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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黔首”们撒下的天罗地网

押沙龙yashl 押沙龙yashl 2022-08-14

01


前些天我读了一本书,《喜:一个秦吏和他的世界》。


这本书最近引发了不少争议,有人批评说这是“一本硬伤累累的烂书”。这个评价我觉得有点过了。


要说起来,这本书好像是有不少问题。特别专业的内容我不敢置喙,但是基本逻辑方面,也有很多说不通的地方,读起来让人疑惑。


我随便举两个例子。


在第168页,作者说:


田租与户赋(“顷刍稾”)皆按户征纳…..并与编户占有的田地数相脱离。


意思就是每户缴纳的租赋是固定的,不管你有多少地,都是这个数。但是就在同一页,作者又说了:某人在启陵乡有田一顷四十一亩,纳刍稾钱八十五;在贰春乡有田二顷四十七亩,纳刍稾钱一百四十九。


可见”刍稾”明明是按田地数征收的嘛!同一页就有两种说法,这不矛盾吗?


再比如,书中第180页,作者援引《二年律令》里的一段话:


盗臧(赃)直(值)过六百六十钱,黥为城旦舂。六百六十到二百廿钱,完为城旦舂。不盈二百廿到百一十钱,耐为隶臣妾。


然后,作者得出的结论是:故“耐为隶臣妾”要重于“系城旦舂”。(系和完在这里并无什么区别,都是没有其他附加刑的意思)


What ?


偷得少反而判得重?我仔细翻读上下文,也没看出来其中的道理。作者也没多做解释,直接就“故”了。


类似这样的问题还有很多,说多了大家肯定觉得枯燥,我就不再列举了。我也不知道是作者搞错了呢,还是他没表达清楚。总之,很迷惑。


但话是这么说,我也并不觉得《喜》是“一本烂书”。相反,它其实满有意思,证据就是我一口气把它读完了,还觉得颇长见识。只是越读到后面,我越留个心眼,对书里的说法不敢全信。


《喜:一个秦吏和他的世界》引发了我对秦律的兴趣。我又翻看了几本关于秦律、秦简的书来看,有了点感想,现在就随便讲一讲。


02


我以前写过谈法家的文章,但法家毕竟是一种理论,理论和现实当然有差别。好在秦简里既有法律条文,也有行政公文。从这些秦简里,我们大致能看出法家理论是怎么落地的。


老实说,现实还是达不到法家的理想状态。商鞅看了,肯定还是摇头:“唉唉,这也太浮皮潦草了。这么多该法办的人,都没法办!”但在我看来,已经是严密了。它给我的感觉就是四个字:天罗地网。


里耶秦简


黄仁宇曾经说,古代中国缺乏“数字化管理”。其实看看秦简就知道,这个说法不太对。秦朝对社会的管理非常精细,一切都落实到精确的数字上。就连犯人都要规定出26个等级,每个等级的口粮都有极其细微的差别,唯一目的就确保犯人既不多吃一口,又能保持干活的体力。而且这些规定的实施也很严格,从秦简上看,就连十几斤口粮的进出,都要详细记录在册,还要由仓守、史、禀人三人共同发放,由“令史”现场监督。


这真算的上精密化管理了。


这样的管理需要大量的基层官吏。就拿“喜”所在的迁陵县为例,这个县位于边缘地带,是个小的不能再小的县城,按照秦简的记载,全县只有166户,一千左右的人口。可是迁陵县的吏员编制有103人,实际吏员数是86人。如果加上乡一级的吏员数,还要更多。


86个吏员管理166户老百姓,这个比例太过分了。当然,迁陵县户口数存在一定争议,而且迁陵县位于边缘地带,吏员配置比例也许没有代表性,但无论如何,秦朝基层吏员数量必定相当惊人。


这么多吏员天天干什么?


