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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爆发后，苏州一户人家的女主人潘达于原本已经带着家人到光福镇周边避难。但是在1937年9月的一天，这位只有30岁出头的年轻女主人突然带了几个人，冒死潜回位于苏州古城南石子街的老宅。一天深夜，他们点起蜡烛，撬开老宅大厅后面房子的地砖，挖出一个巨大的深坑，将此前让家里匠人特制好的大木箱小心翼翼地放进深坑，期间还塞进了一些破衣服和被子。然后他们盖上箱盖、填平泥土，按原样铺好方砖，还在埋鼎的位置上放上了案几、八仙桌等家具，以至于看不出来任何痕迹。布置好这一切，潘达于等人又悄悄回到光福镇避难。要知道，日军正式占领苏州的时间是1937年11月，随后就立即开始了残忍地抢掠和屠杀。那潘达于一行几人冒着天大的风险潜回老家，为了什么？只为了藏个装满破衣服的大木箱？里面藏了什么东西？潘达于到底是怎样一个女子？人们对于这段惊心动魄的故事的所有疑问，似乎都可以在6月18日开幕的上海博物馆展览“鼎盛千秋——上海博物馆受赠青铜鼎特展”中找到答案。
2021年6月18日，“鼎盛千秋——上海博物馆受赠青铜鼎特展”在上海博物馆开幕。展出自商代晚期至战国的有铭青铜鼎21件，以此铭记1921至2021波澜壮阔的历史征程。21件青铜鼎均为上海博物馆1952年成立以来，源自社会各界人士的慷慨捐赠，其中尤以潘氏家族捐赠的克、盂双鼎再度相聚吸引广泛关注。
2021年，上海博物馆“鼎盛千秋——上海博物馆受赠青铜鼎特展”海报
潘氏家族捐赠的大克鼎、大盂鼎是迄今为止有长篇铭文青铜鼎中最大的两件，于十九世纪先后出土于陕西眉县、扶风地区，后为潘家珍藏，历经战乱，世代守护，与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毛公鼎合称“海内三宝”。
多年来，被潘达于亲切称为“两兄弟”的盂、克双鼎经历了数度分分合合：1951年，潘达于将家传宝藏盂、克双鼎捐献给国家；1959年，大盂鼎调拨当时的中国历史博物馆，也就是现在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大克鼎入藏上海博物馆；2004年，分离近半个世纪的盂、克双鼎在上海博物馆“百岁寿星潘达于捐赠大盂鼎、大克鼎回顾特展”重聚。而从2004年到如今，大盂鼎与大克鼎的再度相聚，已经过去整整过去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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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上海博物馆“鼎盛千秋——上海博物馆受赠青铜鼎特展”现场
新闻发布会现场，潘氏后人、潘达于长孙潘裕翼回忆起十七年前盂克双鼎重聚的情景：“我的祖母潘达于女士当时很高兴，她用苏州话说，两‘兄弟’碰头了。她在现场转了一圈又说，‘实在太好了，一点都没有变’。”潘裕翼还提到了半个世纪以来鲜有人知道的关于盂克双鼎被转运的细节：“我从档案里面看到，那个时候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交通没有现在这么方便，‘两兄弟’各自蹲在自己的大板箱里面，周围是严严实实的用棉花毯捂起来，木箱子和棉花毯当中还有一点空隙，再把稻草塞进去。当时的交通真是不方便，尽管这‘两兄弟’是豪情万丈，但是它们坐了一天一夜的客运火车才从苏州到上海。”“当时苏州车站特派4个熟练的可靠的工人陪着到了上海。到了上海以后雇佣了人拉的胶轮大踏车。两个鼎放在胶轮大踏车上拉到文管会（博物馆的前身）。受到了文管会全体成员的热烈欢迎和迎接，1951年媒体轰动一时的报道，应该是这‘两兄弟’难忘的瞬间。”潘裕翼说。
2021年，上海博物馆“鼎盛千秋——上海博物馆受赠青铜鼎特展”现场，大盂鼎、大克鼎得以重聚
