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录：挑柴卖的经历
我第一次挑柴卖是1970年，那年我10岁，因为没饭吃，瘦，只有30多斤，由于家里劳动力少，我们5姊妹，加上爸妈还有奶奶，八口人，奶奶是地主婆天天做义务工，自己带饭去，没有工资。镜坝镇得原乡政府乡医院，粮管所，都是四类分子、五类分子不要工资，建好的，还有镜坝中学，各村小学也都是他们的无私奉献。
当时八口之家，在生产队干活的只有父母两人，连续几年都超支，生产队的谷子可以领，但是很少，大人每月二十多斤，小孩只有十几斤谷子。种甘蔗的回购粮，只有自己想办法拿钱去买，早米1角3分8，晚米1角4分2。每年生产队分的谷子只能吃到春节前后，春节后只有靠自己挣钱买粮了。当时不可以出门打工，当时叫搞副业，更不能做小买卖，那叫投机倒把，会抓起来批斗做义务工的，在当时来看要解决烧柴和买米的钱好像只有砍柴卖一条路了。
那几年是我们家最艰难的日子，一年没几顿饱饭吃，好像只有过年才可以吃饱，所以刚过完年，又盼过年。
那时家里特别穷，全家人没有一双水鞋，连续几年没做过一件新衣服，没有热水瓶，一家人只有一条毛巾，有一段时间毛巾破了就用一块白布，全家人共同用，很少洗澡，没柴烧水，冬天有时几个月不洗，身上随时都能摸到污垢，还有跳蚤、臭虫；夏天不需要烧水会多洗一些。春夏秋冬只有赤脚，下雪也这样。那几年冬天很冷，又穿不暖，特别漫长，穿得又破又少，没有一件合身的衣服，都是大人穿过的，破了补好再穿。从70年开始我会去打猪草，捡树叶，捡番薯等等帮助家里干活了，从1969年到1973年，这几年几乎没有吃过几餐好饭，天天是青菜、萝卜、番薯煮稀饭，而且一个人只有一碗，大人一汤碗，小孩一饭碗，吃不到半肚，好像只填了个角，还没油煮菜。当时每人每年只有一斤油左右，现在的人平食用油是20-30市斤，那种心里的油慌，真是难受，还吃不饱饭，饿肚子的感觉终生难忘。
那时爸妈去砍柴卖必须请假，而且要农闲时才能请，要去龙回乡的李村跟赣县阳埠交界的地方砍柴，早上四点多钟就要走，晚上九点钟左右才能回来，总共大约有六十多里路，来回就是一百二十多里。还要砍柴约两个小时，必须一天完成，爸爸每次挑一百到一百二十斤，晒干挑到镜坝圩上能卖一块多钱，比生产队五、六毛钱一天好点，还可以有现钱，再用去买米，煤油，火柴等，当时砍柴是唯一出活钱的方法。
由于砍柴卖辛苦，必须多吃点饭，但也只有半肚。一次约一斤半米，在家去的时候吃一顿，然后带点饭，带的饭大部分时间在去的路上就吃完了，肚子饿，忍不住，下半天回来的路上只有饿着肚子，还要挑着一百多斤柴，那种辛苦和难受可想而知。那个时代的人，大部分人一餐可以吃二斤米饭，现在的人无法想象，每天都吃半肚，甚至半肚没有，又没油煮菜。
大哥比我大三岁，他是70年就跟着父母去赣县阳埠砍柴的，除父母之外他是对我们大家庭贡献最大的、最辛苦的，我是从70年开始去接柴，一般情况我跟奶奶去，吃过中饭走路到南康的上坪村一带可以接到，从家里到上坪村大约二十里，接柴就是帮我爸妈他们分担点，那时我只能挑二十多斤，分担二十多斤对爸妈长途挑担人来说也减轻了很多，回的时候我们走到南康县城就天黑了，剩下的路只有摸黑回家。很多时候是没有煤油灯，当时叫马灯，赤着脚，没钱买鞋子。有几次下雨，太黑了，伸手不见五指，看不清路，只能慢慢地摸着走。特别是过连城岭脚下那大水沟时，过那水沟下雨又滑又黑，奶奶想了个办法，用蚊香点燃，在前面挥动着，也有点光。我不敢过，是爸妈帮我挑过去的。
有两次我们走到现在的北门红绿灯这里放肩时，就是现在的水电大厦，那时叫北门餐厅，放肩休息一会准备过旭山岭，旭山岭当时坡很陡，现在降坡降了有八、九米，在那放肩休息时正好北门餐厅的服务员在门口乘凉，看到我又小又瘦挑柴觉得很可怜，两次都是阿姨叫服务员姑娘帮我挑上旭山岭这陡坡，第三次以后再经过北门餐厅门口时，爸爸说不放肩了，从北门餐厅对面马路走，那些阿姨们细声说着什么，但我听不清楚，那时我觉得很可惜，在那挑柴寸步难行的时候有人帮忙挑一程那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但是又不敢吭声，挑累了都不想说话，后来我也没有敢去问爸爸为什么不在那放肩？她们主动帮我挑一程为什么不要她们挑？至今我还没有弄懂，也许是爸爸看到别人可怜我们自己也难受，她们能帮我们挑一程又不能帮我把柴挑回家，现在我想，如果当时说我们家成份不好，是地主，她们会不会帮我挑柴呢？当时的地主最低人一等，骂不敢还口，打不敢还手，否则打死你都没有罪。
从70年至73年我连续几年都是接柴，当时学校也不管我，也许知道我们家的情况，从没请过假。
