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丨 乾隆皇帝与中国18世纪的宫廷艺术，他为后世留下了什么？
4月23日-24日，为全面呈现乾隆宫廷艺术的成就，保利艺术研究院与保利艺术博物馆在北京新保利大厦29层（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1号）召开“弘历的世界——乾隆御制诗文稿、兰亭图帖缂丝卷暨重要宫廷艺术特展”学术研讨会。
“乾隆皇帝与中国18世纪的宫廷艺术”嘉宾合影
左起嘉宾：刘文鹏、何孝荣、罗文华、李国荣、廖宝秀、李理、谢晓冬
本次研讨会共邀请到近三十位来自于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沈阳故宫博物馆、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中国中丝集团等机构的专家、学者与会。
研讨会以本次特展的北京首站为契机，聚焦首现的私人珍藏最大宗《乾隆御制诗文稿》和“缂丝之王”乾隆时期《钦定补刻端石兰亭图帖缂丝全卷》两组重磅展品，以及围绕展览呈现的玺印、书法、缂丝、瓷器、玉器、文房砚墨、宗教法器与工艺陈设等百余件宫廷艺术珍品展开探讨。活动由保利艺术研究院与保利艺术博物馆主办；北京保利拍卖承办，云杪文化协办。
在艺App特别整理本次研讨会第一场部分内容，主题为：“乾隆皇帝与中国18世纪的宫廷艺术”，以飨读者。
仰慕 御制 永恒
清乾隆朝御制器物
体现的高宗文化理念
沈阳故宫博物馆副馆长李理
清早期崛起于明辽东边外，开国皇帝努尔哈齐以“十三副遗甲起兵”，社会经济相对落后，物质财富匮乏。但努尔哈齐统率建州左卫苏克苏浒部族人，经过艰苦奋战，不仅统一了女真诸部，建立了大金国，他还攻下辽东；其继任者清太宗皇太极则修建了盛京皇宫和沈阳都城。1644年清朝定鼎中原，从沈阳迁都北京，其后用了近百年时间，即实现了“康乾盛世”，满洲贵族完成从物质向精神的提升。清代乾隆朝，宫藏丰富，文风蔚起，制造了大量宫廷御用器物。至今，在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沈阳故宫和众多官私博物馆乃至私人收藏家手中，收藏有不可胜数的乾隆朝内府收藏或制作的宫廷艺术品。那么，是什么样的理念促使清高宗弘历完成了“文化大业”的建设呢？
以下，我从仰慕、御制、永恒这三个方面来阐述：
一、仰慕。清朝入关前乃至入关后相当长时间，满洲贵族在其崛起和发展过程中，始终对中原物质文化、精神文明充满仰慕的心理。
女真（满洲）人最早兴起于白山黑水，以骑射、渔猎和采集而见长。明末，女真人通过辽东马市、朝贡等方式，由辽东和中原地区获得各类高档生产、生活物质，如铁器、瓷器、金银器、刺绣品等等，从而开始了解中原优秀的物质文明，并形成仰慕的心理。其后，他们通过战争、掳掠等方式，拥有了辽东甚至是部分关内的汉人物质财富，奠定了从物质方面向中原靠拢的基础。
在不断仰慕和拥有中原物质财富的同时，女真（满洲）贵族也领略了中原的精神文化力量。天聪五年（1632），皇太极统率八旗军围困辽西大凌河城。在围城近半年情况下，城中汉族官将宁死不降，始终坚守忠君守节信念。由此令皇太极十分震惊。大凌河城之战结束，皇太极即命令八旗贵族子弟8岁至15岁者，必须入官学学习，以竖立忠君爱国思想，从而开启了满洲人向中原思想文化、精神文明的追求与学习。
所以在清朝建国与发展时期，满洲贵族从物质与精神两个方面，都以仰慕的心理面向中原，开始接受和吸纳千百年的传统文化、清朝中期，之所以很快完成统一、多民族、封建中央集国家建设，与满洲皇帝对中原文化的仰慕和传承都有着直接关系。清朝入关后，普遍实行“清承明制”原则，就是将大明王朝封建制度、礼仪、文化甚至各类器物全部吸收、接纳过来，成为本朝所用。所有这些，都体现了清朝皇帝对传统文化的仰慕。
清朝入关后顺治、康熙、雍正、乾隆诸帝在学习方面都非常刻苦，福临、玄烨自幼读书甚至达到“咳血”程度。他们一方面希望通过刻苦学习，来管理好大清江山，另一方面也确实是对中原数千年的传统文化充满景仰。
所以我们看到，包括清高宗在内的满洲皇帝，一方面强调“国语骑射”，明令满洲人要保持民族习俗，另一方面则克制不住对汉文化的欣赏，自幼学习儒家精典文献、熟读《四书》《五经》，乾隆皇帝像许多满洲贵族一样，甚至给自己起了文雅的字号“长春居士”。他在退朝之后安心于“三希堂”，在诗词歌赋、书法绘画之余，以欣赏和鉴藏历代艺术品为乐事；此外他还经常身着汉服，让宫廷画师为其画像，体现了他对传统文化的崇拜。
乾隆皇帝一生从事文化创作，撰写了众多御制诗文，个人著述颇丰，留下大量手写诗词和刊印御制诗文集。在故宫博物院，现收藏着两箱清高宗朱笔御制诗文，即是他毕生创作、抄录的4万余首诗词，这是我们以前所熟知的。今天在保利艺术博物馆，展示了65件清高宗朱笔御制诗文，是十分珍贵的清宫传世文物，也是迄今我们所见到的故宫博物院之外仅存的高宗朱笔诗文，为我们提供了了解其思想、文化品味的最好实物。
故宫博物院发现的保存着《乾隆诗稿》的雕漆大箱
“弘历的世界”特展展品
前：乾隆御制文《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硃稿及墨稿硃批
后：崇庆皇太后八旬万寿祝寿颂词册页
