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画艺术在美国：一位海外艺术市场从业者的二十年见闻启示录
他专注从事中美艺术交流二十多年来，带来对于行业的哪些观察与思考？
硅谷亚洲艺术中心馆长舒建华（摄影张国华）
王广宇：我跟舒馆长应该说是很有缘分，我们是同乡校友，都属于浙江金华府，他是兰溪人，我老家是义乌县。同时，我们是浙大的校友。
尽管上学时间有好几年的重叠，但我们在浙大的时候，竟然从来没碰到过，反而是到了美国硅谷以后，才开始因为艺术结缘，今天的访谈，大致分两块，一块是实谈，从舒馆长创办硅谷亚洲艺术中心的缘起，后面的一些经历及所做的事情详细谈一谈。
舒馆长在硅谷科技中心，办了以亚洲艺术为主的实体。在过去的近二十年当中，对中美之间的艺术交流，包括对在美华人艺术家艺术作品的挖掘，以及散落在美国的一些中国艺术作品的回流，做了大量实实在在的工作，也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效。借此机缘，想请他谈一谈这方面的独特经历。
第二块我称之为虚谈，想请舒馆长来谈一谈一些务虚的话题，包括中美艺术方面的历史关系，当今科技的迅猛发展，对艺术家有些什么样的深远影响等等。
过来之后，最初我在苹果总部所在Cupertino的一家工艺公司做了一年多，然后就到湾区一家很有名的少数族裔语电视台KTSF26的中文部工作。当时KTSF26拟新成立一档财经节目，电视台的台长意识到，中国作为一个很重要的经济强国已经开始崛起，他想了解华人在硅谷的高科技财经方面的成就，于是，电视台就策划每周一次30分钟的电视专题片，由江涛主持，叫“Business and People”，中文叫《生意与人》。江涛找我去做这个节目的制片人。
我以前没有做制片人的经验，但是在出版社工作时的工作秘诀，给我很大的帮助。虽然我不是电视行业里的人，但是只要我们能够找到优秀的企业家或者很成功的创业家上节目，节目就会比较好看。
从2002年到2004年的两年多时间，这档节目做了将近100集。在采访的过程中，我跟很多企业家有了接触。接触多了，我就发现，在这些企业家的公司或者办公室，甚至在他们家里，一些陈设品的质量参差不齐，有些实在是不敢恭维。有的企业家跟我说，一来不怎么懂艺术，另外也没有时间去看艺展和拍卖。事实上，当时的硅谷甚至连个像样的画廊（包括西洋画廊）都没有，中式画廊也是都兼做裱框。思科总部附近的Great Mall里边一度很红火地倾销景德镇的低档瓷器，边上有家店在卖深圳大芬村来的油画。
这个现象就给了我很大的启发。硅谷有这么多企业家、高科技人士，大家所受的文化教育水平也是很高，但艺术品这一块好像是一个空缺。我说那就有机会开一个画廊试试看。
2003年，刚好有幸认识一位从事电子零售业中兴集团的企业家杨俊龙先生，他前些年就开始到香港佳士得买点喜欢的字画了，他公司总部顶楼有空出来的一层，想装修好后，让我来经营艺术中心。杨先生和夫人都是1960年代后期1970年代初分头从大陆和越南移居香港的，热爱中国文化艺术。一开始名字为“硅谷中国艺术中心”，杨太太叶燕卿建议改为“亚洲”。于是，2004年秋，硅谷亚洲艺术中心就正式运营，到现在17年了。我对他们的鼎力支持深为感激。
中国艺术家的
“出走”与“回流”
2003年、2004年左右，中国的经济还没有腾飞，当时国内很多画家、工艺美术家都非常注重海外市场。我代理的第一个艺术家，是青田的工艺美术大师牛克思。牛大师本名林汉立，年轻才气不羁，得了个“牛克思”（意思比马克思还牛）绰号，改革开放初期，去欧洲呆过一段时间，因为欧洲有很多青田人。他在法国的时候，为法国一家很高档的家具厂做雕刻，法国人认为他的雕刻功夫一流。这也让他对欧洲的雕刻有比较全面的了解，使他比同时代的工艺师要高出很多。1995年，他从欧洲辗转澳门回到了青田，重操旧业时，在朋友建议下，干脆用绰号当艺名。
2004年10月，牛克思在硅谷亚洲艺术中心
我们跟牛克思合作至今，非常愉快。也得到了很多专家、学者和收藏家朋友的支持，尤其是越南华侨胡绍强、梁素娥夫妇，2005年时任斯坦福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的邵东方先生还特别安排在馆里做了一次牛大师的精品展，2009年李国强先生还推荐我带牛大师的3件作品去亚利桑那州的图桑，参加世界知名的美国宝玉石年会的精品展，请美国宝玉石杂志的主编Bob Jones来评鉴青田石雕。2007年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还出版了牛大师的作品集。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版《牛克思石雕作品集》
应该说，我在美国推广中国石雕是不错的。但是大形势已经变了。我记得最后一次把牛大师的作品发往美国是2008年秋。之后，他的作品反而要倒回去卖回中国了。这就说明，此时中国的经济已强势崛起，整个艺术品市场要开始倒流了。
于是，从2008年开始，我们做了一个决定，停止从中国引进工艺美术作品和艺术家到美国，而是把在美国的优秀的中国的艺术家和存留的艺术品往中国回流。因此，2008年可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分水岭。2008年5月，在北京奥运会前夕，我到北京，参与中国艺术研究院举办的《国石天工——牛克思艺术展》，开幕那天，正赶上汶川大地震，临时把摆放展览馆外面的两排花篮全部移到室内。我印象特别深刻。
2005年春，斯坦福大学东亚图书馆举办牛克思石雕展
2007年秋，敦煌研究院樊锦诗院长来演讲和参观
王广宇：当时国内正在举办奥运会，美国的金融危机也是从那时开始。刚刚你讲到决定做一个转型，根据市场的动态挖掘一些在美的中国传统艺术方面的大家，包括傅狷夫、张书旂、沈耀初、侯北人等大师作品规模性的回流。那这里面有怎样一种机缘巧合来促成这样的发现并介绍给国内的艺术界？能否请你具体聊一聊。
舒建华：对，因为我们前面做印石、石雕这方面的艺术市场，就认识了很多收藏家，包括很多的艺术家。从事中国字画的人对青田石、鸡血石、田黄石等，也都非常熟悉。这其中就遇上了已故的金石派花鸟画大家的沈耀初的义子傅占陆先生。
1978年，沈先生本准备从台湾移民到加州来。当时，他的义子傅占陆先生，在硅谷已经把画室都给他准备好了。沈老1948年从福建漳州到台湾之后，一直跟老家隔绝。这时候，大陆开始改革开放，老先生一听，觉得将来回到家乡这件事很有戏，就放弃了移居美国的打算。1986年左右，沈先生正式从台北回到漳州，他是1990年在漳州去世的。
沈先生有很多作品是留在他这位定居在美国的义子傅先生手中的。2005年，硅谷亚洲艺术中心给沈先生办了一个很大的展览——傅藏沈耀初作品展。
2005年初12月，沈耀初画展
