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学大观】康熙帝与《易经》

康熙帝与《易经》

清康熙帝玄烨（1654~1722），应该是中国历史上最好学，也最博学的皇帝。最难能可贵的是，他还视野宽广、心胸博大，不仅对中国传统儒学倍加重视，而且对西方的新兴科学也不排斥，充满了强烈的好奇心。当时的西方传教士如汤若望、白晋、张诚等就经常出入宫中，康熙皇帝曾经颇有兴趣地向他们学习代数、几何、天文、医学等知识，这在著名汉学家史景迁的著作《康熙》中有着生动的描述。

但毋庸否认的是，康熙帝毕竟是中国人，无论是从其统治策略出发，还是从其个人兴趣出发，他本人以及清廷的“核心价值观”还是中国传统的儒家哲学 。康熙十六年（1677年）十二月，他在御制《日讲四书解义序》中，就明确宣布清廷要将治统与道统合一，以儒家学说为其治国之本。而在儒家学说中，鉴于《易经》的特殊地位，他对《易经》一贯地高度重视。如康熙八年（1669年）三月，他曾造访太学，并亲自给太学生讲授《易经》和《尚书》（《增补历代纪事年表》）；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十一月，他到曲阜拜谒孔庙孔林，又“谒庙行九叩礼，至诗礼堂讲《易经》”（《纪事年表》）其礼敬孔子，重视《易经》，于此可见。

康熙帝之重视《易经》，还有两件了不起的事情值得介绍。一是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其命翰林院掌院学士牛钮等人编撰的《日讲易经解义》一书编订完成，其于第二年在曲阜所讲者，即是此书内容。二是于康熙五十四年（1705年），复命文渊阁大学士李光地撰定完成了《周易折中》一书。这两部易学著作，特别是《周易折中》，已经成为易学史上的名著。（因为对《易经》的浓重兴趣，康熙帝对李光地的倚重也异乎寻常，李光地晚年多次申请退休却迟迟不被康熙帝批准。）这两部著作的影响，不仅在于国内及后世，甚至在对《易经》向西方的传播过程中也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德人卫礼贤（1873~1930）于1924年出版的德文本《易经》一书，是很长时间内西方人学习《易经》的权威译本，据考证，当时就主要是以这两部著作作为主要参考书完成的。有研究甚至认为，如果我们“将卫礼贤的译本与《日讲易经解义》作一个比照阅读，就会发现卫礼贤译本中的易理阐释，不少部分与《日讲易经解义》如出一辙。”（郭汉城《西儒卫礼贤易论举要》）

那么，康熙帝是怎么看待《易经》的呢？这在他本人为《日讲易经解义》和《周易折中》所作的序言中可以看得很明白。

《日讲易经解义》序有云：“朕惟帝王道法，载在六经。而极天人，穷性命，开物前民，通变尽利，则其理莫详于《易》。《易》之为书，合四圣人立象设卦系辞焉，而广大悉备。自昔包羲、神农、黄帝、尧、舜王天下之道，咸取诸此。盖《诗》《书》之文，《礼》《乐》之具，《春秋》之行事，罔不于《易》会通焉。汉班固有谓，六艺具五常之道，而《易》为之原，讵不信欤？朕夙兴夜寐，惟日孜孜勤求治理，思古帝王立政之要，必本经学。尝博综简编，玩索精蕴，至于大《易》，尤极研求。特命儒臣，参考诸儒注疏传义，撰为《解义》一十八卷，日以进讲。反复卦爻之辞，深探作《易》之旨，大抵造化功用不外阴阳，而配诸人事则有贞邪淑慝之别。运数所由盛衰，风俗所由治乱，君子小人所由进退消长，鲜不于奇偶二画、屈伸变化之间见之。若乃体诸躬行，措诸事业，有观民设教之方，有通德类情之用。恐惧修省以治身，思患预防以维世。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而治理备矣。”其对《易经》在六经中的重要地位以及《易经》之大旨及其在观民设教、修省治身和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阐述得非常清楚明白。

而《周易折中》序有云：“ 易学之广大悉备，秦汉而后无复得其精微矣！至有宋以来，周、邵、程、张阐发其奥，唯朱子兼象数天理，违众而定之，五百余年无复同异。宋、元、明至于我朝，因先儒已开之微旨，或有议论已见，渐至启后人之疑。朕自弱龄留心经义，五十余年未尝少辍，但知诸书大全之驳杂，奈非专经之纯熟。深知大学士李光地素学有本，易理精祥，特命修《周易折中》，上律河洛之本末，下及众儒之考定，与通经之不可易者，折中而取之。越二寒暑，甲夜披览，片字一画，斟酌无怠，康熙五十四年春告成，而传之天下后世，能以正学为事者，自有所见欤！”字数虽不长，但谈到了易学发展的历史，谈到了自己对《易经》的痴迷与困惑，以及命李光地编撰此书的缘起，还谈到了对“以正学为事者”的期许……康熙帝诚为真懂《易》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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