乾隆皇帝像清早期满洲皇帝一样，对中原传统文化充满崇敬之情，毕生都在向传统文化学习，毕生都在从事诗文词赋、书法绘画创作。此外，其高祖、祖父、父亲的刻苦学习与文化实践，也深深影响到高宗，这些先辈也成为高宗仰慕的榜样，成为其学习的目标。从清宫史事来看，高宗按照祖制，曾多次东巡、南巡，包括到江南祭明孝陵，到浙江祭大禹庙，以及前往曲阜祭孔、登泰山祭山神等等，其文化活动可以说是踏着前辈的足迹，是以仰慕祖父之心而行，因此他才可以走得更高、更远。
同样，在宫廷器物制作方面，包括书法艺术的学习与实践，他都是承袭着康熙、雍正时期的余脉，制作的宫廷器物，沿袭着康雍时期的工艺，可以说没有康雍时期的积累，也就没有乾隆时代的文化繁荣。
二、御制。仰慕是清朝皇帝心灵的动力。在仰慕的基础上，如何在制器上付诸实践，则是由思想到物质的一次转变。高宗一生都在创造新的文化大业。乾隆时期一方面是对康雍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另一方面，在思想文化乃到宫廷御制器物制作方面，他又有创新和突破。
如礼制方面，高宗皇帝把康雍时期宫廷礼仪器物进行改制，对旧有器物进行发展和创新；文化典籍方面，在康雍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和创作。包括《四库全书》、《秘殿珠林和石渠宝笈》等，都是在乾隆时期形成的，在承袭文化大业的基础上，在宫廷御制器物方面，高宗有他的创新和独到之处。如在瓷器、珐琅器、漆器、玻璃器制作工艺上，都有很多乾隆时期发展的新工艺；织绣品方面也有很多创新，缂丝制品原来大多数是用于服饰方面、装饰实用方面，乾隆时期，创作了大量的缂丝艺术品，包括这次保利艺术博物馆展示的乾隆补刻端石兰亭图帖缂丝全卷，都反映出他在文化大业上新的发展、创新和创造，是在其仰慕基础上又有新的更高追求与突破。
三、永恒。仰慕中原传统文化，仰慕祖父辈文化追求，只是清高宗弘历思想意识的出发点之一。在其不断掌握和谙熟中原传统文化之后，他又将自己的理想上升到更高境界——以文化追求永恒，即用收藏历代艺术品、制造本朝宫廷艺术品，去实现对自己个人、对大清王朝的永恒。
乾隆皇帝在自己喜欢的孝贤皇后富察氏和母亲崇庆皇太后去世后，曾非常伤心，他明智地知道人总有一死，一生中早晚有一天要离开这个世界。精通传统文化的高宗皇帝，深知人寿有限，只有器物能够长久传承，也只有制器，才会实现个体生命的永恒。因此在其继位后，曾在宫廷内府大肆收藏历代传世艺术品，在著名书画上反复题书、钤印，在名瓷上雕刻御制诗文。以此使自己的名字与历代传世器物并存。
除此之外，他像祖父、父亲一样，在宫廷中大造本朝各类艺术品，如瓷器、玉器、漆器、珐琅器、玻璃器、织绣品等等，在器物上极力留下大清皇帝的御制年号，以此实现对皇帝本人和整个王朝的不朽。康雍乾时期，各类宫廷御制器物的制作，大大超出了帝后等人的实际使用量，其目的就是为了向后代传承。所以当时景德镇御窑厂烧造的许多瓷器，都是几千、几万件地成批烧制，这些器物除少数由帝后等人使用，更多的则被收藏于紫禁城、西苑、热河行宫、京畿各行宫和盛京皇宫里。这些保存至今的历代艺术品、清宫御制器物，的确使康、雍、乾诸帝名字得以永恒，使他们开创的文化大业得以永恒。
另一方面，无论是清宫内府收藏的历代传世艺术品，还是清朝皇帝参与制作的各类御制器物，它们都是古代文化的载体，凝聚着千百年中原传统文化的精华。因此这些由清高宗收集、庋藏或创新制作的宫廷艺术品，实际上也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是通过器物而对古代文化的弘扬，以器物使古代传统文化得以永恒。
现在，在世界各地公私博物馆以及私人收藏，也包括今天保利艺术博物馆展示的珍贵文物，都与清高宗的文化理念、文化品味有着直接关系。他是用自己的仰慕、御制文化实践，完成了对传统文化的毕生追求，用乾隆朝的文化大业，实现了他个人及大清王朝的永恒，也实现和推进了古代传统文化的永恒。流传千百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正是在包括清高宗在内一代代人的推崇和传承中，得到了永恒。
前台北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廖宝秀
一 前言 : 乾隆皇帝其人其事。乾隆皇帝(1711-1799)的茶室陈设与茶器，这是我近二十多年来的研究。乾隆皇帝一生几乎贯穿了18世纪，25岁登基，在位60年，文治武功俱臻高峰，是史上最长寿、最有福、亲见七代，享有“五福五代堂”，可谓福寿双全、洪福齐天的皇帝。
他六次南巡，深入江南：十全武功，开疆拓土、西风东渐、万国来朝；丰富他人生阅历，开拓了他的丘壑与视野，转化为独特丰富而多元的艺术品味，并实践于几暇怡情乐志的生活情趣中。
“十全武功”是乾隆皇帝引以为傲的功绩，自称十全老人，本纪于武功的十场胜事，然而于文艺方面的成就，乾隆皇帝亦堪称“十全”。
身为一国之君，乾隆皇帝的生活几乎等同于政治，然而其内心，其实与其父皇一样充满着对文人世界的向往。如盘山静寄山庄则是他所爱恬静居所，其在各地行宫所造将近二十处的茶舍，是他文人世界的体现。
乾隆十六年第一次南巡后，受到江南人文、景观影响，回跸后，于短短的一、二年内，陆续盖了十数处的个人品茗茶舍，乾隆皇帝对这些品茶的专室，有多种称谓如茶舍、山房、茗室、精舍、书屋或茶寥、斋等等。
