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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请含泪记住这个道理:能够让我们远离屠杀的,只有我们自己

2017-12-14 臧启玉说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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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请含泪记住这个道理:

能够让我们远离屠杀的,只有我们自己


“奉本旅指挥部命令,所有战俘必须全部处死。处决方法:将战俘分为12人一组,分别枪决。”


1937年12月13日,南京内外的枪炮声渐渐稀疏,侵华日军进入了中华门。这一天,日军接到这样一条命令。


日军在南京的入城式。


一场人类有史以来最惨无人道的浩劫随着南京的沦陷而到来。在随后的漫长日子里,屠刀不止挥向放下武器的战俘,也一样无节制地挥向了手无寸铁的无辜平民。


十天之后,德国人约翰·拉贝在日记中写道:“这是一个无休无止的恐怖岁月,无论人们怎样想象都丝毫不会过分。”


“从12岁的少女到80岁的老妇都是日本士兵轮奸的对象,当她们无法满足士兵的性要求时,就会被残忍地杀害。我曾经砍过人头,将人饿死、烧死甚至活埋,死在我手里的中国人至少200人。真是太恐怖了,我竟然变成畜生……我当时真是个魔鬼。”侵华日军士兵永富角户后来这样忏悔。


大批南京青壮年被捆绑押往郊外,遭受日军集体屠杀。


再多的文字也难以真正记录大屠杀发生时的悲惨与残酷。


南京,一座至今仍在哭泣的城市,一个与悲伤和耻辱相连的地方,它的骨头上,铭刻着一个冷冰冰的数字——30万。


(一)


在魔鬼面前,人的生命有多么脆弱?


1941年,林语堂用英文写下了《暴风雨中的树叶》一文——


“自从上帝创造人类以来,人类在今天才看到:士兵们轻蔑地一笑,把婴儿抛到空中,然后让他巧妙地落在锋利的刺刀尖上,称它为体育运动。


今天又把俘虏——他们被蒙住眼睛而站在壕沟旁边——当作练习拼刺刀即有组织地训练杀人的标靶。


有两个士兵追逐着从苏州败退到南京的中国兵,他们互相打赌,看谁先砍杀一百个人。


……”


风雨飘摇之际,人命脆弱如同树叶。这篇文章后来被译成日文发表,日译者竹内好说,我一面翻译,一面由于手不时发抖而握不住笔。


南京某城门前尸体遍地。


日本随军记者小俣行男曾经目睹日军残杀中国战俘的情景——


第一排先被砍头,第二排的人被迫将这些无头尸体投入江中,然后他们自己也人头落地。屠杀一直从早上持续到夜晚,但日军用这种方式只杀了2000人。


第二天,他们就厌倦了这种杀人方式,于是便架起机关枪。其中两挺机关枪以交叉火力向排成队的战俘扫射。“砰!砰!砰!砰!”扳机扣动了。战俘们纷纷跳入长江逃命,但没有一个人能成功游到对岸。


无数无辜平民受到迫害,数以万计的妇女遭受凌辱。“强奸后,我们还要杀死她们。”侵华日军士兵田所耕三回忆说,“只要一放开她们,有些妇女就会拔腿而逃。于是我们就‘砰’的一枪从背后射击,将她们解决掉。”


“或许在强奸时,我们把她看作一个女人。”另一名侵华日军士兵东史郎写道,“当杀掉她时,我们只是把她当作猪一般的动物而已。”


这是一段让人痛彻肺腑的历史。无论多少次走近,多少次触摸这段记忆,人们仍然会感到震撼且悲怆。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以这样的方式铭记每一个死难者——


纪念馆的一个角落,每隔12秒,一滴水就从高空落下,掉进黑色的“水面”。墙面亮起一盏印着遇难者遗像的灯,幽蓝色的光随即熄灭。



12秒,这是一个转瞬即逝的时间。在1937年冬的南京,在日军进城之后的6个星期中,平均每12秒就意味着一个中国人的生命消失在日军的屠刀之下。


美籍华裔女作家张纯如在自己的书中说:一位历史学家曾经估算,如果所有南京大屠杀的罹难者手牵手站在一起,这一队伍可以从南京绵延到杭州,总距离长达200英里左右。他们身上的血液总重量可达1200吨,他们的尸体则可以装满2500节火车厢。


