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十娘｜熊景明：一名研究助理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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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熊景明

编辑｜渡十娘

作者简介：熊景明，出生于昆明，70年代末移居香港。1988年至2007年，主持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工作，并从事农村社会研究，参与国际农村扶贫项目。近年在香港及大陆倡导“家史写作”。著有《長輩的故事---滇池百年家族往事》、《家在云之南：忆双亲，记往事》。

一名研究助理

1979年秋某一天，按报上两寸见方的小广告指示找到九龙亚街老街155号时，已近黄昏。这是一座别致的两层楼住宅，园中草地足够打羽毛球。典型英式建筑，八边形主房窗外，一丛棕榈郁郁葱葱。沿墙一排树木，紫荆、木棉、白兰花……。门口没有招牌，大铁门关，小门不锁，推门可入。院中停放着一张小面包车，上书“大学服务中心”（USC），便是这个机构的名称。我就这样走进命运为我安排的归宿，直到2007年退休后，还主持中心的“民间历史”项目。以为会做到老死，世事难料……

来自五湖四海

亚皆老街，圣诞聚会

这不是通常的图书馆，也不是一般的研究中心。多年后，高华写了一篇文章，将并入香港中文大学的这个特殊机构称为“学术家园”。家园的风格在九龙亚皆老街的这个小院子养成。John Dolfin主任1973年到中心来做博士研究，次年被任命为兼职主任。曾经以为是临时安排，一做十四年。他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念人类学博士，研究西藏，始终保持对西藏的兴趣，没法进入西藏，无法完成研究。无心插柳柳成荫，他乐于助人的个性，敬业精神，形成USC的风格，令中心以学术服务为使命，即便他离开中心后，依然未变。他几乎每天第一个来到，最后一个离开。从筹款到接机送机到与来者谈研究谈中国，到花园草木到保持清洁，事事操心。他美丽优雅的台湾妻子和一对儿女经常在中心出入，和大家认识。中心的职员为三位本地港人：一位秘书，负责图书馆的刘先生及其助理。来自上海，近六十岁余先生任管家兼厨师，他有位助手姚妈妈。两人住在中心。

熊景明和中心秘书戴小姐，Moni

七十年代末，中心最辉煌的时期已经过去。常年在中心研究的学者加上短期访问者少则5、6位，多则10多位。每天中午，所有人围坐在长条餐桌边，边吃饭，边聊天。四菜一汤，职工餐费港币四元，学者六元。余先生心情好时，给我们包饺子。可口的饭菜，Dolfin脱口秀一般的席间谈，是每天的快乐时光。南华早报和学者来信是素材来源，他既报告当天要闻，又转述来自四面八方，尤其是到访大陆的学者见闻。Dolfin天生幽默，口才一流，能将平常的事情讲得生动有趣。他形容一位不顾旁人的学者吃鱼道：盘子里一共两条鱼，他夹起一条，从右边口角送进去，从左边口角拖出连刺的整体鱼骨。我记得几个他那里听来的幽默故事，常可用来娱乐朋友。

姚妈妈年近七十，总是笑眯眯的，喜欢和人说话。鬼佬、鬼妹听不懂她的吴侬软语，只对她点头微笑，正所谓聊“天”。顽皮的博士研究生David Zweig故意问她：你和余先生是夫妇吗？令她脸上笑开了花。Dolfin的要求和余先生的表现之间有差距，不过双方交流时都克制地保持笑容。余先生养的小狗显然明白就里，不惹他人，见到主任则不友善地汪汪叫。

来中心待的时间较长者，大部分人做博士论文研究。看资料，访问从大陆来港的人。一待便半年一载，有的来不只一次，有的一住三年。对他们而言，这里是离家者之家，Home away from home,“中国”是聊不完的共同的话题，从1963年中心成立以来，中国发生多少震惊世界的事，令人目不暇接。文革中涌到香港的难民带来的故事，其悲惨、荒谬，自由世界长大的西方人，闻所未闻。今天难以想象，博士生得到的研究经费，可以让他们聘请研究助理，甚至不止一位。文革中，几名游泳偷渡到香港的“下乡知青”来中心当任研究助理。他们从小受到“关心国家大事”的教育，来到言论自由的香港，使命感油然而生，办了一份杂志《黄河》，静悄悄将编辑部设置中心，主任视而不见。