舒建华：沈先生是当代花鸟画里边大写意金石派的一位重要大师，也是在闽南地区有影响力的画家。就如有美术史家评价，说大写意花鸟画，从吴昌硕、齐白石，到李苦禅，再到沈耀初，也就是说，到了沈先生那里，成了最后一炷香，金石气基本成为绝响。这次展览的画册是由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出的，各方面的影响都很好。
苏立文教授的著作《20世纪中国艺术与艺术家》这本书中说到一句话，“假如吴昌硕生活在今天，也会像沈耀初这样画画。”我觉得这句话非常精妙，也可以看出沈先生的艺术成就。
沈老这个项目做的很成功，引起福建漳州企业家的注意，全部展品于2007年回归他的故地。这个项目，对硅谷亚洲艺术中心的转型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开端。
2006年，姚奠中先生的第一位研究生，也是他的得意弟子，当时在斯坦福大学东亚系任教的朱琦博士来找我，说他和老师姚先生的家人都有个心愿，想在美国给姚老举办一次书法展。我们当然全力配合。
2007年初，硅谷亚洲艺术中心举办了姚奠中先生的书法展。这应该是姚老的作品第一次在美国展出，而且当时挑出来的作品都非常好，是他的女儿跟他的儿媳妇亲自带过来的。
2007年2月，姚奠中书法展
舒建华：能举办姚先生的书法展，我们是感到很荣幸的。姚先生是章太炎先生最后亲收的七位研究生之一，可能也是唯一健在的，他的墨宝能够在硅谷展览，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沈老、姚老的展览，也引起了旅居硅谷的傅狷夫大师的公子傅励生先生的关注。傅励生先生是一个建筑师，在书法、篆刻方面也有造诣。通过傅励生先生，我们对傅老的作品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傅狷夫先生1990年开始住在加州东湾，他最后15年是在Fremont(佛利蒙)度过的，他的最后一个斋名“飞梦草堂”，“飞梦”就是傅老自己对Fremont的中译。就这样，我们也在2008年做了傅狷夫先生的展览。
我当时在看了傅先生的画和书法作品之后，就有一个强烈的心愿，觉得这些艺术作品，如果光在湾区或者美国展览可能太可惜了。
于是，2009年，我通过中国美院出版社社长傅新生，跟当时刚成立的不久的浙江美术馆馆长马锋辉联系，浙江美术馆是2005年开建，由李瑞环建议、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亲手奠基，说杭州有这样么一位杰出的书画家，先去了台湾，后又到加州，最后在加州去世，家里有很多他的作品和藏品，家人有心愿妥善处理这批藏品。
浙江美术馆当然很高兴，从2010年开始到2017年的7年时间内，傅家向浙江美术馆捐赠了大概近200件字画，一百多方图章，200多件藏品，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捐赠了。傅狷夫先生的作品能回到他自己的家乡杭州，我想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2010年春浙江美术馆举办傅狷夫书画展
王广宇：对，傅先生祖籍在杭州，是吧？
舒建华：傅先生是在西湖边长大的，就是现在美院边上柳浪闻莺附近长大。20世纪20、30年代的时候，杭州有一个很活跃的书画社叫西泠书画社，负责人叫王潜楼，他在晚清宫廷做过书画供奉，就是给皇帝或者太后代笔的人，回到杭州之后，他就组建了一个西泠书画社。当时一些喜欢文艺的年轻人就跟他学书画，里面有傅狷夫、唐云、高逸鸿等。傅老的作品和藏品，能整体性的捐赠到浙江美术馆，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情。
王广宇：确实非常好。这里面你也是做了大量的幕后工作。
舒建华：主要是傅家的家人有这个心愿，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第一，家里不缺钱，不想去卖，第二，不想把它散掉。
我印象最深的是，听励生兄说起，傅狷夫先生1949年，刚到台湾之后，因为他父母执意留在大陆不肯去台，老先生很郁闷。此时，他就发现王铎草书书法里边的郁闷性、宣泄性，很对应他的内心需要。于是，他就开始转向草书。同时，此时，他很幸运地遇上了于右任先生。右老认为傅狷夫将来会在台湾对弘扬中国书法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右老对傅先生很好，他送傅先生的书法作品，件件都是精品，都是其代表作。
广宇，你记不记得有一年展览的时候，有一副八个字的对联叫“澄心默坐，抱膝长吟”，每个字都有一尺见方的。
于右任赠傅狷夫联
王广宇：对，有印象。
舒建华：这一副对联在海峡两岸都是很轰动的。这是傅狷夫先生珍藏的右老9件代表作之一。这些珍宝傅家后来都捐赠给了浙江美术馆。
我前两天在看傅励生写的回忆访谈，里边说他一生中只见到他父亲哭过两次，第一次是他父亲听到祖父去世的消息哭了，另外一次，就是他父亲听到右老去世的消息哭了。这就说明，在傅狷夫先生心里，右老的地位非常崇高，关系也非常亲密。
张书旂晚年在旧金山东湾家中
因为傅狷夫先生这个项目做得很好，浙江美术馆馆长马锋辉主动跟我谈，他说：“听说张书旂的两个儿子在加州，你有没有办法帮我们了解并联系一下？浙江美术馆馆藏中，一张张书旂的画都没有。”我说：还真是巧了，我认识张书旂的大儿子，斯坦福大学的教授，我两个朋友分头介绍认识的。马馆长于是便请我代表向张家表达浙江美术馆的想法。另外，马锋辉馆长还补了句说，“我是浦江人，张书旂也是浦江人，你是兰溪人，我们都是金华人”。因此，从个人的感情上来说，这件事情也是非常重要的。
回到美国之后，我就和张书旂的家人联系，他的长子张少书教授和弟弟张美生及家人很爽快，一口答应。第一次一口气捐赠了53件作品，并且完全是无偿捐赠。
张书旂先生1957年在旧金山东湾皮特蒙小城去世之后，他的太太是在旧金山出生的华侨方亦民，英文名Helen Fong，仔细整理了张的作品和他的档案，除1969年向台湾的中国文化大学捐赠了40件作品以外，从1970年到2012年40多年间，都没有动过这些作品。我是很感动的，这样一个艺术家的门风真是很好，真正做到了守先人的遗宝，非常了不起。
2012年2月，浙江美术馆马锋辉馆长一行4人来访旧金山，到硅谷亚洲艺术中心，来接受这批捐赠作品。同年4月到6月，重庆三峡博物馆和浙江美术馆先后做了张书旂的大展。这是张书旂继1947年9月在上海中国画苑做过一次大画展之后，在新中国第一次有他的画展。当时也很隆重，浙江美术馆从世界各地借了很多张书旂的画回去展览，包括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的40件作品，美国新泽西罗斯福纪念图书馆里的张书旂名画《百鸽图》，是1941年蒋介石祝贺罗斯福总统第三次连任的礼物。