直到1974年，爸爸在龙回李村做瓦，这一年我每个星期六下午挑点米、菜、油去，星期天就挑点柴回来，那时能挑三十至四十斤了。那年我十四岁。我是61年12月出生，其实十三岁不到。每一次都是一个人去一个人回。从家里到李村大约四十三里，一脚一脚地量，走一脚少一脚。从不和别人比，在那个时代，像我这样挑柴卖的是极少数的。那种苦难现在的青少年无法体会。
挑柴最辛苦的一次是1974年清明节前后，那次爸爸给我捆好一担柴，是长的，新砍的用来豆角插杆的，有四尺多长，少量的有五尺长。用竹竿挑高肩，大约有五十五至六十斤，爸爸叫我试试能不能挑得起，我说差不多吧，当时物质非常紧张，清明前后正是黄瓜、豆角插杆的时候，生产队的树枝又不可以动，否则会遭批斗的。所以很多人都提前说过要货，我想再苦也要挑回去多卖点钱。由于上两次挑的柴都卖到了两三块钱，很高兴，所以这次我想要对自己狠一点。那天早上七点左右从李村开始走，爸爸叫一个伙伴帮我挑一程，走了约八里路上完大坳头那陡坡，然后我自己慢慢挑，下午大哥会来接。不到八点钟，上完大坳头这陡坡，开始下坡，刚挑的时候挑一肩能走三四百米。到了竹坑这一带挑一肩只能走一百多米了，再过竹坑那条垅，挑一肩只能走几十米了，在华米坳出口那里刚好大哥来接了，那时已经是下午三点左右，实在走不动了，我走这大约二十里路花了七个小时。放42肩，回家后很多人都笑我放42肩都记得。那担柴卖5分钱一根，卖到5块零5分，全家人都很高兴。我挑那担柴在附近几个村都轰动了，一个不到十三岁的小孩，挑一担柴能卖5块多钱，简直不可思议。那时大人在生产队干活一天才五、六毛钱，还是计着工分，到年底才结算。那时大家都没活钱，现在的人更无法理解拇指大的树枝要到六十多里的地方去砍，还能卖五分钱一根，可见当时的物资匮乏。1974年那年我家可以吃饱饭了，那时虽然挑柴辛苦，但比吃不饱饭挑柴已经是好多了，从那时开始邓爷爷当了一段时间第一副总理，政策已经慢慢放宽，可以出门搞副业了，但是钱难挣，活钱还很少。
1975年，爸爸去了崇义做临时工，大哥在家犁田，不可以出门，那年暑假开学时，上五年级没有学费，我和弟弟的学费二块七角多钱，这钱不知从哪弄，又不好意思跟老师说欠着，前两天我去水沟里挖了点泥鳅小鱼卖了，还卖几个鸡蛋凑到九毛钱，还差不到二块钱，犯愁。
我跟妈妈说去大坳头贩一次柴卖交学费，那年大坳头那半坡上有柴卖了，也是我们去李村挑柴卖的路上，从家里去大约三十五里路，还是干的松树柴，搞回来第二天去镜坝圩上卖完就可以交学费了，妈妈同意了，那次我推一台土车，据说是孔明先生发明的，三国时叫木牛走马，平路可以比挑提高工效三倍左右。
我家那土车很简单，中间的轴是木头的，不太省力，加上沿路坡多且路小高低不平，推起来稍比肩挑好点，上陡坡必须有人帮着推，下陡坡时又须有人帮着拉着。
我大约推了八十斤干松树柴，妈妈也肩挑了约八十斤，下竹坑那陡坡时把我们弄苦了，好不容易下完那坡，在那小河边上翻车了，因为路小，左边是高埂，右边是小溪，把车子翻下小溪了，幸亏不深，也没有伤人，有个路过的好人帮我抬上来捆好，走几十米又一个小河，石板桥，有七八尺长四十多公分大，我一个人不敢过，桥小找平衡难，下面又有七八尺深，妈妈又不敢在前面扶着，叫了几个过路的也不敢或不愿给我扶。等了半个多小时有一个过路的帮我把土车扶过去了，谢天谢地，再往回走，路好些了，也没有陡坡了，有几个小坡妈妈帮帮就可以了，那次还没天黑我们回到了家里，第二天把柴推去镜坝圩上卖完，刚好够我和弟弟的学费。总算把问题解决了，从那次以后，我们家挑柴卖更少了。
76年以后，爸爸和大哥都外出搞副业了，我们在家也基本能吃饱饭了，日子就这样一步一步好起来了。我也就能静下心来认真读书了。
古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是历史总结出来的真理。小时候的家庭成份所遭遇欺压和贫穷的磨练，使自己养成吃苦耐劳和百屈不挠的性格，吃过超人的苦难才更能珍惜如今的生活。我那几年受的苦难比起父母和大哥来还是小的，他们还要受批斗，精神上也受打击，爸爸在生产队里干活的是最重最脏的活，工分还是最少的，奶奶还要做义务工，从六九年到七三年，奶奶大部分时间都做义务工，就是自己带饭去不打工分，也没有工资，在一九七三做完桐木小学那三间土墙教室后，就没有再做过义务工了，做那几个月的教室还补了四毛钱一天的工资，以前做的没有补，那是邓爷爷73年当副总理办下来的。好在历史不会重演，这样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永远不要再回来。
戴昌荣
2016年12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