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就开创了女性主义艺术的她，一直酷到了今天

2021年8月28日，位于旧金山的德扬博物馆(de Young Museum)为朱迪·芝加哥举办一场回顾展，这也是她作为史上最重要女权主义艺术家之一从事艺术创作六十多年以来的第一次回顾展。

唯一遗憾的是，这次展览不包括她最著名的作品《晚宴》(The Dinner Party, 1974-79)，但仍是展示芝加哥整个职业生涯的一次重要机会，无论是从早期的汽车发动机罩绘画到最近聚焦死亡和生态环境破坏的系列新作。

朱迪·芝加哥

1970年代初，朱迪·芝加哥(Judy Chicago)住在加州中西部城市弗雷斯诺(Fresno)，这里是美国有名的农业城市。芝加哥在这里进行了一个研究项目——对各个时代的女性艺术家进行深入研究。

自那以后，多位重要的女性艺术史学家纷纷出版和发表了许多关于该领域的书籍和文章，例如女性艺术史学家琳达·诺克林（Linda Nochlin）的发问《为什么没有伟大的女性艺术家？》，加拿大和英国艺术史学者格里塞尔达·波洛克（Griselda Pollock）对古往今来女性、艺术与意识形态之间复杂的建构关系的解析。

朱迪·芝加哥“On Fire at 80,” 2019. Photo: © Judy Chicago / Artists Rights Society Photo © Donald Woodman / ARS

虽然在今天，这样的创举似乎已不再具有革命性，但在那个年代几乎具有颠覆意义——当时的美国艺术史几乎只关注欧洲和纽约的白人男性的成就。芝加哥在试图改变当时那种现状。 

研究过程中，芝加哥了解到修女会在僧侣旁辅助完成一些手稿，19世纪的时候也有诸如安娜·克莱普尔(Anna Claypoole)和莎拉·皮尔(Sarah Peale)这样的女性会进行绘画创作。

后来，芝加哥还深入研究了传奇女画家阿特米西亚（Artemisia Gentileschi）和安吉莉卡·考夫曼(Angelica Kaufmann)等人：前者作品几乎成为当今#MeToo运动的象征，后者则是当时最著名的新古典主义艺术家之一。

芝加哥还在朱迪思·莱斯特(Judith Leyster)和罗索尔巴·卡雷拉(Rosalba carira)的画作中找到如何以女性的视角描绘女性，以及玛丽·卡萨特(Mary Cassatt)和贝尔特·莫里索(Berthe Morisot)等印象派画家如何被迫生活在男性同僚的阴影下。芝加哥研究的大多数女性都是白人和欧洲人。为此她也曾解释过自己的关注范围有限，部分原因是她所倚赖的文学文献作品有一定局限性。

今年初，英国著名出版商Thames & Hudson发行了《花开：朱迪·芝加哥自传》，她在书中写道：“很多艺术家都遇到过和我类似的挣扎：社会对女性的消极态度；不被重视；最不幸的是，被剥夺了事业蓬勃发展的机会和回报。”

“尽管遭遇了无数障碍，也缺乏正规的艺术培训，她们还是在一个只有男性艺术家才能得到文化支持的世界里为自己开拓生活。”自从芝加哥开始她的研究项目以来，其所研究过的许多女性后来都得到了博物馆的关注，也开启了人们对这些女性的更广泛认知。

Judy Chicago, Immolation, 1972.

©JUDY CHICAGO/ARTISTS RIGHTS SOCIETY (ARS), NEW YORK/COURTESY THE ARTIST; SALON 94, NEW YORK; AND JESSICA SILVERMAN GALLERY, SAN FRANCISCO/PHOTO COURTESY THROUGH THE FLOWER ARCHIVES

从朱迪·科恩变成朱迪·芝加哥

朱迪·芝加哥，不是她的本名。1939年在伊利诺伊州出生时，犹太裔的父母给她起名朱迪·科恩（Judy Cohen）。

上世纪60年代，她进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学习艺术专业，并在与第一任丈夫相识，姓氏从父姓“科恩”（Cohen）变成了夫姓“杰罗维茨”（Gerowitz）。

年轻时的朱迪·芝加哥

尽管当时朱迪的一些极简主义风格作品已经开始获得认可，但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她是在适应以男性主导审美风格的时代，自己的真实表达被压抑着。更不幸的是，1963年，朱迪的丈夫因车祸去世。