2020年10月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张书旂艺术展
由此可以看出，浙江美术馆也好，浙江的各级政府、各级部门也好，对张书旂的作品回归是非常重视的。去年，中国国家博物馆也做了为期四个月的纪念张书旂诞辰120周年画展，规格也很高，是选在十一国庆日开幕的。展览得到浙江美术馆和浦江美术馆的大力支持。
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是在秉承早年读书时读到的《易·未济》中的一句话：“君子以慎辨物居方”。按孔颖达的解释，就是说君子认识事物要很谨慎很认真，要知其所归，让这个东西回到它真正该去的地方。就像烧水一样，火一定要在水壶下面烧，如果火在水壶上面烧，那就没用了。因此，在我们艺术中心的经营方面，“辨物居方“这四个字对我影响还是很大。不管是沈耀初的作品从美国回到漳州，还是傅狷夫、张书旂的画从美国回到浙江，这都是“辨物居方”的很实在的例子。后来大千先生的入室弟子伏文彦先生也专门给我写了一幅字，就这四个字。
舒建华：另外还有一个例子，就是侯北人老先生。他移居旧金山湾区，已经65年了。他的老家在辽宁海城。2004年，中国百强县之首江苏昆山为侯老建立了一个美术馆，叫侯北人美术馆，建的很好，运营的也很好。
2015年，侯北人在硅谷亚洲艺术中心
后来，辽宁省文物局丁辉局长和辽宁博物馆的马馆长来找我，说侯老是辽宁人，辽宁希望能够给侯老做点事情。马馆长知道我太太是沈阳人，说你是辽宁的姑爷，你得帮这个忙。
后来我也帮着促成了这个事情。侯老和夫人张韵琴向辽宁博物馆捐献了一百七十来件他的绘画和书法作品。2015年辽宁博物馆在新馆中建立了一个以侯北人和张韵琴联合命名的绘画馆。这也是“辨物居方”。
2015年5月，侯北人和夫人在辽宁博物馆，左一为馆长马宝杰，左三为宋雨桂
王广宇：侯北人先生今年104岁了吧？还在自己开车吗？
舒建华：105岁。不自己开车了。虽然他有驾照可以继续开，但家人不让他开了。他自己开车开到102岁，是在101岁的时候又拿了5年期的驾照。
王广宇：侯老现在还在继续创作对吗？
舒建华：对，继续在创作。
因为之前促成了几位旅美大师们作品和藏品的回归，硅谷亚洲艺术中心就跟浙江美术馆、辽宁博物馆都有长期的合作。浙江美术馆方面问我在展览上是否有合作项目？我就趁机提出，除了老一辈华人艺术家以外，如果有机会，是否能为海外有实力的中青年华人艺术家也做展览。
于是，2013年，我们挑了30位在美华人画家总共150件作品，由硅谷亚洲艺术中心和旧金山中华文化中心联合，杭州钦哲艺术中心协助，在浙江美术馆做了一个美国华人水墨画家展， 当时展览的名字叫《一池砚水太平洋——水墨画在美国》，这个展览很轰动，因为很多画家是第一次在中国大陆展出他们的作品，里面包括了国立艺专（也就是现在的中国美术学院）三位早期的毕业生，居住在旧金山湾区的郑月波、王昌杰和刘业昭。展出之后，中国美院的很多专家教授，以及其他很多学者都很重视。
2017年，浙江美术馆的斯舜威馆长和余良峰副馆长又为这三位画家专门举办了很大的展览，取名为《跨洋三杰》。由此也可以看出，2013年的展览确实是很有价值的，有很多东西值得挖掘。我也陪斯、余二位去纽约长岛的刘墉家，促成了刘墉向家乡捐赠所藏一批近现代名家绘画（刘先生祖籍杭州临安）。
2013年7月，浙江美术馆举办《一池砚水太平洋》展。斯舜威副馆长主持开幕。
2017年，辽宁博博物馆也提出来做一个“当代海外华人书画名家系列展”。争取一年做一个或两个在海外的中国书画名家的个展。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做了四个，第一个是刘墉，第二个侯北人和两位高足于君慧、陈秀珊三人合展，第三个是傅狷夫，第四个是郑月波。下一个展览将是侯宁。
你看，一晃，硅谷亚洲艺术中心经营了已经十六七年，得到海内外各界的大力支持，我们走的每一步还算幸运，没有出大的差错，赶上了这个时代的节奏跟潮流。能顺势而为，在水下面烧火。
说不尽的张大千
王广宇：舒馆长，说到在北美生活过的中国艺术大家，有一位肯定是必须要说的，那就是张大千。张大千在南北美都生活了相当长的时间，在美国的时间就是生活在加州，离开硅谷不远，大约一小时的车程。舒馆长之前做过一些张大千的展览，过眼经手的张大千作品也不少，跟他家族的成员，较亲近的朋友，以及门下弟子，也都有比较多的接触跟交流。可否分享一些你的见闻所得，还有在你看来，他这段异域生活经历对其后期创作是否有较大的影响？
“我的老师是一个艺术家。如果你把我的老师先当成一个画家，你就错了。他首先是一个艺术家，然后才是一个画家。”（孙家勤）
2003年初，纽约的张清才医生和夫人康越莉建议我做一期王季迁先生的节目，因为旧金山也是王老经常盘桓之地，他是大藏家、名画家，也是大画商，我当然有兴趣，没想到王先生很快病逝了。节目没有做成，但张医生夫妇介绍我认识了王老的孙子王义强。义强以前做过纽约苏富比中国书画部的主管，早年也开过画廊，家学更不用说，他是我经营艺术的入门导师。从义强兄那里知道了一些张大千的信史。王季迁先生和大千先生的关系是非常深的。
侯北人和郑月波是张大千在加州很重要的知交。侯老对我和我们艺术中心的支持那是不用说的，我一有张大千画和相关问题就向他求教，真是小扣而大鸣。侯老和夫人知道我对大千先生有兴趣，特地送了我们一批珍贵的大千先生的文献资料，2019年我们有公开展览和出版。
前年我陪张伟民导演的摄制组去侯老画室老杏堂采访有关张大千，侯老看着《长江万里图》印本，指着初出三峡那段上面的一抹白云，回忆说：“大千先生50年前，在少帅女婿陶鹏飞先生家里，给我们几个人讲解这个印本时，特地说‘这一抹白云是我的非常得意之笔’”。郑月波先生从1967年到1974年，在卡梅尔镇上开过一个画廊叫“中华艺苑”，跟张大千长期有交往，仅两人合作的画据说就有七八十件。另外，张大千在大陆的入室弟子伏文彦先生，1989年起，也移居到旧金山来了，伏老今年也102岁了。
《长江万里图》印本及侯北人记录稿
2013年伏文彦早年临摹张大千画稿展（右为伏文彦，左为侯北人）
1974年2月，张大千题郑月波画：长夜漫漫何时旦。世乱不已，观月波写此，不禁喟然。对此茫茫，百端交集。
2007年秋，我们办了一个小型的张大千作品展览，主要是张大千在离开中国之前，1946到1949年间的一些作品，大概是十几件。那次展览，张大千先生的公子也是晚年最得力的助手张葆萝先生，带着他的外孙女跟外孙女婿悄悄过来看了。他起初没透露身份，但是后来坐下来一谈，我就知道了。也知道我们的展览成功了。
