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十娘｜911：纽约恐袭的那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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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戴耘
编辑｜渡十娘
作者简介：戴耘博士，出生上海，就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曾任教上海大学文学院，1991年赴美留学，获Purdue心理学博士学位，现为纽约州立大学（Albany）教授
2001年9月11日，整整二十年前的那天早晨，我早早来到我任教的纽约州府奥尔伯尼市（Albany）的州立大学的办公室里，准备接待北京来的客人，“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简称“教科所”）的一个代表团。那年我刚受聘为该校的助理教授。开学才两个星期。奥尔伯尼市在纽约市向北三小时左右车程的位置。那里的教科所代表团一行，一大早就出发了。
三四周前，袁东，纽约市中国领事馆的教育参赞，给我发电邮，说中国教育部下属的教科所有个代表团计划来美国访问，想看看纽约州的教育，问我们大学的教育学院能否接待一下。我当即向我们教育学院院长汇报。
我们的院长叫拉尔夫（Ralph Harbison），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博士，世界银行供职（负责亚洲非洲的教育扶贫项目）三十年后选择当大学的教育学院院长，用他自己的话，想过一种安静冥思的生活（contemplative life），当然，只有他会认为大学里的院长是份可以坐而论道的活儿！当时他上任也只有一年。2001年4月初我从密苏里州飞过来面试的时候，最后见面的就是院长, 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拉尔夫长得人高马大，完全脱顶，头上亮铮铮的，脸庞红扑扑的，眼睛炯炯有神，说话中气十足，难免让人生畏。但他在谈自己被聘为院长而感到幸运时，我又能感受到他为人的实诚。拉尔夫也是我见过的唯一一个在发给全院教授的一个电子邮件中会用“该死的！”（Damn it！）开头的一位院长，如此“奇葩”的院长，确实少见。由于平时和院长没有什么交道，所以我就尝试性地给院长发了个电邮短信，告知他中国代表团来访的意向。
院长很快给我回音，约我第二天在院长室见面。拉尔夫特别交代道，“我们非常欢迎他们，他们想了解什么方面信息，我们会尽可能提供。他特别强调说，“你要让他们知道，我们希望尽可能对他们有所帮助”（“Let them know we want to be helpful in every way possible”）。美国人的好客之道。
我把院长的意向告诉了袁东，袁东和代表团领队谢国栋老师沟通后，问是否可把访问日期定在9月12日。我径直去院长室向院长汇报，拉尔夫翻了一下他的日程，说9月12日正好有个会议，看能不能把中国朋友的访问提前一天，放在9月11日。和袁东沟通后，最后确定了中国代表团的访问日：911。
中方的代表团名单寄来了，加领馆两人，共十一人。与此同时，院长召集了所有系主任（再加我）开会，动员了各系相关的教授出席中美双方的见面会，并委托教育管理政策研究系的系主任艾伦负责见面会的筹备。
9月11日早晨九点，我赶到学校。因为是我牵的头，而且指定由我做现场翻译，所以早早到了学校。突然，系里的秘书到我的办公室，说纽约市出事了，电视正在直播。我赶到系办公室，电视里是世贸双塔冒烟的实况。震惊之余，我开始念叨中国的代表团。他们正在来奥尔伯尼的路上！我在系办公室等了半个多小时，一边看着实况转播，十点多，只见电视里双塔先后坍塌。曼哈顿下城，蘑菇云笼罩大地，街上人群在逃命，一片地狱景象。
我在办公室和同事们一起焦急等着中国代表团消息。突然从院长办公室传来消息，电话来了！搭载中国代表团的客车在20分钟之外的87号州际公路上“抛锚”了，需要接应。按院长吩咐，我们分成几组，开车去高速公路上指定的地方去接中国客人。我开到代表团客车“抛锚”的地点，不料人和车都不在。原来，学校警方接到了报告，可能是特殊时期，已先于我们用警车开道把代表团接到了学校。等我们回到办公室，代表团已经到达，一行十一人，包括领馆的教育参赞袁东先生。
时间已近中午，院长准备了三明治，大家用了便餐。原本院长安排在院里会议室开会，我们这方加院长也有八九人。正吃着午餐，纽约州长帕塔基的决定在学校广播里响起：当天下午，全州州政府机关（包括州立大学）全部关闭。这意味着我们学校的所有设施都要关闭、清空。
拉尔夫不愧是特立独行的院长，当即决定，通过一条“暗道”潜入学校图书馆。在馆内一个小会议室里，与中国代表团的见面会按原计划进行。这是一个狭长的会议室。一条长桌上，一边是中国代表团成员，另一边是我们院里的教授组成的团队，加我，也有将近十人，架势有点像一个重要的小型闭门会议。虽然小会议室简陋一些，广播里还时而响起学校关闭的播报。我们就像“躲进小楼成一统”，谈起了中国同行关心的纽约州的教育状况。院长开始做了开场白，简单介绍了美国人对教育的基本理念。接下来艾伦主持了相互的交流，院长没怎么插话，但始终很投入地在听。图书馆里的“秘密会议”讨论热烈和轻松；因为坐在中方一边，我的翻译，时而有些错乱，向中国同事讲英语，向美国同事讲中文。艾伦事后说，他在巴黎的世界经合组织干过多年，翻译是个难活。
会议进行了一个多小时。从图书馆出来时，学校都已经关门，教师、学生都回了家。上午纽约市的劫机恐袭，下午的悄然进行的中美学者“见面会”，突然空无一人的校园，有一种非现实的梦幻感。我的911就是这样度过的。
由于突发事件，原定的参观项目取消了。中国代表团按计划当天赶回纽约市，但纽约市已经整体封锁不让进城。代表团只好暂且取道新泽西。纽约市所有机场关闭，原定从肯尼迪机场回北京的航班取消。教科所的中国同事们“搁浅”在新泽西。后来由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辗转将代表团一行用车送到芝加哥，然后从那儿回国。
多年后重看了这段恐袭现场的视频，依然震撼，依然唏嘘那些失去的生命，重新勾起我对那一天的回忆。我们的院长Ralph，在第二年（2002年）二月滑雪时突发心脏病去世，享年60岁。他是个经历过大世面，个性十足和有趣的人。他的离世给学院留下一个空白。911后有一年，我去北京会袁东，他已经在中央财大当领导，他说我们的院长给他留下深刻印象。我2002或2003年还去教科所看望了代表团领队谢国栋老师。他2001年回中国不久从领导职务上退居二线，但还在所里工作。我也见了另外几位代表团朋友。大家谈起911那天的见面会，还是很感慨。他们还都提到了我们的老院长；他的见识，他的豪爽，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他们不无后怕地谈到，如果我们院长不把访问州立大学的日程从912改成911，他们911那天很可能就去了世贸大厦。老院长把代表团访问日期提前了一天，抑或让我的中国同行们躲过一劫！不管怎样，经历和目睹了二十年前的那场恐袭，911已经是一个一生难忘的符号，印刻在我们的生命记忆中了。
戴耘写于数年前，改定于2021年9月11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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