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黔首”们撒下的天罗地网

01

前些天我读了一本书，《喜：一个秦吏和他的世界》。

这本书最近引发了不少争议，有人批评说这是“一本硬伤累累的烂书”。这个评价我觉得有点过了。

要说起来，这本书好像是有不少问题。特别专业的内容我不敢置喙，但是基本逻辑方面，也有很多说不通的地方，读起来让人疑惑。

我随便举两个例子。

在第168页，作者说：

田租与户赋（“顷刍稾”）皆按户征纳…..并与编户占有的田地数相脱离。

意思就是每户缴纳的租赋是固定的，不管你有多少地，都是这个数。但是就在同一页，作者又说了：某人在启陵乡有田一顷四十一亩，纳刍稾钱八十五；在贰春乡有田二顷四十七亩，纳刍稾钱一百四十九。

可见”刍稾”明明是按田地数征收的嘛！同一页就有两种说法，这不矛盾吗？

再比如，书中第180页，作者援引《二年律令》里的一段话：

盗臧（赃）直（值）过六百六十钱，黥为城旦舂。六百六十到二百廿钱，完为城旦舂。不盈二百廿到百一十钱，耐为隶臣妾。

然后，作者得出的结论是：故“耐为隶臣妾”要重于“系城旦舂”。（系和完在这里并无什么区别，都是没有其他附加刑的意思）

What ?

偷得少反而判得重？我仔细翻读上下文，也没看出来其中的道理。作者也没多做解释，直接就“故”了。

类似这样的问题还有很多，说多了大家肯定觉得枯燥，我就不再列举了。我也不知道是作者搞错了呢，还是他没表达清楚。总之，很迷惑。

但话是这么说，我也并不觉得《喜》是“一本烂书”。相反，它其实满有意思，证据就是我一口气把它读完了，还觉得颇长见识。只是越读到后面，我越留个心眼，对书里的说法不敢全信。

《喜：一个秦吏和他的世界》引发了我对秦律的兴趣。我又翻看了几本关于秦律、秦简的书来看，有了点感想，现在就随便讲一讲。

02

我以前写过谈法家的文章，但法家毕竟是一种理论，理论和现实当然有差别。好在秦简里既有法律条文，也有行政公文。从这些秦简里，我们大致能看出法家理论是怎么落地的。

老实说，现实还是达不到法家的理想状态。商鞅看了，肯定还是摇头：“唉唉，这也太浮皮潦草了。这么多该法办的人，都没法办！”但在我看来，已经是严密了。它给我的感觉就是四个字：天罗地网。

里耶秦简

黄仁宇曾经说，古代中国缺乏“数字化管理”。其实看看秦简就知道，这个说法不太对。秦朝对社会的管理非常精细，一切都落实到精确的数字上。就连犯人都要规定出26个等级，每个等级的口粮都有极其细微的差别，唯一目的就确保犯人既不多吃一口，又能保持干活的体力。而且这些规定的实施也很严格，从秦简上看，就连十几斤口粮的进出，都要详细记录在册，还要由仓守、史、禀人三人共同发放，由“令史”现场监督。

这真算的上精密化管理了。

这样的管理需要大量的基层官吏。就拿“喜”所在的迁陵县为例，这个县位于边缘地带，是个小的不能再小的县城，按照秦简的记载，全县只有166户，一千左右的人口。可是迁陵县的吏员编制有103人，实际吏员数是86人。如果加上乡一级的吏员数，还要更多。

86个吏员管理166户老百姓，这个比例太过分了。当然，迁陵县户口数存在一定争议，而且迁陵县位于边缘地带，吏员配置比例也许没有代表性，但无论如何，秦朝基层吏员数量必定相当惊人。

这么多吏员天天干什么？

就是编造一个庞大的天罗地网，把整个社会都结结实实管控起来。

03

秦朝的“黔首”就像一只只小兽，在天罗地网间无处遁形。

《喜：一个秦吏和他的世界》这本书也许有不少值得商榷的地方，但是它在前半本里，的确描述出了那种窒息压抑的气氛。在秦朝，“黔首”几乎没有任何自由可言。他们从生到死，都被朝廷控制得死死的，变成了简书中的一个个数目字。