这一次，盂克双鼎“两兄弟”重聚上海的过程仍然备受瞩目。6月10日，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大盂鼎被悉心打包，出发启程，跨越千里奔赴上海。6月15日，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200多公斤重大克鼎在十多位工作人员全程护送下，耗时1个多小时从一楼青铜馆移位到二楼展厅，完成了搬运布展。6月16日上午，在两馆工作人员共同协作下，大盂鼎完成了开箱点交，真正实现了“双鼎会面”。![]()
2021年，上海博物馆“鼎盛千秋——上海博物馆受赠青铜鼎特展”现场，大盂鼎、大克鼎得以重聚
同时，展览期间，大盂鼎和大克鼎不设玻璃防护罩，让观众能够更清晰地欣赏其细节部分。前文提到的潘达于，原姓丁，出生于1906年，是苏州名门潘家的女主人。父亲丁春之曾任山西定襄知县，辛亥革命以后返回苏州投身实业，成为苏州最早一批民族资本家的代表。她18岁嫁给潘家子弟潘承镜，年仅20岁就挑起了掌管门户的重任。潘家是苏州彭、宋、潘、韩四大望族之一。乾隆五十八年的状元潘世恩就是潘家成员。在家族的嫡系孙辈中，有一支也非常有名，就是潘祖荫、潘祖年兄弟。潘达于就是潘祖年的孙媳妇。![]()
作为名门望族，潘家有着众多传家藏宝。据潘达于在其自传中回忆，在潘祖荫在京城去世后，潘祖年继承的青铜器和书画典籍等文物足足装了4船运回苏州，其中就包括两件青铜鼎，后来被供放在苏州潘家大院的厅堂之上。另外还有两件铜钟和铜鼓，因又大又重无法搬运，只得在京城就地送人。潘达于冒死埋藏的木箱中，装着的就是这两件被命名为盂鼎和克鼎的青铜重器。潘家价值连城的藏宝，声名在外。根据潘家后人的统计，潘祖荫的青铜器收藏数量大概600余件。上海博物馆前馆长、青铜器研究专家马承源曾经对潘家表示，“你们的青铜器收藏，仅次于故宫”。
大盂鼎，通高101.9厘米，口径77.8厘米，重153.5千克
所以从清末开始，就不断有人觊觎潘家藏宝，尤其是这两尊青铜大鼎。甚至有美国人漂洋过海来到中国，专门打探盂克双鼎的情况，并提出600两黄金加一幢洋房想要买下双鼎，都被潘达于一口回绝。20世纪30年代中期，当时国民党在苏州盖了一栋楼，说要搞个吴中文献展览会，动员潘达于把两个鼎拿过来展出，还特地准备辟出一个潘家展品专馆。潘达于意识到这可能是个骗局，就请来照相馆的摄影师，在家里把收藏的青铜器逐一拍成照片，带着这些照片参加了展览。据说，当时一共拍了380张照片，花了1000块大洋。日本人占领苏州后，曾七次劫掠潘家，抢走无数珍宝，甚至直接逼问潘家仆人这两尊青铜鼎的下落，但始终都没能找到。据说，当初为了让做木箱的家中工匠死守秘密，潘达于曾答应“养他们一世”。一个只有二、三十岁年纪的旧时代女子，为什么能这样坚韧又坚定地守护家藏？或许是源于祖辈立下的家规：“谨守护持，绝不示人”。这也是潘祖荫去世后，失去官位庇护的潘家为保护盂鼎和克鼎而立下的誓言。1941年前后，埋藏在地下的木箱盖子腐烂，箱盖上的泥土、方砖发生塌陷。潘达于和家人一起将两尊青铜鼎挖出。并与破衣杂物、旧家具堆放在一起被存放在一间没人注意的房子里，一直保存到了解放后。
潘达于写信给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诚愿将两大鼎呈献给国家”
1951年，潘达于写信给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表示“有全国影响的重要文物只有置之博物馆才能充分发挥其价值”，愿意向国家捐出家传宝藏盂、克两鼎。1959年国庆十周年之际，盂鼎调拨当时的中国历史博物馆，也就是现在的中国国家博物馆。继献鼎之后，在子女的支持下，潘达于又分批向国家献了大量文物，现在还保存于上海博物馆和南京博物院收藏的就有1956年献字画99件;1957年献字画150件;1959年献161件。另外还献出了不少元明清字画，诸如弘仁的《山水卷》、倪元璐的《山水花卉册》、沈周的《西湖名胜图册》等。1963年，她把当年为潘家收藏的青铜器逐个照相存档的380块玻璃底片也全部捐献给了上海博物馆。如今这些底片成为研究潘祖荫青铜器收藏最为重要的原始资料。
