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研究馆员翁连溪誉为“引领中国古代版画私人收藏第一人”的瑞典收藏家冯德保(Christer von der Burg)与中国的缘分始于半个世纪前。那时，年轻的冯德保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学习东方艺术，从他的老师——将《诗经》、《论语》、《礼记》、《尚书》等中国古代典籍译介至瑞典的著名汉学家马悦然（Goran Malmqvist）那里，继承了对中国古代书籍的强烈兴趣。
1978年，冯德保在伦敦建立了经营中国古代书籍的东方艺术书店寒山堂。开始，冯德保以收集善本书为主。因中国古代书籍大多具有徽派刻工制作的精美插图，所以在收集藏品的过程中，冯德保逐渐关注木刻版画，并且开始有意识地收集中国古代版画。
在收藏过程中，冯德保先生读到了民国学者郑振铎的文字。郑振铎曾在民国时期战乱频发的情况下，艰难搜集、有系统的，留存了几十部珍贵的版画类善本古籍，并且基于此这些文献出版了系统归纳中国古代版画发展脉络的《中国版画史图录》。
学界对于中国古代版画的收藏、整理和研究，始于郑振铎先生一代。欧洲收藏家冯德保同样也是基于郑振铎的研究脉络来收集中国古籍。借助藏品来体现中国古代书籍插图的印刷史，也就成为了他收集中国古籍的方向。
遗憾的是，郑振铎先生于1958年因飞机失事不幸逝世，导致以《中国版画史图录》为依托的中国版画史研究便没有能继续下去。怀着“致力于完成郑振铎先生未竟的事业”的信念，许多学界同仁也一直在努力。
近日，随着《欧洲冯氏藏中国古代版画丛刊》出版，可以说是填补了这个“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研究遗憾”。该项目自2017年春立项至今，历时四年。如今正式出版的《欧洲冯氏藏中国古代版画丛刊》是一部规模巨大的彩印图籍，其中收录欧洲著名中国古籍收藏家、研究家，英国伦敦木版教育信托(MET)创始人冯德保先生近四十多年来苦心营求于世界各地所收藏的中国古籍善本影像。
此次出版《欧洲冯氏藏中国古代版画丛刊》为保留原书之风貌、不损原作之精神，以上好特种纸彩色印刷，收录宋代至民国各类版画，均为先生近四十多年来苦心营求于世界各地所得之珍贵图籍；且每种图籍分别由中、英两国学者撰写双语提要，成为一部版画收藏与研究的专著，也是目前为止收录数量最多的私人藏版画图录。“中国版画史梳理的工程实在太大，我们能作的就是各个击破，一点一点地做。”谈及本书的出版，本书主编、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研究馆员，中国古籍保护协会古籍鉴定专委会副主任翁连溪感慨地说，“此次出版不仅是冯德保先生的夙愿，更是我与丛书学术顾问、中国美术学院的范景中教授以及许多学界同仁的共同心愿。多年以来我们一直怀抱着信念，将郑振铎先生的研究工作继续下去。此次冯德保先生为我们提供了自己常年积累的五百多部木刻版画、铜版画和姑苏版画，与我们之前整理汇总的儒释道版画一起，可为完整记录中国版画史打下一定的基础。”
新书出版之际，在艺App特邀丛刊的两位主编——翁连溪与刘禹以本书为切入点，为读者解读冯德保所藏中国古代版画的特点及重要性。
本书主编，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研究馆员，中国古籍保护协会古籍鉴定专委会副主任翁连溪
本书主编，中国古籍保护协会古籍鉴定专委会委员，复旦大学中国古版画研究会会员刘禹
Q：能否介绍一下冯德保先生所藏版画的特点与重要性？
翁连溪：冯德保先生可以称得上是引领中国古代版画私人收藏的第一人。冯先生是瑞典人，但他却不收藏西方版画，转而收藏以木刻版画为主的中国古版画。
