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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十娘|夏商:一个旅美作家的“来途”

渡十娘 2022-10-31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满族文学 Author 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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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夏商
编辑|渡十娘 






夏商旅美小说家。著有长篇小说《东岸纪事》《乞儿流浪记》《标本师》《裸露的亡灵》,另有四卷本《夏商自选集》(2009)及九卷本《夏商小说系列》(2018)。“海外华语小说年展”策展人,“海外年度华语小说”选编人。现居纽约长岛。










来 途                                                                                   



纽约时间5月23日下午,朋友圈流传评论家林建法在沈阳去世,噩耗证实后,我委托小说家于晓威代买一只花圈,以送林老师一程。我们聊到了死亡,我印象中的林老师还是二十一年前那个玉树临风的中年人,他来浦东找我谈点事,在塘桥的一家海鲜小馆,我们小酌,餐后送他去轮渡站回浦西旅馆,他在摆渡船上,我在岸上,彼此挥手,未曾想这就是我们肉身的永别——他常来上海,来去匆匆,我懒散不爱出门,后来就再没遇上,直到传来他的死讯——近几年听说林老师罹患重疾,对他的离去有心理准备,可七十三岁毕竟不算高寿,不免唏嘘和哀伤。
等落实了林老师的花圈,晓威给我布置一个任务,给他业余帮忙的《满族文学》“名家回顾处女作”栏目写一篇文章,第一反应我想婉拒,一来这些年手里在写新长篇,为不分心谢绝了所有约稿。二来自觉尚年轻,怎已倏忽到了回忆处女作的年龄。转念一想,眼下我的年龄,跟二十一年前的林老师接近,已是如假包换的中年人了,再想到自己的父亲,也不过活了七十五,如果寿命可作遗传参数,生命的倒计时也就二十多年了,之所以自觉尚年轻,不过是一厢情愿的自我欺骗,不甘老去罢了。

回忆是老去的必修课,恍惚间,从事写作已逾三十年,半截黄土回望,那就写一篇吧。

处女作当然没齿难忘,一篇二千字左右的散文,题为《雨夜陷阱》,发表于《剑南文学》。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有几本公开发行的地级刊物,譬如南京的《青春》、常州的《翠苑》、个旧的《个旧文艺》、杭州的《西湖》、成都的《青年作家》,颇有些特色和声誉,也包括这本绵阳的《剑南文学》。

虽记得篇名,可因年代久远,具体发表在哪年哪期,却记不清了。昨天花了一个多小时,在书架上寻这本样刊,惜未找到,搜索引擎输入“剑南文学雨夜陷阱”,亦未查到匹配条目,想破头,大致是发表于1988年或1989年,而收到用稿函,应是春天或秋天。

那时我在一家化工厂当操作工,因离家骑车才十分钟,所以中班都回家吃晚饭,然后再骑回厂,待晚上十点下班。途经港机新村公交站,一个我喜欢的姑娘正在黄昏中候车,她很像演黄蓉的翁美玲,大眼睛,小个子。她在针织五厂当挡车工,我们是在一次团委组织的联谊会上认识的。我刹住车把,单脚踩地跟她打招呼,她笑起来牙齿很齐,说你衣服上哪能都是白斑?我低头一看,那些白斑像鸟屎,牢固地黏在涤卡工装上,是每个化工操作工都有的勋章——原料反应后的糊状物——我为邋遢而羞愧,后来都不好意思约她看电影了。

每个在女孩面前丢的脸,都会记忆深刻,之所以能确定那天穿涤卡工装,是因为夏天怕热我穿短袖,冬天怕冷我穿棉袄,穿涤卡只能是春秋两季,虽模糊了杂志的发表期数,那个姑娘略带嫌弃的笑意却至今清晰,说明记忆本身的筛选功能大于我的遗忘。

公交车来了,她上了车,我也离开车站。前面不远就是我家所在的临沂三村,上楼时,照例看了下门洞旁的绿皮信箱,此乃兵营式住宅楼的标准信箱,一幅大铁皮折叠在墙上,划分成二十四个小格。代表这个门洞有二十四户人家(一层四户共六层)。信箱口是条细缝,只能塞进薄信,彼时上海家家户户都订《新民晚报》——尚未像千禧年后增页扩版,还是两张八开小报——折后塞不进信箱口,露一部分在外。