“黔首”们被固化起来，无法移动。任何人要外出，必须向县里报告，拿到旅行许可（奔书），否则就算逃亡。但即便你拿到了旅行许可，只要三个月不回来，就算逃亡，要受到严厉处罚。

说到处罚，秦朝法律极其严苛，“黔首”们几乎随时都有可能成为罪犯。古代人形容秦律“繁似秋荼、密如凝脂”，倒也并不算如何夸大。比如说，随手采别人的桑叶，哪怕不到一个钱，也要判处劳改；五人为盗，偷盗物品价值超过一钱，就要砍掉脚指头，罚做官奴隶。

而且更可怕的是，它特别热衷于“连坐”。一个人犯罪，往往一大群人要跟着倒霉。比如有人犯罪了，亲人没有举报，要受连坐之罪；邻居们哪怕没有亲眼见到有人犯罪，但只要听说了，却没有第一时间去官府报告，也全都受连坐之罪。罪犯住了客店，店主人也要受连坐之罪。

但是，公平地讲，秦律并非蛮不讲理的暴戾。它也看重公平，也注重规范，也强调不得随便刑讯逼供。它是相当理性的，只是它的理性背后，有一种极其冷酷的逻辑。它要严格控制每一个”黔首”，而且逼着大家互相监视，从而把他们严密地卷入天罗地网中。

秦律的思想核心是“重罚轻罪”，小过错也要重罚。法家对此有一套解释，它认为：小错都会被重罚，大家也就自然不敢犯大错了。这当然是一个理由。但是秦律之所以“重罪轻罚”，并且如此热心搞“连坐”，还有另一个目的，那就是制造大量的官奴隶。

这些官奴隶分成好多种，比如鬼薪、城旦舂、隶臣妾等。他们的待遇有不同，但都是国家控制的奴隶。朝廷可以把他们当成免费的劳动力，修城墙、盖房子、造兵器、运输物资、干苦力等等，随便用。

秦始皇陵墓工程就使用了大量官奴隶

官奴隶的数量极其惊人。还是拿“喜”所在的迁陵县为例，迁陵县有166户老百姓，86个吏员，但是仅仅工程署（“司空”）登记的官奴隶，就有226人。这个比例实在惊人，差不多一个公务员就至少配备两三个官奴隶。

官奴隶哪儿来的？主要就是犯人。

在秦朝，法律不仅是维持秩序的工具，也是抓捕奴隶的手段。不仅普通的“黔首”随时可能掉进法律的陷阱，就连吏员们也都如履薄冰，执行公务的时候一不小心就会被法律捕获，变为“城旦舂”、“隶臣妾”。

04

我读历史的时候，有过一个困惑。

跟后来的王朝比起来，战国列强和秦朝的人口更少，技术更落后，但是它们却往往能动员数量惊人的军队，发动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完成庞大的工程。它们的力量和资源比起来，实在有点不相称。比如秦始皇动不动就能出动几十万大军长途远征，将上百万人口随便迁徙，还能征发70万犯人到咸阳修工程。在宋、明这样的时代，如此浩大的社会工程几乎是不可思议的。

为什么会有这么奇怪的事情呢？

我以前总觉得这是史书的夸大，数字注水了。但现在我的想法变了，我觉得可能真的就是这样。

国家对社会的控制能力并不是越来越强的。在秦朝（战国和西汉某种程度上也算），国家管控能力达到了高峰。朝廷可以牢牢控制“黔首”，完成规模超级宏大的社会工程。到了后来，这种能力反而下降了。

因为时代变了。

我们要是拿秦简去对应明朝社会，就会发现明朝人实在是太自由了。凭他们干的那些事儿，搁到秦朝，个个都得法办。明朝皇帝虽然很昏，太监虽然很坏，官员虽然很贪，但是整个社会确实比较宽松，生活的乐趣也比较多。秦朝就像一根绷紧的弦，而明朝的弦是比较松弛的。但也正因为如此，明朝财富虽然更多，但朝廷汲取资源的能力却没那么强，完成不了那么宏大的社会工程。