今天的大学建制下，社会科学内部不同的学系相隔，学者到异地开会，见到的均为同行。而当年在USC，不同学科，不同国家的学者聚在一道，将这里变为不散的会场。跨学科之间的交流，以及在此结成的友谊，不仅是中心的特色，也影响到这一代国际中国研究者。中心的常客包括几位西方驻港记者，他们带来各种小道消息，高谈阔论，不大看得起稚嫩的博士生。记得有一位年纪不轻的学者来到，众人对他敬而远之。后来听说他曾在政府的什么部门工作过，自视清高的学院人士对他不以为然。2021年初大学关闭中心的决定传出后，有记者问我，有没有维权人士来使用过中心。我回答道：你好像问餐厅老板，有没有维权人士来吃过饭。

各持己见是学者的特色，西方学术研究强调价值中立，但研究者难免有自己的价值判断、乃至立场。据说研究苏俄的学者大多反感这个国家，研究中国的学者则往往出于对中国文化的好奇或喜好。我曾经见人就问，“你为什么选择研究中国？”，得到回复不外乎喜欢吃中国菜，要么小时候看过一本有关中国的书。样本量太小，得不出任何结论。而令我吃惊的是居然有人认为文革有正面作用，例如提高了妇女的地位。文革的全称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对西方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绝大多数人来说，代表了正义一方，赋予他们文革想象，于是和冒着性命危险逃离大陆，偷渡来港的几名研究助理争执不休。我1979年来到，还遇见来自芝加哥大学的学者，拿到优渥的研究经费，准备写书探讨并赞扬大寨精神。

多年后，我被问到，当初到中心来的都是知名学者，为何现在不见他们来了。“他们来到时也和你一样年轻，默默无闻”。因为年轻，因为他乡遇知音，友谊和爱情容易滋生。小楼里，丘比特的箭乱射，偶尔中的。多年担任中心国际顾问委员会主席的傅高义教授，也曾在中心遇到他未来的终身伴侣，人类学家，聪明有趣的Charlotte Ikels。曾经有位德国女学者令她的本地研究助理神魂颠倒。一位美籍华裔女博士夏天来到，穿着布料少得不能再少的衣服，心思可见，并无收获。

这里，无论职位高低，年长年轻，彼此直呼其名。后来我到中文大学上班，在中心早就熟知的Tony，Peter须改口称为X教授，X博士。“没老没小”显然是美国文化。来到中心的德国人，日本人，印度人，菲律宾人，带着各自的文化迹印，怀着善意和好奇彼此相处。我曾经每天中午在天台上教来自法国的Isabelle，来自澳大利亚的陈佩华跳民族舞；曾经穿着高跟鞋爬树摘大树菠萝，吓坏John Dolfin ，挨他一通骂。三月，木棉盛开，二楼阳台上铺满落英。我拾起花朵，看到有人进来，大喝一声：“接住”，将花抛下，哈哈大笑。

一名研究助理（抛花的阳台）

香港和昆明最不一样的地方是香港人重视吃，昆明人则贪玩。中心有学者离开，告别的方式通常是去酒楼吃一餐，称为“饮茶”，常去的茶楼有个总结本地文化的名字“食为先”。一次，好像是欢送瑞典来的学者Marina Thorborg，准备去“食为先”吃一次。那时我已经离开中心到中文大学，周六通常带女儿“回娘家“。我建议Dolfin改为去郊游。运动爱好者，中大教授李南雄带队，翻过九龙飞鹅山去到西贡。他预告的两小时行程，这班不惯行山的大大小小走了七小时。我第一次看到香港山野之美丽壮阔。之后二十年，周六行山成了USC的传统，成为许多前来USC做研究的中外学者香港之行最美好的记忆。

翻越飞鹅山

余先生早上七点半开门，晚上十点上门杆。从清晨到夜晚，各人办公室传来老式打字机叭叭的响声，不知为何令我感动。大约1981年，我夏天回昆明，被有关部门请去问话，他们客客气气地问我谁在中心做研究，都做些什么。我一一如实告知。末了，我说，我最大的感受是中国大陆好像没有人这么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农村问题、教育问题……。我觉得中国人应当感谢他们。这绝对是我当时真实的想法。后来在不少场合下，我被问及中、西方学者的不同。回想我认识的学者，有一类对研究有真诚的兴趣，付出是自愿，探究真相是乐趣。这并非西方与内地学者的区别，只是在西方更为普遍，尤其在做博士研究的期间，非要拼搏不可。

