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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留学归来拍的首张照片,是去杭高任教的入职照

风雅杭高 杭州高级中学



2018年5月,《狂人日记》发表一百周年。很多人的微信朋友圈里,“鲁迅”是本月热度转发词。正是由《狂人日记》开始,“鲁迅”这个笔名首次被使用。


100年前,38岁的鲁迅是什么样子?


鲁迅博物馆常务副馆长黄乔生从一张大合影中,抠出了一个鲁迅影像,那张合影拍摄于写《狂人日记》之前的1918年1月13日


那时,鲁迅在沉潜期,“沉潜期他照相很少。因为他寂寞。他在北京住了十四年,前七年就是抄碑、校刊、搞博物馆、图书馆这些事情,形象上好像也不是那么昂扬。”


黄乔生是《鲁迅影集》的编著者。2018年5月,《鲁迅影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它首次大尺幅完整收录了鲁迅一生留给世界的113幅影像。


《鲁迅影集》除了标注了必要的时间与地点,文字并不多。但是,每一张照片背后,在黄乔生的讲述中,都有一个个绵延的故事。


《鲁迅影集》 黄乔生 编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这是一张我们不太熟悉的照片,拍摄于当时杭州西湖边上的照相馆“二我轩”。


1909年,鲁迅29岁。这一年秋天,他由日本归国,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杭州高级中学前身)任生物化学教员,兼任日本教员铃木珪寿的植物学翻译。


本来,这么有精气神的照片,他该寄一张给他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的老师藤野先生的。


但是,鲁迅没有这样做。


将走的前几天,他叫我到他家里去,交给我一张照相,后面写着两个字道:“惜别”,还说希望将我的也送他。但我这时适值没有照相了;他便叮嘱我将来照了寄给他,并且时时通信告诉他此后的状况。


我离开仙台之后,就多年没有照过相,又因为状况也无聊,说起来无非使他失望,便连信也怕敢写了。经过的年月一多,话更无从说起,所以虽然有时想写信,却又难以下笔,这样的一直到现在,竟没有寄过一封信和一张照片。从他那一面看起来,是一去之后,杳无消息了。(鲁迅《藤野先生》)


三年前的1906年,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第二学年终结之时,鲁迅辞别藤野先生,他决定放弃医学救国之路。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照片是一个郑重的礼物,互赠照片也是表达友情的高级形式。因为,拍照非常不容易——要么去照相馆,或者把摄影师请来。


藤野先生赠予的照片,鲁迅一直保存着,直到今天,还挂在北京西三条的旧居里。 


但鲁迅为什么“来而不往”?


辞别藤野先生后的五六年间,是鲁迅困顿迷茫的时期——正如他说的“状况也无聊”。


1906年夏,鲁迅的母亲以病重为由,将他骗回国与朱安结婚。婚后,他几乎是立刻就返回了东京。


鲁迅笔下的“无聊”大概是公派留学的目标终结了——本来他是去学地质学采矿的;无奈中接受了母亲包办的婚姻;弃医从文,却又只学了一点文学,翻译了几篇文章,又不为时人所识。


如果要寄照片给藤野先生,必然要写一封信,汇报近况,但是鲁迅觉得无法下笔。


未曾将照片回赠藤野先生一事,鲁迅应该是耿耿于怀的。

1926年,鲁迅写下《藤野先生》,此时,距辞别已有20年。


鲁迅成名以后,有人把这篇文章翻译成日文送给藤野先生看,可惜,藤野先生已记不太清楚,他说——好像是有一个中国留学生。回忆许久,他才记起这个“周君”。


不太说话,比较腼腆——这是鲁迅留给藤野先生的印象。或许,当时的鲁迅比较内向,在课堂上也不张扬。当然,从《藤野先生》中,还可以读出更多的原因,一个从病弱之国走出的留学生,在一个远离故土的课堂上,鲁迅常是一腔愤懑,哪里张扬得起来。


在“二我轩”拍摄这张“海归”照,是鲁迅回国后拍的第一张照片。


1909年,鲁迅回国之后,经由同学许寿裳的介绍,他到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员。这张照片也是他的入职照。


