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等天一”又疑云笼罩，辽博《东晋佚名曹娥诔辞》的神秘面纱
岁末年初，辽宁省博物馆举办的“山高水长”——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吸引着不少目光。因有“韩愈现存唯一墨迹”，辽宁省博物馆馆藏的重要藏品《东晋佚名曹娥诔辞》也再度现身，与它有关的故事又一一浮出水面。
一边是来源、作者、真实性疑云笼罩，一边是“绝妙好辞”“正书第一”的极致称赞，《东晋佚名曹娥诔辞》行走千年，带着从画心正文蔓延至观款题跋印之间的疑点，在一段堪称传奇的故事里笑到最后，成了名副其实的旷世珍藏。
对它而言，争议与称赞是加持其上的层层金衣，越是众说纷纭，越是地久天长。
曹娥诔辞 东晋佚名 绢本 32.5cm×54.3cm
01
似是而非“绝妙好辞”
八个字也能制造悬案
《东晋佚名曹娥诔辞》是一幅绢本墨迹，画心载有曹娥诔辞与书写者的附录。曹娥诔辞本身依托于一个发生在东汉时期的孝女故事而作，所述之事距今已有一千八百年有余。
汉安二年，会稽上虞县巫祝之女曹娥沿江打捞父亲的尸首无果，因此投江殉父，死时年仅十四岁。到了汉元嘉元年，上虞县长度尚设祭诔辞、勒碑建庙，以表彰曹娥孝行。曹娥殉父与度尚设祭之事记载于《后汉书·列女传》，注明引自《会稽县志》，后又在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和郦道元《水经注》里都能找到对应，相信并非虚构。
关于这段往事，《后汉书》里还有一句，记东汉名臣蔡邕曾观曹娥碑，并在碑阴处留下八个字：
“黄绢幼妇外孙齑臼”
《世说新语》又借曹操、杨修之口，将这八个字解为“绝妙好辞”，并提及蔡邕将这八字隐语刻在了曹娥碑碑阴处，即蔡邕应指碑上诔辞为“绝妙好辞”。
现存于曹娥庙中的石碑是北宋蔡卞重制，原碑早就亡佚，只能从重制后的曹娥碑，以及曾在市面流通的多个曹娥诔辞刻本，以及如今所见绢本墨迹上揣测其中文采。
后世流传的曹娥诔辞与原碑是否有异，绢本墨迹上的曹娥诔辞从何来，该做如何评价，却为后来的争议埋下伏笔。
从“王羲之真迹”到“东晋佚名曹娥诔辞”，与启功的一篇《“绝妙好辞”辨》有直接关系。
启功在这篇文章中，从赏析曹娥诔辞文采出发，继而指出行文中多处纰漏，用典不伦、措辞累赘，直称曹娥诔辞不堪“绝妙好辞”之名，从而疑其来源。
可是这样一来，《东晋佚名曹娥诔辞》身世真正有趣的部分反而得以显现。
曹娥诔辞绢本作者未署名，以小楷将曹娥诔辞录毕，又写下了一段话：
“汉议郎蔡邕闻之来观，夜暗，手摸其文而读之。邕题文云：‘黄绢幼妇，外孙齑臼。’又云：‘三百年后碑冢当堕江中，当堕不堕逢王叵。’升平二年八月十五日记之。”
这里蔡邕观曹娥碑的过程又与《后汉书》《世说新语》所述略有差异。
佚名曹娥诔辞附录部分
蔡邕专程观赏曹娥碑，却挑了一个晚上，须“手摸其文而读之”，蹊跷非常，却无旁证。
倒像是佚名作者感同诔辞平庸，特意为蔡邕“绝妙好辞”的误判开脱——摸着石碑阅读，误判在所难免。
接下一句更是诡异：
“三百年后碑冢当堕江中，当堕不堕逢王叵。”
因作者写下的“升平二年”据度尚立碑的元嘉元年刚好三百年，这句话可以有两种理解。
一是理解为作者对当时情景的记录，在录曹娥诔辞时，恰逢原碑摇摇欲坠，就快要堕入江中，机缘奇妙，所以特意记下。如要这么理解，“王叵”便应指作者本人，或至少是与作者同处此情景之人。