对我这种时时收到退稿的文学青年来说,每份誊在文稿纸上的稿件都比《新民晚报》还厚,所以干脆不像邻居那样把信箱锁住,虚掩着,让邮递员打开塞入,邮件反而不会掉地上。

我是从征地进工厂后开始写作的,我家在浦东一个叫周家弄的自然村,隶属于川沙县,离当时还未撤销的南市区所辖浦东飞地较近,骑车七八分钟就是著名的南码头轮渡站。80年代初叶,总有动迁的消息在传。像暗火,风一吹就燃,很快又熄了,过一阵又燃。如此数年,最后周家弄连同更大范围的拆迁,落实在南浦大桥这个项目上。

我家所在的位置,并不在桥堍范围,而是用于安置动迁户的临沂新村建设,直到今日,我还能辨识出我家大体的位置,从浦东南路拐进浦三路,步行六七分钟,路边有个变压器,对面即是已无痕迹的我家旧址:一座社区商业建筑的一隅。

我儿时住在沪西祖母家,九岁才回浦东读一年级,初二辍学。至于辍学的原委,曾在微信朋友圈有过交代,为填充本文的完整性,摘抄如下:

打的遇到一初中同学,竟还认得我,送我到目的地后执意不收车费,推了几下我嫌难看,就随他去了。他想留微信,我借口不用,就没留,不是不念旧,实在是没什么话题了。短暂的车程中他说同学知道我成了作家都以我为荣,我说我辍学时还不叫夏商你们怎么知道的?他说学校搞过两次大的校庆,有些同学去了,在杰出校友名录里有你。问我当时为什么突然转学了,校庆也没见我在场。我笑笑没说,告别后不禁勾连起不愉快的回忆。我就读的浦东中学,是一所没落的老民国名校,我不算优等生但也不算差生,语文老师和书法老师都很喜欢我,还代表学校参加过川沙县的作文比赛。初二上半学期的一个下午,地理课,我做小动作(当然这不对),教地理的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宁波,一句话不说,冲下来就是一个耳光,我那时跟镇上一个南拳武师学散打,又正是看七侠五义的年龄,男儿怎可以被抽耳光,立刻和他对打,无奈力气小被打得鼻血直流,当然他也中了我几拳,不久我就离开了学校,同学们不知道以为我转学了,其实是被勒令退学了。所以我永远记得那个宁波人,所有喜欢体罚的老师都不是好老师。过了若干年,当初喜欢我的那个语文老师告诉学校我成了青年作家,校庆办就有人电话邀请我,我谢绝了,又过十年,好像是百年校庆,又转弯找到我,我还是谢绝了,并且希望不要再把我印在杰出校友录里。我真的不是杰出校友,而是一个被斥退的学生,如果真的坐在主席台上,和学弟学妹们说些什么呢,内心来说,我不认为这是一所对学生负责的学校,而且把当年的弃生放进杰出校友录这个举动,显得那么猥琐,那么市侩。既然当初一别两宽,那就往后各生欢喜。

辍学那年我十五岁,力比多旺盛的少年,除了跟社会上的小混混打打群架,就是到文化宫或电影院门口搓妹妹,搓妹妹有时也叫搓垃山,是上海话切口,撩妹的意思。有一次,为了一个姑娘,一个矮壮的黑汉找到我家,可把我父母吓坏了,刚巧奶奶要去建湖老家,就让我跟着去住一阵。

建湖老家的那个村子叫东夏村,旁边还有一个楼夏村,据夏氏家谱记载,最早的老祖宗是长沙刺史,后来到了苏州,朱元璋红军赶散,家族被驱赶到苏北,据说东夏村这一支是大老婆生的,楼夏村这一支是小老婆生的,反正“夏”在这两个村是绝对大姓。

一住就半年多,跟一个只比我大一岁的本家叔叔——更夸张的是,村里还有六七十岁的本家哥哥——学会了摸泥鳅,有一次摸到了一条大蛇,吓得赶紧扔了。

我好像喜欢上了邻居家那个在县城读书的女孩,她每星期回来一次,不常能见到,我很希望能邂逅她,可直到回上海,我们加起来的对话也没超过十句。

这期间,上海家里的动迁正式开始了,作为土地被征用的补偿,我作为农民工被分配进上海助剂厂,在我们那片,有化工厂三只鸡之说,一只“鸡”指位于南码头的溶剂厂,一只“鸡”指位于六里桥的制冷剂厂,还有一只“鸡”就是位于白莲泾的助剂厂,鸡是剂的谐音,三家效益都不错,能“吃到”其中一只“鸡”就算分配得不错。

