轰动文坛两百年，《种菜诗唱和诗册》华艺国际北京春拍登场，吕留良珍稀墨迹现身
康熙二年(1663)，清初名士吕留良、吴之振开始合编《宋诗钞》，康熙十年(1671)刊刻出版。吴之振携带多部《宋诗钞》进京分赠名士，结识了梁清标、王士禛、陈廷敬、张玉书等人，《宋诗钞》在京城大热，成为康熙初期文坛的一件重要事件。
之后吴之振从北京回到家乡，筑别墅于石门，因爱苏轼名句“家在江南黄叶村”，便命名为黄叶村庄。康熙十四年(1675)作《种菜诗》，再次邀请天下名士唱和，吕留良、黄宗羲、汪琬、尤侗、宋实颖等人和诗不断，绵延两百年不绝，成为艺坛上的一段佳话。
华艺国际2021北京春拍将重磅现身的这组吴之振等珍罕墨迹《种菜诗唱和诗册》。这组作品以诗文和书画的形式，展现了吴之振及其诗友同道在文艺、生活上千丝万缕的关系，多角度地勾勒出吴之振作为一位学者、诗人的古貌岸然，同样也是清代至民国文人圈子的惊鸿一瞥。
吴之振、吕留良《种菜诗唱和诗册》系列作品专辑
《种菜诗唱和诗册》共由十四件作品组成，分为四大类：一为吴之振唱酬墨迹之《赠行诗册》《种菜诗唱和诗册》；二为吴之振画像——禹之鼎《橙斋先生像》；三为吴之振自书墨迹八种；四为吴之振后人丹青墨迹及吴昌硕等为吴氏后人制印十九方。
陈廷敬、王士禛、梁清标等二十八人《赠行诗册》
绫本册页（28开） 1671-1672年作
31.5×26cm×28
著 录：
1.陈廷敬《送吴孟举还语溪》《午亭文编》卷四，《四库全书》本。
2.陈祚明《赠吴孟举》《稽留山人集》第十九卷，《四库全书》本。
《洲泉镇志》P665，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
3.严我斯《送吴孟举》《尺五堂诗删初刻》卷之四，清康熙二十七年刻本。
《洲泉镇志》P665，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
4.徐乾学《送吴孟举》《憺园文集》卷五，清康熙刻冠山堂印本。
5.二十八人诗皆见于《黄叶村庄诗集》卷首，光绪四年。
《赠行诗册》集结了康熙朝众多官场名人、文坛巨子的手迹，涵盖梁清标、张玉书、陈廷敬、徐乾学、王士禛、王士禄等二十八位当时名流才俊的赠诗或和诗，见证了清初京城的一件隆重的文学大事，可谓是诗化的《清明上河图》。
吴之振、黄宗羲、吕留良等二十九人《种菜诗唱和诗册》
纸本册页（27开）
26×37cm×27
著录：
1.吴之振《种菜二首》《自和种菜二首》载於
1）《黄叶村庄诗集》卷三，康熙三十五年刻本；
2）《黄叶村庄诗集》卷三，清光绪四年吴康寿刻本。
3）《石门县志》卷十一，道光元年刻本。
4）《右台仙馆笔记·卷十六》P403，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5）《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237》P703，齐鲁书社，1997年。
6）《清代学者像传·第一集》P62，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
7）《吴之振诗选》P96、98,桐乡市政协文教卫体与文史资料委员会编，2007年。
8）《梧桐树下的辉煌——桐乡历史人物杂记》P115,宁波出版社，2011年。
2.吕留良《和种菜诗》载於
1）《吕留良诗·零星稿》，御儿吕氏抄本。
2）《吕晚村诗集》，民国石印本。
3）《吕留良诗选》P177,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
4）《吕留良诗文选》P152,浙江古籍出版社，2009年。
5）《吕留良诗文集》上册P412,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年。
3.黄宗羲《和种菜诗》载於
1）《南雷诗补遗》，《黄宗羲全集》第十一册P387,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
2）《黄宗羲著作汇考》P191,台湾学生书局，1990年。