也可将它理解为作者一语成谶，虽然生活在升平二年，这位佚名书法家预见到了曹娥碑亡佚的命运。
怎奈曹娥碑亡佚的时间、经过均不可考，当然也就不知道它是否在升平二年“当堕不堕”，“王叵”究竟何人也未有书证。但是这句“谶语”却能被证明并非曹娥诔辞绢本所特有。
《“绝妙好辞”辨》指出，相似的识记见于《隋唐嘉话》一桩奇事的记载，讲的是一个叫王果的将军途经一处悬崖，见一副棺椁就要掉下来，派人把它取了下来，结果发现棺上有铭，云：“更后三百年，水漂我，临长江，欲堕不堕逢王果。”
曹娥诔辞绢本里的这句话是否影响了《隋唐嘉话》的记载并未可知，将军王果的奇特遭遇倒是被唐以后的异闻录记了下来，启功提到的有五代后晋李翰《蒙求》和宋代邵博《河南邵氏闻见录》。
但无论采取哪种理解，佚名作者留下这几句话，其实已经说明了这一绢本墨迹不能被充分认定为王羲之真迹。
“昔人于事物，每好求其作者以实之。”在这样的供求关系里，曹娥诔辞绢本便因一直未能“实之”，而在流藏过程中始终鲜活，披上一层又一层金衣。
02
“上等天一” 夸到离谱
却无法叫停的镀金之旅
既然文采平庸不堪“绝妙好辞”之名，曹娥诔辞绢本的书风就更受藏家重视。而尽管有前文描述的情况使其“王羲之真迹说”产生动摇，尽管有争论但也无法证伪，后世文人名流还是更倾向于认为它是书圣传世墨宝。
于是就有了比“绝妙好辞”更离谱的盛赞。
如果是纯粹夸赞这幅小楷墨迹的书风特色，那也是实至名归。
虽是小字楷书，但其中藏隶于楷，笔力劲健，兼得隶书与楷书的妙处，观之快意，是一幅难得的书法佳作。
如果它果真成书于东晋，又是王羲之手书，不论是对于研究书法艺术的演变，还是对它的收藏，都更加意义非凡。
而且曹娥诔辞绢本在大部分时间里都藏于内府，到了元代进入民间流通，曾被收藏家郭天赐收入。
这幅墨迹是否为王羲之真迹，对郭天赐来说感受当是天差地别，他坚持认为这个就是真迹。
为了弥补没有作者署款，内容缺少书证等缺憾，赵天赐还搬来了书法家赵孟頫跋文，要称赞它是真迹。不仅如此，赵孟頫还须提及宋高宗赵构“又有思陵书在右乎”，意指这幅墨迹真伪早就有官方鉴定盖章。
也许是墨迹本身自证能力不足，旁证又少，才需要历史上的显贵、名流附议称颂。
曹娥诔辞绢本上面的观款题跋印就这样丰富到了极致。
仅涉及到的人名有三十多个，从南梁文官到唐朝武将，再到宋元书法家、明清贵胄，其中不乏家喻户晓的古代名人，如唐书法家怀素，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退之），宋高宗赵构（损斋），元赵孟頫，清康熙帝、乾隆帝等。
画心的部分主要有南梁至唐代的押署、押号、观款，这些鉴藏记录没有相应记载。
曹娥诔辞绢本最早的押署、押号来自南梁徐僧权、满骞、唐怀充，这曹娥诔辞独一份的极致背书，没想到从南梁就开始了，真也是十分耐人寻味。
在曹娥诔辞绢本成书年代之后，有传世文字记载鉴赏活动的，就在南梁，而僧权、怀充不偏不倚正是梁武帝在位时期的官员，职责包括整理内府藏书与字画。
南梁道教学者、医药学家陶弘景有《与梁武帝论书启》记录了他与梁武帝萧衍探讨书画鉴赏之事，后者酷爱书法，是有名的王羲之推崇者。
梁武帝萧衍能从书风鉴别作品是否为王羲之真迹：“逸少迹无甚极细书，乐毅论乃微粗健，恐非真迹。太师箴小复方媚，笔力过嫩，书体乖异，上二者已经至鉴，其外便无可付也。”