乾隆皇帝每到茶舍，都写下品茗感想诗作，这些诗文都是以日记的方式，平铺直叙当时的周边事宜，时而加注说明，读来浅易自然，乾隆皇帝一辈子都在写诗，将近四万三千首诗中，与茶相关诗文则逾千首，茶诗之多，在诗史上恐无人可与之相比。
作为一名雄踞天下的君主，霸权在握的皇帝，他将茶舍做为他涤滤澄神不可少的品茗休憩室，他摒弃帝王繁缛张扬与富贵奢华，转而追摹传统文人的云淡风清与简朴素雅，与此同时加入了诸多自己的理解与领悟，从而创造出建筑、景观、意境皆幽美，兼具品茶、悟道、赏画、观景、作诗、小憩等多种用途的茶舍，形成了属于自己风格的茶舍文化。
乾隆皇帝喜欢饮茶，宫中画家所画多幅的《乾隆皇帝行乐图》中也多有关于茶舍品茶的茶事场景。我们最早可以看到的相关作品是乾隆元年《岁朝图》，除了庆祝岁朝之外，可以看到他旁边有一套茶具，因为他喜欢喝茶，这种包含茶器在内的整组的茶器柜，造办处《活计档》里叫做“茶具”，有抽屉可以容纳很多茶器。
（左图）清康熙 冷枚《赏月图》轴局部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右图）清乾隆 郎世宁《乾隆皇帝赏月图》轴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这幅《乾隆皇帝赏月图》轴图画，画的是乾隆皇帝赏月品茶的场景，然构图卻是仿自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康熙时期冷枚画的《赏月图》，因为乾隆皇帝喜欢品茶，他把主角换成了他自己，在旁边放了一套单独的茶具。
图上的这些茶具、茶器的制作记载都可从《活计档》档案中对照出来的，有银火壶(风炉)、茶叶罐、泉罐，抽屉打开里边还可以放烧火的木炭。虽然茶具材质不一样，可是所放的器物都差不多，而且这些器物是他一辈子使用的，可以看到画上的银火炉亦可与《胤禛妃行乐图》轴中的茶器，或清晚期宣统时期的银长方壶比较对照出来，水缸则可以跟雍正时期的洒蓝釉水缸对照出来。
二、乾隆茶舍。清宫资料显示建构茶舍时间自乾隆十年（1745）至二十九年(1764)；遍布紫禁城、西苑、三山五园及避暑山庄、静寄山庄。
乾隆茶室特色可以分为三项：一多为朴素的三两间式的房舍；二名称取自文史典籍或江南名胜；三制式的茶器陈设。
这些乾隆专用的茶舍有一定的规制和布置，大部分是倚岩傍泉，开虚窗，俯流泉三间或二间式的朴素建筑，松涛石籁，景色绝佳。
茶舍内一般一定备有竹茶炉、陆羽茶仙造像、御制诗茶壶、茶叶罐、茗碗，并挂饰其喜爱的书画，以便啜茗时鉴赏。茶室内均设有陆羽茶仙像，这也是非常特殊的乾隆茶舍风格。
而茶室名称也多来自江南名胜。如仿自无锡惠山“竹炉山房”，在玉泉山静明房有一个竹炉山房，香山静宜园也有竹炉精舍，另还有仿自苏州寒山别墅“千尺雪”，南巡回跸之后随即在西苑、盘山静寄山庄、热河避暑山庄盖了三处千尺雪。
(文内茶舍介绍省略)
清乾隆十八年 乾隆皇帝御笔《竹炉山房图》局部 故宫博物院藏
面泉二开间建筑即“竹炉山房”茶舍，茶舍内可见香几上置有竹茶炉，这是乾隆茶室内的制式陈设。
三、茶器陈设。根据《养心殿各做成作活计清档》(以下简称《活计档》)、《陈设档》以及《清高宗御制诗文全集》(以下简称《御制诗文集》)的记载，乾隆皇帝对茶室的安置和陈设都有定规。一般看到的华丽彩瓷或者材质特殊的茶器是不会用在他的茶室里，茶舍内有备有制式的陈设，如茶具、竹炉、宜兴御制诗茶壶、茶叶罐等主要茶器。另外水盆、银把圈、竹筷子、瓷缸也会随同。
以“竹炉山房”茶舍为例，通过后来出版的道光十六年《静明园竹炉山房陈设册》可以看出，所记载的内容与实物乾隆描红御制诗茶壶、盖碗、茶盘大都相同，而我们可以看到香几上所置竹茶炉的陈设，就和乾隆皇帝御笔《竹炉山房》茶舍里面的摆设一模一样的。
乾隆皇帝也在十六年的《活计档》记载里下旨，四份茶具要放圆明园一份、万寿山一份（清可轩）、静宜园一份，热河千尺雪摆一份。
每间茶舍必备的竹炉是上圆下方，竹象征君子之德，炉形上圆下方代表宇宙，整体代表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思想，是乾隆皇帝心目中理想的茶炉。所有的茶室都有这个茶炉，竹炉的原型其实是来自于明代，现今乾隆时期所制作的茶炉大都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
陆羽茶仙像具体形貌根据《活计档》记载，其脸相是用泥捏做，衣服用绢绫做，桌椅用紫檀木做。而且着安茶具之处，无有茶仙的即送往安设，可见乾隆对陆羽茶仙造像摆设的重视。而每座茶室都设有陆羽茶仙像的典故或来自于古人，乾隆皇帝曾在御制诗中曾提及“时鬻茶者至陶其形置炀突间，视为茶神，今山房内亦复效之，未能免俗，应为羽所窃笑也”。
乾隆皇帝或把陆羽茶仙像做成自己的模样，由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乾隆皇帝着汉服的图像，与实物的陆羽茶仙造型做比较，可以看出两者非常相似。
唐代陆羽精于茶道、著作《茶经》被奉为茶圣，乾隆皇帝奉为茶仙。茶舍里有茶仙像一则表示乾隆皇帝对茶事的敬重，一则可与之对话，倾诉品茗心得。例如乾隆五十年在题盘山千尺雪茶舍内所悬挂的唐寅《品茶图》上即说到：“品茶自是幽人事，我岂幽人亦品茶。偶一为之寓兴耳，灶边陆羽笑予差。”