4.曾灿《和吴孟举种菜诗》载於《六松堂集》卷九，《豫章丛书》集部十，江西教育出版社，2007年。
5.汪琬《次韵石门吴孟举种菜四首》《再赋种菜赠吴孟举》载於
1)《尧峰文钞》卷四十七、卷四十二，《四库全书》本。
2)《汪琬全集笺校》P383—385,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
6.尤侗《和吴孟举种菜诗二首》载於《看云草堂集》卷七，清康熙刻本。
7.郑梁《题吴孟举种菜诗册次韵》载於《五丁诗稿》卷三，清康熙刻本。
8.劳乃宣《题吴孟举先生黄叶村庄种菜图》载於《桐乡劳先生遗稿》卷七，民国十六年刻本。
9.《清代文化与浙派诗》P110，东方出版社，1997年。
10.《天盖遗民——吕留良传》P202—203，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
《种菜诗册》则汇聚从清初至民国的二十九位名士墨迹，时间跨越二百余年，更是有黄宗羲、黄宗炎、吕留良等著名明遗民的罕见墨迹，无比珍贵。
清初《种菜》唱和名噪一时
名家云集蔚为大观诗书双绝
浙江自古以来就以山川灵秀、风光旖旎著称于世，明清之际，江南地区是仁人志士云集荟萃之地，文学艺术流派纷呈，学术思想百家争鸣，反清复明运动也较为高涨。
明代画坛有“浙派”，清代诗坛亦有“浙派”。明清易代构成了“浙派”诗形成的契机，康熙即位，天下渐定，江南地区文人志士的抗清运动逐渐平息下来。登西台而恸哭，形之于歌咏，构成清初遗民文学的特殊风采。
“宗宋”是清代浙派诗坛一道独特的风景，除有诗歌文学发展的必然原因之外，也是清初遗民文学内在的深层基调。清初遗民诗人和宋遗民一样，都同时遭遇到家国沦亡和异族入主的双重打击，这种情感寄托到文学上，便是对宋诗的回归。
如果说黄宗羲是清初浙派诗坛的始祖，那么吴之振则是浙派诗坛的一员骁将，他和吕留良、黄宗羲一起构成了浙派诗坛的三驾马车，以恢复宋诗的历史地位为己任。
吴之振(1640-1717)，字孟举，号橙斋，别号竹洲居士，晚年又号黄叶老人、黄叶村农，浙江桐乡泉镇人。《清史列传》称：“康熙初年，山林诗，之振最有名。”
吴之振
吕留良(1629-1683)，字用晦，号晚村，与吴之振同乡。早年曾与其兄参加江南地区的抗清斗争，后兵败回乡著书立说，开“天盖楼”刻局，甄选刻印时文选本。
吕留良
他关心国家的兴亡、民族的兴衰，为明清之际著名的民族主义思想家、学者，名篇《贾谊论》即出自他的手笔。他慷慨激昂、正气凛然，极富精神魅力，为诸多青年学人所仰慕。这也为他死后遭受文狱之灾埋下了伏笔。
顺治十年(1653)科举考试，两人相识，吴之振备受吕留良的感染，一见如故，即结为知交，这一年吴之振14岁。吕留良因为家道中落，门户难支，被迫入科场为诸生。之后为此事一直忏悔，并放弃诸生籍，拒绝荐举。
顺治十三年 (1656)，吴之振跟吕留良学诗，他在《夏日口占四绝寄晚村兼示自牧侄》诗中说:“十七从君学赋诗，东涂西抹总迷离。庐山面目依然在，留得芒鞋却待谁。”顺治十四年(1657)，吴之振与吕留良等友人在崇德结社，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更为密切。
顺治十六年(1659)，吕留良在杭州见到黄宗羲的弟弟黄宗炎，第二年又结识了黄宗羲。康熙二年(1663)，黄宗羲应吕留良之邀来吕家教书，设馆于梅花阁。吴之振、吴自牧叔侄亦读书于吕家水生草堂。这一时期，吴之振、吕留良与黄宗羲等友人常在水生草堂欢聚，以诗文相唱和。这也是吴之振、吕留良合作选编《宋诗钞》的开始。
到了康熙十四年(1675)，吴之振在黄叶村庄新辟一块菜地，连日好雨，菜势喜人，因作种菜诗二首，自和二首，并请志道之士就此题唱和。
《种菜诗册》黄叶村庄图
吴之振《黄叶村庄诗集》（光绪版）中的黄叶村庄图。根据著名红学家周汝昌的研究考证，吴之振和《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交往甚密，并对曹雪芹的文学造诣有着深远的影响。“残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后来曹雪芹“著书黄叶村”的故事和吴之振的所归隐的“黄叶村庄”似乎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
