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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山之石】曾维术:早期儒家读易方法初探

曾维术 玩易斋 2019-06-17



早期儒家读易方法初探


曾维术




 

缘起

 

读《系辞传》孔子解易的部分,觉得孔子解易具体而微。如解复卦初九,“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也。易曰:‘不远复,无祗悔,元吉。’”爻辞本身很简单,但孔子从中读出了颜回自修的形象,具体为“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究竟孔子是如何做到的?进一步思考:爻辞又是怎么从简单的卦画中拟成的?复卦一阳在下,五阴在上,面对这六根爻,就能写出“不远复,无祗悔,元吉”了吗?若把我们置于爻辞作者的位置,我们以何种方法来拟定爻辞?现今居主流的爻位解易法似乎不能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


爻位法根据爻位关系来解释爻辞,其依据有《系辞传》中的两段话:“二与四同功而异位,其善不同,二多誉,四多惧,近也。柔之为道,不利远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三与五同功而异位,三多凶,五多功,贵贱之等也。其柔危,其刚胜邪?”“《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此外,彖传、小象中有诸多“得中”“当位”的讲法,也是爻位法的重要依据,尤其是既济卦彖传“刚柔正而位当”一语,是虞翻、荀爽卦变说的主要根据。


按今人的划分,易学分汉宋两支,汉易(东汉易)宗象数(以虞翻为代表,保存于《周易集解纂疏》),宋易主义理(以程朱为代表,《周易折中》为其大成),两派差别甚大,而以宋易为显学。但如果按上面的提问方式来看,汉易与宋易的主要根基都在爻位,只不过汉易讲求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往来升降,整体性较强;宋易则更注重一卦六爻的乘承应比,整体性较弱而理学色彩浓厚而已,至于义理从爻位出这点,汉宋易差别不大。


试观屯卦六二,其辞曰:“屯如邅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虞翻解作:“匪,非也。寇谓五,坎为寇盗,应在坎,故曰‘匪寇’。阴阳德正,故‘婚媾’。字,妊娠也。三失位,变复体离,离为‘女子’为大腹,故称‘字’,今失位为坤,离象不见,故‘女子贞不字’。坤数十,三动反正,离女大腹,故十年反常乃字,谓成既济定也。”可以看出,虞翻解易以既济为鹄的,其余各卦都要往既济卦的方向变,义理从这种变化中显现出来。


往既济卦变,其依据在于既济“刚柔正而位当”,爻位的安定为虞翻的首要追求,可称此法为爻位法。除了爻位,虞翻还用到“离为女子、为大腹”等取象方法,可称之为八卦象法,主要来自《说卦传》。八卦象法是在虞氏的体系中是从属性的、第二位的,服务于各卦变既济的过程。如屯卦六二例,之所以会提到离卦,乃是因为屯卦与既济相比,三爻失位,要回复到既济的状态,需要把三爻的阴爻变为阳爻,这时就显出了离象。六爻的安定为虞翻体系的根基,为达此目的,他甚至在解屯六二的时候,会考虑到六三的爻变。

 

除了简单的变正复位,还有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的往来升降,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体系。汉易家以此贯穿六十四卦,使得六十四卦有一个从乾坤到既济的运动,义理亦可从中推导而出。仍以屯卦为例。屯卦卦辞“元亨利贞”,虞翻曰:“坎二之初,刚柔交震,故‘元亨’。之初得正,故‘利贞’矣。”这是说,屯卦由坎卦变来,坎的九二下降到初爻,即成屯卦。


屯六二的小象为“六二之难,乘刚也。十年乃字,反常也”,《九家易》用爻的升降来解此句:“阴出于坤,今还为坤,故曰‘反常也’。阴出于坤,谓乾再索而得坎。今变成震,中有坤体,故言‘阴出于坤,今还于坤’。谓二从初即逆,应五顺也,去逆就顺,阴阳道正,乃能长养,故曰‘十年乃字’。”九二下降到初爻为此解法的枢纽,再配上二五相应、乾坤生六子之象,大抵可以尽其机理。