陷入悲伤的朱迪在创作中对意象的运用更具张力和个性化，为此她还先后进修了雕塑、喷绘等创作方式，也开始更加大胆地尝试对女性外阴的描绘。

除了个人境遇发生巨大变化，当时已经开始蔓延的女性主义第二次浪潮也在影响着朱迪的思想。第二次妇女解放运动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的美国，甚至一直持续到了80年代。

1963年美国人著名女权主义作家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出版《女性的奥秘》（The Feminine Mystique）一书。弗里丹在书中抨击使妇女同意成为被动角色和依赖男性支配是失去活力的家庭生活的重要原因。1966年弗里丹与其他女权主义者成立了全国妇女组织，这也直接刺激了美国其他地区以及西欧纷纷成立争取平等权利的妇女组织。

这些组织积极推动迫使妇女地位低下的歧视性法律和惯例被推翻，其中就包括在契约和财产所有权问题、就业和工资问题、工资收入的处理以及有关性和孩子生育(即避孕和堕胎)等问题上的歧视。

Judy Chicago, Virginia Woolf Test Plate, 1975–78.

©JUDY CHICAGO/ARTISTS RIGHTS SOCIETY (ARS), NEW YORK/PHOTO ©DONALD WOODMAN/HAMMER MUSEUM, LOS ANGELES

也正是在1966年，朱迪接受了经纪人罗尔夫·纳尔逊（Rolf Nelson）的建议——纳尔逊很欣赏她的伊利诺伊州口音——给自己取名为朱迪·芝加哥（Judy Chicago），尽管这个时候她已经与第二任丈夫Lloyd Hamrol结婚。

后来在加州州立大学富勒顿分校的一场展览中，人们看到了她的一座雕塑，旁边还附上了一段文字，这让人们对她改名有了更加深刻地了解：“朱迪·杰罗维茨在此放弃因男性社会支配地位而强加给她的所有名字，自由地选择了自己的名字：朱迪·芝加哥。”

当时她展示的雕塑是一组半透明的丙烯酸半球体，被放在桌子一样的结构上面。光滑、圆润，与当时普遍存在的“拜物主义”审美是一致的。虽然这件雕塑看起来很像极简主义雕塑，但却有着最关键的区别，即它没有那么壮观，而且色彩太丰富了。  

当时做这种极简主义雕塑的有名艺术家大多是居住在纽约的白人男性，他们用工业材料和数学逻辑制作巨型艺术品。

1966年，当芝加哥和他们一起出现在纽约犹太博物馆(Jewish Museum)那场著名展览“初级结构”(Primary Structures)时，她对这种现象提出了异议，并试图找到一种能够反映自身经历的创作方式，其中一种方法就是对阴道、外阴和乳房的抽象表现形式，她开始进行更加深入地研究，并将收紧的男女性器官画在汽车的引擎盖上。

Judy Chicago, Birth Hood, 1965/2011.

PHOTO RANDY DODSON/©JUDY CHICAGO/ARTISTS RIGHTS SOCIETY (ARS), NEW YORK/COURTESY FINE ARTS MUSEUMS OF SAN FRANCISCO

这类抽象作品的创作贯穿了她整个职业生涯，直到2004年。后来，朱迪的男性同僚们看到她的这些作品，给与了严厉的斥责。至于另外一种方法，就是在作品中将她的重复形式变得丰富多彩，而这明显与极简主义者的创作风格截然不同。

但芝加哥很快就发现她对自己设计的抽象语言感到沮丧，因为它不能充分表达她作为一个女人的挣扎与努力。于是她大胆地向一个新的方向走去。

用“女性化”技巧

讲述“女性故事”

70年代芝加哥和美国各地的妇女解放运动越来越热烈。作为回应，芝加哥的作品开始更直接地表达女权主义主题，她的作品影响力也开始延伸到画廊之外。比如，在一个名为“氛围”(Atmospheres)的系列表演中，她在贫瘠的风景中喷洒大量烟雾，试图让周围的环境富有“女性化”。

真正让朱迪·芝加哥与她的女权主义艺术在国际上声名鹊起的作品诞生在1972年。

1970年代初，一位名叫葆拉·哈珀（Paula Harper）的艺术史专业女学生提出了一个问题引发了激烈讨论：“传统观念认为，家庭是女性的全部，女性为之奋斗的目的是取悦他人，那么假如女性只取悦自己，家庭会变成什么样子？”