征诗唱和是清初文人扩大自身影响力的有效方式，吴之振《种菜诗》唱和册中不乏当时文坛大家的诗作，如吕留良、黄宗羲、黄宗炎、汪琬、郑梁、尤侗等，是清初诗化的《清明上河图》。行诗》
编选《宋诗钞》寄托故国之思
开清代三百年诗学风尚
在明亡清兴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汉族士人每多亡国之痛、身世之感，自然会把自己所处的时代设想为宋、元之际，把自己的身份设想为宋遗民，吕留良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明之亡于清，与宋之亡于元，最为相似，汉族士大夫的家国民族之悲并无二致，因此明之遗民对宋朝最富感情。对宋的感情其实就是对明朝的感情，只是不能明说，故借宋以寄托其故国之思，以隐寓其夷夏之辨。可以说，吕留良一生事事宗宋，也即代表作事事宗明。
康熙十年（1671）左右，江南反清形势逐渐衰落，清代统治逐渐稳固，经过反清失败的吕留良，已经开始有意识地把主要精力转型为意识形态上的反清运动，借评点时文以阐发程朱理学、夷夏大防，选刻《宋诗钞》以寄托故国之思、培植民族精神，这些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吴之振、吕留良、吴自牧等合编选的《宋诗钞》
这是一种自觉的文化行为，这种文化行为的真正目的是唤醒民族意识，为反清复明作好持久不息的意识形态上的准备；吴之振之赴京分赠《宋诗钞》给当时的上流社会，实质上就是为了更广泛地传播这种精神。
这一精神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后来的很多资产阶级革命家，可以说，吕留良选编《宋诗钞》的真正目的在二百多年后得到了部分实现。民国初年，章太炎亲至齐齐哈尔，探访吕氏后裔，称之为“老吕家”(《书吕用晦事》)，姜泣群编《朝野新谭》尊之为“古革命家”。
康熙十年秋，《宋诗钞》面世之际，吴之振就带上数十部《宋诗钞》开始他的京师之行。这在他的《送友人南归》以及吕留良的《送吴孟举北游》诗作中均有描述。
从康熙十年秋入京到康熙十一年春返乡，吴之振携《宋诗钞》几乎拜访了京城所有的文章巨子、政坛大腕，如陈廷敬、张玉书、徐乾学、王士禄、王士禛、陈维岳、严沆、梁清标等。这些政坛、文坛上响当当的人物也都以《宋诗钞》为之振赋有南归的赠行诗作。这便是今天所见到的清初二十八位名人《赠行诗》墨迹册页，从1672年完整地保存至今，成为吴之振北游之举的历史亲证，其与《黄叶村庄诗集》中的《赠行诗作》也一一对应。
《赠行诗册》中张玉书墨迹
《赠行诗册》中梁清标墨迹
《宋诗钞》的选编，在另一个层面上，则最终推动和造就了有清一代宋诗派的主流地位。吴之振赴京分赠活动之后，宋荦《漫堂说诗》记载:“近二十年来专尚宋诗，至余友吴孟举《宋诗钞》出，几于家有其书。”这种风气一直到发展同光体而臻于极致，与有清一代相终始，实即滥觞于吴之振分赠《宋诗钞》。
《宋诗钞》之后，曹廷栋编《宋百家诗存》、厉鹗编《宋诗纪事》、陆心源编《宋诗纪事补遗》等，无不承《宋诗钞》之风而起。从这个意义上说，吕留良、吴之振二人以山林之士开清代三百年诗学风尚，厥功至伟。
被截去的吕留良诗作之谜
文人结社唱和活动明末臻于极致，入清则衰，顺治十七年 (1660)朝廷下诏禁文人结社，《清世宗实录》“顺治十七年正月”条有载: “今之妄立社名、纠集盟誓者，所在多有。而江南之苏松、浙江之杭嘉湖为尤甚。……其投刺往来亦不许用同社同盟字样，违者治罪。”
高压之下，江南文化界社事渐歇，即大规模的唱和活动大受影响而渐次销歇。因此，在这样一种时代背景之下，《种菜诗》的大规模唱和活动尤显得难能可贵。以吴之振一人之力，何以会产生如此大规模的唱和并一直至其身后两百余年仍有嗣响，其原因就在于吴之振找到了一个最容易引起士大夫共鸣的主题——种菜。
《种菜诗册》中吴之振墨迹
《种菜诗册》中黄宗羲墨迹
《种菜诗册》中黄宗炎墨迹
事实上，以种菜为题的诗歌并不始于吴之振，宋诗当中就有很多以“种菜”为诗题的作品。如苏辙《种菜》、苏轼《次韵子由种菜久旱不生》、杨万里《梦种菜》、陆游《种菜》等。因此，吴之振作“种菜诗”也自有其渊源。