 

宋易家解卦不怎么考虑六十四卦之间的运动,而专主一卦的乘承应比。《程传》解屯卦六二:“二以阴柔居《屯》之世,虽正应在上,而逼于初刚,故《屯》难邅回。‘如’,辞也;‘乘马’,欲行也。欲从正应而复‘班如’,不能进也。‘班’,分布之义。下马为‘班’,与马异处也。二当屯世,虽不能自济,而居中得正,有应在上,不失义者也。然逼近于初,阴乃阳所求,柔者刚所陵。柔当屯时,固难自济,又为阳刚所逼,故为难也。设匪逼于寇难,则往求于婚媾矣。‘婚媾’,正应也。‘寇’,非理而至者。二守中正,不茍合于初,所以‘不字’。茍贞固不易,至于‘十年’。屯极必通,乃获正应而字育矣。以女子阴柔,茍能守其志节,久必获通,况君子守道不回乎!初为贤明刚正之人,而为寇以侵逼于人,何也?曰,此自据二以柔近刚而为义,更不计初之德如何也。《易》之取义如此。”


不难发现,《程传》主要考虑六爻是否得中当位,小象中的“乘刚”更是《程传》发挥的重点。至于八卦象法,基本上不予考虑。另一方面,《程传》详细阐明爻辞对于人事的意义,加强了周易的道德教化作用,此为宋易的特点。张浚进一步将之具体化为史事:“‘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盖以二抱节守志于艰难之世,而不失其贞也。若太公在海滨,伊尹在莘野,孔明在南阳,义不茍合,是为女贞”。

 

从以上举例可知,汉宋易虽有微异,但其基础都是既济卦“刚柔正而位当”的模板。 这个模板当然很好,爻位法亦自有其根据。但正如上文所说,它在解释爻辞之生成时并不令人满意。爻辞从无到有的产生过程,与有了爻辞之后对其进行解释,两者不尽相同。如虞翻解屯六二,现在看来似没有问题;但若像拟辞者那样,仅直面六二和六三,可能会有如下疑问:既然屯卦变既济只需变动三爻,二爻的“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为何不可安放在三爻上?三爻完全符合“失位为坤”、“变复体离”的条件。


如通过三百八十四爻的往来升降来解释爻辞,看上去也没有问题,而且显得大气磅礴,但从拟辞的角度去看,会觉得往来升降更像一套数学公式,根据这套公式来拟定五花八门、时而牛时而马时而王时而寇时而蒺藜时而枯杨的爻辞,可能性不大。公式的抽象性与爻象的丰富性形成不小的反差。


汉易与宋易相比还算好,至少还有八卦象的辅助,宋易侧重一卦的乘承应比,更为抽象,凭藉得中、当位几条简单的原则,恐怕难以写成丰富的爻辞。更何况还有反例:遁卦上九,既不中,也不当位,而且乘刚,再者无应,所有不利条件都齐全,然其辞曰:“肥遁,无不利”,《小象》曰:“‘肥遁,无不利’,无所疑也”,显然是非常好的一爻。单从“刚柔正而位当”去考虑,并不能解释此爻的无不利,需要另寻路径。

 

转向《太玄》

 

《太玄》准《易》而作,或许可以从《太玄》得到启发。《易》有卦,《玄》有首,《易》有爻,《玄》有赞,有爻辞,即有赞辞,有爻位,即有赞位,有小象,即有测。《玄掜》篇提到赞辞的拟定方法:“玄之赞辞也,或以气,或以类,或以事之骫卒”。气即阴阳消息,《太玄》以一年的阴阳消息为准,八十一首,每首直四日有半,起于冬至,终于大雪。每首九赞,一赞直半日。类指《玄数》篇里的五行取象,如“三八为木,为东方,为春”等等,可对应《易》的八卦象。事之骫卒指事情的曲直终始,赞位或为其表现。