1980年2月，潘达于带曾孙在上海博物馆观看大克鼎
虽然将守了一辈子的东西都交给国家了，潘达于心里还是惦记着。每次去上海，总悄悄去博物馆看看，有时候会带着曾孙一起。小孙子会问起，“奶奶，咱们家的东西，为什么不放到家里，要搬到这儿来啊?”潘达于总是笑笑说：“放到这里好，第一，很安全，博物馆保管得好好的;第二，大家都可以看，多值。”
2004年，上海博物馆举办了“潘达于捐赠大盂鼎、大克鼎回顾特展”，潘达于(中)出席
2004年，上海博物馆隆重地为即将百岁的潘达于庆寿，举办了“百岁寿星潘达于捐赠大盂鼎、大克鼎回顾特展”，作为国家博物馆藏品的盂鼎南下上海，与大克鼎团圆，与潘达于团聚。2007年，101岁的潘达于辞世。在上海博物馆的纪念墙上，捐赠者“潘达于”的名字永远留存着。潘家对祖传文物“谨守护持”的态度，也被后人铭记。如果说潘家后人藏鼎以恪守家训，那作为潘家先人的潘祖荫是如何与盂克双鼎缔结了渊源呢？潘祖荫在潘氏家族的历史中最为显赫。其曾高中探花，官至工部尚书，也是清代著名的书法家、大收藏家。盂克双鼎就由他收入潘家，其中盂鼎的故事，更为传奇。关于盂鼎的出土地点，目前有两种说法——可能是岐山县，也可能是眉县，但都在陕西省境内，后来陆续被人收藏并不断随之迁移。1873年，盂鼎重新出现，被陕甘总督左宗棠的幕僚袁保恒以600余金（一说700金）购得。袁保恒是清末重臣、民国大总统袁世凯的堂叔，平时也搞些收藏，到陕西做官后与当地一些文物贩子有来往，盂鼎可能就是通过他们买到的。但袁此次购鼎，并不是为了个人收藏，而是秉承上司左宗棠之意而为。潘祖荫曾在仕途中对左宗棠有恩。1859年，时任湖南巡抚幕僚的左宗棠被人上告多行不轨，以致龙颜大怒，几乎掉了脑袋；当时在朝为官的潘祖荫等人上疏保左，使左不仅未受处分，还因祸得福，走上飞黄腾达之路。所以左宗棠一直对其心怀感激，知道潘祖荫喜好金石收藏，就想把手里的盂鼎送给他。但潘祖荫看过左宗棠寄来的盂鼎拓片后，总怀疑此鼎是赝品。后来在与知情友人通信往来的过程中，潘祖荫得知盂鼎是真的，就立刻写信给左宗棠，催他尽快将盂鼎送到京城。1875年1月，潘祖荫得到盂鼎，极为珍视，还专门托人刻了“南公鼎斋”和“伯寅宝藏第一”两方印（潘祖荫，号伯寅），之后便一直收藏于潘家，时常有人去欣赏。1890年，潘祖荫辞世。克鼎就是其晚年购藏的。潘祖荫一生无子女，家产都由小他40岁的弟弟潘祖年继承。潘祖年也没有子嗣，于是过继了一个孙子，并为其娶媳潘达于。青铜大鼎象征社稷，历来都是国之重器，而刻有铭文的青铜鼎更是在称扬先祖，明示后人，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和学术价值。盂鼎、克鼎之所以堪称这场展览的重中之重，不仅仅因为其旧藏家族所承载的厚重历史，也因为其本身在目前已知的青铜文物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大盂鼎、大克鼎是国家一级文物，与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毛公鼎，被誉为“海内三宝”，是迄今为止有铭青铜鼎中最大的两件。
毛公鼎，西周晚期青铜器，因作器者毛公而得名。
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出土于陕西岐山（今宝鸡市岐山县），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高53.8厘米，腹深27.2厘米，口径47厘米，重34.5千克，铭文长度接近五百字。
作为古代最重要的青铜器物种之一，以炊器为主要用途的“鼎”被后世认为是所有青铜器中最能代表至高无上权力的器物。从商代至周朝，都把定都或建立王朝称为“定鼎”。