尽管吴之振标举“种菜”主题发起首唱，但在后来的唱和诗中，因为参与者的政治态度各有不同，便产生了另一个主题，那就是“种瓜”。“种瓜”典出《史记·萧相国世家》：“召平者，故秦东陵侯。秦破，为布衣。贫，种瓜于长安城东，瓜美，故世俗谓之东陵瓜。”
召平是秦遗民，故后世以“种瓜”代指遗民或遗民情结等。在传统文化中，种菜和种瓜这两个主题代表着两种明显不同的政治态度，前者是一种不带政治色彩的闲情逸致，后者则是充满强烈政治色彩的隐逸。“种菜”与“种瓜”的实质，即是一般的山林隐逸和遗民之间的区别，简而言之，即是“隐”、“遗”之别。
吴之振首唱诗有“闲人休作东陵看，只种松葵不种瓜”之句，其中是否表示着吴之振对清朝统治者态度的改变，或者是有意规避政治风险，已经很难猜测。但因为后来的唱和者之中有很多明遗民加入，“种瓜”主题之产生也便成了题中应有之义，如黄宗羲和诗“索索篱边挂苦瓜”、顾湄和诗“不种芜菁只种瓜”等即是。
而吕留良和诗“燕麦兔葵争一笑，此间那有故侯瓜”，则是针对“种菜”主题的一种断然否定，表明了他坚定的民族立场和一以贯之的宗宋、宗明思想。
此时，吕留良与吴之振之间的关系已经开始出现裂缝，这种趋向的出现，即是两人在“隐”、“遗”问题上不同的价值取向所致。所以，这个诗册，名为“种菜”，实兼有“种瓜”，即不认同清朝统治的主题，同时更是两种思想激烈斗争的反映。
除此之外，吴之振《种菜诗》唱和册有一个不得不说的故实，那就是册页当中唯独吕留良的诗作被截去了上下款。这与著名的“吕留良案”有莫大关系。
雍正十年(1732)，因“曾静投书谋反案”牵扯，吕留良在死后五十年， 竟遭受文狱极刑，被开馆戮尸，家族也遇灭顶之灾。吕留良“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论”、“华夷中外之别”的观点被雍正认作曾静图谋反清的理论依据和思想根源，其目的是借“曾静案”，把矛头直指在浙江士林中有着广泛影响力的吕留良，通过严厉打击和镇压，来消除南方部分汉族士林强烈的反清情绪。
此案牵涉之广，影响之大，处置之严酷，为雍正年间最大的一次文字狱。吕留良的著作立说也遭朝廷尽毁，雍乾以降，学林罕有论及，直到清亡以后，有关吕留良的研究才渐行展开。
《种菜诗册》中吕留良墨迹
石门作为吕留良的出生地和主要活动地，受这次文字狱的影响尤深，特别是以科举为目的的士林。吕留良的诗作被截去上下款也正是避祸所为，正如沈卫在旁所题:“此为吕晚村先生手笔，当时畏祸截去上下款识，今补记之。”这应是经过千辛万苦才保存下来的，无比珍贵。
吕留良《耦耕诗》手跡 上海博物馆藏
由此可见，由《种菜诗》引起的 《种菜诗册》，不仅是明末清初政治、文学、书法等多元素全方位的实物缩影，同时也为史学研究者提供了一个研究明清之际士大夫政治心理和文化心理的原始文本，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文物价值。
吴之振真实形象写照
与吴氏世家丹青墨迹
康熙五十六年（1717），吴之振终老于黄叶村庄，这组作品中禹之鼎《橙斋先生像》记载了这一时刻，这张生前的画像也成为了吴之振的遗照。禹之鼎是康熙年间著名的人物肖像画家，二十余岁时即名闻乡里，并为吴梅村、徐乾学、汪懋麟、姜辰英等名人写照。
禹之鼎（1647-1716） 橙斋先生像
纸本手卷
著 录：
1.《橙斋先生像》见於《黄叶村庄诗集》卷首，光绪四年。
2.陈訏诗见於《黄叶村庄诗集》卷首，光绪四年；《时用集》己亥年诗。
本幅：21×32.5 cm 题跋：27×184 cm
禹之鼎（1647-1716） 橙斋先生像（局部）
纸本手卷
著 录：
1.《橙斋先生像》见於《黄叶村庄诗集》卷首，光绪四年。
2.陈訏诗见於《黄叶村庄诗集》卷首，光绪四年；《时用集》己亥年诗。
本幅：21×32.5 cm 题跋：27×184 cm
这组作品中除《赠行诗》《种菜诗》之外，吴之振的八件自书墨迹均是他晚年的作品。康熙三十五年（1696）冬末，吴之振卧室遭火灾，四肢烧伤，幸而不死。巨大的变故使他于人生有更多的体味，自己则更号为“补衲庵主”，意思是想筑别业以读书归老，作品中也常见“补衲庵主”的印文。由印章别号可以想见其阅尽人间沧桑，淡泊无为的人生态度。