今天的杭高,依然有鲁迅在110年前留下的痕迹。


学校留存的历史资料中,还能找到当年同学录上的“周树人”,职务是“生物化学兼助教员”。这张同学录有修改的痕迹,因为鲁迅的字“豫才”被误印为“预才”。鲁迅编写的教材《植物讲义》和《生理学讲义》(复制品)也在杭高保存。


还有因鲁迅先生而在每年三月份举办的杭高“樱花文会”,已经成为杭高乃至整个杭城中小学生心目中的“盛会”。



鲁迅任教约一年,其间,他曾经想过要编一本《西湖植物志》。他常独自或带领学生,到西湖周围采集植物标本。钱塘门外、葛岭、栖霞岭、孤山、灵隐、玉皇山……鲁迅在1910年写的采集记录中,记下了他的足迹。


可以说,鲁迅是真正“走”过西湖的人,一些资料中记载,在回校的路上,他都是一路走回来,而日籍的植物学老师则是坐轿子的。


《西湖植物志》当然没有编成。否则,我们今天知道的鲁迅,就是一个植物学家了。


除了在西湖周边采集植物标本,鲁迅在杭州还有一个经常去的地方就是当时的浙江省图书馆,他借来大量的线装书阅读、誊抄,后将辑录唐以前的小说佚文,汇成了《古小说钩沉》。


当然,不要据此以为,鲁迅是“宅男”。别忘了,当时正是清朝垮台的前夜。


1909年10月,浙江巡抚派夏震武担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校长(也有“监督”一说)。夏震武是个封建顽固派,到校后,他对学生 “训话”,要求教员按品级各穿礼服到礼堂“参见”他。


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是新式学校,教员中留洋归来的不在少数,鲁迅等教师对夏震武的横霸无理十分气愤,拒绝“参见”。双方矛盾激化,鲁迅、夏丏尊等老师纷纷辞职、罢教,搬到马市街附近的湖州会馆暂住。随后,进步学生群起声援,浙江省教育界和京沪报刊也纷纷表示支持,夏震武终于被罢职。


这场斗争,鲁迅称之为“木瓜之役”。“木瓜”,是杭州俗语,指木头木脑、不懂事理的人。夏震武在进步教师的眼里,正是这样的一只“木瓜”。

木瓜之役后众教员合影,前排右三为鲁迅

鲁迅之子周海婴先生在杭高拍摄留有鲁迅印签的毕业证


仙台对鲁迅来说也是念念不忘的。


黄乔生说,鲁迅租住的公寓仍在,当地准备把这个公寓修整一番,开辟成鲁迅纪念馆。


1905年,鲁迅曾与其他五人(大家武夫、三宅、矶部浩策、吉田林十郎和施霖)同住在“宫川宅”,搬出时,他们赠予房东宫川信哉一张六人合影作留念。


八年后(1913年),一位日本学生回到仙台,顺便看望宫川信哉。


宫川信哉还保留着那张照片,他说:八年了,你从一个十七八岁的孩子,一下成长为成年人,胡子都出来了。另外几位怎么样啊……你们都有胡子了吧?


于是,他在照片上给每个人都画上了两撇胡子,还在后面还写道——“明治三十八年X月影,拾年后想象髪(应该是“想象髭”(即胡须)的误笔),大正二年现在,大家君在美国,周君不明,三宅君在大学小儿科,矶部君在米泽县,吉田君在朝鲜,施君不明。”


1913年,“不明”的鲁迅33岁了,他于前一年离开故乡浙江,此时身在北京,被当时的教育部选聘为“读音统一会会员”。


参考资料——

董舒林《鲁迅在杭州的足迹》

佚名《鲁迅在杭州失业始末》


1933年的五月,鲁迅为什么穿两件毛衣


每个人都需要一两张拿得出手的照片,鲁迅也不例外。


1930年9月25日,鲁迅在上海春阳照相馆拍了一张颇为满意的照片,这一天,是他的50岁生日。


看得出,为了这次拍摄,鲁迅是特意做过修饰的——他表情严肃庄重,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这张照片向后来人展现出一派“硬汉”风范,它恰到好处地体现了鲁迅严肃刚毅的一面。


当然,五十而知天命,这张照片虽望之俨然,也并不显得冷酷。


这张照片,鲁迅自己很喜欢,它被送给了很多人,包括他的学生、同为浙江人的冯雪峰。众人也是喜欢这张照片的。在后来有关鲁迅的诸多出版物中,用的都是这张照片。如今的学者要讲鲁迅,PPT里少不了的,也是这张照片。