《玄》有九赞,赞位比《易》的爻位丰富,甚至可以说,赞位被扬子云发挥成一种象,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赞位象,与之对应的是爻位象。如《玄数》篇称:九天:一为中天,二为羡天,三为从天,四为更天,五为睟天,六为廓天,七为减天,八为沈天,九为成天。九地:一为沙泥,二为泽池,三为沚崖,四为下田,五为中田,六为上田,七为下山,八为中山,九为上山。九人:一为下人,二为平人,三为进人,四为下禄,五为中禄,六为上禄,七为失志,八为疾瘀,九为极。九体:一为手足,二为臂胫,三为股肱,四为要,五为腹,六为肩,七为㗇喖,八为面,九为颡,诸如此类。


又如《玄图》篇称:思心乎一,反复乎二,成意乎三,条畅乎四,着明乎五,极大乎六,败损乎七,剥落乎八,殄绝乎九。生神莫先乎一,中和莫盛乎五,倨勮莫困乎九。夫一也者,思之微者也;四也者,福之资者也;七也者,祸之阶者也。三也者,思之崇者也;六也者,福之隆者也;九也者,祸之穷者也。二五八,三者之中也。福则往而祸则承也。九虚设辟,君子小人所为宫也。自一至三者,贫贱而心劳。四至六者,富贵而尊高。七至九者,离咎而犯菑。

 

赞辞的三个源头,往往相互叠加。气规定了首名,如《中》首,得名于“阳气潜萌于黄宫,信无不在乎中”。首名往往会影响赞辞的写作,赞辞或多或少会反映《中》首的含义,即照顾到四日半内气的总况。每赞又分别表示半天的阴阳之气,如《中》首初一表示冬至日白天的气,次二表示冬至日黑夜的气。因为一首直四日半,到了第二首《周》首,初一即表示黑夜,这种以奇数赞位表示黑夜的首叫阴家,以奇数赞位表示白天的叫阳家。《中》为阳家,《周》为阴家。《玄测序》曰:“阳推五福以类升,阴幽六极以类降”,《玄》贵阳贱阴,昼辞多吉,夜辞多凶,非常明显。这是《太玄》中的阴阳,属于一生二的层面,将《太玄》全说成三分,并不全面。

 

类,每首均有五行,按水、火、木、金、土的顺序循环。如《中》首属水,《周》首便属火。这是一家的五行。一家之中,每赞又有五行。一六属水,二七属火,三八属木,四九属金,五居中属土。某赞位于某家,在五行上便形成了生克。如《中》首次二,便是火在水家,受水克。此外还需要考虑进气、退气的问题。《玄数》篇曰:五行用事者王,王所生相,故王废,胜王囚,王所胜死。如《中》首水当家用事,即为王;木为水所生,即为相;金生水,即为被废的故王;土克水,为水的敌人,故被囚;水克火,火被水胜而死。五行生克象能演变万千,赞辞相当一部分内容都要追溯到五行生克象。这是《太玄》中的五行,是将四日半作五分,属于五的层面。

 

有了阴阳与五行生克,尚需考虑爻位象,三者叠加成赞辞。如《中》首次二,其辞曰:“神战于玄,其陈阴阳”,这里先确定其阴阳:阳家偶赞为黑夜,多凶。然后确定五行生克:水当家,次二属火受克,为水火交攻之象。然后结合赞位象:下为思,中为福,上为祸,思福祸各有下中上;二为思之中,故称“神”,水火交攻,正邪混战,故称“战于玄”、“陈阴阳”。


又如《中》首次三,其辞曰:“龙出于中,首尾信,可以为庸”。阳家奇赞为白昼,多吉;次三为木,在水家受生,木为龙,形诎伸;赞位象为成意、为进人;这几层意思结合《中》首之名,基本可以得出拟定次三赞辞所需要的东西。然后看“测曰:‘龙出于中’,见其造也”,会发现“测曰”与赞辞的拟定并无直接关联。