清乾隆 紫檀木茶具、竹炉、青花御制诗茶碗及各式茶器等 故宫博物院藏
（左）清乾隆 竹炉带紫檀木座 故宫博物院藏
（右）清乾隆 宜兴窑描金御制诗茶叶罐 故宫博物院藏
（左图）清乾隆 描红、青花御制诗《三清茶》诗茶碗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右图）清乾隆 描红御制诗《荷露烹茶》诗茶壶、盖碗及茶盘 故宫博物院藏
四、 结语。近二十座乾隆茶舍是乾隆涤滤澄神不可少的品茗休憩处。茶舍构筑朴雅简洁，正如乾隆皇帝所言“泉傍精舍似山家，只取幽闲不取奢”的尚雅崇幽境界。
茶舍是乾隆皇帝创作的最佳空间与作诗泉源。“吃茶得句”“解渴浇吟本一家”等皆可以看出他到茶舍品茶是为创作而来的。
竹炉、御制诗茶器是一个表征，代表了乾隆的人生哲学，也是一部融合儒释道思想观念的形体，这在乾隆皇帝的御制诗里随在可见，形成乾隆茶舍的特色，其所反映出来的，是他个人浓厚的哲学观与生活理趣。
乾隆皇帝一生嗜茶，阅历丰富，不仅投注于茶舍的装潢和制作，也不停地为他的茶室题咏诗文，将其品茶的理念、思想留示后人，这在文化史上是绝对有贡献的，他为中国茶史留下可观的茶舍资料，也是无价的文化财，撇开乾隆皇帝的身份将他视为清代最具代表的识茶哲人，应当之无愧。
祭祖与礼佛
紫禁城养心殿一区的佛堂与清帝的信仰
故宫博物院宫廷部研究馆员、藏传佛教文物研究所所长罗文华
故宫博物院启动的养心殿研究项目，把视角延伸到乾隆皇帝的活动最为频繁的地方——养心殿，通过对乾隆皇帝信仰的探讨，让大家看到不同于以往的乾隆皇帝的精神世界。
养心殿俯拍图
从养心殿所在地俯拍图看，很平常的宫廷建筑，外表与别的建筑没有太大区别，但是这里是非常重要的地方，它简单归结为几个角色：1.乾隆皇帝的书房，有三希堂；2.他的办公室，勤政亲贤殿，3.佛堂，4.卧室。在这几个角色里，大家了解比较多的可能是1、2和4的角色，但是佛堂的角色实际上不清楚。即使我们去查清史对乾隆皇帝的佛堂也是语焉不详，甚至一笔带过，更无提及，可能是牵涉到个人隐私的区域。
养心殿在明代就有，顺治帝是在寝宫养心殿去世的，康熙年间养心殿是造办处东配殿造办处所在地，康熙觉得不甚其扰，很难想象汉族皇帝把作坊设在办公室旁边。养心殿真正发生重大转变是康熙帝去世后雍正帝把养心殿作为倚庐之所，养心殿作为皇帝的正殿寝宫才正式固定下来。
这座宫殿先后有八位皇帝在此居住过，乾隆帝是其中最有名的一位。养心殿佛堂主要就是在他在位时期完成改造的。养心殿一区是皇帝的办公室、文人书房、佛堂和私人生活起居之所在，其重要性与圆明园的九洲清宴、避暑山庄的烟波致爽相当。
养心殿的佛堂基本是乾隆时期改造完成的。查档案往发现比较相似的地方是圆明园的九州清晏。另外是避暑山庄烟波之水，这几个地方无论是平面图还是功能比较，三者之间有相似的地方，很多东西来回移动都是跟这三个地方互相模仿有关系。
养心殿平面图
通过平面图可以看到佛堂主要分布在西暖阁、东暖阁、西配殿、东配殿四个地方。这次以宏观的角度把几个佛堂放在一起来探讨，从这中看出乾隆皇帝真正的内在思想。
西暖阁是最大的一出，在宫史料中，西暖阁对于佛堂的记载几乎没有，这里偏偏藏了一个最大的佛堂。
西暖阁于雍正时期设过斗坛，是雍正帝私人宗教场，与祈寿有关。乾隆初年开始大规模改造西暖阁的仙楼，最晚至十五－十六年改造为佛堂。
西暖阁仙楼佛堂位于养心殿西暖阁勤政亲贤殿的正北方，二楼（仙楼）小隔间内分别供奉了大量的唐卡、造像、法器，天井正中供奉了一座完整的紫檀木无量寿佛塔，共同组合一个系统完整的藏传佛教密教佛堂。
一楼设立两处小供桌，供奉佛教法物。此处陈设具有起居室与佛堂混合的特色；这里的陈设基本保持了清宫陈设较为原始状态。
西暖阁内佛堂二层
二楼的佛堂是重点：第一、此藏传佛教佛堂具有乾隆帝个人色彩。
第二、整个佛堂的陈设，尤其是唐卡的陈设思想有不够成熟之处。这座藏传佛教佛堂，以五方佛、八大菩萨、四大天王为主题，在汉藏两地都是极为罕见的。在清宫佛堂中也是个例。笔者推测五方佛可能代表密教瑜伽部，而八大菩萨代表显宗，与五方佛左右两侧的无上瑜伽部父续与母续构成了一个基本完整的藏传佛教显密神系。显然，这与后来的六品佛楼铜造像和雨花阁正龛铜造像陈列中，所反映出来的藏传佛教四部修行思想体系，在完整性和逻辑性上都相差较远。
堆绫大威德金刚唐卡 养心殿西暖阁内佛堂 18世纪 清宫造办处
第三、一楼正中供奉无量寿佛塔与仙楼佛堂构成了祈祷和礼佛双重功能性的空间。清宫中，两种功能是合而为一的，类似的例子很多。这也与雨花阁佛堂中贴有乾隆十四年（1749年）御笔所题“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安养道场”的意义相同，即将密法与长寿之法结合的思想。
第四、此佛堂的位置非常独特，它相当于家居之前，办公室之后，背南面北，这明显与宫廷面南背北的布局传统不同，也与汉文化中儒家传统礼制相悖，却符合满族起居室的分布，如紫禁城内的坤宁宫内部结构是清朝按照满族传统修改过的，它将卧室（东暖阁）和萨满祭祀、供神场所（西侧）同时设于一室，神位通常供于西部偏北位置。因此，此佛堂设于养心殿西暖阁内北部显然遵循的正是满族文化传统。
第二个佛堂是养心殿东暖阁佛堂，东北为斋室，即作为斋戒时居住的寝宫。斋室上方有乾隆时期设立的藏传佛教小供桌。至道光时期被改造以后不复存在，但是在斋室上方设置佛堂并不是个例，当属清朝皇帝的发明，而且这不见于汉地传统。