以梁武帝对王羲之所生活年代、环境的接近程度，以及他对王羲之书法的热爱、研究与推崇，有“南梁履历”的曹娥诔辞绢本相当于有了第一层镀金，不论三处署款真实性如何，总归都能比较便利地令后人往“果然是真迹”的方向来看待。
至于唐代观款，也是一样缺少同代文献记载。题款中的著名人物有韩愈、怀素。
先说韩愈并无手书墨迹传世，与曹娥诔辞绢本中的题款无法形成参照，但也因此不能一概证伪，所以辽博在展出时称这是“韩愈唯一传世墨迹”虽不严谨但也无可辩驳。
最大的疑问出在怀素的题记。
怀素题记
《中国书法全集·孙过庭张旭怀素》中载为：
“有唐大历二年秋九月沙门怀素藏真题”
这里能辨认出题于大历年间，与画心中另一处题款形成时间上的关系，因此有了考据以佐证的机会。
但“大历二年”的题款来自参将刘钧、龙门县令王仲伦，又在唐书中“查无此人”，并且还将大历二年岁次丁未误作“大历二年岁次己未”，如是当朝官员，这样的低级错误实属不该。可是，讹误总是偶有发生，细究起来又无根据，也只好容忍过去。
而怀素的笔迹拿来与《中国书法全集》所收录的怀素大历三年题款相比较，从书风到内容上都出现差异，不能证其出自怀素手书。就算是说题写在书心第二十四行，运笔空间较小也许是形成差异的原因，——这样讲也只能基于偶然，毫无根据。
如此一来，南梁至唐代押署、押号、题款对曹娥诔辞绢本的“加持”就有了两个共同特点，即：来头不小石破天惊、细细一品无从求证。相形之下，曹娥诔辞绢本宋以后的题跋印真实性就要可靠得多，流藏情况也更清晰。
而到了宋代，题跋印与流藏情况便可以较为清晰地对应起来。首当其冲便是宋高宗赵构的跋文。在这里，曹娥诔辞绢本没有被认为是王羲之真迹，得到宋高宗认可的是怀素的题记。
宋高宗赵构的跋文
宋高宗跋云：
“右度尚曹娥诔辞卷，蔡邕所谓’黄绢幼妇，外孙齑臼’者也。虽不知为谁氏书，然纤劲清丽，非晋人不能至此。其间草字一行，则浮图怀素题识也。自古高才绝艺而隐没无闻于世者多矣，岂独书耶？”
《群玉堂帖》收录有曹娥诔辞绢本法帖，定为“失名人作”，这时绢本藏于内府。在宋高宗禅位移于德寿宫时，曹娥诔辞绢本墨迹也随行藏入内府德寿宫，宋亡后，流落于民间。按后来宋朝遗民乔篑成的跋文记录，流落民间时，曹娥诔辞绢本先为韩侂胄所藏，后来到了收藏家郭天赐手上。
这时宋朝遗民如乔篑成、赵孟頫，与郭天赐有交游，这才有了郭天赐嘱咐赵孟頫跋曹娥诔辞之事。
郭天赐的跋文
郭天赐跋：
“跋逸少《升平帖》后。晋史称王逸少书，暮年方妙。此帖升平二年书，距其终才三载，正暮年迹也。故结字比《乐毅》《告 誓》诸帖尤古质，殊类钟元常，浑浑然有篆籀意，非遇真赏未易遽识也，长睿父题。至元丁亥九月望日癸卯，金城郭天锡祐之谨录于后。”
赵孟頫在跋文中直接认定这是王羲之真迹，特意指出前面还有宋高宗的跋文，极言郭天赐的这件藏品为“夜有神光烛人者”。
赵孟頫的跋文
赵孟頫跋：
“况得其真迹，又有思陵书在右乎，右之藏宝中夜有神光烛人者，非此其何物耶？”
乔篑成的跋文
乔篑成跋文（节选）：
“以绍兴内府图书四角印之，又古印章数处而磨灭难辨，并唐怀允、徐僧权署名，法当第为上上神品。此书韩侂胄家故物，已尝刻诸石，今并入《群玉帖》中，因念余平生获阅书画不啻数百千轴，惟六朝者尽六种耳。而谢稚《三牛》、展子《北齐后主幸 晋阳宫》及余家陆探微《降灵文殊》是其三也，而以书中但逸少《子鸾》《关中》二帖，今《曹娥碑》继此一也。由是观之，则世间文物向不知兵烬几经，今存之者尚能几何耶？而好事家岂得不为之贵乎？本理问官郭 公祐之家物，祐之没十有余年而散落于他门，余访求购得之。噫！物之兴衰，固有数焉，又何？但此而已。姑述其出处、流转之云耳。”
