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十娘｜林达：评刘德伟长篇回忆录《一粒珍珠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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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达

编辑｜渡十娘

本文首发于2007年2月11日《南方周末》，并刊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民间历史”网站，经作者林达授权“渡十娘”推送。

我喜欢刘德伟的长篇回忆录《一粒珍珠的故事》。

读书的时候，面前仿佛总是站着那个有着男孩名字的爽爽朗朗的女孩。你明明知道作者是几乎跨越了一个世纪的老人，可翻开书卷，青春气息却扑面而来。她总是年青的，书也年青。我已经不太相信“文如其人”的老话，写文章写书，很容易在写作时飞翔在自身现实之上，进入特殊状态，就好比演员并非剧中人。你在生活中无法企及的高度，在论述中可以轻易达到；可以在书里对别人循循善诱的道理，在生活中自己常常无力遵循。最容易的莫过于在书中挺起身板，就象最容易演的角色当是革命英雄，哪怕出演“慷慨赴死”心中充满真实悲壮，却毕竟晓得，应地倒下时并不会当真。我有时也会有忍不住要写的冲动，就不得不常常提醒自己这个道理。依我的经验，难以伪装的，是自然随和的幽默自嘲和轻松平实的叙述。前者有点先天遗传的味道，要学也难，后者要点修养，一时半会的可能还急修不得。刘德伟写自己的故事，就是这样一种风格。你可以一点不费力气，顺着那条小径，轻轻松松读下去。

我还喜欢这本书的装帧和编辑方式，同书的内容风格默契。开本略微宽一点，封面的用纸有点起皱，暖灰的米色，楷体竖排的书名不失典雅，大大方方，而人民出版社的小小署名很谦虚地安居在一个适当角落。这书捧在手里有温厚感觉。中间偏上，一个柔和的二十年代中国青年女子，面容浅浅地出来，粗纹格子的罩衣还是旧式的偏襟布扣，脸上神情，却分明已经有了民国新时代少女的自主，有了独立的自信。左侧上方，浅浅细细引了正文小小的片断，真是佩服编辑的眼光，他看似随意牵出的几句，就象是寥寥数笔勾画的素描，一下就给人物、也给她生长的时代，传了神：

“我是个坏姑娘，狡猾又暴躁......”

“我记得四岁的时候，有一天早晨，在父亲办公室的窗前，一个佣人称呼我‘大小姐’。父亲在房间里听到了，就大声喊着说：‘叫她三少爷！’从那时起，我就是三少爷，打扮成男孩子......”

“当哥哥们和我还很小的时候，父亲请了一个南拳派的武术教师教我们拳术，母亲不同意我参加。她说：‘女孩子学了拳术有什么用？’父亲以他一贯的幽默说：哦，非常必要！当他丈夫不听话的时候，她可以一脚把他踢到大门外。’......”

在书店里遇到这样一本书，只要拿起来，象我这样有好奇心的读者，一定不肯再放回店里的书架去。

刘德伟在清华大礼堂前

刘德伟的故事还留给我们许多掩卷思考的空间。这本回忆录的时间跨度是从1912年到2004年，大家都知道，故事经历的时代并不轻松。她的人生故事就折射了许多有意思的社会历史。例如在二十年代中后期，大家读历史都知道，中国的左右两翼曾经合作又分裂。可是，我们却并不知道，在和百姓有关的具体政策中，左右两翼究竟有哪些不同，这些分歧在怎样具体影响人们的生活。刘德伟当时正在武汉读初中二年级，那里的教育先是左翼执掌，后又归属右翼。从她的经验来看，我们了解到，在80年前，左翼就认为，所有外国人办的学校都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一律要封掉。街头宣传革命的工作，占用了中学生大量的学习时间，停课一停就是两个月。回到学校，女孩子们给召集到大礼堂，强令剪去她们心爱的辫子和装饰着花朵的发髻。少女刘德伟对剪发抗辩，就被冠以“反动”大帽子开除学籍。在右翼主导教育之后，学校秩序回复正常，教学环境也变得宽松。刘德伟也见证了当时中国的政治现实，对立双方的权力转换不能通过正常政治程序，而要导致火拚和屠杀，司法缺席又如何殃及无辜青年学生。

从刘德伟的高中、大学的经历，我们看到那一代知识人的修养从哪里来。青年学子生活在一个对世界优秀文化遗产兼收并蓄的环境中。刘德伟的父母信仰佛教，也给了她中国文化中优秀厚实的一份传承，她又在高中的教会学校接触了基督教文化，在燕京大学得到世界一流教授的教育。青年学生有可能接触到最前沿的知识和不同思潮，因而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我们今天在讨论如何建立国际一流大学的办法，而早在那个时候，中国大学的质量就在自然推进提高。将近八十年前，美国所有的州就都有学生来燕京大学留学。也就是说，并不是我们从来不知道提高教育水平的路径，而是后来在道路堵塞之后，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如何扫清障碍。