但还不能立刻上班,要满十六足岁方可报到,若不然有童工之嫌。所以我清楚记得,去工厂报到是1985年12月15日,我十六岁生日那天。

助剂厂是上海化工局下属的全民企业,征地工属于大集体,是厂内备受歧视的“二等公民”,干的也是最累最脏的活,我在一车间固色剂工段翻三班,跟刺激性很强的甲醛和冰醋酸打交道,干活时戴两只口罩,鼻腔内仍是怪异的气味。

工厂里有形形色色的人,食堂里常见一个漂亮的女厂医,长得像电影明星李秀明,都在传她跟销售科的一个男人“轧姘头”,她腰杆挺直,白大褂遮不住很高的胸脯,好像对那些闲言碎语无动于衷,她是我当年的梦中情人。隔壁工段有个龙哥,跟他弟弟合伙在老西门开水果店,他有很多荤段子,总是把男女之事描述得绘声绘色,后来才知道,他竟然是个“同志”。还有那个反应迟钝的老司炉工,据说年轻时是个花痴,吃药把脑子吃坏了。他那儿的暖气片比别处暖和,夜班时我常去“蹭热度”,每次拿一本小说,趴在暖气片旁读。一暖和人就容易犯困,有一次,脑袋磕在暖气片上,烙了道红印,很久才蜕出皮肤原来的颜色。

我一直想逃离工厂,倒不是吃不起苦,主要是没什么前途。班里有个胖子,私下说想去日本打工,我问他去日本怎样赚钱,他说背死人很赚钱。见我面露惊色,他笑了,你也想去日本啊,去考个厨师证吧。我真就去学了烹饪,至今还能做一两百种不重样的菜。

去日本哪那么容易,当然就没去成。我准备辞职开个熟食店,从六里桥到南码头,骑车到处转,考察的结果是,邮票大的地方已有十几爿熟食店,只好打消了念头。

无论是日本打工还是开熟食店,都是为稻粱谋,身体内有一个更强烈的声音,你该把那些奇怪的想法写出来,万一发表了呢。身体内还有另一个声音,你一个初二没毕业的农转非小青工奢望当作家,简直是黑色幽默。

“黑色幽默”这个词,我是从《第二十二条军规》前言里看到的,这本约瑟夫·海勒的名著是小闵推荐给我的,他是南码头新华书店的营业员,一个国字脸的文学青年,他不写作,却似乎很了解文学行情。有一次他神秘地从书架背后取出两本书,一本是让-保罗·萨特的《厌恶及其他》,一本是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说是紧俏货,特地给我留着,跟往常一样,但凡他推荐的书,我立刻就买下了。从某种意义上说,书店营业员小闵启蒙了我的文学,为我打开了窗户,让我知道小说还有那么多写法,他是为我提供第一份文学书单的人,有些书目直到今天仍不过时。

书店去多了,有几张老面孔,看到彼此买的书,会聊几句,慢慢就有点熟络。其中一个姓奚的青年,比我大几岁,也喜欢买文学书。这天下午又在书店遇到,他告诉我一个信息,上海牙膏厂周末要办一场文学沙龙,如果不嫌远可以去参加。我说大自鸣钟的那家牙膏厂?小奚说没错就在大自鸣钟。我说那我认识,安远路胶州路那儿,离我奶奶家不远。

到了周末,晚饭没吃就出了门,南码头轮渡口旁有爿点心店,买了两只香菇菜包,摆渡船上吃完,一靠岸,就往沪西方向骑去。牙膏厂我常经过,跟去奶奶家的路基本重合——自小往返于沪西浦东,沿途的每个拐角都熟稔于心——可那天愣是绕了好几圈才找到门牌,此刻回想,只能是一个原因,因激动而“慌不择路”。

那真是一个文学的时代,不,应该说是文学青年的时代。进了厂门,找到那个房间,已坐了不少人,还有人陆续而来,没有糕点,没有水果,连瓶装水都没有(好像那时市场上还没有瓶装水)。我看到了小奚,他忙前忙后,对环境很熟悉的样子,才意识到他应该就在牙膏厂工作,轻声去问他,他点点头,说自己是团干部,是这场文学沙龙的组织者。

小奚在开场白里说,今晚来了一百多位文学爱好者,有的从远郊赶来,最远的来自昆山和苏州。我左右看看,男性居多,女性大约两成,年龄大致在二三十岁,也有少量中年人。大家都很局促,用今天的话说,都有点社交恐惧症。举办沙龙的目的当然是交流文学,可大家都不知从何说起。