第三个佛堂是养心殿东西佛堂：东配殿和西配殿，这两个佛堂都被破坏了，目前都被破坏了，现在根据的是档案资料复原的。养心殿东西配殿明代就有，西配殿佛堂是乾隆时期才设置，东配殿佛堂是雍正时期所设，清宫档案往往简称东佛堂与西佛堂。
西佛堂是乾隆时期设置的，是供奉乾隆帝本人当皇子以来个人收藏的佛造像，具有浓厚的个人色彩。据南京博物院所藏上谕档原稿的档案记载：“养心殿西佛堂中龛所供系藩邸旧供之佛，西龛所供系孝贤皇后所供之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东龛亦系观世音菩萨，乃朕五旬宁寿宫皇贵妃所给”。
孝贤皇后（1712－1748年），是乾隆帝最爱的女人之一。皇贵妃应当魏佳氏，乾隆帝（1727－1775）的皇贵妃，逝后册封皇后，他与乾隆帝极恩爱，生四子二女，嘉庆帝的生母。
此后虽陆续增加了不少法物，如金佛像、御笔心经等。乾隆三年（1738）档案记载，年例供奉五座神牌，应当是太岁神牌和财神、贵神、福神、喜神神牌。这样看来很有居家吉祥神祇的性质。
东西佛堂里的特色主要的佛龛在西配殿北边和东配殿北边，西配殿里边有孝贤观音，孝贤皇太后送给他的观音像，中间供佛，立面放的是皇贵妃的观音，其实东西配殿基本上都是在乾隆时期完善的，西配现在相信大概是乾隆时期设置的。
东佛堂平面图
而东配殿（东佛堂）是雍正时期设计的，因为雍正帝为纪念康熙帝而设。西佛堂北边供奉的佛像和牌位可以看出祭祖与礼佛共存的现象。
根据南京博物院的新发现的重要档案，可以看出，东佛堂中龛所供系雍正帝所供之佛，东龛之东系药师佛、阿弥陀佛，东龛之西系三世章嘉胡图克图斗母，西龛之东系康熙帝与太皇太后的神牌，西龛之西系雍正帝与生母皇太后的神牌，将来自己去世后，将康熙帝的神牌移奉于寿皇殿，雍正帝的神牌移奉康熙帝的龛中，自己的神牌安奉在父亲的龛中。此后百世子孙俱遵此制。
可以看出此殿以中龛佛像为核心，在西边供了两套神牌，一个是祖父和奶奶，另外是他的父亲和他的生母，是他对祖先寄托哀思的地方。根据国家图书馆藏咸丰十一年绘“养心殿东配殿北稍间北墙西佛龛内龛样图”，可以看到佛龛的形制、做完档案的形制。
乾隆帝对于两个佛堂关系的态度矛盾：
嘉庆元年，乾隆为太上皇时勅旨：怕子孙万代后东佛堂龛位不够，将来他移居养性殿时，将养心殿西佛堂陈设迁至养性殿西配殿，将这里改造为供龛，中间佛龛的左右依次供奉他和子孙的牌位。等东佛堂牌位放满以后，再将西佛堂的康熙、雍正牌位移往寿皇殿，继续供奉后代帝后牌位。
另外，在寿皇殿采用昭穆之制，康熙帝御容在中，雍正帝御容在左，将来自己的御容在右。将来龛满，其他牌位可以撤换，只有三人的永远不撤。一副很想为自己盖棺定论的急迫心态，认为自己比祖、父二辈都更伟大，想重新按自己为中心设计昭穆制牌位供奉体系。
嘉庆二年十一月初六日当面指示嘉庆帝，自己去世以后，将康熙牌位移往寿皇殿，将雍正帝及皇后的牌位供于佛龛之东，自己和皇帝的牌位供于龛西，终于回归正常的昭穆之制，打消了另立制度的想法，可见这个问题困扰了他很久，一直到去世前（三年正月初三日去世）还在纠结。
首先，清朝宫廷的祭祖与礼佛具有强烈的生活化特点。东佛堂对于祖与父辈皇帝神牌的礼拜，虽有礼仪的需要，更是日常生活起居所必须，同时还有死后灵魂归祖的渴望。这就是乾隆帝亲拟的在祖宗神牌前的祝辞所云：“愿（往？）逍遥极乐之乡，永享无为之乐”；乾隆帝所拟的佛龛前的祝辞所云：“一身康泰，天下万民俱祈康泰；一家安乐，天下俱祈安乐”，西暖阁内佛堂将供奉与祈寿同时并存的做法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
其次，在清宫中，佛堂是人性的，也是神性的。它的人性表现在，通过祈祷和礼拜能够为个人的康泰和安乐提供庇护，也能为家庭提供护佑。它的神性表现在超越时空、覆盖整个天下众生的宏大能量。这是养心殿东佛堂将佛与祖并列并位居一堂的原因。如果我们把养心殿一区的佛堂看作是纯粹的佛教信仰或者政治作秀都是错误的，同样，我们也不能将祖先崇拜与汉文化中传统的孝道完全对等起来，应当看到清代宫廷中，祖先崇拜中有更多古老的游牧民族的传统和神性化的一面。
最后，养心殿佛堂区体现出更多满、藏、汉民族多元文化融合的特点，正如天花板上供奉的神牌一样，汉藏传佛教、道教等多重信仰交织的现象在养心殿一区得到清晰的体现。
乾隆皇帝中枢词臣简论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教授刘文鹏
乾隆时期有一个特别的政治现象，很多中枢、内阁、军机处大臣在位时间特别长，特别稳固。我一直在探讨为什么会这样？后来发现：这些人大部分都出身词臣，而这可能跟乾隆皇帝喜欢书画和吟诗作赋有很大关系。这应该构成清代中枢大臣的一个重要来源，可以为清代政治史研究提供一个新角度。
一、乾隆以前词臣群体的形成。乾隆四十四年，乾隆帝作《怀旧诗》，称赞他执政期间的“五阁臣”、“五督臣”、“五功臣”，以及“五词臣”。五词臣就是指张照、梁诗正、汪由敦、钱陈群、沈德潜五人。稍加分析就会发现，这几个人都是乾隆时代精通诗词歌赋、书法绘画的饱学之士，而且，对乾隆皇帝学习文学艺术影响极大。如他曾这样评价沈德潜：“朕与沈德潜，以诗始，以诗终”。可见这些人对乾隆影响之大之深。除了这五个人之外，乾隆身边的词臣还有励宗万、董邦达、于敏中等等很多人，可以说乾隆周围有一个庞大的词臣群体，他列的五词臣只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是他觉得对他影响最大或者使他受益最多的几个人。