刘德伟在美国东南部58个城市做抗日宣传，当时美国报纸的相关报道

1938年，纽约，刘德伟与参加第二届世界青年代表大会的几位代表合影

1938年刘德伟在美国波士顿广播电台宣传抗日，接受采访

刘德伟回忆录还有它特殊的历史价值。1938年，在美国举行的第二届世界青年代表大会，刘德伟是十六名代表中仅有的两名女性之一。从代表推选，可看到当时中国社会状态的一个侧面。大会不接受任何来自政府的代表，所有代表都由蓬蓬勃勃发展中的民间团体产生。刘德伟因此走遍美国各地进行抗日宣传。在刘德伟身上，也可以看到中国当时的教育水平，她是第一次出国，却以流利的英语，自信自尊的态度，轻易跨越观念和交流上的障碍与隔阂，使自己的抗日演讲大获成功。

刘德伟与恋爱多年、正在美国读博士的男友相聚成婚，留在那里读完社会学的课程，取得硕士学位，成为中国第一代“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工作者。通过她的故事可以看出，现代社会福利工作，不只是简单意义的慈善，还牵涉一系列学科的专业知识，如心理学、法律、社会学等等。刘德伟就读的芝加哥大学，还强调专业知识和实践的结合。

刘德伟让今天的读者看到，在社会工作领域，不能忽略专业知识、专业精神，甚至不能忽略社会工作者自己的健全心智，否则会对工作带来伤害，因为需要受助的弱者、儿童，通常是本身就有很多问题的一族。那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领域。理念的偏差可能更为致命。刘德伟适合这个工作，她是一个身心健康而平衡的人，社会关怀只是她对家庭关爱的自然衍生。她曾经满腔热忱地投入1949年以后上海对流浪儿童的收容工作。对于刘德伟所接受的专业训练来说，这是对人的关怀，是对一个个不同问题的儿童本身的救助。可惜当时主导这项工作的理念，焦点却落在社会秩序整顿，而这些“问题儿童”的个人利益是可能被牺牲的。我们都知道，这种偏差，一差就差了几十年。现代社会福利的许多成熟理论，由于相关学科几十年的中断，至今在中国还不能完全轮廓清楚。直到今天，刘德伟讲述的社会救助领域的许多基本概念，对正在领导这些工作的官员，仍然还相当陌生。

在美国举办婚礼后，刘德伟与丈夫向景云在牧师家门口拍照

大时代动荡中，个人命运往往只是一叶随风飘荡的小舟。可是，刘德伟从父辈开始，就不是随波逐流的性格，两代人都是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都奉行要对社会有所为的信念，因此，刘德伟总是在鼎力划动她的生命小舟。刘德伟出生在辛亥革命第二年。正当壮年的刘德伟的父母，跨越了一次辛亥革命，而刘德伟和他的丈夫，也在差不多的年纪，跨越了1949年的中国革命。从两代人跨越革命的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大差别。他们的经历有共同的地方，他们都是对旧制度不满而对变革充满憧憬。刘德伟的父亲是晚清官员，她的父母积极参与了当时同盟会在酝酿中的变革。在辛亥革命之后，新政府沿用大批有新思想的清朝官员，刘德伟的父母毫无困难地就跨越时代变革，继续他们的社会服务。可是，刘德伟和他的丈夫向景云，同为中国最迫切需要的专业知识人员，而并非旧制度下的政府官员，却在无尽的政治猜疑中被迫离开了自己的岗位，留下几十年的专业空白。她对自己的种种遭遇都轻描淡写，我们还是可以想象，是什么样的境遇，才会令一个天性开朗快乐的母亲和妻子，一个渴望对社会有所奉献的新女性，曾经生生往自己肚子里吞下一堆碎玻璃，塞下铁锯条，试图自行离开这个世界。

当国家开始醒悟和改变，刘德伟早已经过了退休的年龄。我们很难想象，她此后还能够为社会做出那么多的事情，读来令我们对人生苦短的喟叹感到难为情。将近九十岁的时候，刘德伟用英语写下这本回忆，她仍象当年那个顽皮女孩，站在属于自己的那一块心灵净地，她感谢父亲母亲、教父教母和老师的教育，后悔此生没有给自己的家人更多关爱，感念家人对自己的爱和支持，遗憾自己没有做好对“问题行为”儿童的研究，没有帮助他们走出困境。

我读完这本书，却已经难以分辨：是刘德伟天生的反省能力使得上帝向她走近；还是以提升灵魂为目标的信仰，给她一生带来内省的习惯。这是一种很困难的平衡，严格内省通常会导致对自己过于苛严，也就抹去了有趣的鲜明个性；个性的张扬却又可能使得一个人自我膨胀而失去反省能力。我不知道刘德伟是如何做到在我看来是很难的事情，就是她几乎总是能达到内在的恰当平衡。这种平衡使得她叙述的故事不失活泼有趣，异乎众人，又在不经意间，能够令读者深受启发。她讲述的不是“理论”这样的艰深道理，而是一个智慧老人走过一个世纪之后的常识收获。就象她的英语名字，珍珠，在阳光下，闪着那一点点纯净的光。

她最后总结自己的人生，很是简单：每个人都有优点，向他学习。不计较他人负我，只求我不负他人，就可以觉得自己“干干净净、快快乐乐”。读她的书，随着她走过九十年里程之后，突然领悟，刘德伟看似简单、却很难实践的这一点人生真经，也是支撑着她一路走来的宗教信仰的一部分---净化你自己的灵魂，不要旁顾，别人的灵魂，那是上帝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