就是编造一个庞大的天罗地网,把整个社会都结结实实管控起来。


03


秦朝的“黔首”就像一只只小兽,在天罗地网间无处遁形。


《喜:一个秦吏和他的世界》这本书也许有不少值得商榷的地方,但是它在前半本里,的确描述出了那种窒息压抑的气氛。在秦朝,“黔首”几乎没有任何自由可言。他们从生到死,都被朝廷控制得死死的,变成了简书中的一个个数目字。


“黔首”们被固化起来,无法移动。任何人要外出,必须向县里报告,拿到旅行许可(奔书),否则就算逃亡。但即便你拿到了旅行许可,只要三个月不回来,就算逃亡,要受到严厉处罚。


说到处罚,秦朝法律极其严苛,“黔首”们几乎随时都有可能成为罪犯。古代人形容秦律“繁似秋荼、密如凝脂”,倒也并不算如何夸大。比如说,随手采别人的桑叶,哪怕不到一个钱,也要判处劳改;五人为盗,偷盗物品价值超过一钱,就要砍掉脚指头,罚做官奴隶。


而且更可怕的是,它特别热衷于“连坐”。一个人犯罪,往往一大群人要跟着倒霉。比如有人犯罪了,亲人没有举报,要受连坐之罪;邻居们哪怕没有亲眼见到有人犯罪,但只要听说了,却没有第一时间去官府报告,也全都受连坐之罪。罪犯住了客店,店主人也要受连坐之罪。


但是,公平地讲,秦律并非蛮不讲理的暴戾。它也看重公平,也注重规范,也强调不得随便刑讯逼供。它是相当理性的,只是它的理性背后,有一种极其冷酷的逻辑。它要严格控制每一个”黔首”,而且逼着大家互相监视,从而把他们严密地卷入天罗地网中。


秦律的思想核心是“重罚轻罪”,小过错也要重罚。法家对此有一套解释,它认为:小错都会被重罚,大家也就自然不敢犯大错了。这当然是一个理由。但是秦律之所以“重罪轻罚”,并且如此热心搞“连坐”,还有另一个目的,那就是制造大量的官奴隶。


这些官奴隶分成好多种,比如鬼薪、城旦舂、隶臣妾等。他们的待遇有不同,但都是国家控制的奴隶。朝廷可以把他们当成免费的劳动力,修城墙、盖房子、造兵器、运输物资、干苦力等等,随便用。


秦始皇陵墓工程就使用了大量官奴隶


官奴隶的数量极其惊人。还是拿“喜”所在的迁陵县为例,迁陵县有166户老百姓,86个吏员,但是仅仅工程署(“司空”)登记的官奴隶,就有226人。这个比例实在惊人,差不多一个公务员就至少配备两三个官奴隶。


官奴隶哪儿来的?主要就是犯人。


在秦朝,法律不仅是维持秩序的工具,也是抓捕奴隶的手段。不仅普通的“黔首”随时可能掉进法律的陷阱,就连吏员们也都如履薄冰,执行公务的时候一不小心就会被法律捕获,变为“城旦舂”、“隶臣妾”。


04


我读历史的时候,有过一个困惑。


跟后来的王朝比起来,战国列强和秦朝的人口更少,技术更落后,但是它们却往往能动员数量惊人的军队,发动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完成庞大的工程。它们的力量和资源比起来,实在有点不相称。比如秦始皇动不动就能出动几十万大军长途远征,将上百万人口随便迁徙,还能征发70万犯人到咸阳修工程。在宋、明这样的时代,如此浩大的社会工程几乎是不可思议的。


为什么会有这么奇怪的事情呢?


我以前总觉得这是史书的夸大,数字注水了。但现在我的想法变了,我觉得可能真的就是这样。


国家对社会的控制能力并不是越来越强的。在秦朝(战国和西汉某种程度上也算),国家管控能力达到了高峰。朝廷可以牢牢控制“黔首”,完成规模超级宏大的社会工程。到了后来,这种能力反而下降了。


因为时代变了。


我们要是拿秦简去对应明朝社会,就会发现明朝人实在是太自由了。凭他们干的那些事儿,搁到秦朝,个个都得法办。明朝皇帝虽然很昏,太监虽然很坏,官员虽然很贪,但是整个社会确实比较宽松,生活的乐趣也比较多。秦朝就像一根绷紧的弦,而明朝的弦是比较松弛的。但也正因为如此,明朝财富虽然更多,但朝廷汲取资源的能力却没那么强,完成不了那么宏大的社会工程。


那么秦朝为什么会垮得这么快呢?