2008年，台湾师范大学的罗芳教授和先生沈以正教授，由著名美术史家、圣何塞州大的高木森教授陪同，到我们硅谷亚洲艺术中心来，罗教授早年在台湾师大美术系，是溥儒和黄君璧的学生和助教，知道我对张大千很有兴趣，就推荐了她老师，也就是张大千先生的关门弟子孙家勤教授。孙教授是军阀孙传芳最小的儿子，幼年在北京由陈林斋启蒙学画。1964年，在台湾师大要晋升副教授之际，他中断了教职和事业，不远万里到巴西八德园，入室大风堂，也做了张大千先生的助手。
2009年秋，孙教授从圣保罗回台北的行程中，专门在旧金山停了两三天来看我。2010年5月，我们给孙教授办了一个很大的展览，也非常成功，很可惜，孙教授在当年的秋天，也就是举办展览5个月后，突然得退伍军人综合症在台湾去世了，才80岁。天妒英才，真是令人痛心。
与孙教授的接触，对我们研究张大千起了非常大的提升作用。举一个有趣的例子，有一天在我办公室，有朋友送来一幅大千先生在八德园时期的粗笔山水立轴，请孙教授鉴定。他一看，说真。我收卷画前，准备量一下尺寸，做记录存档。孙教授还没等我打开卷尺，就说出尺寸，与我量的丝毫不差。我很吃惊。孙教授笑了笑说：“这批纸，就是我当年搭老师的好友董浩云先生公司的船去巴西时，随船带去的，在日本定制的，而且都裁好的，有好多刀。老师的这一类画，如果尺寸变小，还好说，如果尺寸变大，肯定不对。”过两天，我陪他和夫人还有罗教授去酒乡纳帕玩，聊天的时候，我就问孙教授，鉴定张大千作品有哪些秘诀？孙教授随口讲了一句，他说：“你看张大千老师的那些悬崖高士图（就是山崖上有一个高士站在松树底下），作品数量不少。看画就有窍门。”
他喝了口咖啡，正准备娓娓道来，这时，孙夫人赵荣耐插了句话：“如果这个高士没有一种想往下跳的感觉，这个画就是假的。”孙老师高兴得说：“哈哈，Nancy讲得比我还好！”大家都笑了。果然言谈微中。这确实是真知深感者得所谓不传之密。 高士虽然基本上都是文雅的、弱不禁风的，但在悬崖上表现他的野性和临危不惧，甚至有一种冒险的冲动，张大千就是要表现那一瞬间的感觉和意识。孙教授和夫人讲的真是金玉良言，对我影响很大。
1974年2月，张大千题郑月波画：长夜漫漫何时旦。世乱不已，观月波写此，不禁喟然。对此茫茫，百端交集。
有一天，孙教授还聊起张大千的美食逸事。他说，有一天陪张大千先生散步，在五亭湖边休息的时候，他就大胆地问了一句，“老师，你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在吃上？”因为张大千对吃是很讲究的。我们平常煲个汤，拿个砂锅在炉子上炖就行了。张大千是用一口半米高的大坛子，然后用很粗的稻草绳一层一层缠在坛子外面，把备好的佐料汤料进坛放好，再在地上挖一个洞，洞中放炭火草泥，把稻草绳点着，埋在泥土里。焖两天后，汤才拿出来。孙教授当时三十多岁，他不能理解为什么张大千要花这么多时间在喝汤这件事上。他说老师就讲了这些话：“如果没得吃，那就不讲究了，但是如果有的吃，为什么不吃好一点呢？我们搞艺术的人，画画的人，一定要培养自己敏锐的感觉，在饮食上有敏锐的感觉，是一个非常好的训练，就是说这个东西差一点点，你都要能够感觉出来。在这一点上，烹饪跟画画、写字是一样的。”
1972年张大千为高岭梅之子高镭在斯坦福购物中心开的西南餐馆手书菜单
因此，我是感觉很荣幸请孙教授来做展，不只是一个画展，他对我本人的提高，对艺术中心的提高，甚至对艺术中心观众艺术修养的提高，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到如今，孙教授去世已经11年，每次想起，我们都是很感念他，他分享的这些话并不是他事先准备好的，而是信手拈来，古人说咳吐成珠，一点不假。
2010年，我们举办了孙家勤先生的大展，2014年，做了《大风飞扬：张大千和门下弟子画展》，2016年，做了伏文彦先生的书画大展，并给出了书。记得2014年我们做大风堂门下弟子画展时，请伏老做了场演讲，伏老回忆说1947年大千先生有次从北方回上海，住在李秋君家，“有一天很晚了，摆完龙门阵，客人散去时，老师嘱咐我留下来，带我去里边的小书房，打开一卷清宫内府旧藏的青绿山水卷子，就是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是天津大古董商靳伯声想卖给老师，让老师先带回南方看了再说。我看的时候，老师问了一句：‘伏师兄（这是他老人家的口头禅），你看上面水画得如何？’我光注意山，没留心水，转过眼来细看，说：‘确实很清润，比山色淡雅许多，显得烟波渺渺。’老师点头，又问‘你知道为什么吗？’我摇头。老师这时候指着卷子绫边开裂的一道口子，说‘你往里边看，王希孟是从绢的背后上颜色画水，反透过去，画面水色就不会那么浓了。’”
2015年，伏文彦在讲述师门经历
2013年我们艺术中心与旧金山的州立大学美术馆、中华文化中心和亚洲艺术博物馆联合举办《水墨时刻》大展，系统梳理美国亚裔水墨绘画，在州大美术馆馆长Mark Johnson教授得联系下，我邀请到了世界知名中国艺术史家苏立文（Michael Sullivan）从牛津大学来我们艺术中心演讲，并与老朋友侯北人对谈，放映了苏教授1967年去卡梅尔摄制的张大千彩色电影纪录片。
苏教授1960年代中期开始在斯坦福大学任教近20年，是1967年斯坦福大学博物馆张大千画展的策展人，那是张大千在美国第一个重要画展，他对张大千的研究有开创性贡献。他晚年有个重要观点，说“20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中国画家很多都生活在美国”。2013年公布之后，有不少争议。但值得我们研究。
苏立文在欣赏张大千泼彩作品
2017年，做了《大千艺术墙——大风堂三代画展》，所有的展出藏品都是由张葆萝和他的姐姐张心瑞两家人拿出来的，张先生还平生破例，为展览写了序言。他是张大千先生晚年最重要也是最得力的助手，但从来不对父亲公开发表看法，更不要说写文章了，这一次为这个展览，他却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展览是2017年2月，也就是农历正月开幕的。张先生当年7月就去世了。所以，这个展览也可以称为是他的“天鹅之歌“吧。整个展览有80幅作品，张先生自己的作品只有6幅，剩下的都是他父亲张大千、伯父张善孖（张善孖抗战中期去世，张葆萝过继给伯父，所以张大千经常称亲生子为“侄”），以及他父亲的门人弟子以及张家晚辈们的作品。
2017年2月，《大风堂三代展》开幕，前排左起：林木、张心瑞、张葆萝、侯北人、伏文彦
1952年1月，张大千在港接到从北京出来的张葆萝，创作《南海观世音图》，命张葆萝书《心经》
2019年，张大千先生诞辰120周年的时候，我们又做了《张大千加州岁月：文献与作品》展，系统研究并呈现了张大千在美国尤其是在北加州的这一段经历的第一手的资料。正如我在展览序言中说的，中国画是什么，中国从哪里来，中国画到哪里去，这三个大问题，张大千比其他中国画家们给出更出色的答案。
张大千诞辰120周年纪念展