其收藏中年代最早者可见刊刻于宋开宝八年（975年）的吴越国王钱弘俶刊本《雷峰塔经》四部；还藏有刊刻于辽金时期的佛教经典《赵城藏》，这部刻本十分珍贵，是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镇馆之宝。
明代的版画收藏得就更多了，其中最著名的有被版画研究者所推崇的明代版画巅峰之作，汪廷讷编汪氏环翠堂刻本《坐隐先生精订捷径奕谱》，还有清代版画《太平山水图》、《白岳凝烟》等等，一直到嘉庆、道光以至清末的版画，他都有系统的收藏。
而且冯先生收藏版画的理念与图书馆收藏珍本、善本的理念也有所不同。图书馆藏书通常不太关注印刷版次的差别，藏有一个版本就不会再收藏其它版，但冯先生在收藏过程中会刻意收藏同一部书的不同版本，最多有五六个，他的收藏中有清刊《耕织图》六种，还藏有《性命圭旨》四种、《鲁班经》三种、《慈容五十三现》五种、《列仙酒牌》二种、《写竹简明法》两种等等。他的收藏还涵盖从明代万历时期起至今的翻刻、盗版，后者是一般的图书馆和版画收藏者可能会忽视的。冯先生对种种同书异版之作悉以观之，他对中国版画的了解也源于此。读者阅读此书也可知版本更替，风格流变，如果没有这么多版本提供对比，学者们不可能了解这么清楚。
《御制耕织图》，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内府刻本
《欧洲冯氏藏中国古代版画丛刊》第二辑中姑苏版画的选取更能体现出本书对于藏家的意义。以乾隆时期一套姑苏版画为例，冯先生收藏有一套丁氏工坊印制的木刻彩色套印版画，此图28张为一套，大英图书馆藏一套，冯先生收藏有两套，一共藏有56张。收藏56张是因为姑苏版画在当时出版之后就有仿制的，只有将两张都排在一块，用一张对比另一张才能辨别出作品的先后和真伪。
冯先生藏有后人仿制的姑苏版画，这些仿作中有一些作品在套色时处理不仔细，晕染成阴阳相悖。而真作的花蕊是一点点地由深到浅发生变化，变化非常丰富。现在苏州仿制的姑苏版画也非常不错，再做点儿旧就可以与乾隆时期姑苏版画乱真，如果没有早期真的姑苏版画作为对比，这些仿作摆出来，哪个早，哪个晚，就会非常难以辨别。
刘禹：冯德保先生把同一部书的所有不同时代刻的版本全都收集齐，大为方便了版画史学者进行研究。我们在编纂冯先生的收藏时，以同一类别的作品年代为脉络进行分类，这样同一部版画在不同年代的流变就变得一目了然。
例如，研究《三古图》的学者，在一个图书馆中可能见不到这部书从明代到清代的全貌，但是他可以在现在这部《欧洲冯氏藏中国古代版画丛刊》中看到以四色印刷的全部版本，省去了跑好几个图书馆查资料的困扰，为研究者节省了不少的时间。
同一本书有前刻、后刻，初刻和再刻之分，中间会有修版，一般的图书馆不会再去购买或收藏这些后续出现的修改版，但是冯先生会买，只要有具体的细节的更改他就会去收集，并且对这些变化了如指掌，这是十分难得的。
我印象特深刻的一件事是，有一次翁连溪老师和我陪他去山西做考察，一位藏家听说冯先生要来，连夜拿着一个《方氏墨谱》去请教冯先生版本如何。冯先生听说有藏家来请教，十分高兴，打开笔记本里存储的资料，一下调出六种《方氏墨谱》。他对着自己的资料问藏家：“你这部《方氏墨谱》在第几卷第几页上面的一个图上有一个人的手刻的是什么样的？”在对照藏家藏品的细节后，冯先生立刻判断说，你这部《方氏墨谱》是一部再刻本，这部书在做增订时，里面有一个非常细微的版心掉了下来，当时重印就没有再补上。
《程氏墨苑十四卷附人文爵里九卷》（明）程大约撰，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程氏滋兰堂刻本 线装一册。有图。原书版框高24.5cm，宽14.9cm。存一卷（卷二）
从这个细节中可知，冯先生他掌握的资料非常丰富，他的同书异版的存储量相当大。而相比之下，无论是私人藏书还是图书馆藏书，多数藏家都会只藏一套。其实不同时期印的同一部书也有不同的地方。如不将这些资料收集完全，版画史学者就很难具体研究此书到底是什么时起刻，什么时候重印。冯先生的版画将中国古代版画、古籍刊刻的脉络与流变展现得非常清晰，这是他的收藏的最重要的特点之一。