不过活动还是有两次高潮,一次是小奚介绍邀请来的两位文学编辑,一位来自《上海文学》(也可能是《萌芽》),另一位来自《劳动报》“文华”副刊。文学爱好者见到文学编辑,相当于观众见到大明星,很多人都去索要名片,我心里也想,屁股却黏在椅上。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活的文学编辑,胆怯得呼吸都短,根本没勇气去套近乎。

再一次是活动快结束时,主办方给每位文友发了一本油印小本子,里面是文学刊物的主编名字、电话(当时很多城市的号码还是四位数或五位数)和地址(邮编还没有出现)。这个小本子对文学爱好者来说,简直是久旱甘霖。因为很多人根本不知道向哪里投稿,所以大家都很振奋,有人还欢呼起来,感觉距离成为作家又近了五厘米。

有了这个小本子,意味着稿件有了去处,我的写作热情被激发了,买了很多五百格文稿纸,层出不穷的故事向我涌来,好像总也写不完。这个小本子收集的文学杂志很全,我也搞不清名刊和小刊的区别,几乎给里面所有的刊物都投过稿。

因为初二下半学期都没念完,文字基础太差,稿件无一例外被退回了。退稿上常有红笔涂改,那时的编辑认真,即便不留用,有时也会帮作者改错别字和病句,一次次退稿,当然是一次次打击,让我知道搞文学不比在车间干体力活,光有一股蛮力就可以。

为增加词汇量,我把1979年版《辞海》啃了一遍,灰色封皮的《同义词词林》也被翻烂了。可写作光有词汇是不够的,得借助大量的阅读来提高语感和叙事能力。退回的稿件我会修改一遍,换一家刊物再次寄出,买邮票花了我不少零花钱,明知发表渺茫,依然乐此不疲。这种盲目的、大海捞针式的投稿,或许是出于试图改变命运的执拗,也是对迷茫人生赋予意义的一种无意识。不夸张地说,退稿肯定不止两百次,甚至超过三百次。那个几乎每天都会撞见的邮递员估计把我当作了偏执症患者,他是个瘦猴,左腮有颗痣,痣上有根毛,我把他的形象写进了一个短篇小说,寄给《四川文学》,却再无回音。因为没留底稿,成为唯一佚失的一篇小说。后来,我就用复印纸誊写稿子了。

让我们回到那个黄昏,穿着涤卡工装回家吃晚饭的我,上楼时,照例看了下门洞旁的绿皮信箱。里面有封信,与之前原去原回的厚信封不同,薄薄一笺,显得非同寻常。我的心跳猛然加快,鸡皮疙瘩都站起来了。

没勇气立刻拆开,把它折进口袋,吃过晚饭,噔噔噔下楼回厂。

此刻,天还没有完全黑,路灯已亮,骑在浦东南路上,树梢上的月亮从来没那么近。我刹住车把,单脚踩地,把信封撕开,一个叫张晓林的编辑的亲笔信,字迹规整流畅,对作品表示了欣赏,告知将择期刊出。从拿到信到撕开,已迟疑了近一小时,虽猜到内容,看到白纸黑字的确认,仍抑制不住战栗。尚未读完,潸然泪下。

几个月后,收到了《剑南文学》样刊,散文栏目中赫然印着:《雨夜陷阱》,署名:夏文煜。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用原名发表文学作品。

说也奇怪,此作发表不久,陆续又收到几家报刊的用稿函,我厚颜无耻地认为,哪有天上掉馅饼式的时来运转,这一定是我写作水平有了显著提高的结果。又过了两年,我的自由投稿获得了突破,小说渐次被《花城》《钟山》《上海文学》《作家》等刊物留用,从发表第二篇文字开始,我取了一个叫夏商的笔名,一直沿用到今天。

在待了七年后,我终于逃离了工厂。事实上,文学并没有成为我谋生的手段,但我知道,正是因为有了文学的滋养,重塑了我的格局,令我敢于面对庞杂的世事,敢于面对更纷乱的生活。

我想,处女作的发表,对每位作家来说,都是创作生涯中最重要的事件,它就像1,虽是最小的数字,可没有这个1,就不会派生出2,派生出3,派生出4……,后来我出版了小说集,出版了长篇小说,出版了自选集,出版了文集,这些成果当然也会产生喜悦,可都没有处女作发表时的那种战栗感,在我此后的写作生涯中,也没有因发表或出版而再次流下泪水。


2022年6月8日凌晨于纽约长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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