另外我们还协助了旧金山州立大学电影系张伟民导演摄制大型电影纪录片《张大千在海外》。此片已历时8年，目前进入后期剪裁阶段。希望此片能早日面世。
纪念展开幕。左起：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馆长许杰（左一），张心瑞、彭辰、舒建华、萧岱文（张大千外孙女）
王广宇：他的后人现在还住在卡梅尔那一带？
舒建华：卡梅尔有。张葆萝先生曾说，张家的后人在加州各地加起来有50多位。
王广宇：张大千先生来加州是在他去巴西之前还是巴西之后？
舒建华：之后。大千先生是1954年在巴西定居的。定居之后，1955年开始建八德园。到了1965年左右，巴西政府通知他，说他的庄园在水库的规划区里边。于是，大千先生就决定搬到加州来。他决定移居加州是1967年，正式搬过来买房子是1968年，最后离开去台湾是1976年初。定居加州期间（初期也会去八德园，处理搬迁善后之事），是他艺术创作中一段很重要的时光。尤其是加州的阳光，对他的创作是很有影响的。
1975年，张大千在十七英里海岸线
1960年代中后期是张大千泼彩最重要的大成期，他非常喜欢优胜美地国家公园，他重要的代表作《秋岚夕照》就是描绘优胜美地的国王峰的。他和郑月波先生同游过内华达那边的大峡谷，有没有留下重要作品，目前我还不清楚。蒙特利半岛17英里海岸线景区的海色光影变幻和多姿多态的松柏给了张大千丰盈不可数的灵感。他在加州时有一次和侯老他们聊天，说他泼彩时用矿物颜料的石青和石绿，已经得心应手如同水墨，这是何等的自得和自信。张大千这一时期的泼彩作品的青和绿、光和影的效果，神幻莫测，具体画面上看是山色云霞，但实际上大师的很多真实的灵机却是来自日夜相处、随时可见的海浪涛声和朝晖夕阴。
1999年，《秋岚夕照》在旧金山州大美术馆纪念张大千百年诞辰时展出，右为伏文彦
陆旸：舒馆长您好，我对张大千有一点一直比较感兴趣，就是为什么他最后选择回台湾。我目前在任何地方都没有看到资料， 一些人认为，中国传统的艺术家居住在国外，他创作的源泉就断了。也有人说可能是一些个人原因。舒馆长跟张大千家人、友人及弟子有比较多的联系，那么就你看，张大千后来回到台湾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舒建华：应该是财务上的原因。1973、1974年，西方发生石油危机，对张大千画的市场打击很大。他在海外前半段的生活，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并不是卖他自己的画，而是卖古画。这些古画，一部分是他自己的巨眼珍藏；再是他自己改装过的，就是说他在市场上收进一些残缺的古画，以精鉴断代判名后妙手添补，再付名手装池，使古画起死回生；第三种是直接作假，就是时人常说的“大千狡狯”。后面两个利润很丰厚。我举一个例子，前年，我们举办张大千诞辰120周年文献展的时候，邀请美国专家叫John Seed来做闭幕演讲，比较张大千与毕加索，他披露了一个材料，说1956年张大千在巴黎赛努奇博物馆做敦煌临作和所藏古画展，第二年，他把其中展过的一张唐朝韩干名下的《圉人呈马图》，以8万美金转让馆方收藏，那是一个天价，半个世纪后，馆方研究后私下承认“此画不古”。
再举一个例子，1973年3月，美国洛杉矶一个画廊展览张大千自己的泼彩画， 其中，有一张非常有名的泼彩，是《春山积雪图》，这张画现在台湾，你想那么好的顶级代表作当时画廊才卖了3000美金，他拿到手差不多才1500美元。
春山积雪图，洛杉矶克伦恩画廊1973年3月展售
美国的石油危机相当于一个金融危机，整个艺术行自然不景气，同时，张大千原来的藏画都出清了。《溪岸图》让给王季迁，最心爱的石涛《野色》册页让给了赛克勒，压箱底的最好的东西都卖掉了，他自己的画又卖不出价钱，加上他当时的身体也不好，所以选择回台湾去安养老境，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选择。
1975年，张大千与友人在旧金山观看京剧名家金素琴演出后，数月后赴台。右一为姚克，右二为侯北人，左一为何凤山，左二为夏道师，左三为王生昌
我想大千先生暮年回台湾，也是不得已。好处是生活更加方便，尤其是看病，另一方面，应酬排山倒海，连一直喜爱的看京戏也变成苦差。他给原来的邻人王渤生、林慰君写信，说在加州的清闲岁月已遥不可得。
未来市场：
东西方的融合可能
王广宇：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国运的衰颓，导致中国的艺术品、古董，在市场上，跟西方的艺术品的价格比较，一直是打了很大的折扣的。在欧美市场，中国艺术品甚至往往还比不上日韩两国的艺术品受欢迎。这样的情况，基本上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直到本世纪开始，这块价值的洼地才慢慢在被填充，但是离价格对等或者超越，还有很大的差距。这里面有经济和购买力的原因，也有文化和审美差异等深层次的原因。将来，东方艺术品会不会被市场主体接受，东西方艺术市场的融合是否有可能？这个方面，你有一些什么观察和自己的思考？
舒建华：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2003年我去纽约，和王季迁先生的爱孙王义强聊天。你记得半年前米芾《研山铭》刚从日本拿到中国来卖，后来故宫花费2900多万人民币把这个东西买回国了。据王季迁早些年告诉王义强，大概在1950年代初，这件东西从日本拿到纽约的市场上卖过，但没有卖掉。 当时的价钱也就几百块美金。我起初是不太敢相信：米芾的《研山铭》，拿到美国来才几百块美金？你知道当时中国明清的一件瓷器，或者一件青铜器，价钱都是几百、几千美金或者上万美金。米南宫的这件作品怎么可能几百块美金都没人要？
“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书法家，在大陆是林散之，海外就是于右任。”（邱振中）
到了2010年，有一次碰到了王敬群，就是王世杰的长孙。他说，他祖父当年买的藏品，自己都有亲笔记账。其中讲到《寒食帖》。《寒食帖》是王先生请驻日军事代表团的朋友帮忙从日本买回来，到他手上是1950年。老先生的账本上写着是民国三十九年，买《寒食帖》的钱是3500美金。也就是说，像这样一件中国书法的最顶级的瑰宝，也就3500美金。所以，由这个推论，王义强说米南宫的《研山铭》卖几百美金也就完全可信，尤其是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下令美国公立机构一律不准购买中国古董艺术品。这就是说，代表中国古代艺术最精粹的部分，我们的书法和绘画，它们的价值一直是被严重压低的。
王世杰手书字画账目
我们看很多艺术品交易，当时卖的都是佛像、青铜器。1930年代，两件昭陵六骏石刻，卖了大约15万美金，卢姓古董商经手，今在宾州大学博物馆。像戴维德他们买元青花，洛克非勒买中国的佛像、青铜器，价钱都是很高的。