我曾见过些鲁迅的画像,大都是严肃有余而和蔼不足。可能是鲁迅的照相大多数由于摄影时的矜持,显得紧张一点,第二点则是画家不曾和他亲近过,凭了他的文字的印象,得到的是战斗的气氛为多,这也可以说是难怪的事。

——周作人


只是,这张照片的内涵,在特定的年代里被逐渐夸大。


在“文革”中,为了突出鲁迅“横眉冷对”的一面,由这张照片,衍生出的诸多绘画、木刻创作,加重了鲁迅的严肃和愤怒的神情。比如,一些木刻作品,以这张照片为创作原型,但对头发、眼睛、胡须、下巴等部分做了“严肃”的处理,制造出“战斗”的氛围。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横眉”的是鲁迅,“俯首”的也是鲁迅——鲁迅是多面的鲁迅。但是,很多人对他的印象,大约如朱自清所说——“看了他的脸,就像重读了一遍《呐喊》序。”


“文革”结束后,人们需要温和的鲁迅。


于是,这张穿毛衣的照片开始流行起来。


拍这张照片时,鲁迅已经53岁,但丝毫看不出老态。照片上的鲁迅,套着两件毛衣,右手夹烟,左手掐腰,看起来十分年轻。


再看一下这张照片的拍摄时间——1933年5月1日。上海的五月,还能穿住两件毛衣,1933年的五一,江南是不是降了个特大的温?!


在《鲁迅与我七十年》(周海婴著)中也有这张照片。“这张照片,母亲最喜欢!一九三三年五月一日摄于上海。”周海婴在书中,记下了这有趣的一笔。


“鲁迅其实穿一件毛衣就够了,但是他非要穿两件,为什么?因为这个毛衣是许广平织的,所以得穿上,穿上以后他爱人就高兴。”黄乔生说。


1926年,许广平在《两地书》中这样写道:“早间无事,坐在寝室继续做手织……而今天叫我欢喜的,就是我订了一个好玩的图章,要铺子雕‘鲁迅’二字篆字,阴文。”


《两地书》提到的“图章”,鲁迅后来一直用着,而“手织”就是许广平织的那件藏青色的毛衣背心。据说,这件毛背心鲁迅吃饭穿着,给学生上课也穿着,他还写信给许广平说:“背心已穿在小衫外,很暖,我看这样就可以过冬,无须棉袍了。”


1903年3月 东京

这是一张鲁迅的“断发照”。为纪念剪发,他写了《自题小像》:“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闇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他本人比较看重这张照片,直到50岁的时候,鲁迅还把这首诗和这张照片赠送给友人。




1927年1月2日 厦门南普陀

鲁迅带着几个文学青年到厦门大学旁边的坟堆里玩,然后照了一张照片,上面题有:“我坐在厦门的坟中间”的字样。


他右手靠着的这块墓碑上面有一个字很有意义——“许”,许广平的“许”。他把这张照片寄给了许广平。


1927年8月19日 广州西关

在广东时期,鲁迅与许广平并没有公开恋爱关系。所以,照相的时候,本来鲁迅和许广平应该坐在前排,两个学生站后排。但是鲁迅执意让许广平站后排,把一个学生调到前排。


1933年2月17日 上海孙中山故居

英国著名作家萧伯纳访华,宋庆龄、蔡元培就把鲁迅请到宴会上,大家还合了影。


后来,梁实秋写文章,大意是看了鲁迅、蔡元培与萧伯纳的合影照片,心里凉了半截,中国人不但个子不行,作品也不行。鲁迅很不服气,对此进行了一番反击。


1933年5月26日 上海

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的作者)想编一本中国短篇小说集《活的中国》,其中收入了很多鲁迅的作品。斯诺需要作者的照片,但鲁迅提供来的照片,斯诺并不满意。于是,他派助手姚克到鲁迅家中,陪同鲁迅到上海南京路上的雪怀照相馆专门摄影。


这次拍摄,成就了鲁迅单独留影的绝唱。鲁迅去世后的遗照、灵堂里的所放的照片,用的都是这张。











综合钱江晚报报道、西湖格格物推文 

特别致谢本文作者孙雯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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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稿:校庆办    编辑:寿婷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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