《玄告》篇称,“《测》所以知其情”,《测》起到提点赞辞教化意义的作用,但并不能仅凭“测曰”反推出赞辞的写作原理。“测曰”过于简短,不能囊括赞辞所有构成元素。再看次八,其辞曰:“黄不黄,覆秋常”。阳家偶赞为黑夜,多凶;次八为木,故以木为喻,在水家受生而旺;赞位象为剥落;再结合《中》首之名,大概可以得出“木在秋天,应该叶黄而陨反而郁郁葱葱,失时令之中”的意思。“测曰:‘黄不黄’,失中德也”,起到点题的作用。

 

至此,我们大概可以归纳出《太玄》给我们启发:

 

(一)赞辞以气、类、事之骫卒为构成元素,其中类所占的比重极大。司马温公仅从赞位来解赞辞,非常吃力。东汉易、宋易侧重以爻位解爻辞,同样给人吃力的感觉。由此我们可以思考,解周易爻辞是否应该加大八卦象的比重,优先考虑八卦象?


(二)《测》仅起提点作用,并不能根据“测曰”反推赞辞的写作方法。与此相仿,解爻辞时是否应该暂时将《小象》与爻辞分开考虑?

 

转向《左传》《帛书易传》

 

《左传》里面有不少筮例。观之可发现,《左传》解易非常重视八卦象法,乃至根本没有提及爻名。今本周易中的爻名,《左传》一律以遇之卦代替。魏献子问龙之有无于蔡墨,蔡墨答曰:“《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潜龙勿用。其同人曰,见龙在田。其大有曰,飞龙在天。其夬曰,亢龙有悔。其坤曰,见群龙无首吉。坤之剥曰,龙战于野。若不朝夕见,谁能物之?”由此可见,今本周易乾卦初九,《左传》以乾之姤表示;乾卦九二,《左传》以乾之同人表示,如此类推。


这是占法的体现,本卦称为遇卦,如这里的乾卦;动爻变后的卦称为之卦,如这里的姤、同人等。初九、九二等爻名,就用某爻动的遇之卦来表示。《左传》所有筮例均如此。这是否意味着,写作《左传》的时候还没有爻名?对于这类考古的问题,似乎保持“证有不证无”的态度为好。《左传》使用遇之卦,可以证明有遇之卦表示爻名的方法;但未必能证明当时没有爻名。正如在清华简发现了归藏筮法,只能证明战国时候尚有归藏易,但不能证明战国时期没有周易。

 

虽然不能证明先秦没有爻名的思想,但《左传》对遇之卦的诸多记录,可以证明先秦时期各诸侯国广泛使用遇之卦解易法,即注重八卦象解易,爻位法似尚未流行。试观“陈厉公筮公子敬仲生”例:

 

陈厉公生敬仲,筮之,遇观之否。曰:是谓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此其代陈有国乎?不在此,其在异国。非此其身,在其子孙。光远,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观内卦)。巽,风也(外卦)。乾,天也(否外卦)。风为天于土上,山也(巽变乾,故曰风为天。自二至四互艮,艮为山)。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于是乎居土上(山则材之所生,上有乾,下有坤,故言居土上,照之以天光),故曰观国之光。(四为诸侯,变而之乾,有国朝王之象)庭实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宾于王(艮为门庭,乾为金玉,坤为布帛,诸侯朝王陈贽币之象。旅,陈也。百,言物备)。犹有观焉,故曰其在后乎。风行而着于土,故曰其在异国乎。若在异国,必姜姓也。姜,大嶽之后也,山岳则配天。物莫能两大,陈衰,此其昌乎?及陈之初亡也,陈桓子始大于齐。其后亡也,成子得政。(尚秉和注释,见《周易古筮考》)

 

“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为观卦六四之爻辞。先看遇卦内外三画卦,即上巽下坤,上风下土;然后看之卦,上乾下坤,上天下地;再看遇之卦之“变”:巽变乾,风为天;再细看之卦的八卦象组合:从上往下是乾、互巽、互艮、坤,即天光、树木、山、土四个象叠加,得出“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于是乎居土上”的意思,扣着观卦的卦意,提炼成“观国之光”的爻辞。