清代词臣群体的形成最早可以追溯到康熙十六年（1678年），康熙设置南书房，让张英、高士奇两个人入值，并食内廷供奉，安排两个人住在东皇城根一带，这是清代最早能够住在京师内城的两个汉人。从此他们经常入南书房给皇帝做一些诗书词画方面的辅导。张英、高士奇都是以诗文见长，特别是在书画艺术和书画鉴赏方面具有很强的影响，因此皇帝所到之处，包括出巡的时候还经常带着这两个人。如高士奇是书画鉴赏大师，他和梁清标、安岐共同构成“三家村”，在书画收藏和鉴赏具有很高的地位。此后，包括很多像沈铨这样的名家等都入值南书房，可谓名家荟萃。这些人学问突出，对皇帝产生很大影响。
如，康熙帝特别喜欢学习儒家经典，学习勤奋到咳血的地步，这很大程度得益于汉人大学士、汉族士人的引导和指导。他曾说过特别经典的一句话，“得士奇,始知学问门径。”为什么这样说呢？高士奇这人特别博闻强识，一看这篇文章、这首诗就知道谁写，什么时候的。康熙十七年，年轻的康熙（25岁）就觉得高士奇太神了，对儒家学问太精通了。他说：“初见士奇得古人诗文,一览即知其时代,心以为异,未几,朕亦能之。士奇无战阵功,而朕待之厚,以其裨朕学问者大也。”高士奇没有打仗的功劳，而皇帝自己都知道对他特别优厚，高士奇犯了很多错误被弹劾，康熙都把他保护下来了，又请回来。因为康熙觉得对他的学问影响太大。
正因为皇帝如此崇信，这样南书房一度成为当时的阁臣、内阁大学士的后备力量贮存地，像高士奇、张英、徐乾学等这些词臣才能够很快由南书房大臣跻身阁臣，在政治上风云一时。康熙二十八年，高士奇曾因此被弹劾、被罢官，但五年后因为康熙借修《明史》之际又把他请回来任官。由此他们可以有双重角色，一方面他们是精通文学艺术的诗人、词人、收藏家和鉴赏大师，另一方面作为重要的中枢大臣、皇帝亲信大臣，深深参与到当时朝廷的政治斗争中。一方面是诗、书、艺术方面表现出很高的成就；一方面对清代的政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正因为这样，到雍正时期不再高度重视南书房大臣，要抑制他们的权势。但皇帝对传统文化、文学艺术的热情并未减退，因此对词臣的崇信和重用也没有根本改变。皇帝身边依然是词臣众多，清代政治生活中也就持久保持者一种词臣群星璀璨的状况。
二、乾隆时期的中枢词臣。与一般词臣相比，有的词臣因受到皇帝推崇而成为内阁大学士或军机大臣，执掌了清朝的政治中枢，如蒋溥、汪由敦、梁诗正、于敏中、董诰……他们在清朝的政治中枢机构中长期任职，深深介入到最高决策过程中，在政治上的作用更加突出。
三、乾隆以降中枢词臣久任。军机处的成立及其渐趋制度化，改变了皇帝上谕的草拟程序，由内阁转移到军机处，为词臣久任中枢提供了条件。研究中发现：军机处里一定是内阁大学士领衔，一定有一位词臣当内阁大学士兼军机大臣，在军机处兼词臣给皇帝起草诏谕的角色。
《清史稿·汪由敦传》 中有一则非常重要的史料，能够说明这些中枢词臣在帮助皇帝写诗作赋与起草上谕之间的内在关系。具体内容如下：
乾隆间，大臣初入直军机处，上以日所制诗用丹笔作草，或口授令移录谓之“诗片”。久无误，乃使撰拟谕旨。
也就是说，刚刚入值军机处的大臣，在上手起草上谕之前，必须先帮助皇帝记录、整理御制“诗片”，能够准确地把握皇帝的意思后，才能够起草上谕。在皇帝看来，如果你连皇帝的意思都把我不了，那怎么能够起草圣旨、上谕呢？作为国家的最高指令，一个字用不准确，上谕的执行都有可能差之千里。
以汪由敦为例，他在军机处任职长达12年多。在乾隆帝看来，“由敦能疆识，当上意。上出谒陵及巡幸必从，入承旨，耳受心识，出即传写，不遗一字。”所以，当他去世后，乾隆帝给他的评价是：“老诚端恪，敏慎安详，学问渊深，文辞雅正”，并赋诗悼之。
仔细研究会发现，乾隆至嘉道时期的中枢词臣不但任职时间长，如汪由敦之后的于敏中任军机时间超过20年，董诰超过40年，一般只要他们不犯严重错误，就不会轻易更换。
而且，当一个中枢词臣去世或离开后，会马上有一个人替补上来。汪由敦死后于敏中顶替他的角色，于敏中后是董诰。董诰出缺时是戴衢亨，董诰死后是戴均元，等等。
有时军机处在值人员很少，甚至只有三个人，但一定会有一个词臣在位。可以说，中枢词臣对皇帝来说，须臾不可离。
为什么会有这种政治现象？因为首先词臣以诗赋书画易于得宠，且擅长写作。其次只有这些长期受过诗词训练、且跟皇帝特别谈得来的饱学之士，才能够准备理解、把握圣意，准确地撰写上谕。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具有很强的不可替代性。由此才会在清代出席词臣久任中枢的政治现象。
“弘历的世界”特展展品
乾隆御制诗《题张照书旧作口号》硃稿 作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