Q：冯德保先生的收藏都涵盖哪些门类？这些门类能否反映中国版画史全貌？
翁连溪：除了插图类木版画，冯先生的另一个重要收藏门类是铜版画。铜版画是西方画种，在明代万历年间传至中国，此后中国一直没有铜版画的翻刻和复制。直到清代康熙五十二年，时值康熙六十寿辰。为庆贺六十岁万寿庆典，选取皇帝御诗与避暑山庄图配合刻制木版画与铜版画。木版画由清代著名画家沈嵛所绘原稿，诗文为名臣王曾期墨书，图绘《避暑山庄三十六景》，铜版画由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主持制版印制，一诗一图，开铜版画之先河。
《避暑山庄三十六景》第六景《万壑松风》，1713年，铜版画
《避暑山庄三十六景》第十一景《西岭晨霞》，1713年，铜版画
铜版画在之后又有好几十年没有延续做下去，一直到乾隆三十七年平定准噶尔之后，清代宫廷又开始重新制作。因为距离上次制作铜版画年代已久，工匠技艺多有荒废，因此这张《平定准噶尔回部得胜图》由法国人艾启蒙、贺清泰绘制底稿，再送至法国完成制版。
《平定准噶尔回部得胜图》，郎世宁、王致诚、艾启蒙、安得义等绘，清乾隆三十年至三十九年（1765—1774年）法国铜版印本
完成这个战图以后，乾隆皇帝觉得刻的非常好，他的十全武功都要刻。此后得胜之后制作铜版画成为惯例，后续的平定两金川、平定苗疆、平定廓尔喀等一系列战争全部刻制成战图。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铜版画的制作者几乎都是国内画家及工匠在宫里刊刻的，作为清代铜版画战图代表作，具有非常重大的历史意义。在中国铜版画收藏上，冯先生算是第一人。他是除故宫博物院以外少数能集齐乾隆八部战图的收藏者。
《平定廓尔喀得胜图》，清贾士球、黎明、冯宁等绘,清乾隆六十年至嘉庆元年（1795—1796年）内府铜版印本。
冯德保收藏的另一重点是姑苏版画。姑苏版画是指康熙到乾隆末年苏州桃花坞刊刻的版画，后期叫桃花坞版画。这种版画采用西方的透视法，在当时中国人收藏得非常少，都是出口到欧洲。这类版画在欧洲主要作为城堡墙壁装饰使用。这些姑苏版画的尺幅都非常大，用一个条屏讲一个故事，当时的欧洲收藏者多使用油画框装裱姑苏版画，再将这些联续的叙事图像铺满整面墙壁。
由于装裱方式得当，加之城堡避光避湿，这些版画的保存十分完好，现在去参观一些欧洲还在开放的城堡，经常能见到一个城堡里全是姑苏版画，非常壮观。
姑苏版画为什么没有在中国流传呢？原因可能是因为姑苏版画造价过于昂贵，也可能是因为中国的版画讲究一年一贴，贴完以后就被毁坏，再贴新的，就少有留存下来的。二十年前，不管是公立博物馆还是图书馆，还是私人藏家手中，全中国也就在辽宁省博物馆收藏有一张姑苏版画——《西洋剧场图》，这张图应该也是二级文物了。
《西洋剧场图》墨版套色敷彩92.8×47.4cm辽宁省博物馆藏
因为姑苏版画在中国的流传如此稀少，所以如果没有冯先生的收藏，中国可能就没有学者来研究姑苏版画。姑苏版画对日本浮世绘有很大影响。也因此为后续受浮世绘所影响的印象派版画、油画都提供了构图范式，对印象派画家的影响也很大，所以欧洲和日本特别重视姑苏版画，收藏的也比较多。
改革开放以后，在流通领域有一些姑苏版画回流，但这些都不是精品。上好的姑苏版画非常珍贵，一张50 ×30公分的小型姑苏版画就能卖到150万人民币，非常贵。中国的姑苏版画收藏非常少，但冯德保先生一人便收藏了200多张，甚至可与世界上版画藏量最丰富的日本海渡博物馆相媲美。
冯先生的收藏序列中除去姑苏版画、铜版画、古代善本插图的木版画等等精品，另一个重点就是套色秘戏图。秘戏图就是春宫画。套色印刷的技术在元代就有了，明代万历以后大量出现。这些春宫图采用四五色套印印刷，是明代建筑、服饰、人物的详实记录。遗憾的是，咱们国内公藏一部没有，有两部但都是比较晚的翻刻。冯先生收藏的这套明刻本四五色套印春宫图，一共有九部。高罗佩在写《秘戏图考》时考证说，这几套插图可能在太平洋战争的时候都已经被毁坏了。冯先生在机缘巧合之下收购了日本涩井清氏所藏明刻本秘戏图。这些中国印刷史上、出版史上的重要文献奠定了他在古籍、版画的收藏地位，拥有如此大体量的珍贵收藏是一般收藏者无法相比的。