首先，盂鼎和克鼎均铸造于西周时期。而周朝是中国历史上青铜器鼎盛时代，装饰最为精美，工艺极其精湛与先进。盂鼎，通高101.9厘米，口径77.8厘米，重153.5千克，铸造于西周康王时期，周康王姬钊是周朝第三任君主，在位期间，国力强盛，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社会安定。后世将这段时期和成王末年的统治，誉称为“成康之治”。克鼎铸造于西周孝王时期。周孝王姬辟方是西周第八位君主，虽违反了周朝宗法制，但他励精图治，一定程度上使西周王朝的国力得到恢复。克鼎，高93.1厘米，重201.5公斤。整器威严厚重，口沿下装饰变形兽面纹，腹部宽大的纹饰波澜起伏而富有节奏感，蹄足上部饰有浮雕兽面。每组变形兽面纹间、足部的兽面纹鼻梁皆设宽厚的扉棱（青铜器或瓷器上常见的一种装饰，一般为凸出的条状，将器物上连续的图案分割开来，后纯用于器物的装饰）。纹饰线条质朴简洁，有别于商代晚期以来华丽繁缛的青铜器装饰风格，反映了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变革。其次，周代的国君或王公大臣在重大庆典或接受赏赐时都要铸鼎，以记载盛况。这种礼俗至今仍然有一定影响。盂鼎，作器者“盂”，为周康王时期战功显赫的重臣。因为从铭文中可知作器者盂的祖先是南公，所以在清代盂鼎又被称为“南公鼎”。据史料分析，南公应该就是周文王时候的重臣南宫适（kuò）。据《尚书》，周成王去世、康王即位时的顾命大臣中，有一个南宫毛，很可能是盂的父辈。盂显赫的地位与其辉煌的出身很有关系。盂鼎291字的长篇铭文，自晚清以来就广为传颂，甚至有学者认为，它比毛公鼎将近500字的铭文还要重要，因为盂鼎的时代更早，反映的内容也更有价值。很多古书中均有提及周人所谓的“天命观”——他们认为周灭商是因为商人纵酒无度，以致亡国，是“天命”，也就是上天的旨意。盂鼎铭文中的相关内容是目前所见的最早反映这种观念的实物资料，也是目前发现的唯一的实物证据。此外，周王嘉奖盂，赏赐他土地奴仆的记载，也是很重要的史料。同样，根据鼎腹内壁铸铭文290字所记，克鼎的作器者为“克”，是管理周王饮食的官员，周王授予克的职责是上传下达王的命令。铭文内容分为两段，一是克对其祖师华父的称颂，二是详细记载了周王册命克的仪式以及赏赐的内容。所以这篇铭文是研究西周社会政治、经济的重要资料，也是西周书法艺术中的皇皇巨篇。正如上海博物馆馆长杨志刚所言：“大盂鼎、大克鼎的故事堪称中国文物天地最壮美、最瑰丽的诗篇之一。从文物的前世今生来看，它们的前世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化艺术的那种灿烂辉煌，也体现了中国古代文明尤其是在青铜艺术方面所达到的高度。从晚清以来，收藏家的藏宝和护宝行为中，我们看到了收藏家发自内心的最深挚的爱国情怀，还有对文化传承的那种热忱，那种力量。”21件商代晚期至战国有铭青铜鼎
弘扬捐赠者爱党爱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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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上海博物馆“鼎盛千秋——上海博物馆受赠青铜鼎特展”现场
除此之外，此次展出的秦公鼎、刘鼎、宁女父丁鼎、父庚祖辛鼎等19件青铜鼎也颇具看点。秦公鼎由范季融、胡盈莹夫妇捐赠，其上有铭文记载此鼎为秦公所作。《史记·秦本纪》记载秦襄公因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而被封为重要诸侯国。此鼎铭文中的秦公为秦襄公或秦文公，本展览中的三件秦公鼎属于同一套列鼎。![]()
秦公鼎（上图）
铭文（下图）
年代：春秋早期（公元前770年—前7世纪上半叶）
尺寸：高35.2厘米，口径35.5厘米
重量：15.2千克
捐赠人：范季融先生、胡盈莹女士
铭文记秦公作此鼎。《史记·秦本纪》记载秦襄公因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而被封为重要诸侯国。此鼎铭文中的秦公为秦襄公或秦文公。当时的秦国在今甘肃礼县一带。本展览中的三件秦公鼎，属于同一套列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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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公鼎（上图）
