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树画画 《春·醉花阴》 连载（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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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前看花吃酒，篱院栽瓜种菜。

活着什么要紧，图个自由自在。

这个时期一直延续到一九八九年。这个时段里，突然觉得自己是个人物了，走在街上心中提着一口气，觉得自己与以前不同，与他人也不同，可以干干这个干干那个，一不小心就真把自己当成一根祖国建设急需使用的木头了。直到很多年之后，方才知道，其实这时的自己还是一个傻子，一个稍微高级一点儿的傻子，一个充满了理想主义幻觉的傻子。不过，这一时期的客观收获，是看了不少的书。看书的结果，就是知道大学给的那些东西真是不算个东西，真正的学习、明白事理，其实是大学之后自己要来解决的一些事儿。

别人吃饭、睡觉，这么活着，我也不能例外地这么活着。麻烦的是，我会经常意识到自己是在像一头牲口一样地活着，也就是说，我是一头有点儿“自觉”的牲口。牲口如果有了这种自觉就会很麻烦。因为这种自觉，让企图作为一个人的自己在现实做牲口的经验当中有时会很茫然：毕竟有时候会偶尔想起来自己还是一个人。想做一个人，除了脖子以下的欲望和满足之外，肯定还得有点儿别的，那就是脖子以上想到的一些不大实际的东西，仿佛空气一样的东西。它无色无味，看不见，摸不着，但是，一个人怎么会离开空气活着？

所以，对于我个人来说，一九八九年以后，无论是知识结构还是切身的现实经验，又有一个小小的分期区隔。如果将这个分期时间稍微具体一点儿，这个时间应该是从一九九七年开始。

这还得要稍微啰唆一点儿。

中国的知识分子做事儿总要比别人慢一些。遇到什么事了，犹犹豫豫，拿不定主意。当世俗民众能够迅速投身到现实的欲望河流之央——通俗的说法叫作“下海”，知识分子呢，却还在那里犹豫不决掂量来掂量去患得患失。待看到已经跳下“海”去的大家在海里如鱼得水自在得不行，急了，再跳下去时，却是机会已失，下去也捞不到什么好处了。这个时间，应该是在一九九〇年、一九九一年前后。我的亲身经验，是一九九二年从北京南下，在广州呆了小半年，干了一档子事儿，挣钱。

一九九五年，特别是一九九六年，是个上岸年，也就是后来跳进海里去的知识分子们又从海里拖泥带水地爬上来了。爬上来的原因或者说契机，是国家说，知识分子很重要，马上就是二十一世纪了，“一切向前看”。

于是很多知识分子不再折腾，不再怀疑，“跟中央始终保持一致”。

此时的我快四张了，见到的人和事儿已经不算少了。在上岸年之后，也就是从一九九七年开始，从我一个混在大学里的书生的切身经验角度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分期。这个分期的重要性就在于，它分出了你是不是一个稍微像样儿一点儿的人。

说到这里，你们大概明白我的话了，那就是，我努力不想做一头猪般地活着，我努力不想跟许多人那样活着的年份，跟你们进入大学的这一年正好是同一时间。这让我甚感荣幸。如果你们还有印象的话，你们那时看到的是一个打了鸡血一样的刘树勇，一个忽然转向摄影研究并在文字当中恣意纵情的狂徒，一个心中总是渴望暴死街头最终让不认识的什么人用一张草席卷起葬入荒郊的无名烈士。

我说这样的话，是不是有点儿刻意卖弄了？

通常，纪念性的文字，总是要在一起说说那些共同经历过的事儿，意思无非是要感慨一番，大家忽然觉得自己内心挺柔软，人人在这几天里都变成了纯洁得不得了的情种。那是你们自己的事。其实我只是想借此机会说出我想说出的意思，那就是，在人活着的区区几十年间，人得有理想，有梦想，甚至得有空想。人不能总是目标明确地活着：钱、女人（男人）、孩子、房子、车。人有时候得什么都不为地活着：不像任何人，不像任何说辞当中描述的那样。如果说这样的活法也会有个目标的话，那么，唯一的目标，就是向自己而不是他人证明：我活过了。我像自己期望的那样痛快地活过了。

我想，这就足够了。（结束）

有份平然情怀，有个花开阳台。

有只肥猫相伴，天天坐着发呆。

俗心十万念，青山一二松。

无来亦无去，本来即是空。

春江三百里，乱花掩古城。

浑忘世间事，夜听流水声。

不必标新立异，古今没有不同。

去年一树花开，今年照样落红。

岩上无名花开，自发自在自落。

荣枯与我何干？只是偶然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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