吴之振（1640-1717）行书《南村辍耕录》《次韻田国博部夫南京见寄二绝》《文士润笔》
纸本册页（13开） 1704年、1707年作
25.5×30 cm×13
吴之振（1640-1717）行书《後赤壁赋》
纸本手卷 1708年作
本幅：29×553 cm 题跋：33×10 cm
八件作品所书写的内容可分三大类：一为宋金诗文，如苏东坡《次韵田国博部夫南京见寄二絶》《后赤壁赋》，范成大《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僧人道行编《雪行堂拾遗录》、道谦编《大慧普觉禅师宗门武库》节选，以及金遗民元好问《后饮酒五首》；二为临法家名帖，如临王羲之《兰亭序》、临颜真卿《争座位帖》；三为品评诗话，如杨慎《升愈诗话》节选。
吴之振（1640-1717）行书《后饮酒五首》册
纸本册页（9开） 1711年作
24.5×30 cm×9
吴之振（1640-1717）行书节选杨慎《升盦诗话》
纸本册页（4开） 1706年作
26.5×31 cm×4
吴之振（1640-1717） 行书临颜真卿《争座位帖》
纸本册页（50开）
本 幅：25×30 cm×16；题 跋：30×37 cm×34
从书写内容的选择似可窥视到黄叶老人吴之振晚年生活的心理：对宋诗的偏爱、对田园生活的青睐、对酒中圣地的向往、对人品气节的敬仰、对书中圣品的膜礼。
吴之振（1640-1717） 行书节选《雪堂行拾遗录》《大慧普觉禅师宗门武库》二则
纸本册页（5开） 1704年作
22.5×28 cm×5
吴之振（1640-1717） 行书范成大《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
纸本册页（47开） 1703年
23.5×29 cm×48
吴之振（1640-1717） 行书临王羲之《兰亭序并跋》
纸本册页（6开） 1704年作
25×28 cm×6
洲钱吴氏宗族家大业大，受家学传承，其后代才俊辈出，在晚清、民国以降的近代历史承接中均可见吴氏书香和耕读传家的遗风与义举。
《唐宋诗钞》是吴之振孙辈吴兰成的作品，兰成曾任江西庐陵知县，在吴之振死后重修黄叶村庄，别号补衲庵行者，帮祖辈吴之振完成了修筑别业的遗愿。
吴兰成 行书《唐宋诗钞》
纸本册页（12开） 1754年
28.5×42 cm×12
清末、近代著名画家吴伯滔、吴待秋父子更是吴之振的第八世、第九世嫡孙。吴伯滔与吴昌硕、吴秋农合称“三吴”，尤与吴昌硕交往甚密。吴待秋得其父吴伯滔亲授，其父去世后由吴昌硕纳为门下，画艺精湛，与吴湖帆、吴子深、冯超然合称“沪上三吴一冯”，又与赵叔孺、吴湖帆、冯超然并称“海上四家”。另十九方印章中“汉廷尉吴公后裔” “州钱吴氏珍藏”二印即为吴昌硕所制。
这组作品中，吴伯滔壮年时期创作的《山水对屏》，则是吴待秋堂弟吴芝芳在1937年日军进攻上海时辗转于兵荒马乱中幸存下来之物。
吴滔(1840-1895) 山水对屏
纸本立轴
173×46 cm×2
另十九方印章，其“汉廷尉吴公后裔”“洲钱千年吴氏珍藏”“州钱吴氏珍藏”“语溪吴氏”则印证了这一家族文化史的延续和传承，作品中多钤有这些印章，也足以说明这些作品是吴之振子孙世守相传的珍宝之物。
民国时期这些作品收藏于吴之振第九世嫡孙吴芝芳手中。著名书法家杨岘、文坛巨擘沈卫曾先后拜观，并作有题签和题跋。沈卫乃吴芝芳表叔，杨岘乃吴昌硕老师，又可观书画圈文人交往的渊源关系。十九方印章中可见吴芝芳及其父吴炳元的印章，炳元系吴待秋叔，也以书画名世于海上。
吴昌硕等为吴氏后人制印十九方
这组作品从纵向到横向交叉式地记录了吴之振的人生。青年、壮年、晚年、印章、款识、笔迹、画像、家居，这些轨迹内容一应俱全，真实再现了吴之振的形象。
此《种菜诗唱和诗册》作品资讯庞大、种类丰富、人物众多，如此涉及个人主题成体系的完整性作品在国内拍卖场上极为罕见，在华艺国际2021北京春拍市场表现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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