结语：“词臣久任中枢”现象分析:1.自康熙以来以张英高士奇为代表的词臣近侍，到乾隆时期发展为一种词臣久任中枢的状况，特别是以于敏中——董诰为代表。2中枢词臣久任，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了乾隆皇帝对意识形态主导权的掌控，包括方略文本、实录等的编纂，也包括对书法绘画艺术的主导权。3.从满汉关系角度，如果说乾嘉之际出现满人掌权到汉人地位的上升与反转，那么词臣久任中枢成为撬动满人在中枢机构中霸权地位的重要契机。4.军机枢臣的政治更迭、进退背后也包含了作为御前词臣大用与否的逻辑。5.极大推动了清代中国文化的发展。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南开大学故宫学与明清宫廷研究中心主任何孝荣
围绕着乾隆皇帝，可以从身世疑案、极致皇权、发展生产、十全武功、风流倜傥、太上之皇，康乾盛世这几个纬度去重新认识他。
在文学艺术上，首先乾隆有一定的文学艺术才能。他一生写诗四万余首，每天写诗像今人发微博、微信。他酷爱书画文玩，据说一生所作绘画有一千四百多幅。他一生痴迷于书法，书法圆润秀慧，婉转流畅。
其次，乾隆帝四处巡游，有热河避暑和东巡、西巡、南巡等名目。乾隆帝几乎每年都有数月时间在外游幸，每次巡游基本都带着皇太后、后妃、王公大臣等大队人马，可称为历史上最能游乐的皇帝。不仅耗费了大量资财，也助长了地方官员竞尚华侈、贪贿敲索的颓风，影响巨大。
再者，他广建园囿。为了便于游赏，乾隆帝在避暑山庄、京城内外重建苏杭园囿，把江南景观移建于北方。
第四，乾隆帝在位日久，宫廷生活日益侈靡，任情挥霍，皇室庆典靡费。
但是，乾隆创造了康乾盛世。乾隆时代反映的康雍乾盛世远超汉、唐、明，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发展最兴旺繁荣的盛世。
直到十八世纪末，中国国内生产总额GDP在世界总额中仍占三分之一。当时的中国不仅是东亚纳贡体系的中心，而且在整个世界经济体系中占据支配地位。乾隆时代是中国古代最为辉煌富强的时代，是中国古代政治、军事、经济、社会发展的顶峰，也是东亚的世界强国。
总体上说，乾隆帝是中国古代实际统治时间最长的皇帝（89岁、在位64年），也是最杰出、最有成就的极少数皇帝之一，对清代、对中国历史都发挥了积极、重要的影响。
他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才子，也是一位风流倜傥、喜欢游玩挥霍的公子哥。
乾隆时代是中国古代最为辉煌富强的时代，是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等发展的顶峰，也是当时东亚朝贡体系的中心、世界强国。
但是中国社会也从此走上下坡路，尤其是落后于同时代的西欧近代资本主义国家，因此在鸦片战争中沦入落后挨打的境地，这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无可挽回的结局。闭关锁国，还是改革开放，直到现在还值得我们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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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龙对谈
在艺App及云杪文化创始人 谢晓冬
谢晓冬：因为公共传播中乾隆的审美一直被诟病，说乾隆的审美不如雍正，甚至说是“农家乐”，从公众的印象、对书画艺术的研究，以及文治武功和文化事业上未必表现的很到位，形成很多不同角度的公众印象。今天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待乾隆皇帝的历史地位和贡献？怎么来看待他的审美？这是很有意思的学术和公众问题。
李理：第一，无论我们现在对乾隆皇帝如何拔高或是贬低，都要认清一个事实，那就是弘历只是一个封建王朝的君王，他不可能脱离时代，拥有我们现代人的思想和艺术审美观；我们同样也不应该用当代人的评审标准，来肯定或否定他的艺术品味。
第二，清高宗及其他清朝皇帝们，用自己毕生喜爱和文化追求，造就了清代宫廷无比丰富、无与伦比的古代艺术品世界，它们今天都已成为我国古代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从目前北京故宫、台北故宫、沈阳故宫以及世界众多博物馆及私人藏家珍藏的古代艺术品来看，其大多数都曾是乾隆朝收藏与制作，仅仅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对于清高宗及清朝对传统文化的贡献，都应是肯定的。
当然，很多人说乾隆皇帝的书法和钤印破坏了古代的艺术品，这也毋庸置疑，因为他是封建皇帝，延续中国千百年文人的做法，在艺术品上面题诗、盖章，这也可以理解，因为他本人是太喜欢这些艺术品了。心里仰慕着、喜欢着，就想在上面题诗、盖章。希望他的印章、大清的印记，能落到千百年的文化经典上面。
无论我们如何评价，历史已经发生，并不会因我们的好恶而改变。我们可确定的只有一点：因为清高宗弘历，我们才拥有了今天不可胜数的清宫艺术品。
从古到今，到未来，我们一代代人都会消失，但这些宫廷器物，却可以长久地在世界收藏和保存，起码在几百年、上千年甚至上万年，这些文物藏品都会存在，会把我们的传统文化传承下去。因此从客观上看，清高宗确实是做了一件好事，用收藏艺术品和御制器物，将古代传统文化传承到今天，并延续到未来！