郭天赐才收藏数年后，该本散落，以至于乔篑成四处打听求购。
从元虞集四次跋文中可知，元天历元年至天历三年之间，虞集每年都会去看曹娥诔辞，如此也清晰记录了曹娥诔辞绢本在元代的流传。
曹娥诔辞绢本在郭天赐之后，藏入柯九思手中。第二年，入元内府收藏，后来又以御赐的形式回到柯九思手中。
元虞集的跋文
虞集二跋曹娥诔辞，呈于赵孟頫跋文之后，云：
“右曹娥碑真迹正书第一，尝藏宋德寿宫。天历二年四月己酉，上御奎章阁，阅图书以赐阁参书柯九思。奎章阁侍书学士翰林直学士亚中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兼经筵官国子祭酒臣虞集奉敕书。”
现存曹娥诔辞绢本在元代经过了两次装裱，虞集二跋排在了赵孟頫跋文右侧。
虞集四次跋文与《虞集全集》所录一致，他因为特别喜欢这幅绢本墨迹，第四次来到柯九思家中拜读还带上了儿子虞囧。
在柯九思之后，曹娥诔辞绢本在市面上继续流通。
从这可以看出，赵孟頫应郭天赐的邀请跋曹娥诔辞后，在虞集与柯九思这里，也延续了对曹娥诔辞绢本为“王羲之真迹”的认定。
以至于再传明清时，都称之为“真迹”。
蒋惠之后曹娥诔辞绢本再入清内府，直到辽博馆将它收入馆藏。
康熙帝、乾隆帝都对这一墨迹爱不释手，不但醉心于“绝妙好辞”之奇异佳话，也毫不吝啬对所谓“真迹”的欣喜和赞美。
《石渠宝笈》中，乾隆定其为“上等天一”，还刻入《三希堂法帖》常常临写，足以见此时曹娥诔辞绢本在书画作品之中的地位。然有几分是来自于对真迹的执着，有几分是来自于对文采或书风的敬服，渺未可知。
千年智慧为它尽阅，凭借与其年岁同长的争议层层加冕镀金，一直被加持，从未被超越。曹娥诔辞在它的时代笑纳百世礼赞，最终又恢复为“失名人作”得到妥善保存。它在鉴藏风气演变的浪潮中步步攀升，丰富了“传世罕物”的意涵。
后记：关于此作，“武英书画”曾翻出过一桩旧案，以《恍若右军曹娥碑》一文指出，辽宁省博物馆藏、正在该馆新馆展出的《曹娥碑》墨迹本，并非20世纪鉴定家认为的“南宋写本”（以徐邦达的意见为代表），而可能是另外一个史实：北宋以来，历代有人怀疑这是王羲之真迹（或晋人书），主要有北宋黄伯思、南宋赵构、近代杨仁恺、中田勇次郎、康生、黄君实。这是一个真实的专家群体，他们不会无法分辨南宋赵构的书法特点。
在对古人怀疑的基础上，使用实际证据，艺术史学者刘九洲、吴斌将这个“说不清”的问题推进了一大步。依据以上比较，初步得出三个结论：
第一，《曹娥碑》墨迹本是唐初名家真迹；
第二，《曹娥碑》墨迹本在风貌、结体等方面，与《昭仁寺碑》最为契合；
第三，《曹娥碑》墨迹本，与多件唐初二线名家写法（包括一些新发现的墓志铭），结字上也颇为接近，其中，与王知敬《李靖碑》最为接近。只是他们的字迹，略显灵巧而已。
他们认为，对于扰乱过的传世书画信息，想从线索上去追溯是很困难的，但是现在考古等综合信息平台的构成，用艺术史进行逐步排查比较的方法，反而能够更接近真相。
更多考证详情请阅：武英书画第251期 | 《曹娥碑》与王羲之、虞世南
编辑：怀舒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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