后半句依然是这几象,不过是从不同角度重复读取而已:巽变乾,乾为王,有朝王之象,这里还可以考虑遇卦四爻是诸侯位,朝王之意更显,由此可见先秦虽不一定有爻名,但爻位的思想、爻位象可能早以有之。互艮为门庭,又为手(同一个象反复读取),乾为金玉,坤为布帛,手持金玉布帛朝王的场景就能显现。这种画面感应该是拟辞的基础,没有这种画面感,细致的爻辞不知如何写得出来。此外,这里又要避免字字落实到八卦象的做法,常见有学者将爻辞逐字拆开,分别寻找对应的卦象,如利字,必寻找一个巽卦;宾字,必寻找一个坤卦,这样过于拘泥,反而有失画面感。

 

遇之卦解易,并非《左传》所独有。在《帛书易传》的《缪和》篇,孔子也用遇之卦解易。庄但问孔子,《谦》之初六“谦谦君子,用涉大川,吉”何解。孔子答道:

 

夫务尊显者,亓心又不足者。君子不然,畛焉不[自]明也,不自尊[也],□□高世□。《嗛》之初六,《嗛》之《明夷》也。人不敢又立也,以又知为无知也,以又能为无能也,以又见为无见也,憧焉无敢设也,以使亓下,所以治人请,牧群臣之伪也。“嗛嗛君子”者,夫□□□□然以不□□于天下,故奢多、广大、斿乐之乡,不敢渝亓身焉,是以而下驩然归之而弗猒也。“用涉大川,吉”者,夫《明夷》离下而川上,川者,顺也。君子之所以折亓身者,明察所以□□□□[丑],是以能既致天下之人而又之。且夫川者,下之为也。故曰:“用涉大川,吉”。

 

孔子解《谦》之初六,是从《明夷》卦入手(注意这里同时提及爻名与遇之卦),不是简单地以《明夷》初九对应《谦》初六,而是将《明夷》的上下卦(离下坤上,注意这里坤卦以川表示)纳入考虑范围。这意味着,整个之卦都是谦初六开辟出的一个时空,这个时空专属于谦初六这一爻,解读时既要考虑之卦的卦意,也要考虑之卦的八卦象组合,乃至考虑之卦的大象。


如《左传》“毕万筮仕于晋”例,“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此为考虑之卦的卦意。相反,“陈厉公筮公子敬仲生”例,则没有考虑否卦的卦意,而从八卦象组合来判断其吉(当然,完全可能因为否卦有更深的卦意,只是我们尚未了解,正如明夷作为谦卦的之卦会吉)。如讼卦初六,小象曰“其辩明也”,有可能是从之卦即履卦的大象来考虑,履卦大象恰好是:“上天下泽,履。君子以辩上下,定民志”。

 

总结《左传》里的筮例,可以得出这样的印象:之卦这一时空,可以看成是事情的后一阶段或结果,可以看成是事情的另一面,甚至可以看成是与遇卦并列的场景,只是情况太复杂,仅凭遇卦不足以描述。如“晋献公筮嫁伯姬于秦”例,遇归妹之睽,归妹上六变上九成睽卦,即雷泽归妹变火泽睽,上卦的震(雷)变成离(火)。


史苏解作:“震之离,亦离之震。为雷,为火,为嬴败姬。车说其輹,火焚其旗,不利行师,败于宗丘”。震为雷,离为火,震为长子故亦为周,离为鸟故为秦象,离之震可读成火焚木,故称“嬴败姬”;离为车轮,变震,轮子脱落一个,故称“车说其輹”;震为旗,离之震,故“火焚其旗”。整个就是混战的场景,已经分不出孰先孰后,阴阳互根的思想在这种情况下得到极大的发挥。而正因为阴阳互根,爻辞并不全是从之卦推出,有时仅仅考虑之卦的卦意,然后返回遇卦读象拟辞。