因为绷紧的弦总是更容易断嘛。


05


那么从秦到明的这种变化是怎么产生的呢?


当然有很多原因,经济的复杂化、政治的官僚化等等。但是我觉得其中有一个因素很重要,那就是儒家取代了法家。


虽然我们都说古代中国是“儒表法里”,但这个“表”毕竟压缩了“里”的成分,儒家毕竟稀释了法家的密度。


儒家虽然也看重秩序,重视君君臣臣这一套,但跟法家比起来,它是顽固的放任主义者。它非常厌恶国家全面吞噬社会,坚持要给民间伦理保留一份空间。所以,别看儒家讨厌墨家,讨厌杨朱,后来又讨厌玄学,讨厌佛教,讨厌一大堆东西,但是它在历史上最大的敌人始终是法家。


理解了这一点,我们也就能够多少理解孟子了。孟子跟孔子比起来,脾气是很坏的,动不动就骂人是“异于禽兽者几希!”王小波对孔子印象还好,说他说个“挺可爱的老天真“,但是很反感孟子,说:“孟子甚偏执,表面上体面,其实心底有股邪火……我一点都不喜欢他,如果生在春秋,见了面也不和他握手。”


当然,王小波犯了一个错误,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硬伤”。孟子生活在战国时代,王小波要是穿越到春秋时代,是没法跟他握手的。


这个错误看上去好像是无意之失,其实却是问题的关键。


孟子确实“心底有股邪火”,但为什么会有这股邪火?我觉得主要就是因为他生在了战国时代。


孔子生活在春秋时代,世界变得混乱,但还没有咄咄逼人,所以他可以从容地缅怀以往的黄金时代,伤感而不失优雅。但是孟子不行。他生活的时代,正是一个狂热的军备竞赛时代。战争规模越来越大,“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在孟子看来,这就是率领着野兽去吃人啊。


列国纷纷变法,变法的核心其实都是法家那一套,加强对资源的汲取能力,加强对老百姓的严密管控,从而把所有力量都动员出来从事战争。秦国并非是特例,它无非是其中做得最彻底的一个。


在后来的历史学家看来,这也许是进步,但是在孟子看来,这是天大的灾难。


孔子还只是缅怀以往虚幻的黄金时代,而孟子却眼睁睁都看着扑面而来的恐怖时代。孟子没法有孔子的那种“可爱的天真”,他满腔愤怒,骂这个是小人,骂那个禽兽,对所有“富国强兵”的理论都深恶痛绝。他对梁惠王说“何必曰利?”听上去是一种不切实际的迂腐,实际更像是对恐怖未来的诅咒。


“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孟子就像被人摇晃过的大罐可乐,一肚子都是气。他看什么都不顺眼,四处找人辩论,狂热地幻想一个“黎民不饥不寒”、”民养生丧死而无憾“的世界。在那里,义是比利更重要的,道德是比战争更有效的,国君是可以凭借仁慈王天下的。


放眼周围,战火纷飞,血海鼎沸,商鞅那样的官员已经制定出了法条,像“喜”那样的吏员也已经拿起了刀笔,孟子却还在顽固地念叨着迂远的梦想,把这些梦想当成不切实际的武器。这就像是以牙签为剑,来对抗全副武装的黑暗骑士。


孟子拼想要扭转历史的车轮,当然不会成功。商鞅和嬴政坐在车上,滚滚碾过大地。只有等到很多很多年以后,才会有人以孔子和孟子的名义,来限制车轮的冲力。


读了《喜:一个秦吏和他的世界》,我对孟子多少有了一点同情之理解。他的邪火,无非是在旷野中的呼喊。他没法平心静气地和世界对话,他多半预感到了未来将是“喜的世界”,但对此充满了愤怒,充满了不解。


迂腐啊,真是迂腐啊。


但这种迂腐里,还是有一种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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