来自美国的飞虎队成员的儿子麦克唐纳曾站在纪念馆,闭上眼安静地听了两分多钟水滴声。他说,在这些叮咚声中,他能感受到“父亲当年目睹了中国人遭受了什么样的苦难”。


白骨成丘山,苍生竟何罪。许多人知道遥远的耶路撒冷有一面“哭墙”,而中国的南京,也有这样一面墙。它是一个民族的伤心地。



2017年12月7日,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单墙上的死难者名字又增加了20个——10635个。他们是30多万死难同胞的象征。


但大屠杀不是一个冰冷的数字,“而是一个人,加一个人,再加一个人”……


(二)


著名油画《格尔尼卡》作于20世纪30年代,西班牙小镇格尔尼卡遭德军飞机轰炸后。


德军想用这个小镇训练飞行员的闪电战术,大量平民成了靶子。如果不是这幅作品,世界可能早已将这场惨案忘却。


当初德国的军官见到毕加索,问道:“《格尔尼卡》这幅画是您的杰作?”毕加索意味深长地回答:“不,这是你们的杰作!”


二战期间,世界各个地方发生过不止一起惨案和屠杀。这些血淋淋的悲剧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人们:当人性沦丧,当良知死亡,人类能做下多大的恶。


然而战火熄灭后,至今仍不愿意为惨案道歉和忏悔的,唯有日本。


从南京大屠杀发生那一刻起,侵华日军想到的就不是住手,而是掩盖。


日军当局只允许日本随军记者采访与报道有关南京沦陷后的情况,并向世界发出所谓“南京获得新生”“南京人民喜迎解放、感激皇军恩德”的消息。同时,在南京的日军,开始了大规模的毁尸灭迹行动。



电影《拉贝日记》里还原了这样一个场景:当各国大使和媒体记者回到被日军占领的南京,前一秒还在狰狞着屠杀平民的日军,突然换上了一副仁慈的微笑,向媒体展示他们对无辜百姓的亲善。


日本知名历史学家洞富雄在《南京大屠杀》一书中指出:“从战场上回国的士兵也受到言论控制令的严厉约束,几乎没有人泄漏此事。”


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时,日本军部命令各单位,“可当作战争见证的资料,必须全部销毁”。


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右翼更是接连出版了《南京大屠杀的虚构》《南京事件之总结——否定屠杀的十五个论据》等书,全盘否认南京大屠杀。


“我敢说,根本不存在南京大屠杀……根本就‘没有目击者’能证明,日本士兵屠杀了中国平民。”日本航空自卫队前幕僚长、极右翼政客田母神俊雄曾面对BBC记者大放厥词。


而就是这位历史观极度扭曲的政客,在参选东京都知事时取得了第四名的成绩,获得了60万张选票。最令人吃惊的是,在20岁到30岁的年轻选民中,他赢得了将近四分之一的选票。


张纯如曾悲愤地写道,在德国不断向大屠杀的受难者表示歉意的时候,日本人却在东京膜拜战犯。一位在战争中受到日本迫害的美国人把日本人的行动形容为:这在政治意义上相当于“在柏林中心为希特勒建造一个大教堂”。


《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二战浩劫》一书出版后,张纯如遭到了日本右翼势力无休止的威胁和恐吓。


是南京大屠杀的铁证不够充分吗?


是幸存者始终沉默不语吗?


是日本已经没人记得住南京大屠杀了吗?


都不是!


无论侵华日军如何掩饰,日本右翼势力如何狡辩,幸存者的口是封不住的,无论一个个万人坑被埋藏的有多深,终有重见天日的一天。



然而,即便许多侵华日军老兵站出来承认大屠杀并公开忏悔,即便日渐老去的大屠杀幸存者一次次翻开痛苦的回忆,即便各国记者和当时在南京的外国人的各种记录不断被发掘,即便东京审判和南京审判已经给大屠杀下过结论,日本右翼势力仍然对这些视而不见,百般狡辩。


“不能正视历史,就会重复错误。”说这话的不是别人,就是一个经历二战的日本老兵。


而对中国来说,则是另一层意义——


面对一个拒不承认拒不道歉的日本,谁能保证历史的悲剧不会重演?