那么秦朝为什么会垮得这么快呢？

因为绷紧的弦总是更容易断嘛。

05

那么从秦到明的这种变化是怎么产生的呢？

当然有很多原因，经济的复杂化、政治的官僚化等等。但是我觉得其中有一个因素很重要，那就是儒家取代了法家。

虽然我们都说古代中国是“儒表法里”，但这个“表”毕竟压缩了“里”的成分，儒家毕竟稀释了法家的密度。

儒家虽然也看重秩序，重视君君臣臣这一套，但跟法家比起来，它是顽固的放任主义者。它非常厌恶国家全面吞噬社会，坚持要给民间伦理保留一份空间。所以，别看儒家讨厌墨家，讨厌杨朱，后来又讨厌玄学，讨厌佛教，讨厌一大堆东西，但是它在历史上最大的敌人始终是法家。

理解了这一点，我们也就能够多少理解孟子了。孟子跟孔子比起来，脾气是很坏的，动不动就骂人是“异于禽兽者几希!”王小波对孔子印象还好，说他说个“挺可爱的老天真“，但是很反感孟子，说：“孟子甚偏执，表面上体面，其实心底有股邪火……我一点都不喜欢他，如果生在春秋，见了面也不和他握手。”

当然，王小波犯了一个错误，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硬伤”。孟子生活在战国时代，王小波要是穿越到春秋时代，是没法跟他握手的。

这个错误看上去好像是无意之失，其实却是问题的关键。

孟子确实“心底有股邪火”，但为什么会有这股邪火？我觉得主要就是因为他生在了战国时代。

孔子生活在春秋时代，世界变得混乱，但还没有咄咄逼人，所以他可以从容地缅怀以往的黄金时代，伤感而不失优雅。但是孟子不行。他生活的时代，正是一个狂热的军备竞赛时代。战争规模越来越大，“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在孟子看来，这就是率领着野兽去吃人啊。

列国纷纷变法，变法的核心其实都是法家那一套，加强对资源的汲取能力，加强对老百姓的严密管控，从而把所有力量都动员出来从事战争。秦国并非是特例，它无非是其中做得最彻底的一个。

在后来的历史学家看来，这也许是进步，但是在孟子看来，这是天大的灾难。

孔子还只是缅怀以往虚幻的黄金时代，而孟子却眼睁睁都看着扑面而来的恐怖时代。孟子没法有孔子的那种“可爱的天真”，他满腔愤怒，骂这个是小人，骂那个禽兽，对所有“富国强兵”的理论都深恶痛绝。他对梁惠王说“何必曰利？”听上去是一种不切实际的迂腐，实际更像是对恐怖未来的诅咒。

“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孟子就像被人摇晃过的大罐可乐，一肚子都是气。他看什么都不顺眼，四处找人辩论，狂热地幻想一个“黎民不饥不寒”、”民养生丧死而无憾“的世界。在那里，义是比利更重要的，道德是比战争更有效的，国君是可以凭借仁慈王天下的。

放眼周围，战火纷飞，血海鼎沸，商鞅那样的官员已经制定出了法条，像“喜”那样的吏员也已经拿起了刀笔，孟子却还在顽固地念叨着迂远的梦想，把这些梦想当成不切实际的武器。这就像是以牙签为剑，来对抗全副武装的黑暗骑士。

孟子拼想要扭转历史的车轮，当然不会成功。商鞅和嬴政坐在车上，滚滚碾过大地。只有等到很多很多年以后，才会有人以孔子和孟子的名义，来限制车轮的冲力。

读了《喜：一个秦吏和他的世界》，我对孟子多少有了一点同情之理解。他的邪火，无非是在旷野中的呼喊。他没法平心静气地和世界对话，他多半预感到了未来将是“喜的世界”，但对此充满了愤怒，充满了不解。

迂腐啊，真是迂腐啊。

但这种迂腐里，还是有一种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