我记得在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在国际市场上真正肯买中国画的人也就没几个，其中有一个美国收藏家John M.Crawford 中文名叫顾洛阜。他在买中国画时，杀价很厉害的。有一次我和孙家勤教授聊天，他说大千先生对顾很不满意，因为顾买中国的古画太精明了。当时大千先生和他提到顾洛阜，就用四川话打趣，故意说成是“破落户”。
王广宇：这个情况是因为买家数量少，定价权就在买家手里，而不在卖家手里，对吧？
舒建华：对，中国的书画，我觉得价格真正起来应该是2000年之后。以前的价格在世界上是卖不过器物的。
陆旸：刚才舒馆长谈到《研山铭》当年在美国要价才几百美金，后来《寒食帖》卖的最高也不过就3500美金。明末清初以后到现在，艺术品的商业化和纯艺术品的艺术价值之间，既是一对矛盾体，又是一个互相促进的东西。前两天，我在看个帖子，讲国内的艺术生将来的出路问题，就说艺术的市场化以及纯艺术发展性的矛盾问题。我不知道在美国这边，对这方面的问题有些什么样的认识和看法？
舒建华：艺术市场，它既然涉及到市场，必须遵从一个最基本的市场规律，就是它的供求关系，就是说它的稀缺性。对于中国的艺术作品来说，如果你要涉及到市场价格问题的话，稀缺性还是最关键的一点。
中国的水墨作品，由于创作的快捷性，产生的作品数量就比较多，你想把这些作品价格弄得很高，其实是违反市场规律的。我对这个东西并不看好，尤其现在当代健在的所谓大名家的作品价格炒得很高，这是违背市场的规律的。
印象很深的，以林风眠为例。像这么一个大师，市场上的价格并不高，不要说八九十年代的价钱，即使进入2000年之后到现在，它的价格也是起起伏伏、不定的。有时候价钱上来一下，马上又后继乏力，又下去了。我想这里边可能就涉及到林风眠水墨作品或者彩墨作品的数量问题。
大概十年前，我遇到一个老先生叫郑通校，他是上海来的一位画家，非常和气文雅。早年在文革前，林先生住南昌路，他是近邻，跟林先生很熟。他说有时候去看林先生，林先生一晚上能够画好几十张作品，据说在文革初期，林先生亲手毁掉了2000多张他自己的作品，但他流传开来的画的数量应该还是很大的。
我遇到过一大拍卖行的主管，她举过刘国松的例子，他说刘先生也是中国当代水墨艺术中大师级的人物，但是他的作品的市场规律也是这样，往上升的时候又会卡住，因为突然会又冒出来一大堆作品，而且都是真的，拍卖行受不了，藏家也受不了。所以我想这个作品数量的问题，是遏制价格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我对当代中国书画家的作品价格，个人并不是很乐观，第一，创作从业人员的数量很大，另外，每个人的作品数量也很大。换句话，即使藏家里你不拿出去卖，这些东西将来最终也会跑到市场上来，也会把市场价值稀释掉的。
所以一个画家，如果他没有特殊的机缘变成一个传奇性人物，他要成为艺术市场上一个很坚挺的东西，我觉得相当难。这个问题，张旭光老师提到3+X，很又新意。他说，第一是人品修养，第二是才华，第三个是技能，最后还有一个综合变量 X。X很重要，也很微妙。
王广宇：在西方的艺术市场上，中国书画作品还是有由文化隔阂带来的诸多限制。即便在中国传统文化里，书画鉴赏也是集中在精英圈层中，一般对各种知识和文化素养要求比较高，比如对书法作品的内容往往与书写技巧一样有高要求，而对书画作品的神采和韵格的把握也需要长时间的熏陶。
这些鉴赏要素对没有或者少有东方文化浸润的西方人是大大提高了难度，也不容易产生共鸣和共情。你觉得在现在信息更加流通，交流渠道的隔阂也更少的情况下，从西方艺术界来说，它对东方艺术作品的接受程度主要还存在哪些限制？你觉得有什么方法可以去突破这种限制，包括对书画作品的鉴别？
舒建华：如果从中国水墨画鉴定方面的突破来说，是因为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像高居翰、苏立文、方闻、傅申、何惠鉴等研究专家在崛起之后，对中国水墨画的部分认知推进是很快的。这些研究成果，很容易被西方艺术界所承认。去年我看过一个报道，就讲现在西方最红的一个画家就是英国人戴维•霍克尼，住在洛杉矶。对他绘画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是中国的《康熙南巡图》，他从这件作品里的散点透视得到了巨大的启示，帮助他从西方的绘画传统里面跳出来。这也就可以看出，中国传统绘画这一块得到西方世界的认可，这个事情已是一个既成事实。
现在的主要难点可能在中国书法上。有一年我去大都会博物馆，看J.B.艾略特书画厅里面，几乎都没有草书，除了黄庭坚的《廉颇蔺相如列传》。草书这一块，西方的收藏家包括博物馆系统一直是很冷淡，甚至很排斥的。
但按照我这么多年的一个观察，我感觉可能是西方人以前排斥的、不愿意接受的草书，倒恰恰是中国的书法有可能进入西方世界，成为被西方世界深层接受的一个很重要的突破口。我接触的一些外国朋友，他们对草书产生兴趣之后，公开跟我讲，这个草书，你们中国人自己也不认识几个，我们也不认识几个，大家都在一个平台上，就是欣赏它的节律，欣赏它的线条魅力，以及表达的情绪。
2011年秋，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时候，我们把于右任先生作为展览的一个重要板块。展览期间，邱振中教授刚好到斯坦福大学来看他的女儿，我们就请他做了一场演讲。我记得邱教授那天在演讲中提到，他认为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书法家，在大陆是林散之，海外就是于右任。当时在场的一半观众是从大陆来，对于右任的认识并不很深刻。台湾来的很多人，也不知道谁是林散之。大家有点面面相觑。广宇，你当时在不在场？
王广宇：我在场，而且我还问了一个问题：他自己的老师，陆维钊先生的书法地位如何？他回答说，如果要算三个，算不上，如果算两个半，可能会把陆老师排上去，他算半个。
舒建华：邱教授在中国当代，是书法的创作跟理论研究都很有造诣的一位学者，也具有国际视野。他的这次演讲，某种程度也印证了把草书作为西方世界接受中国书画突破的一个例证。
2018年，瀚海科技园的王汉光先生把他的老师张旭光请到硅谷来的时候，在硅谷亚洲艺术中心有个特展，并做了一场演讲。在后来与张老师交流的时候，我就讲草书能拉平东西方的文化鸿沟，张老师很欣赏。后来他到巴黎去做展览演讲的时候，也提到了这个事情。
2018年夏，张旭光在讲解草书。
我觉得我们确实可以非常认真的来考虑，把中国的草书作为中国书法国际化的试验突破。我想以后我在这个上面会花更多的时间。我们一直希望能够把一些中国很优秀的中青年书法家请到美国来做展览。