朱迪·芝加哥与米里亚姆•夏皮罗

这启发了芝加哥和另外一位艺术家米里亚姆·夏皮罗(Miriam Schapiro)决定做一个特别的项目：二人带领23名女学生和3位女纤维艺术家住进好莱坞一所有着17个房间的大房子里，用娃娃、枕头、化妆品、卫生巾、丝袜、内衣、儿童玩具、洗手盆、烤面包机、煎锅、冰箱、门拉手、浴帽、棉被、缎子床单等女性用品将房子改造成一个装置和行为的艺术综合体，并将其命名为《女人之屋》（Womanhouse）。

《女人之屋》的参与者们

芝加哥在该项目中的贡献是“月经浴室”(Menstrual  Bathroom)——她在厕所里摆放了女性卫生用品，而且似乎有人在用。

1972年，《女人之屋》展览开幕的第一天，只有女性观众被允许进入参观，之后才允许男性观众参观。这个项目吸引了成百上千人进去参观，在当时引起了巨大轰动。从此，朱迪·芝加哥与她的女权主义艺术声名鹊起。

朱迪·芝加哥等人的早期项目“女人之屋”（Womanhouse）

值得一提的是，最初提出问题的那个女学生于1976年在斯坦福大学获得了艺术史专业的博士学位，成为“最早将女性主义视角引入绘画和雕塑研究的艺术史学家之一”。1981年，葆拉·哈珀还与人合著了一本关于法国印象派画家卡米尔·毕沙罗(Camille Pissarro)的传记，并成为著名的当代艺术评论家。

朱迪·芝加哥，《晚宴》（1974–79），Copyright:Judy Chicago.

许多人认为朱迪·芝加哥最伟大的作品是1974年到1979年完成的《晚宴》。这是一件史诗般的装置作品：39张桌子被分成三组，每组13个单元，构成边长14.63米的等边三角形，桌上摆放着向历史上所有女性致敬的餐具，从古埃及第十八王朝女王哈特谢普苏特(Hatshepsut)到美国艺术家乔治亚·奥基夫(Georgia O’Keeffe)。

在39个场景中，每一个位置都有一个描绘着对应角色的女性阴道，暗示着她们的艺术风格或性格。桌子下面贴着大约1000名女性的名字。 

《晚宴》中，艾米丽·狄金森（Emily Dickinson）的座位，PHOTO MARY ALTAFFER/AP

该项目耗资25万美元，参与人数400多位，其中125位被称为“项目成员”，也是芝加哥开始将艺术与工艺结合起来的一个重要例子，比如陶瓷和刺绣，这些工艺在历史上被认为不如绘画和雕塑，甚至有所谓的高级与低级，而这些“低级工艺”在历史上被认为是女性的工作。

《晚宴》在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首演后，这个大型装置作品在美国全境进行巡回展出。美国最早主张概念艺术中“非物质化”的作家之一，也是女权主义艺术的早期拥护者露西·里帕德（Lucy Lippard）在《美国艺术》杂志上将该作品称为“战后最具雄心的艺术作品之一”，尽管当时她很少表达对这件作品的赞赏。《晚宴》现在被保存在纽约布鲁克林博物馆，虽然这里并不是作品的“老家”。

《晚宴》标志着通过被认为是用“女性化”技巧讲述“女性故事”的一次尝试，它受到了全国媒体的广泛报道，但也并不是每个人都对它赞不绝口。一些人指责芝加哥剥削她招募的工人来制作这个项目；另一些人则声称，芝加哥的《晚宴》有一个独家邀请名单——少数有色人种女性在这份名单里。2018年，芝加哥对《纽约书评》解释说，她觉得“对这些有色人种女性的了解很少或根本没有”。

朱迪·芝加哥，《晚宴》（局部），Copyright:Judy Chicago.

当有色人种女性出现时，她们往往得不到与占主导地位的白人同伴同等的地位。非裔美国小说家、社会活动家爱丽丝·沃克（Alice Walker）在该作品中关注到了索杰纳·特鲁斯(Sojourner Truth)的盘子，那是少数几个以三张脸而不是阴道为特征的盘子之一。沃克表示：“或许白人女性女权主义者数量不少，但她们也很难想象出黑人女性的阴道。”

索杰纳·特鲁斯是美国废奴主义者和女权活动家。出生在纽约斯沃特基尔的奴隶家庭，1826年带着她年幼的女儿逃了出来，获得自由。1828年，特鲁斯通过法庭追回儿子之后，她成为了第一个在此类案件中打赢白人男子的黑人女性。 

“我是哪种艺术家呢？”

“这场回顾展是我走出《晚宴》‘阴影’的好机会。”朱迪·芝加哥说。

这场展览虽然并没有展出代表作《晚宴》，但却凭借其他120多件作品，让人们更加折服于芝加哥作为“女权主义”先锋的坚定信念。

Judy Chicago, Birth Trinity: Needlepoint 1, 1983. Needlepoint by Susan Bloomenstein, Elizabeth Colten, Karen Fogel, Helene Hirmes, Bernice Levitt, Linda Rothenberg, and Miriam Vogelman.

