是很听话很愿意为妈妈分劳的，九岁的我有时竟然能够收拾好房子做好饭菜等着妈妈下班回来吃。这么做了几次后得意的老妈忍不住向同事夸耀，有一天她竟然不打招呼就带了同事准备回家来吃我做的饭，谁知那天我刚得到了一本书正在没命的看，房间没有收拾饭没有做连自家的头发都乱蓬蓬的。。。牛皮破产后不知如何下台的老妈紧绷着脸，我脑子还留在书里面木木呆呆的，连她怎么教训我的都没有听真切。
有时太积极了也会犯错。有天豪买了一大堆稻草堆在房子里，然后她就照例去开每天晚上都要开几个小时永远也开不完的会去了。那天下雨，天早早的就黑了，我看着堆得满屋子的稻草觉得乱糟糟的很不像样，于是带着弟弟一起把稻草搬到厨房外的后院，又做了两个菜收拾好房子摆上餐桌等妈妈回来吃饭。。。豪回来看见她好不容易买来准备铺在床上过冬的稻草被我搬到院子里淋得湿答答的根本就没有办法用了！她那个气啊，气了好多年。
童子功
住在上海的这几年我没有开车，出门多半坐出租车。上海的出租车司机不像北京司机那么爱聊天，但毕竟我坐的次数够多，和他们聊起来的机会也不算少。有一次一位年轻司机表示他希望再来一次文革，于是我慢悠悠地接口说：“没有电视没有电影连电灯都只在过春节的那几天有电，出门不但没有出租车连公共汽车都没有要靠步行，你确定你真的要回去过那样的日子吗？”小伙子急得连连摆手道：“我没有说要回到那样的日子啊！”我说：“那就是文革生活的常态了，你倒是搞清楚点你到底要什么好吗？”小伙子从后视镜里仔细地看了我一眼说：“大姐你看上去这么年轻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啊？”之后我们的谈话就围着怎么保养打转转了。
我一点也没有夸大其词，文革初年的狂乱持续的时间并不长，而漫长的文革十年的大部分岁月就是我向那位年轻司机描叙的那样沉闷灰暗，就像狂风暴雨过后一片收拾不起的狼藉，就像高烧过后的虚脱，非常黯淡。
路易和豪在文革前是不管钱的，发了工资交给芷青就行了，如今被迫和妈妈分开生活少不得要自己开始安排财务。文革虽然乱但工资还是照发，路易和豪的工资不算低，在当时的社会里我们家的财务状况应该算是还不错的，但也没有隔夜粮，一旦遇到我们生病，他们就会缺钱，一旦缺钱他们就去寄卖行寄卖东西。
家里稍稍值点钱的东西都被抄家的抄走以后他们手上有寄卖价值的就只剩下几条呢子裤和豪的一块挺不错的手表了，这几件东西在寄卖行里进进出出几次之后终于被彻底卖断。另外还有那辆永久牌女式自行车，这车豪天天骑着跑来跑去，有时还要带上一两个小孩装上买的东西，是家里不可或缺的交通运输工具，可惜他们实在太缺钱，寄卖来寄卖去最后也卖断给了骆舅。
结婚后的骆舅过得很幸福，能干的舅妈把他的生活照顾得很好，他们两人的工资高没有孩子，常常来看我们，给我们买上很好吃但父母从来不会买的高级点心。骆舅不时借钱给豪度难关，后来一次缺的钱数目实在大，路易和豪就把自行车卖断给了骆舅。当时公共交通停摆，家里也没有了交通工具，我们要去任何地方都得用走的，买了米啊什么比较重的食物也只能手提肩扛，当世界在往现代化迈进的时候我们也在加快速度往后倒退，已经退到完全不借助工具全部靠人力的地步了。
其实那时候路易是很少回家的，他虽然没有正式下放到农村但也是他们学院的劳动专业户，几乎长年在乡下劳动，有时要好几个月才能回来休息几天，连每个月回来领取工资然后送回家都做不到，于是他们几个长年呆在乡下的劳动专业户只要有一个人回来就挨家送工资。
当时湖南师范学院有一个女教授是苏联人，高高胖胖的她和路易一样如有原罪般先天不如人，需要长年劳动锻炼。她到我们家送工资的时候总是趁着夜色来，用大毛巾把头脸包得紧紧的，敲开门把工资递给妈妈再悄声说一句话，就无声无息地消失了，跟搞地下工作秘密接头似的。当然她有张外国人脸身形也比较引人注目，当时确实比路易更容易招惹麻烦，要她摸着黑到完全不熟悉的地方来送工资真是难为她了。