(三)


2017年12月,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80周年和第四个国家公祭日来临之际,大型史料画册《130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实录》在南京首发。



让人悲痛的消息是:这本画册首发前不到一个月,大屠杀幸存者佘子清和杨明贞老人同日离世。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前的铜板路上,曾铸有222位历史证人的脚印,佘子清的脚印就在其中。


而在12月10日凌晨2点,最年长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管光镜老人也与世长辞,享年100岁。


管光镜 来源: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官方微博。


而今,登记在册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已不足百人。


导演郭柯曾拍摄过一部关于慰安妇的纪录片——《三十二》。后来,他筹拍的另一部同题材纪录片不得不把片名定为《二十二》。因为这期间,幸存者中有10位老人相继辞世。


《二十二》以茫茫雪野中的一场葬礼结尾。郭柯说:“每个人都会走到这一步,她们的离开给了我某种启示,当时我正要开始拍摄《二十二》,她们就走了,如果我们再不看她们一眼,她们就像被一场雪覆盖的山野,默默隐去。”



时间是残忍的。更残忍的是选择性遗忘。


今年1月份,日本APA连锁酒店在客房内放置右翼书籍事件在网络上曝光,书里否认南京大屠杀和日军强征“慰安妇”等史实,并称“所谓日本犯下的罪行,是美国为投下原子弹而编造的谎言”。


APA酒店事件后,国家旅游局曾要求所有出境旅游企业和旅游电商服务平台全面停止与该酒店的合作。


当时,APA酒店社长曾底气十足地表示:酒店绝不撤书。几个月后,人们就会忘记发生什么事情,只会记得名字,而酒店可以靠这个知名度,扭亏为盈。


人们会忘记?


事件过后10个多月,有网友曝光,中国国内的一些订票网站已悄然将APA酒店上线。有网友无奈地写道:“是的,人们真的忘记了。”


“或许平台们看着损失的合同皱着眉头尝试悄悄加回来,或许我们会默认 APA 爬回各家平台,或许明年今天,APA 酒店里又会住满对此次事件一无所知的年轻中国情侣,享受樱花、拉面和富士山。”


这难道不是南京大屠杀带给我们的另一种悲哀?


一些人忘记的又何止APA的狡辩行为?


2016年12月10日,第三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的前三天,在大屠杀死难者丛葬地之一的燕子矶,出现了让人愤慨的一幕:一名青年男子身着白衣黑裤日本武士服,手举木质武士刀,背对长江摆出劈、砍等各种姿势;另一名青年女性则手持相机,一边指挥男子调整姿势,一边进行拍摄。面对质问,两人不以为然:“历史关我们何事?”


今年8·13淞沪会战纪念日前夕,4名青年男子竟身着二战日军制服,在上海四行仓库门口拍照并发布到网上,引起一片哗然。最终,涉案人员均被警方处理。



知乎上曾有一个问题:日本文化在哪些细节方面影响了你?其中有这样的回答——


“慢,得体,优雅,深浅得当,做人的节奏。”


“谦卑、艰苦真诚、说一不二、传承、礼貌、刻苦、上进、积极等等……”


一位网友给出的答案是:让我们慢慢遗忘。


这或许并不是杞人忧天:随着时间的流逝,当那些经受了苦难和回忆折磨的受害者一个个离世,当日本文化悄然渗透到青年一代,当日本右翼势力不断壮大并不遗余力篡改历史,我们民族的苦难会被封印和遗忘吗?


哲学家马尔库塞说过:“忘却以往的苦难就是容忍而不是征服造成这种苦难的力量。在时间中治愈的创伤也是含毒的创伤。思想的一个最崇高的任务就是反对屈从时间,恢复记忆的权利,把它作为解放的手段。”


铭记,不是为了复仇。但一个健忘的民族,不会在精神上真正强大。


如果连我们都不铭记,谁会替我们去回忆?


(四)


为什么要强大?


知名学者萨苏曾有过这样的考证——


根据日本方面的档案,南京陷落前,日本军部11月7日给“中支派遣军”的临参命第一百三十八号命令,限定了日军在华东作战的范围不得越出嘉兴苏州一线。


或许,这背后的潜台词是——日本国内一部分人仍然期望着把这场战争限制于局部。毕竟,积贫积弱的中国仍然是一个庞然大物。


德国大使陶德曼还曾向蒋介石转达日本对于双方议和的“广田条件”——这个条件没有承认满洲国的内容,也没有要求华北自治,白崇禧看了当时就反应:“那还打什么呢?”