Q：《欧洲冯氏藏中国古代版画丛刊》的出版对于中国版画研究而言有哪些特殊意义？
翁连溪：我们搞中国版画史研究的学者都绕不开民国学者郑振铎先生，郑先生是开创了一个时代的领军人物，致力于系统整理中国版画发展史脉。在民国时期战乱频发、交通通讯不便的情况下，郑先生一点点地搜集了几十部重要的书，在1937年出版了《中国版画史图录》。
然而，1958年郑振铎先生不幸因飞机失事而逝世，导致以《中国版画史图录》为依托的中国版画史研究在解放后也没有能继续下去。因此，此次出版《欧洲冯氏藏古代中国版画丛刊》不仅是冯德保先生的夙愿，更是我与丛书学术顾问、中国美术学院的范景中教授以及许多学界同仁的共同心愿。多年以来我们一直怀抱着这种信念，致力于完成郑振铎先生未竟的事业。但是这项工程实在太大，我们所能作的就是各个击破，一点一点地做。
几年前，我和李洪波、宋连合作出版了《中国佛教版画全集》，其中收录将近两三万幅佛教的插图版画，还有独幅版画。对于佛教版画来说，这部书的收录基本上是比较全了。
随后我们又搜集了中国古代道教插图木刻版画，出版了一部道教版画全集，两部全集都是108册，放在一起非常壮观，摞起来都5米多高了。我还想做儒家版画全集的整理工作，这部书目前也接近完成。此次冯德保先生为我们提供了自己常年积累的五百多部木刻版画、铜版画和姑苏版画，与我们之前整理汇总的儒释道版画一起，可为完整记录中国版画史打下一定的基础。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一卷》（后秦）鸠摩罗什译。辽宁时期刊本。有图。经折装一册。
原书版框高9.3cm，半开宽4.5cm。
同时我们还计划在上海复旦大学中国古籍保护中心成立中国古版画研究会。由范景中先生担任会长，我与复旦大学图书馆的杨光辉教授一同任副会长，杨玉良先生任名誉会长。
中国古版画研究协会组织了一批学者致力于整理、收录中国版画图录。大家都非常支持，分工协作，比如河北的赵俊杰先生负责组织整理小说类插图版画，其中基本的思路是研究中国古代小说和戏曲唱本，范景中教授的的博士、中国美院的董捷教授也提供了很大帮助，他一直致力于研究戏曲小说版画。
《新编目连救母劝善戏文三卷》，（明）郑之珍撰。明万历十年（1582）郑氏高石山房刊本。线装三册。有图。原书版框高 20.4cm，宽13.6cm。
除了研究戏曲版画还有研究山川版画的。刚开始大家分头在做，在这几年中已经搜集了很多图像，国外的研究机构也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图像的版权。这次出版的《中国欧洲冯氏藏中国古代版画丛刊》也给我们与国外机构进行交流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具体来说，我们联合文物出版社将这部书送给剑桥大学、牛津大学，以及欧洲各个汉学研究机构，这样我们再去请求用他们的底本也就容易了，他们能给我们很多可以利用的资源。日本方面我们也在联系，很多在中国没有的孤本版画都在日本。
我今年六十多岁了，希望可以在我七十多岁的时候完成这件事，为中国美术史、中国绘画史、中国印刷史的研究提供这么优美的图录，让所有的中国学者和艺术爱好者能研究、欣赏。
这里面有很多收藏都在国外，并且多藏于私人藏家手中，这次能将这些收藏数字化也在于冯先生与这些私人藏家的关系常年维持得非常好，对方愿意无偿提供数字版权让我们拍照和复制。
Q：时值《欧洲冯氏藏中国古代版画丛刊》出版这一关键节点，是否还有其他文化活动让公众得以欣赏这些文化遗产？