王广宇：对，这个想法很有意思。如果真的让草书作为先锋来推广书法，怎么样能够找对这个切入点？这其实是有极大挑战性的题目。说实话，书法文化的推广即便在中国文化的本土也还存在很大的局限和死角。比如北京奥运会这么好的推广平台，结果张艺谋找了那么一个人来写那些字标；各种海报上因为不识繁体字或者草法而闹出来的种种笑话，更不要说各种恶俗的电脑字库体了。
而你刚刚说的对草书线条的认识，东西方是有一个共同的起点，可能可以触发一些共同的审美回应跟情感，这个是有道理的。现在就是怎么能够去找到这种机制并变成一种大家都能够接受的艺术语言，或者标准的线条语言？
从我们以往的经验来看，西方观众对黑白的书法线条，包括里面的空间分割，他们是有感觉的。即使他不认识作品中的字跟文，但他不是完全无感。就是说，前提条件是有的，现在就是怎么样能够从书法的一些元素，与比较日常的东西去对应起来，把能够触及这些共同通感的东西联系起来，这里面还是有一个很大的课题可以一起来做。
舒建华：我再补充一个例子。最近这十年，在欧美，以美国为例，最有影响的中国书法家是王冬龄了。王老师也是以草书打入美国的各个博物馆及收藏家群的。
所以我觉得草书这个事情确实是大有可为，应该是我们把中国书法往外推的时候的一个重中之重。你刚才讲的瑜伽，确实也是一个很好的观察。
于右任先生花了那么多心血在标准草书上，我想他老先生是有很深的考虑才这么做的。我跟右老的幼公子于中令先生也探讨过，我说按照你的了解，你父亲花这么多时间来搞标准草书，他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于中令说：“我父亲希望草书标准化，做成一套符号，节省大家的时间，老先生当时原初的出发点是这个，不是为了美观，是为了效率。”
2012年，于中令（坐）在讲解父亲墨稿书迹。边站者为阮大仁。
这几年，就我的观察，中国国内的书法风气、群众基础以及书法家个人扎实的程度，会比以前有很大的推进，那么，我们更应该再往草书方面走，而不应该转移重点往墨块的雕塑化方面走，就像井上有一那种黑黑、粗粗，压抑感特别强的创作，我觉得是走偏了。我认为应该向线条的灵动，线条的舒展，线条的品质，还有变化多端方面去探索。
我们可以摸着石头过河，从一些展览开始做起，听听大家的感受跟想法。要先把西方观众从对认识书法内容的恐惧性与隔阂感中解救出来。
大概十年前，我女儿还很小，一个7岁，一位5岁。家里有一幅像样的草书立轴，挂起来让她们学，5岁的小女儿学得有模有样。她可能根本一个字都不认识，但是小孩子如果让她进行一些模仿的话，她也能模仿，这也是一条教学的路子。书法学习从楷书写起，但是不要死死的限定在楷书，然后行楷、行书、草书这样一个序列。在美国的书法老师里边，能教草书的估计是没有，教草书可能也招不到学生。
有一次，高木森教授告诉我，美国的抽象画家，并研究过草书的一个专家叫马克•托贝（Mark Tobey）他1920年代初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遇到了一个中国留学生，了解到了书法尤其是草书，大为惊异，后来四十年代，他还专门跑到上海去研究一段中国书法。我希望将来有机会对这个案例做一个详细的研究。
在旧金山湾区去世的魏乐唐先生，他是方闻先生的师兄。1930年代，他跟方闻两个人在上海是一起跟李健即李瑞清的侄子学书法的，两个都是神童，大约10岁就在上海做书法展。
魏先生后来去了台湾，又到MIT来留学学理工。到了美国，他后来又想做一个职业的艺术家，于是就把草书跟抽象绘画结合在一起。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美国抽象画成为风潮的时候，他创作了很多草书意味很强的抽象画，在美国东部波士顿地区还是很有影响力的。后来到了湾区，在硅谷隐居，就慢慢沉寂下来了。我觉得是比较可惜的一个事情。他是2010年在旧金山去世的。
魏先生在美国的很多书法作品，倒不是草书，是楷书、篆书或者隶书，但是他的绘画里边确实是用草书元素来表现的，所以这几年，我陆陆续续买了他的一些作品。魏先生，也是将来我们要研究的一个个案。
魏先生他给自己取了一个英文名字叫John Way，看上去像一个洋人的名字，我最早以为他是个洋人，后来才知道他就是魏乐唐。很可惜，老先生有的画，现在有时候网拍才几百块钱一张。真是让人叹惋！他早年出过一本英文版的研究毛公鼎的学术著作。
魏乐唐先生的画
王广宇：在推广过程当中，如果首先选推的是草书的话，的确存在着一个标准化的问题。但草书本来是自由化和个性化程度最高的书体，从传统书法家这个角度来看，草书一旦写成一个标准，那还要写草书干嘛？我去写楷书、隶书、篆书，不是更有规范？但是不进行标准化，又的确存在接受程度的问题。
舒建华：对，我们研究于右任也十多年了，跟他的亲友也有很充分的联系。我现在可能有一个不成熟的看法，右老提出这个标准草书的问题，首先是基于实用，为了节省时间。右老提标准草书是1930年代开始提的，到现在快90年了，再下来就100年了。我觉得右老的标准草书可能再要往前推，再标准化。我讲的再标准化是什么意思？右老的草书只是部分草书，它是草字，右老的字与字从显性表现上是笔画不连的。
我估计将来我们的草书肯定要在右老草字标准化的基础上，走向草书标准化。草书的标准化里边，字与字之间的这种联系，有没有大致的一种规范性的东西存在？如果我们用右老的草书往外推，可能推不动。因为他的草字，只有内行的人能够感觉到，右老凌空运笔接笔的感觉，一般的观众是根本没有办法去解读和体味的。
我们这里做过很多次右老作品的展览，美国的观众或者中文程度很差的人，他们感觉到的美感并不是很强。这可能就是因为字跟字之间不连的问题。虽然右老在写的时候，他的行笔的气绝对是连的，但从外行的人来看，是很难感受到的。这个点也是我提出他的标准草书的再标准化的问题。
王广宇：这里的确是一对矛盾，如果进行标准化，比较容易推广。打个比方，好像是麦当劳跟私房菜的关系。如果是米其林私房菜，你是没办法标准化的，有许多米其林餐厅连菜单都没有，是没有办法规模化推广的。但麦当劳什么东西都标准化，全世界各地的麦当劳店可以是同一种味道，很容易大规模复制。但是从美食家角度，他要吃的就是独一味的米其林餐厅。这里面就有了矛盾，对不对？
舒建华：对，这就让我想起上面所提到的邱振中教授的一些评论，最近我读他的另外一篇文章。他在其他场合也提到对林散之和于右任的评价，其他人有异议。
邱教授解释说，至少林散之写草书，他的草书写法使得很多人都能够开始写草书，他说在这之前，大草书就王铎写过，傅山可能写过，后面一两百年就不太有人写了。就是说大草本身难度是很大的。但林散之写了之后，有点书法基础的人，也可以尝试写大草了，他说，光这一点，我就要把他列出来。
我觉得这其中，就有一定标准化的因素在里面，线条难度适中，一般有一点书法基础的就能去写出一个大草的模样。我想，邱教授大概是从影响力的角度去着眼。
任敏与张寒松合作的水墨传感投影
