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麦青读“嘉树堂藏善本碑帖丛刊”,解读谈碑论帖之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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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古斋黄庭经兰亭序》(嘉树堂藏)中的“欣于所遇”
近数十年来,以书画碑帖、图书文献为主的公私藏家,借影印技术的不断进步,择其精要者,化身千百,在与同好分享交流中,更显其价值,似乎已是一个渐趋共识的思路;出版机构瞄准契机,于打造精品、满足需求之同时,树立品牌、提升发展,也成为一种目光长远的追求;而研究爱好者们,则缘此受益,因珍稀资料的多见易获,为其研讨的广泛深入,创造了更多良好的条件。如此互动,既各得其所又泽及多方,似堪称大家喜闻乐见的理想境界。
今于碑帖收藏研究兴趣正浓的陈郁先生,出其珍藏与上海人民出版社合作,推出“嘉树堂藏善本碑帖丛刊”(以下简称“丛刊”),其践行之意,不言而喻。而作为有缘每每承邀细赏底本原拓、相与品评交流的笔者,再阅精印佳本,似又有所得,因择其中数事,略陈管见,用答藏家雅意,兼续平日交流之未尽者,并就正于同好方家。
《郙阁颂》《石门颂》
及《郑文公碑》
《郙阁颂》为汉代摩崖碑刻名品,与《石门颂》《西狭颂》并称“汉三颂”。今“丛刊”所收之本,第八行“元功不朽”之“功”字完好,“不”字上半仍存,“朽”字尚可见笔画残余,与罗振玉《雪堂所藏金石文字簿录》中所记“‘功’字笔画尚完,半‘不’字尚存,平生所见此碑墨本,未有更先于此者”,应相颉颃,唯罗氏著录之本,至今尚不明是否仍存,故此“丛刊”所收者,当属目前所见传世最善之本,尤足珍贵。
册内旧存一签,曰:“明拓郙阁颂,次武道兄鑑藏。戊午八月壶父题。”戊午为1918年,壶父系晚清金石篆刻名家广东李尹桑别号,而次武姓李,据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第二十辑所刊金石鉴藏名家周季木(进)《秦石轩日记》(唐雪康整理)中所记,为其妹婿。
此《郙阁颂》系淡墨拓本,虽石花漫布,而字口笔画风神,多存其间。因忆数年之前在京中旅次,与仲威先生同观陈郁先生所示其新获《石门颂》,墨色石花,风貌与之仿佛。
当时经二位特别指出,谓此正是摩崖碑刻早期拓本的特征之一,印象颇深。后陈郁先生又于《书法丛刊》相继发表《石门颂摩崖早期传拓考》《石门颂摩崖存世拓本考》两文,其中所论有关《石门颂》之类摩崖碑拓年代的区分鉴定,除“考据字”之外,墨色和拓法亦可资参考等,排比考述,逐一为说。获读之下,更悉其详。
日后,还曾就其对清初顾南原(蔼吉)是否见过《石门颂》原拓的疑问,又有所交流。今“丛刊”将此《石门颂》善拓一并收入印行,相信能为进一步研究此类摩崖早期诸拓,再添可资参考之本。
《嘉树堂藏《石门颂》
同样,“丛刊”中的北魏《郑曦下碑》,即一般通称《郑文公碑》者,不仅亦属摩崖碑刻名作,且淡墨石花、看似弥漫中,字画之浑厚遒劲,精采可见,故旧藏此册的民国初年学者兼金石书画名家姚茫父(华)先生,在题跋中称其为“精浑淡雅,旧本之至佳者”。因记翁闿运先生在其《云峰诸山北魏刻石与郑道昭》一文中,也曾专论此碑拓本鉴别,语颇精详,值得一读:
姚茫父题跋本《郑文公碑》(嘉树堂藏)
而前述姚茫父先生跋语中,又论及此碑“方整凝重之处,便开北齐,此未洗本字口清朗,往往可见也,又非晚近可参也”;“《下碑》《鹤铭》并是六朝大品,南北对峙于此,枢纽贯通,诸碑消息得矣。”亦皆不乏心得。
《天发神谶碑》
“丛刊”所收《天发神谶碑》,亦淡墨精拓,且多名家题跋,流传有绪,堪称善本。而册内所见旧藏诸家钤印中,有翁广平二印,虽金石碑版名家张祖翼(磊盦)已在册后跋语中拈出:“有‘广平私印’,殆叔未所谓吴江翁海村也”,然翁氏其人以及与此碑相关诸事,似犹可一说。
嘉树堂藏《天发神谶碑》
翁广平(1760-1842)字海琛,一作海村,江苏吴江人。嗜古好学,工诗古文词。性喜藏书,手自抄录;留意文献,于金石碑版,尤多用心力。其《听莺居文钞》卷六所载《金石集录序》中,自述稍详:
而同书卷十三,又有《孙吴天发神谶碑跋》,其中述及:“其笔法合篆隶两家而自成一体,颇雄伟奇怪,然不易学。且碑石尚完好,故金石家亦不甚贵重,余旧藏一扑墨本,为嘉兴张叔未解元易去。丁卯岁,余至金陵,欲手拓数本,谁知其石已于三年前毁矣。盖石在江宁府学尊经阁下,阁上藏王伯厚《玉海》板,广文毛藻欲印《玉海》,乃集印工于阁下,印工煮饭失火,而阁与板与碑俱为焦土,毛亦因是去官,而旧拓遂价增十倍矣。”
嘉树堂藏《天发神谶碑》
关于翁氏所云为张叔未(廷济)易去之《天发神谶碑》拓本,张氏《清仪阁金石题识》卷二《吴天玺纪功碑(旧拓翦本)》内,有这样的记述:
张氏所称潘稼堂太史,即清初潘耒(1646-1708),字次耕,号稼堂,康熙十八年(1679)以布衣召试博学鸿词,授翰林院检讨,与修《明史》。其亦吴江人,是为翁广平前辈乡贤,故《听莺居文钞》卷二十一有《潘稼堂传》之作。潘氏又有金石之好,其友人朱彝尊即在《潘氏家藏晋唐小楷册跋》中,称“次耕博访金石文,一一装界。得此,遂为翠墨之冠”。而另一位与潘氏同时的清初金石学家林侗(1627-1714),在其《来斋金石刻考略》卷上《天发神谶文》中更记:
林氏所记丁丑,为康熙三十六年(1697),而张廷济记翁广平归其之潘稼堂旧藏《天发神谶碑》拓本,虽未及具体年代,但很有可能即为当年林侗分赠潘氏者。因为除林氏所记之外,前引张氏跋中,谓赵晋斋、宋芝山、方进斋归其各本,以及琉璃厂肆、郡城集街肆所得两整幅等,“皆百年以内之拓”,倘以张氏自署作此跋之道光九年(1829)推去,最早也应是雍正八年(1730)之后、甚至还可能已是乾隆年间的拓本。
如现存上海图书馆的嘉庆辛未(十六年,1811)宋芝山寄张廷济之《天发神谶碑》,应该就是张氏所记宋氏归其者,仲威先生《善本碑帖过眼录(续编)》(文物出版社2017年1月)著录为“张廷济跋本”,经其考校,正属雍乾之拓。而林侗分赠潘氏者,则为康熙丁丑(三十六年,1697)拓本,已越出张氏所称“百年”之外,且至少还要更早三十多年,故张氏称“古香可爱”,似无不可;另据张氏描述其“敷垂”二字已经半蚀等,亦可谓差近康熙拓本考据。
当然,今“丛刊”所收,虽有翁氏钤印,然未见潘耒或张廷济旧藏之迹,是可指为曾经翁氏收藏之本,却未必一定就是翁氏所云为张廷济易去者。至翁氏跋语中谓碑石尚完好时,金石家不甚贵重云云,似应属实。曾经李启严、安思远递藏的《天发神谶碑》内,有与翁氏差不多同时的郭尚先(1785-1833)题跋,其中即记:“吴《纪功碑》三十年前甚易得,记乾隆甲寅先司马自吴下归,箧中携十数纸以赠好事,当时亦不重之也。不审石既毁后,何以拓本之少乃尔。余旋里,索诸敝簏,仅得三部,又皆不完,合之仅得一完本。其残本二以分知好,则皆球壁视之矣。”