翁连溪：2019年，中国国家图书馆举办了为纪念建国70年、同时也是纪念国家图书馆建立110周年的“中华传统文化典籍保护传承大展”；浙江省美术馆举办了“水印千年——中国水印版画大展”；在疫情期间浙江省美术馆还举办了“其耘陌上”——《耕织图》艺术特展，杭州的净慈寺、南京的栖霞寺举办了木刻佛经展览。最近我与《欧洲冯氏藏中国古代版画丛刊》的副主编刘禹先生以及中国古籍保护协会民间收藏工作委员会的刘洪金先生又在筹划一个展览。山东的孔子博物馆自2019年起，每年农历七夕都会举办“中华传统晒书大会”，旨在通过晒书仪式传播古籍知识，培养国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这一次我们将在晒书节期间与曲阜孔子博物馆将共同举办一个《孔子圣迹图》大展。
我们还与复旦大学古籍保护中心的杨光辉院长、南京大学博物馆的史梅馆长合作，计划于今年11月在南京大学博物馆办一个中国彩色木版画大展。这些展览对古版画的研究，对中国印刷史、出版史一定具有巨大的推进作用。多出书、多展示，才能让大家看到这些作品，体会到这些作品的精妙之处。这些展览中展出的作品在此次出版的《欧洲冯氏藏中国古代版画丛刊》中也多有体现。其中最重要的是一部明刊《十竹斋笺谱》。这部书故宫藏有两部，国家图书馆一部，在全世界范围内日本还有一部，存世量就只有这么多。故宫藏本是一级文物，无法出借展览，平时也不易得见，这次冯先生十分无私地这部唯一的私人收藏明刊《十竹斋笺谱》借出给我们展览，冯先生的举动在当下因全球疫情大流行封锁国境的条件下尤为无私，因为这么珍贵的藏品却无法由我们亲自带回，需要使用邮寄的方式从国外寄过来，所以广大艺术爱好者得以于现场亲自观看这部作品的机会真的十分珍贵且不易。为何我们要强调除出版计划外，对这些古籍的原件进行展览尤其重要？这是因为在现场亲自观看原件的感受与看当代印刷品的感受是截然不同的。对于印刷术，这些西方学者认为，15世纪出现的古登堡铅字印刷术已经超过了中国的活字印刷术，但是中国同时期出现的彩色印刷术却是西方印刷史上未能超越的技术。彩色印刷术通过木板雕刻，再使用水墨在宣纸上印刷。水墨与宣纸的结合产生的出千变万化的渲染效果，这是现代印刷术所达不到的。而且彩色印刷具有套印、多色印刷、单版套印、拱花等多种处理手法，只有看到实物，才能感受到那种微妙的特点和差异。如果观众能够亲眼看到中国明清艺术家和手工匠人在几百年前就能达到这种水平，一定会大为震撼，这也正是传统艺术最为根本的审美体验。所以欣赏作品一定要看原始资料，如果只看其在现代出版物上的体现，就很难产生独一无二的时空交织的模糊体验和膜拜价值。当然，对于很多不能亲临现场的观众和学者而言，这部珍贵的《十竹斋笺谱》在《欧洲冯氏藏古代版画丛刊》中也能看到。《丛刊》第二辑收录了这一部，和原作一样，也是彩色套印的，非常漂亮。《丛刊》共分三辑，每一辑在刊载冯先生的收藏上都有不同侧重点，每一辑都有特别稀见的东西，因此也希望大家关注后续的出版计划。
Q：能不能谈一谈何为数字化回流和出版回流？在出版过程中有哪些令人感动的故事？
翁连溪：中国现在非常强调文化自信。习近平主席说“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文物和古籍若是只藏在博物馆库房里、藏在私人家的柜子里，怎么能活起来呢？这就需要将文物和文献进行数字化信息收集、汇总、编目。让观众可以通过数据库获得接触这些信息的路径。另让一国公民接触这些国家文化遗产的方式就是出版。我们一直引以为豪的中国四大发明中，与书有关的发明占了两个，一为造纸术，另一个就是印刷技术。时至今日，出版依然是大众获取知识的主要途径。我与冯先生已经相识已有二三十年之久，他对中国非常有情感，因此也十分希望自己收藏的古籍善本可以通过出版回流的方式得以回归它们的诞生地——中国。
《大威德陀尼经二十卷》（隋）阁那崛多等译。宋绍定四年至元至治二年刊《碛砂藏》本。
经折装一册。有图。原书版框高24.6cm，半开宽11.1cm。存一卷（卷二十）