©JUDY CHICAGO/ARTISTS RIGHTS SOCIETY (ARS) NEW YORK/PHOTO ©DONALD WOODMAN/THE GUSFORD COLLECTION

在《晚宴》这样一个宏大的装置作品之后，芝加哥的下一个系列变成了更为亲密的风格：“生育计划”(The Birth Project)——它试图通过艺术史很少有描绘分娩母亲的现象来纠正艺术史的错误。芝加哥将这种缺失归因于父权制：“如果男人有了孩子，就会有成千上万的皇冠（图像）。” 

这类作品通过针线和针线活抽象地展示了从阴道里出来的孩子，在这个过程中，女性的身体似乎裂开了，并发出光线；有时画面又很暴力，甚至令人不安。

Judy Chicago’s “Earth Birth,” from the series “Birth Project,” 1983. Quilting by Jacquelyn Moore Alexander.

Photo: © Judy Chicago / Artists Rights Society Photo © Donald Woodman / ARS

从《女人之屋》到《晚宴》，再到《生育计划》(1980-1985)，朱迪一些作品都依赖了合作者的帮助。美国、加拿大和新西兰等地女性志愿者为朱迪的《生育计划》创作了80多件作品，对生育这项女性最基本的人生体验的缺失，作出了直接回应。  

在这之后，1982到1987年间，朱迪又完成了一系列绘画作品，名为“PowerPlay”。肌肉发达的男性人物形象似乎又经历了身体上的各种变化。

朱迪·芝加哥，Driving the World to Destruction，1985

1985年到1993年的作品《大屠杀项目：从黑暗走向光明》中，朱迪·芝加哥继续探索权力和统治，试图了解导致600多万犹太人和500万来自其他边缘群体的屠杀的种族灭绝根源，其中交织着对美国殖民征服的沉思。

最近几年，芝加哥的观念产生了更广泛影响。她的作品出现在盖蒂博物馆(Getty Museum)关于战后洛杉矶艺术的展览上，巩固了她的声誉。此后，又为迪奥(Dior)的时装秀设计了T台，还登上了《时代》杂志“100人榜单”。 

Judy Chicago, “Heaven Is for White Men Only,” 1973.

Photo: © Judy Chicago / Artists Rights Society Photo © Donald Woodman / ARS / © Judy Chicago / Artists Rights Society Photo © Donald Woodman / ARS

过去30年，朱迪·芝加哥将大部分注意力都集中在环境保护上。2015年到2019年，芝加哥创作了最新系列“结局：对死亡和灭绝的沉思”，作品邀请观众对死亡命运与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影响进行冥想，表达了人类对自然世界的恐惧就像对人类自己的死亡一样。  

Judy Chicago, “Two Faced Toby Mug #12,” 2010.

Photo: © Judy Chicago / Artists Rights Society Photo © Donald Woodman / ARS

这些画作完成于黑色玻璃之上，肌肉发达的人类躺在临终的床上，动物们在痛苦哭泣。在这场屠杀中，芝加哥时不时地发出希望的声音。在2016年作品《搁浅》中，朱迪·芝加哥展示了一只站在不断缩小的冰盖上的北极熊。下面则引用了一段环保主义者德里克·詹森(Derrick Jensen)的话：“地球上的每一个生物都一定希望……我们的觉醒时刻能很快到来。”

Judy Chicago, My/Mother’s Body, from The End: A Meditation on Death and Extinction, 2015.

©JUDY CHICAGO/ARTISTS RIGHTS SOCIETY (ARS), NEW YORK/PHOTO ©DONALD WOODMAN

已经82岁高龄的朱迪·芝加哥曾给自己做过明确定位：“我是哪种艺术家呢？下决心追随自己的梦想。甘冒一切风险。致力于从艺术史、文化以及社会学角度做出贡献。”

“朱迪·芝加哥：回顾展”将在旧金山德扬美术馆持续展出至2022年1月9日。

(本文根据《Artnews》等媒体相关报道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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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信息来源丨Artnews、Datebook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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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编辑丨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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