一旦知道爸爸要回家，弟弟和我就会热情高涨地把家收拾得干干净净，欢天喜地的迎接他回来。老爸在家的几天我是不需要洗碗的，晚饭后他总是马上打发我出去玩，说他会帮我洗碗。但他一直躺在摇椅上看书老是不动手，让我玩得很不放心，几次三番地抽空回来提醒他快快开始工作，免得老妈十点钟散会回家来找我的麻烦。老爸在家的时候很少，大部分的日子都是要求严格的单亲妈妈豪带着我们过生活了，当然豪只在个人卫生家务劳动上对我们要求严格，读书什么的她并不放在心上，很坚决地要把我们训练成手脚麻利头脑简单的人。
我在新学校功课虽然勉强赶上了还是不太合群也过得不怎么开心，人要是情绪不好干什么都不起劲，在岳麓山上被人一再夸赞的泼辣能干劲在这间学校里一点儿也没有拿出来。记得当年老师对我的评语的最后一句话总是“要克服骄娇二气”。孩子的事还真是说不得，老师越是说我娇气我就越娇了起来，三天两头生病不上课，在家的时候比在学校的时候还多。至于骄气嘛，那应该是个误会，可能是因为我混不进普遍比我大两三岁的革命队伍，被边缘化了。
没情没绪的混了一阵子后又遇到小学学制从六年改五年，我居然很快就小学毕业了。非常可疑地拿到了一张小学毕业文凭，在十一岁那年就进中学了！？慢点慢点，我是八岁进的小学，十一岁进中学，就算天天上课也只上了三年小学，除掉生病劳动拉练游行，能上足两年学就不错了，这真是大跃进的速度啊，不要说你了，连我都觉得自己的小学毕业证书水分太大。俗话说天下没有白吃的晚餐，今后如果因为小学基础没有打好遇到学习困难那也是理所当然的啦。
唔哦，忘了解释一下当年的专有名词，读者中如果有小屁孩或者外星人的话该看不懂了。劳动就是学工学农学军，记得那间小学的学军项目中有一项是攀崖，那崖不知是自然形成的还是加工过的，反正直上直下有好几个我们那么高，还是有点难度的。我们在老师的指挥下爬了几次以后自己课间休息时也爬将起来，有一次我已经坑哧坑哧快爬到顶了，一个从上面要往下爬的男孩一定要我让他，我的后面还跟着好些孩子想退也退不下去啊，争执中横蛮霸道的他把我从山顶上推了下来狠狠地摔了一交。
学工就是到工厂去劳动，这么小的一帮孩子能干嘛？于是牙膏厂安排我们把机器装好了但形状不规整的牙膏用手拍一下，趴的一声牙膏就顺溜了，顺顺溜溜的牙膏才可以打包装箱。趴趴趴，一天拍几个小时拍上一两个星期是挺有实用价值的教育哈，我一辈子都知道如果嫌挤得歪歪斜斜的牙膏不好看的话，趴的这么拍一下就顺溜了。
如果毛主席发表了最高指示的话大家是要欢呼游行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欢呼游行，口号喊得响彻云霄，全想不到这会给所有的家庭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拉练倒是挺好玩的，大家把被子杂物打上背包，一边唱一边走的走上一两天，最起码要在外面睡一个晚上，多半是另一间小学的教室，极端点的搞不好就在马路上摊开被子睡了。这个嘛好些是战争年代的余韵，可能也是最高指示“要准备打战”的一种准备吧？不过这年头世界上的军队都在往电子化机械化发展，移动起来不是坐飞机就是坐汽车坦克，我们这种打着背包走来走去的准军队真的还有用吗？
不管了，反正我们玩得挺痛快的，快到目的地的时候一些有后劲的孩子还能撒开脚丫子跑上一阵，把残兵败将般的大部队稀稀拉拉的甩在后面。好笑的是这准军事训练并无统一装备，背包打得五花八门大小不一很多半路就散开了。食物也须自备，我的食物是一听到我们搞活动就比我们还兴奋的芷青奶奶半夜起来煎的面饼。食物带少了不够吃，带多了也不行，听说带了几个鸡蛋的同学受到批评，说是太奢侈了。
以上都是我短暂小学生涯的学习项目，是为记。
（完）
本文节选自周仰之纪实作品《斯人已远》（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由作者授权“渡十娘”推送，图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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