欧洲有很多公立机构：大学、博物馆、研究院都想收购他的收藏。他的理想也是让中国的文物回到中国。但在回流之前，还有大量工作需要进行，因此我便提议能不能先进行数字化，让中国广大研究者得以使用网络或出版物途径接触到这些作品。但是冯先生的收藏太多，这500部中国插图古籍进行数字化将是一笔十分庞大的资金预算。于是我找到出版界的朋友，希望借由出版的收入来弥补经济上的付出。冯先生十分支持我这个倡议。我粗略估算了一下，150部书就能做完首辑100册，若将这500部能反映中国古版画的面貌的收藏如果全部出版的话，需要三辑。老先生也很支持，因为珍藏了一辈子的藏书如果最后流回中国了，他还能通过图录再看到这批书。当时我与本书副主编刘禹都在英国，在他的夫人李双教授充当翻译的情况下我们几人就把这个事情定了下来。冯先生写了一个委托书，以合同形式确定将自己所有收藏委托于我进行数字化留存和出版。
回国我们就和文物出版社洽谈合作，冯先生当时也来了，与文物出版社时任社长张自成先生相谈甚欢，基本上就出版事宜达成了共识。但是冯先生的收藏实在太多，无论是进行数字化还是出版都缺少经费。文物出版社帮我联系到白帆印务，白帆印务的蒋学峰先生也特别有情怀，奎文阁出版公司的邓占平先生也为此事提供了极大的帮助和资金支援。可以说，是文物出版社、奎文阁、和白帆印刷厂三家给将此事担当起来才把这件事促成。我们还申请了国家出版基金。经专家评审，国家出版基金管理委员会最后批准了。因为国家现在非常重视文物回流，除了实物回流以外，文物回流的形式还有数字回流和出版回流。当然，除此本书是海外文物回流以外，本书采用十分具有特色的中英文双语提要也是专家评审们批准基金的原因。本书中文提要的撰写由研究中国古版画、中国美术史、西方美术史的代表人物所组成。中国美术学院的范景中先生对版画的理解是一般人达不到的，同时他的博士生比如同为中国美院教授的董捷先生，也是中国古版画研究领域公认的大家。所以我们请范老师作为顾问，再组织各大院校研究中国古版画和现代版画的领军人物，比如宋平生老师，清华大学的刘蔷老师，还有国家图书馆的陈红彦老师等30多位著名教授和学者共同参与了本书的出版。很多私人藏家甚至是小的博物馆对藏书的著录都达不到这样的专业程度。本书的英文提要并非是中文提要的直接对应翻译，而是由英国汉学家以西方艺术史视角和方法论撰写，这是现行出版的大型丛书中唯一采用这种方式进行编辑的，非常具有代表性和独特性。使用此书的研究者可以对照欧洲学者的书写视角与中国学者的书写视角，同时还可以为藏书版本的鉴定充当工具书使用，这套丛刊的特点便是一对一的对照。版画印刷十分清晰，这对小型博物馆、古籍善本藏家，以及古籍著录研究者都有实物教学的作用。此书采用四色印刷，过去的版画印刷多采用黑白印刷，效果仿佛是复印出来的，展现不了古籍和版画的风貌。在这套书中无论是套色印刷版画还是单色的版画，我们都要采用四色印刷，只有这样的印刷方式才能体现出水墨的质感，时间的留存痕迹，和中国古代版画的精髓。本书的版式设计也十分有特色，由文物出版社的知名装帧设计师进行设计，装潢采用外侧用方形函套，内侧用小圆角书口的形式。这种装订方式难度高，且成本也高。但是我们还是想采用这种体现中西方文化交融特色的装订，圆角书口和烫金文字是欧洲古书常用的形式，加之中国古籍的方形函套设计，我们希望读者从第一眼所见的外观上就体会到这套书的最大特色。这部《欧洲冯氏藏中国古代版画丛刊》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更为印刷史、出版史研究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它具有完整地呈现历史和传承文明的价值。承蒙冯德保先生信任，由我将其收藏以出版回流和数字化回流的形式带回故乡，如今付梓，我深感荣幸。也希望借由此书以及后续展览，能有更多艺术爱好者理解、欣赏古籍刻本所书写的文明传承。这也是我与冯德保先生的共同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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