王广宇：我们再来谈谈艺术发展中科技的因素，刚好你的艺术中心地处硅谷的中心区域，之前，你也跟很多硅谷创业人士和科技工作者有很多接触。有些人在科技上、工程上成功之后，可能反而会更容易转向寻求艺术品位上的一些提高，这方面，你是否有一些什么样的观察和思考？
舒建华：对，现在从台湾第一代在硅谷创业的企业家都进入了退休阶段，差不多都80岁左右了。从大陆来的第一代大概整体上要年轻二十来岁，60岁左右，也慢慢到退休的年龄。那么很多人自然而然对艺术跟收藏开始有比较深的兴趣，以此作为调节自己心情的方式。
我这几年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希望利用硅谷现在的技术手段跟艺术创作进行一些整合，比如说传感技术等。
本来，去年我们计划有一个很重要的展览，是旧金山艺术学院的两位教授，一个是任敏教授，从杭州的中国美院油画系出来到旧金山留学的，另外一个在英国出生，在剑桥大学学艺术，然后来旧金山深造并留下任教的杰米•摩根教授。
摩根教授因为家庭的关系，早年就开始接触老庄哲学，他用抽象画来表现很多我们中国人讲的气的思想和意境。
任敏教授从中国的水墨出发，探索中国水墨的国际化。当时我取展览名为《隧道两头打》，一个从东方打来，一个从西方打来，希望能打通一下，可惜去年没做成。希望今年疫情好转后，能做起来。
去年初我去任教授工作室参观的时候，那一天我提出一点，比如现在戴的苹果的 iwatch能够测量心率，一个观众看了某个视觉形象特别有感觉，心跳加速，或者甚至出现心潮澎湃的情况，那能否有更好的传感器把这些东西连起来，如测量出观者心率激动则相应画面变动也加剧？我想把参观者个人的感觉参与到艺术的表现里，说不定是一种新的探索。我自己想将来花点力气做类似的项目，深度参与中国的艺术，甚至在某种方面上也可以用技术手段来还原水墨创作的那种微妙性、多元性和不可测性。
以前，我们看画家用笔有两种比较好的方法，以于右任为例，我们看于右任的作品，如果遇到两种纸，就会特别幸运。一种是特别好的宣纸，像玉版宣，由于纸张特别好，渗墨性达到一个最佳状态。右老的行笔过程，一笔之中整个墨色的变化非常清晰；另外一种就是蜡笺纸，右老为人婚嫁时写的红色对联纸，因为蜡笺不怎么着墨，书写的浓淡也能显示的很清楚。但大部分情况下，一般性的宣纸就看不出来。如果我们将来有一种更好的显影技术，在上面不断还原艺术家的整个创作过程，我想这个会更有意义，更有意思。
因此，运用交感传感技术手段参与艺术创作，是我们目前考虑的比较多的一个问题。
陆旸：舒馆长，前面你说把一些在海外的华人艺术家的作品向国内的美术博物馆做介绍，我当时在想，是不是有一些从国内出来的华人艺术家，有海归的想法或者潮流。他们在海外的经历获得了艺术的滋养，最后他可能就要回到中国去，不管是因为寻求市场，还是寻求艺术的创作利益。
举一个例子，说是公众讨论比较多的陈丹青。陈丹青出国前，创作的西藏组画，很有艺术感和创造力，后来在国外几年，好像没有做出什么成绩，回去以后，现在成为一个所谓的公知，在艺术上也没有什么特别新的作品出来。您接触的其他的在海外的这些华人中青年艺术家，是种什么样的状况？
舒建华：陈丹青的例子，实际上，在1989年之后，大概在1991年左右，他到达了一生中另一个艺术高峰。他创作了四组三连张组画，我6年前是在他的一个朋友家里看到的画册，非常震惊。每一幅画大概有1米5高，1米2宽，左中右三张，最左边一张是西方古典画的场景，或者仿伦勃朗或者仿米开朗基罗或者仿德拉科罗瓦的场景，中间一幅是美国爵士乐、嬉皮士时代的场景，最右边是一个89年特定的场景，他画了四组这样的组画，只看画册图片，我都很震撼。
若干年以前，有一次陈丹青托一个朋友来找我，说1992年其中一组三连张画卖到旧金山湾区，是旧金山一个画廊老板开车到洛杉矶去取的，装车还是阿城帮的忙，标价1万美金，最后卖了8000，陈丹青拿到了4000美金。据说是台湾来的一个开咖啡馆的老板买走的，他一直想来找这组画的下落。可惜无果。
说明陈丹青在美国比较自由的环境下，他的创作还是达到了另外的一个高峰。我为什么对这组画非常推崇，虽然我没有机会看到原画，但是从图片看出来，风云激荡，有一种史诗般的气概在里边，所以我觉得陈丹青在美国还是有一个高峰，并不是说他的创作在美国就搁浅了。
2000年之后，他回到中国，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我不认为他在美国能够继续再到达一个新的高峰。他回到中国，转型为一位文化思想和社会批评家，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中国当代画家的成国松是如此。 换句话说，如果吴冠中没有有时用很夸张的一种文字来新人耳目的话，他的画名也不会有今天那么大的影响力，这类话头如“100个齐白石也抵不上一个鲁迅”“笔墨等于零”之类。我觉得大名，有共同的路数，必须是右手画画，左手写文章。吴冠中是如此、刘陈丹青成功路数也不外乎此。总的说来，他的回归祖国，是一个很成功的选择。
旅美的中国画家，我想是有三类，第一类是老一辈，他们在中国经受了战乱或者经受了内乱，他们早已经不想回去了，在美国终老，像侯北人先生，伏文彦先生，还有已故的张大千先生、傅狷夫先生和胡宏述教授等，以及“跨洋三杰”，这些老一辈的艺术家就把故乡存在于内心。
还有一种就是中年一代，有很出色的如郑重宾，在旧金山湾区和上海都有工作室，跨洋穿梭的；我认识的有一些回去的，但是其实也并不很成功，在美国长期生活，到了国内回到体制内或者半体制内，并不很适应。
我比较看好的倒是年轻的一辈，到美国来念本科，或者来念研究生，进修或者转了一圈回去，这一批可能将来能够冒出来一些人，就看他们将来，在这个大时代里边，能不能把握住自己，能不能把握好机会。
王广宇：这个年龄阶层，他们的观念比较新，比较少一些束缚，信息流通更加快速更加有效。
舒建华：对。从这个意义上说，包括书法也是如此，年纪轻的一些书法家生对了时代。许多以前只有赵孟頫、董其昌这种人才能看到的真迹，现在大家基本上在网上都能看到近乎于真迹的图片。他年纪轻轻就可以在技法上训练到相当的高度，我对他们还是很看好的。
王广宇：非常感谢舒馆长。今天谈得很愉快，有比较实在的分享创业经历故事的部分，也有一些课题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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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提供丨舒建华©️归硅谷亚洲艺术中心所有，禁二改丨盗用采访文字转录、编辑 | 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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