翁氏题跋中,又忆其丁卯岁即嘉庆十二年(1807)至金陵,悉“其石已于三年前毁矣”,并记碑石焚毁之原委细末,颇为具体,而前揭上海图书馆藏《天发神谶碑》“张廷济跋本”内,又有嘉庆十六年(1811)张氏抄录其《清仪阁笔记》中相关记述二则,其一曰:“嘉庆乙丑十一月二日,由杭州归,过海宁新仓里,信宿吴兔床先生拜经楼。先生云九月初在扬州遇宋芝山,语云顷江宁学宫火,《天玺碑》已化去。”其二曰:“庚午十一月十九日,吴江翁海村广平自乍浦徒步到篁里来访余,云戊辰乡试时到南京,碑刻店中尚有《三段碑》,索价十金。去年到金陵,访之肆中,虽悬数十金不可得。其碑之焚也,由教官毛藻聚印书匠于尊经阁,刷印《玉海》,打火煮饭,以致延烧,宋版汉石,尽付六丁。广文一席,即时褫去。千百年古物,壞于此老,可叹可叹。”
与翁氏跋中所述,基本一致,因知张氏先于嘉庆乙丑(十年,1805)十一月,从海宁吴兔床(骞)处得数月前碑石焚毁消息;至庚午(嘉庆十五年,1810)十一月,翁广平来访,又由翁氏相告,进一步获悉戊辰(嘉庆十三年,1808)及嘉庆十四年(1809)金陵肆中此碑拓本索价已高且难得,以及碑石焚毁原委大略等情节,遂据以笔录为记。
《崔敬邕墓志》
“丛刊”中的刘铁云(鹗)旧藏北魏《崔敬邕墓志》,久享大名,因迄今为止,皆知该志仅有五本原拓存世,无不珍贵。有关此五本之评价,亦颇有说者,多列举其各自特色,如现藏上海图书馆之端方旧物浓、淡墨拓拼合本,以及日本书道博物馆藏淡墨拓本,因均将志主祖、父衔名按原石次序,装裱于墓志标题之前,从而使这一特殊稀见的格式,得以保留体现。
而上海图书馆藏本后所附清代王士禛致朱彝尊手札,以及费念慈、王瓘、张祖翼、端方等诸家题跋,又皆可供研究参考。再如上海朵云轩藏本后潘宁、金文淳(秋堂书录)、戴光曾诸跋,以及南京博物院藏本之潘宁题跋,亦无不各具价值。
今“丛刊”所收之本,因光绪末年曾经当时藏家刘铁云携往日本,以珂罗版精印百本,大获声名;后又屡被翻印,影响更广。其册内附装康熙间陈奕禧(1648-1709)庚辰(康熙三十九年,1700)题跋,虽移自他本,然作为该志出土初期相关诸事的亲历甚至亲与者,陈氏此跋的价值,仍应格外重视。且此本自经刘铁云(鹗)、王孝禹(瓘)递藏再转入陶北溟(祖光)之手后,世人久不获睹,至有下落不明之说,凡欲观赏临习,乃至研究等,皆只能依昔日旧印。
今得据原本重新精印,不仅原色原样,且那些不见于之前印本的后增内容,无论是册前李瑞清、褚德彝、吴昌硕诸家署签,还是册后陈伯陶、林纾、汪洛年、吴徵所作校碑、访碑、读碑各图,以及王福庵、沈尹默题跋,乃至陶北溟在其妻所制棉布护套内的题记等,悉数展现,又为该本的鉴赏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资料。
另可附说的是,上海图书馆藏浓、淡墨拓拼合本内诸家题跋中,有费念慈乙巳(光绪三十一年,1905)一跋,实系其为拼合之前的前半部淡墨拓残本而作,当时该残本为刘健之所藏,故费氏跋语中曰:“建霞同年于长沙收旧书得一本,驰书告余,诧为奇遇。建霞殁,遂入市儿手中。甲辰冬转入刘健之仁兄秘笈,惜缺失百许字。”费氏所云缺字百许,究竟是仅指该本当时已失之后半,还是包括尚存前半内亦有所缺?因取已经影印出版的上海图书馆藏拼合本及其他各本,一一互校,遂得其实:
上海图书馆藏拼合本前半淡墨拓部分第一开中,“夫人中书赵国李诜女”,缺“赵国李诜女”五字;“魏故持节龙骧将军”,缺“魏故”二字;“督营州诸军事”,缺“诸、军”二字。
第二开中,“征虏将军太中大夫临青男”,缺“太中”二字;“博陵安平人也”,缺“也”字;“远祖尚父”,缺“祖、尚”二字。
第四开中,“儁华茂实,以响流於京夏矣”,缺“实、以”二字;“被旨起家”,缺“起”字。
第八开中,“惠液达於逋遐”,缺“於、逋”二字。
共计缺十九字,而后半浓墨拓部分,则未见缺失。
《麓山寺碑》及
《思古斋黄庭经兰亭序》
中的前人题跋
“丛刊”所收曾经日本三井文库及高岛义彦先生递藏的唐李邕《麓山寺碑》赵声伯本,与今藏苏州博物馆的景朴孙本,以及马成名先生《海外所见善本碑帖录》(上海书画出版社2014年6月)中著录的美国翁万戈先生藏本,皆属世称“搜”字、“闱”字未经剜挖,且碑末“别乘乐公名光”六字均可见的北宋拓中最佳者,目前所知,仅此三本,故其珍稀可贵,已毋庸赘言。
惟其究竟何时流往东瀛、又如何归入三井家等,似未见有细说者。今“丛刊”所收赵声伯旧藏本内,存当年三井听冰阁主人朱笔题记数则,其中就有明确记载:
语虽简短,却具史料价值。倘若再稍涉与之相关者,说来话又略长。罗原觉(1891-1965)原名泽棠,字韬元,别号弢盦,广东南海人,以文物鉴藏及研究名世,曾为广州市市立博物院筹备委员会委员。然其亦有参与文物流转买卖诸事,上引《麓山寺碑》内三井听冰阁主人所记,即是一证。而香港著名掌故作家高伯雨(贞白)先生,曾在其《欧阳询〈缘果道场舍利塔记〉》(收入氏著《听雨楼随笔》,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3月)一文中,又另记一事:
虽高氏谓罗氏自称虑及朋友交情,未应日人请托,但高氏记此事发生在抗战前六、七年罗氏东游日本期间,却恰与罗氏持《麓山寺碑》赵声伯本往三井家的时间昭和六年(1931),基本相合,则当时日本藏家拿出欧书舍利塔记影本,托罗氏设法代购,或亦有明知其实为相关买卖中人的原因在内。
罗氏于金石碑版,甚至具体到李邕所书碑刻,当属内行,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何碧琪女士曾在其《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宋拓〈李思训碑〉与岭南学术群体》一文中介绍,该馆所藏《李思训碑》南宋拓本内,有罗氏1920至1922年的题跋及碑式图,系其民国八年(1919)在香江某肆购得该本后所作,考校颇精,故罗氏于赵声伯旧藏《麓山寺碑》之身价,也应十分清楚;而高伯雨先生文中那本《缘果道场舍利塔记》又属何等何类,罗氏恐怕更心知肚明。
“丛刊”中的明拓《思古斋黄庭经兰亭序》,为吴湖帆旧物,纸墨拓工,无不精好,且诸家题跋累累,而尤以吴氏所题居多。其中相关考订,似可与《梅景书屋书跋》(收入梁颖编校《吴湖帆文稿》,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4年9月)中“思古斋《兰亭》《黄庭》初拓本跋”参互并读。册前扉页,有张钟来为吴湖帆所题跋语,曰:
张钟来(1881-1951)字紫东,号适盦,苏州人,为吴湖帆姻亲。擅书法,喜昆曲。其跋后所署壬申,即民国二十一年(1932),而跋中提及的其昔年所得旧山楼本,据江澄波先生《古刻名抄经眼录》增订本(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2020年6月)中著录的“明拓《兰亭序》”条所记,亦与吴氏有关。江先生书中记其为“顾沄题签,张廷济、顾沄、吴湖帆题跋”,所录吴氏跋语曰:
可知当日两人分购时,吴氏因已有颖井《兰亭》旧拓,故让与张氏。再据前揭《梅景书屋书跋》所收“思古斋《兰亭》《黄庭》初拓本跋”中语,谓“乙丑冬月,假适盦藏赵氏旧山楼本校勘,墨色笔画悉同,皆明时初拓精本,可宝也。丙寅暮春之初吴湖帆记。”又知其当初曾借张氏所得,校勘自藏。惟其记此事在“乙丑冬月”,与前引《古刻名抄经眼录》增订本所录吴氏跋语中谓两人分购在“丙寅人日”,稍有出入,此或因吴氏庚午(1930年)新正所作并补书之跋,距丙寅(1926年)暮春当时所记,已隔数年,致有记忆误差?
尽管吴氏在丙寅暮春跋语中称,校阅之下,其当时已有之旧拓,与张氏所得旧山楼本“皆明时初拓精本”,但至庚午新正为张氏题跋时,则改口谓“持此相校,尤有胜于余藏本者”,故稍后其更获一本、即今“丛刊”所印之本时,又写下了“庚午夏日得此初拓,快记”这样的欣喜之语。而张氏于此的乐见其成之情,也尽在其为吴氏所题跋语之中。至于吴氏当年与张氏分购时所得《陶贵墓志》,似即著录于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第八辑所刊《梅景书屋题跋记》(佘彦焱整理)者,吴氏记曰:“此原石精拓,神采焕发,逼人眉宇,洵隋志中无上上品。张君紫东藏一本,堪与伯仲,亦原石精蜕。”虽未署年月,然当年吴、张二人同遇此志时,张氏很可能已有收藏,遂归吴氏。
由此可知,“丛刊”中这册《思古斋黄庭经兰亭序》,竟还承载着吴湖帆、张紫东这两位既属姻亲、又为同好的一段金石佳缘,亦可谓难得。
其实,在两人的金石之交中,不仅偶遇喜好相同之品时,有这样的分购互藏,并各为题跋;更在面对兴趣迥异者时,仍有直言不讳的交流探讨,且友情常存。曾经“翰墨瑰宝”影印的上海图书馆藏《旧拓魏志五种》,系昔日张氏赠予吴氏者,其首页有吴氏癸酉(民国二十二年,1933)六月一跋,即留下了这样的佳话:
此外,“丛刊”所印《思古斋黄庭经兰亭序》册内,另有吴湖帆所记:“又见元吴炳本,有倪瓒等元人跋,同郡吴氏物,去年流出海外矣。辛未卒岁礮声中题。”辛未为1931年,则可推知今在东京国立博物馆的高岛菊次郎旧藏宋拓吴炳本《兰亭序》,其流往日本,当在1930年许。而该卷内有明代沈周题记一则,虽寥寥数语,却具文献史料价值。
但在今人研究中,也有以“所谓沈周题跋”表示存疑者,然读内容,沈氏述其当年过往岳家、借阅藏品之事,无论地点姓氏,皆与其早年事迹行实相符,似无由凭空编造,故仍当为有关研究者重视。笔者二十多年前赴日访问研究期间,曾获一睹,当时录此沈氏题记的小纸片,幸犹存笔记本中,今再重抄附此,期得有兴趣者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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