然而,11月19日苏州沦陷,同一天日军“中支方面军”立即开始了对南京的进攻,根本无视限制作战区域的命令。24日,看到对南京的作战进展顺利,日军大本营随即补发了取消作战区域限制的命令。


在长江上进行炮击的日本军舰。


1937年12月1日,日军大本营下达“大陆第8号令”,命令华中方面军与海军协同,兵分三路,攻占南京。


一天后,陶德曼表示广田的条件已经是过去时了——能战方能言和,以中国的军力,当时已经没有这个本钱。


果然,不到两周时间,南京沦陷。


一些人不无遗憾地认为,如果中国当时能够强硬防守南京,或许有可能与日军在嘉兴苏州一线实现对峙,让日军暂时打消进一步侵略中国的念头。那么,南京大屠杀或许也就不会发生。


这样的假设还有很多——


假如“九一八事变”时东北军没有放下武器“挺着死”,蒋介石没有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也许1937年的时候,日本的势力仍然停留在东北。


假如长城抗战的时候国民党军队能够倾力抵抗,或许就不会有后来的“卢沟桥”。


再往前看,假如日本第一次出兵进犯台湾的时候,已经打赢了的清政府没有妥协退让,或许连甲午战争都不会有,更不用说后来的抗日战争。


假如甲午战争时中国能够打到底而不是赔偿白银2亿两,日本军国主义的怪兽或许早已被关进笼子里,中国的命运也将彻底改变。


……


但诸多假如,最后都没有成为现实。日本军国主义的潘多拉魔盒打开了,当时的中国,已无力制止南京大屠杀惨案的发生。


那么别的国家呢?


电影里,在目睹日军的暴行后,拉贝曾给希特勒写过一封信,悲痛地叙述发生在南京的惨剧。他希望德国政府出面干预,制止日军的非人类行径。毫无疑问,这封信石沉大海。


日军甚至频繁闯入拉贝等外国友人设立的安全区内随意行凶。幸存者许自强的多位亲人被残忍杀害:“当时搬进安全区时,我们这一门内有三四十人,过了短短十来天的时间就剩下十七八人了,真是安全区里也不安全啊。”


电影《南京!南京!》里,日本鬼子进城,范伟饰演的“唐先生”面对盘查,曾经用日语喊出过“朋友”。他对同伴说:怕啥,我是给德国人做事的!但最终,“给德国人做事”的身份并不能帮他避免惨剧。


拉贝的中国司机也惨死在了日本人的军刀下。


中国人无比感谢拉贝、威尔逊等人在南京大屠杀时提供的无私帮助,但又必须正视这样一个现实:真正能够保护我们自己、制止敌人暴行的,只有我们自己。要让日本右翼势力心甘情愿正视历史并为过去道歉,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国家强大。



这就是为什么拉贝等手无寸铁的外国人可以在南京设立安全区,而放下武器的中国人却被屠杀的原因——拉贝等人身后是一个个强大的国家,而中国战俘的身后是冰冷的长江。


这就是为什么南京大屠杀的刽子手之一武藤章在调离中国战场时会幡然醒悟说,我在中国战场整整忙碌了2年,然而事实上却“一无建树”。这让我不得不“重新认识中国人”。“我在华中、华北两年间见到的中国人,全部带有同样的抗日、排日色彩,确实值得惊奇,这种抗日思想是全民族的。”


因为抗争,因为自强,中国人才得以改变自己的命运。当国家、军队无力抵抗侵略的时候,任何言辞对侵略者而言都是苍白的,包括和平。


法国画家克里斯蒂安·帕赫曾创作过一幅宽7.46米,高2.35米的油画《暴行》,这是他绘画生涯中创作的最大一幅油画。画里红色的是中国平民的鲜血,黄色的是侵略者的罪恶。在红黄之间,还有些许白色,那是南京大屠杀“无辜死难者灵魂化成的和平鸽”。


今天,饱受历史苦难折磨的中国人应当明白这个泣血的教训:和平鸽如果没有雄鹰护卫,最终只会成为别人的盘中餐。


“光明每前进一分,黑暗便后退一分。”而在中国人心里,国家每强大一分,黑暗才会后退一分。


在第四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让我们铭记历史,砥砺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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