USC是我的“学校”

在亚皆老街度过了四年，这里也是我的学校。我的第一个主顾是在密西根大学政治系念博士的Jean Oi，她研究中国大陆农民和国家的关系。这是不曾出现在我和同时代大陆人头脑中的概念，全然想不到可以将国家和农民放在对应的位置。对她，则是如何用政治学理论来检验那陌生而庞大的社会。报上小方块广告说，美籍学者要访问在内地农村生活过的人，每小时付报酬30元。我和这位笑容可掬的年轻华裔女子聊了几句，之前的种种顾虑都没有了。

1964年，大学三年级时，我被派往农村参加“四清“运动，在离昆明40公里的小山村住了九个月。被组织起来的农民似乎在服劳役，对生产没有热忱，中年以上的人似乎连对生活也没有热忱。一年到头艰辛的劳作仅仅换来的粮食，不够果腹。1970到1973年间，我在澄江县的农村中学教书，人为制造的阶级斗争，搞得鸡犬不宁的政治运动，无望的贫困……。我觉得有无数故事要告诉Jean Oi，好像自己代表农民对她倾诉。没过过久，她聘我为研究助理。一开始每天三小时，后来每天下午2时到晚上10时。我的工作有两项，一是找寻访谈者，安排访谈，再是读中心收藏的人民日报（好像有10年），将所有和农村有关的报道或文章做摘要，写下来。一年多后，写了满满的十一本硬封面练习簿。我尽量将字写得工整，依然只比鬼画桃符好一点。我从来不敢问她，这些摘录有没有派上用场。我自己倒对农村政策了解了不少，但真实的农村在报纸上则看不到。

中心学者访问昆明，在熊景明家作客

Jean Oi前后访问了53人，到后期，一位来自沿海某县的老先生给她带来好运。他做过农村干部，记忆力出奇，对农村基层运作了如指掌；他描述生动的细节，让人好像亲历现场。每一次对他访问后，Jean Oi都十分兴奋。研究到这个阶段所积累的所有问题，似乎都在他那里找到答案。她自己对农民与国家关系的了解和分析，得到证实，得到这一点底气，对完成博士论文至关重要。

后来与她结为夫妻的Andrew Walder此时也在中心做研究，一对令人羡慕的情侣。每天傍晚，两人结伴出去吃饭，约我，从不参加，请他们给我带回一个汉堡包。天天如此，以至他们称我“汉堡包小姐”。我从未告诉他们，不去外面吃晚饭的原因，是担心做不够八小时；再来，汉堡包便宜。当然，我也不应当夹在他们两人当中。

我和Jean Oi像朋友一样相处，无话不谈。Walder长得像电影超人的主角，一次Jean Oi暂时离开香港，我怀疑有人想“乘虚而入”对她充满敌意，很快看出此人没可能成功。Jean和Andy离开香港时，我抱着两岁的女儿去机场送别，依依不舍，像是告别亲人。缘分没有终结。他们俩后来去哈佛，之后回到他们喜爱的香港，在香港科技大学教书，几年后前往斯坦福大学。中心并入中大后，Walder成为USC最忠实的用家，每年起码来一，两次，目前还为香港中文大学USC馆藏的两名海外顾问之一。

Jean Oi离开香港后，我替同样来自密西根大学政治系的博士候选人David Zweig做研究助理，他依然关注农村，侧重点不同。他研究1968－1981年中国农村的激进主义，我将这些年的人民日报再从头读一遍，找出哪怕是蛛丝马迹。我有可能是世界上唯一将这十多年的人民日报读得那么仔细，且不止读一遍的读者。1996年，得知人民日报可能出光盘版，我立刻飞到北京，找到北京大学负责人民日报电子化的同仁，自告奋勇提建议（他们还真的采纳了）。中心成为他们在海外的第一个用户，此是后话。Zweig和Dolfin一样是讲笑话的高手。我们的工作间在厨房上面，中午闻到饭菜飘香，他举起双手说：我都招了，请别再折磨我了吧。窗外可看到越南难民营，观察难民动静，是他休闲放松的方式。