“乾隆皇帝与中国18世纪的宫廷艺术”研讨会沙龙现场
左起嘉宾：刘文鹏、何孝荣、罗文华、廖宝秀、李理、谢晓冬
谢晓冬：文物是活着的历史，我们也确实应该感谢乾隆皇帝。没有他，可能我们今天可能难以看到如此数量众多，凝聚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精髓文明的延续。廖老师的发言从饮茶品茗角度对乾隆皇帝的文艺行为进行深入的梳理，给了他“品茗诗茶的哲人”的封号，不光是武功、文艺方面也是十全，你对乾隆的审美和文化事业是不是认可？
廖宝秀：乾隆皇帝的御制诗是等同于他的日常行事， 2002年前，电子版《清高宗御制诗文全集》还没出来，查询御制诗是要一页一页全部翻阅的，乾隆御制诗文是完全照着时间、季节排列来的，我认为乾隆的御制诗等于他的日记，他以诗文来记载他的日常生活。
像我所研究的乾隆茶舍、茶器，茶舍这部分，几乎在乾隆档案里面很少看到，乾隆皇帝兴趣广泛，很小就开始接受汉族的教育，并遍览皇家收藏，他的艺术教育修为是扎实的，而且堪称是集锦式的。每个时代，如康熙、雍正、乾隆时期都各有他们的特色，乾隆皇帝对文化大业的贡献，尤其是研究艺术史这方面来说，诚如李馆长所说，他为我们留下丰富多元的文化财，是不可抹灭的，是值得赞赏的。
谢晓冬：美国是川普式Twitter，乾隆帝是诗文，每天写诗，有人讲他保留中国传统叙事诗的传统，所以不能贬到九流，这个未免要求太高，但实际上他还是有相当水准的，同样的问题想问问罗老师，您是怎么看待佛教中他的审美和水准？
罗文华：乾隆帝是多面人，跟我们每个人一样，他有着性格里的多样性。从宗教信仰角度，矛盾之处更难以想象，我们认识乾隆帝越多，认识他的面越多，从诗文、陶瓷、书画，可能看到更多的是对于艺术很有品味的人。
乾隆帝对于艺术审美是有双重标准的，以乾隆帝对于不同的东西、对象、目的就会有不同的审美。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以纯艺术的角度来评估的，皇帝不全是艺术家，他是政治家、是文人、是汉人，是满族血统，这几个角色放在一起，对于宫廷的东西评判就应该用不同的标准。
谢晓冬：皇帝的多面性越能认识到他对于整个社会、对于时代塑造自身是其他无以比拟的。接下来再请两位历史学家从你们的视角补充一下对于乾隆皇帝文治武功大业终极看法。
何孝荣：首先乾隆皇帝是皇帝、是政治家，他对中国的影响非常大。认识乾隆皇帝、认识这个时代无疑更多的要着眼于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上，这一点毫无疑问，确实是他对中国历史最大的贡献。
第二，关于他的文化贡献。他对文化方面做了大量的贡献，他自己的文化艺术也有很多成就。但是，他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破坏也是不小的。就以他下令编纂的《四库全书》为例，收书三千四百多种，而下令销毁的图书也约三千多种，有人说这是秦始皇焚书坑儒以来的又一次文化浩劫。
第三，他的审美，给现在留下文化艺术的价值，要从艺术本身角度去考量，不是留下大量的东西就伟大，还是要真正从艺术本身或是从当时的角度，要考虑结合当时的环境、角度和审美，评价会更全面。
刘文鹏：他首先是帝王、政治家，他跟汉唐时期、宋明时期纯粹的艺术家不一样。所以他把大批书画艺术品收藏至宫里，在上面盖章，都有他的目的。当这些自古以来的文艺精品都被收藏到大内时，意味着民间都看不到了，结果是导致民间审美艺术的 “荒漠化”。前来如此做的目的，一方面是出于个人兴趣，非常喜欢。另一方面也是要表达一种政治意图，就是清朝皇室对汉文化的垄断和掌控。如此才有《石渠宝笈》等这些大规模艺术评论作品的编著，这意味着皇帝掌握在艺术的解释权，没有人能跟他去抗衡，这是要表现他对文学艺术、意识形态的掌控力，这在中国历史上也达到了巅峰。所以对于乾隆帝做的事情，不仅是从艺术角度解读，还要挖掘和理解其中深刻的政治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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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弘历的世界——乾隆御制诗文稿、兰亭图帖缂丝卷暨重要宫廷艺术特展开幕现场
弘历的世界
乾隆御制诗文稿、兰亭图帖缂丝卷暨重要宫廷艺术特展
2021年4月23日—5月10日
每日9:30-17:30
周末、节假日正常开放
保利艺术博物馆10层
“弘历的世界——乾隆御制诗文稿、兰亭图帖缂丝卷暨重要宫廷艺术特展”由保利艺术研究院、保利艺术博物馆主办，北京保利拍卖承办，云杪文化协办。
除北京、上海、深圳三站全国巡回特展外，还将推出系列“乾隆文化活动”，包括将于4月23日、24日举办大型学术研讨会，推出系列学术出版物、专题纪录片等，架起学术界、收藏界与公众交流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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