铭文（下图）
年代：春秋早期（公元前770年—前7世纪上半叶）
尺寸：高32.2厘米，口径33厘米
重量：12.92千克
捐赠人：范季融先生、胡盈莹女士
铭文记秦公作此鼎。《史记·秦本纪》记载秦襄公因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而被封为重要诸侯国。此鼎铭文中的秦公为秦襄公或秦文公。当时的秦国在今甘肃礼县一带。本展览中的三件秦公鼎，属于同一套列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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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公鼎（上图）
铭文（下图）
年代：春秋早期（公元前770年—前7世纪上半叶）
尺寸：高30.5厘米，口径31厘米
重量：11.25千克
捐赠人：范季融先生、胡盈莹女士
铭文记秦公作此鼎。《史记·秦本纪》记载秦襄公因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而被封为重要诸侯国。此鼎铭文中的秦公为秦襄公或秦文公。当时的秦国在今甘肃礼县一带。本展览中的三件秦公鼎，属于同一套列鼎。
刘鼎由孙煜峰先生捐赠，铭文似以钺砍人头状，为商晚期常见的族氏铭文；宁女父丁鼎由李荫轩、邱辉夫妇捐赠，铭文记宁氏女子为父丁（公公）所作祭器；父庚祖辛鼎由沈同樾女士捐赠，铭文记此鼎是为父庚、祖辛所作的祭器。![]()
刘鼎（上图）
铭文（下图）
年代：商代晚期（公元前13世纪—前11世纪初）
尺寸：高22.9厘米，口径18.4厘米
重量：2.54千克
捐赠人：孙煜峰先生
铭文似以钺砍人头状，为商晚期常见的族氏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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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女父丁鼎（上图）
铭文（下图）
年代：商代晚期（公元前13世纪—前11世纪初）
尺寸：高29.9厘米，口径14.5厘米
重量：4.88千克
捐赠人：李荫轩先生、邱辉女士
铭文记宁氏女子为父丁（公公）所作祭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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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庚祖辛鼎（上图）
铭文（下图）
年代：西周早期（公元前11世纪）
尺寸：高23厘米，口径17厘米
重量：2.66千克
捐赠人：沈同樾女士
铭文记此鼎是为父庚、祖辛所作的祭器。
厚趠方鼎
年代：西周昭王（公元前11世纪下半叶）
尺寸：高21.3厘米，口横17.4厘米，口纵13.3厘米
重量：2.4千克
捐赠人：李荫轩先生、邱辉女士
铭文记周王来到成周的这年，厚趠受到祭公的馈赠，因之作此鼎来祭祀自己的父亲。此鼎最早著录于宋代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为宋代出土留存至今的青铜器之一。
员方鼎
年代：西周昭王（公元前11世纪下半叶）
尺寸：高22.7厘米，口横18厘米，口纵14.5厘米
重量：2.83千克
捐赠人：孙鼎先生、景俊士女士
铭文意为正月癸酉日，王在打猎，王命令员带猎犬随从，员得到王的赞美而作此器纪念。
年代：西周中期（公元前11世纪末—前10世纪末）
尺寸：高30.8厘米，口径27.8厘米
重量：5.65千克
捐赠人：范季融先生、胡盈莹女士