第三位主顾Suzanne Pepper研究1950年以后的教育行政，主要依靠文献研究。大约20分钟路程外的友联研究所有大量关于教育的剪报。主题为“教育“的厚厚的硬皮文件夹，有上百个。十多种报刊里凡是和教育有关的剪报，按日期收在文件夹中。我先复印下来，然后分类别铺在地板上，琢磨分类原则和系统。跪在地上，手举着剪报想啊想，觉得分类很有趣。想不到几年后设立图书资料分类系统成了我要做的一大件事。许多信息我觉得没意思，Suzanne告诉我一句英文谚语：“将每块石头都翻过来”。此话令我得益匪浅。

英文是我在USC“上学“ 的重要科目。在大陆虽然自学过好多年，只能听懂简单的对话。这里西方学者的中文水准一般和和我的英文相仿佛，他们和我用中文沟通。我竖起耳朵听别人聊天，午餐研讨会听明白不到一半，依然每次出席，洗耳恭听。大约半年后，终于鼓足勇气开口讲英文。记得第一次用英文加入他们的谈话时，大家停下来，吃惊地望着我。Andy Walder说：天哪，你一直装作不懂英文，看来是什么地方派来的间谍。

1980年下半年起我在中心图书馆做兼职，每天站在影印机旁两、三小时，趁机戴着耳机听录音，学英语。曾经请一位美国来的博士生纠正我的发音，第一次上课，她听我念一段英文后说，为什么你要“纠正”发音，你讲英语带昆明口音，很好听啊。来自不同地方的美国人，讲不同的口音，没有正与不正之说，不像中国，一定以北京话为标准。首都人下意识地看不起讲方言的人，昆明人看不起带口音的乡下人。许多这类小事让我思考。

我渐渐能够应付英文聊天，不太担心用错字，讲错语法，我也不在意西方人的中文不地道啊。后来替Suzanne做研究助理，她的中文很好，两人讲中文。过了一阵，我觉得必须利用机会，改口讲英文。再过一久，她不想失去练习中文的机会，转为讲中文。我呢，依然讲我的不标准的英文。

在大学服务中心的四年，最大的收获是对社会科学研究，对西方的中国研究和学者有所了解。我看到一本书叫做“Small Groups and Political Rituals in China”，《小组政治仪式在中国》，书名一下点醒了我。我所经历的那些没完没了，毫无意义，弄虚作假的政治学习，表态，斗私批修，不就是一种仪式吗？我随手翻阅讲述我熟悉的大陆生活的书籍，十分惊讶，这些外国人从未到过中国，却能够了解到大陆的现实的许多细节，分析社会现象后面的原因，看到症结所在。为什么在大陆没有人写这样的书呢？当然就算写了，也没法出版。后来我才知道，大陆的社会学1952年就被取缔了，社会科学在30年中不再是一个独立的学科。

直到今天，我的大陆朋友中，还有人不理解中国研究是一门学科，学者并非为了本国的利益而研究其他国家。学术研究与获取情报是两码事。好比研究珠江三角洲的形成，绝对不是要了解能否从这里登陆。客观的研究有助增进彼此的了解，美国的中国研究学者参与促成了中美建交。傅高义去世前几年看到中美关系恶化，忧心忡忡，为改善两个关系多番努力，对美国政府进言，指出中国不是美国的敌人。

1988年中心并入香港中文大学，我受聘为助理主任，负责中心的工作。此时，中心的馆藏，尤其第一手资料的收藏，已经可以傲视同业。建立更为完善，方便使用的中国研究图书馆，是中心的立足之本，是学者到这里来的原因；提供热忱、有效的服务，令学者宾至如归，是在亚皆老街时代就形成的中心特色，令中心充满人情味；举办学术活动及其他集体活动令他们在中心的日子更加丰富，并促进交往，形成在中心及离开中心后的网络。这一切，都是我在大学服务中心的体验。自然，敬业之心，待人之道，亦是父母的身教言教。

熊景明，Jean Hung

2021年8月20日

本文首发于香港中文大学“民间历史”网站，经作者授权“渡十娘”推送。照片由熊景明提供。

本文作者熊景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