铭文大意为七月初吉丙申日，晋侯命追敌于倗地，成功驱敌且有俘获，晋侯赏赐成套兵器与十朋贝。因此作器，让子孙永用。
亚伯鼎
年代：西周早期（公元前11世纪）
尺寸：高20.4厘米，口径17厘米
重量：2.08千克
捐赠人：解箨盦主
铭文中的“亚伯”为亚氏宗族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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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
年代：西周早期（公元前11世纪）
尺寸：高23.5厘米，口径15.7厘米
重量：2.88千克
捐赠人：吴清漪女士
铭文作“![]()
”，为族氏铭文。
燕侯旨鼎
年代：西周早期（公元前11世纪）
尺寸：高17.2厘米，口径14厘米
重量：1.16千克
捐赠人：李荫轩先生、邱辉女士
铭文记燕侯旨为父辛作这件祭器。旨为燕国的第二代国君，燕国在今北京一带。
应公鼎
年代：西周早期（公元前11世纪）
尺寸：高18厘米，口径15.5厘米
重量：1.75千克
捐赠人：李荫轩先生、邱辉女士
铭文记此鼎为应公自作器，应公是应国国君的称谓。应国在今河南平顶山一带。
年代：西周早期（公元前11世纪）
尺寸：高20.8厘米，口径16.4厘米
重量：1.76千克
捐赠人：吴清漪女士
铭文记为祭祀父丁所作器。
年代：西周早期（公元前11世纪）
尺寸：高24.2厘米，口横19厘米，口纵14.2厘米
重量：3.33千克
捐赠人：潘达于女士
铭文记此器是为父戊所作器。
辛鼎
年代：西周中期（公元前11世纪末—前10世纪末）
尺寸：高31.5厘米，口径28.5厘米
重量：8千克
捐赠人：李荫轩先生、邱辉女士
铭文大意为器主辛作此鼎，以祈求福祉无疆。辛以怀抱高尚品德传家，并以此分享给诸友，诸友亦赐与辛德吉，遵循仁德之道。
毛公方鼎
年代：西周中期（公元前11世纪末—前10世纪末）
尺寸：高22.5厘米，口横19.3厘米，口纵15.3厘米
重量：3.5千克
捐赠人：李荫轩先生、邱辉女士
铭文记毛公旅用此鼎和相配的簋，宴飨其僚友，饱食畅饮，也可用来孝事父母先祖，一切都很顺利美好，故可长命百岁。
郑虢仲悆鼎
年代：西周晚期（公元前9世纪上半叶—前771年）
尺寸：高21.7厘米，口径23.7厘米
重量：3.6千克
捐赠人：李荫轩先生、邱辉女士
铭文记此鼎为郑虢仲悆为祭祀先祖父考所铸。
亡智鼎
年代：战国晚期（公元前4世纪中叶—前221年）
尺寸：高18.3厘米，口径17.5厘米
重量：4.1千克
捐赠人：孙鼎先生、景俊士女士
铭文大意为器主亡智选择优质青铜铸造此鼎，鼎的容量为三分之一斗。魏王巡视北方，亡智担任此行的随从，铸鼎以记此事。
展览还首次展出上海博物馆馆藏的三幅“海内三宝”全形拓。大盂鼎全形拓为清同治十三年拓本，由整纸拓成，尺寸略大于原器。内壁铭文另完整拓于器之上方，有鉴藏印“吴湖帆印”；大克鼎全形拓为清光绪十四至十五年拓本，器形由足、耳、身等分别拓成，合为全形，铭文分两段拓成。钤拓工印“文兽斋手拓金石文字”“文政十二”为首见，尤为宝贵；毛公鼎全形拓为清代晚期拓本，是陈介祺毛公鼎拓本之中期作品。器形由足、耳、身等分别拓成，粘为鼎图，铭文为左右两纸拓出，似肩胛状。作品拓工精湛，纹路斑驳，纤毫毕现。
为配合“鼎盛千秋——上海博物馆受赠青铜鼎展”的举办，上海博物馆将于2021年7月中旬在上海举办“中国古代青铜文化学术研讨会”。届时将邀请数十位国内学者围绕商周考古新发现、青铜器与金文研究、古代文明研究展开研讨。
“鼎盛千秋——上海博物馆受赠青铜鼎特展”将延续至7月18日，随后盂克双鼎将双双北上，赴中国国家博物馆进行展览。
图片来源丨上海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在艺app及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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