前面的“毕万筮仕于晋”例如此,这里的“晋献公筮嫁伯姬于秦”例亦如此。归妹上六,其辞曰:“女承筐,无实。士㓥羊,无血,无攸利”。其解法大致如此:从睽卦得“不和”之意,然后返回归妹卦读象。归妹上震下兑,兑为少女,震为筐,筐虚而无实(《小象》曰:“上六无实,承虚筐也”,可见小象作者也善于八卦象法);震为士,兑为羊,为斧,士握斧㓥羊之象现,至于为何无血,未得其确解,尚秉和以为是三爻无应的原因。总之,这句爻辞没有过多依赖之卦的八卦象,只取其卦意。

 

不管主要是从之卦还是遇卦中推导爻辞,依赖八卦象这点却从未改变。值得深思的是,孔子尽管知道遇之卦,尽管可能知道八卦象的组合为拟辞的方法,但他很少提及遇之卦,很少提及爻辞的八卦象根源,《帛书易传》亦仅有一例。更多的时候他会像《系辞传》那样,仅说爻辞对于人事的意义,如“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也。易曰:‘不远复,无祗悔,元吉。’”爻辞背后的象数被隐去。这样做的原因可能是要“后其祝卜”。《帛书易传》的《要》篇记载了孔子与子贡的这一场对话:

 

子赣曰:“夫子亦信亓筮乎?”

 

子曰:“吾百占而七十当,唯周梁山之占也,亦必从亓多者而已矣。”

 

子曰:“《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亓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仁[守]者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于数,则亓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亓为之史。史巫之筮,乡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亓德而已,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乎!”

 

这里出现了巫、史、孔子三个等级。巫是最低一级,单靠感通能力(如跳大神)或读象(如龟卜)预测,未通数学之理,其弊在于不稳定。象是多变的,唯其多变,故可以尽万物。前面观之否,我们已经见识过同一组象可以读出不同意思,就这组象而言,其实还可以不断读取,如《易林》解观之否,其辞曰:“青牛白咽,招我于田。历山之下,可以多耕。岁藏时节,人民安宁”,讲的是舜耕于历山的事,与诸侯朝王毫不相乾。从八卦象去解,其实都是通的,并无对错之分,取决于卜筮者所问何事。


如归妹之睽,当问秦晋两国婚姻时,当然可以读出战争象,若问一般人家的婚姻,大概不会读出“车说其輹,火焚其旗”,卜筮者不会往此方向联想。象的多变性会令人产生疑惑感,需要增加确定性,这时候需要引入暦数,这是史的专长。在易学上可表现为卦气或者三百八十四爻往来升降运动(卦变说)的引入。卦变说究竟是何时产生的,目前恐不可考。


作为卦变说一大源头的彖传与小象,在《左传》中并未提及,在《楚竹书易》与《帛书易》中均不见附于卦爻辞之后。只是《帛书易》中载有《系辞传》,而《系辞传》确立了《彖传》“思过半”的地位,那么至少可以说,在《帛书易》入土的年代即汉文帝前元十二年(公元前168),就已经有彖辞,有彖辞即有卦变。如果我们相信传统的说法,彖辞就是孔子所作,然而这并不能证明卦变没有更早的源头,或者说重卦者那里没有包含卦变的思想。总之,此类问题还是阙疑为好。

 

暦数的引入会使得卜筮变得稳定。然而这尚未究竟,因为稳定亦会带来问题。数容易令人产生宿命论,以为人在命运面前无能为力。其负面影响或表现为,占得吉利者,可能会认为自己有上天保佑,可以玩世不恭乃至胡作非为;占得凶咎者,可能会恐惧战栗、自暴自弃,这种情绪积累到一定程度又有可能转为对上天的怨恨。这时候需要引入德行来清除这些负面能量。


从数到德,是一个巨大的飞跃,今天的中国人并不容易理解这一点;因为自孔子以来,中国文化从整体上讲“敬鬼神而远之”(虽然有局部的反弹),对于鬼神的感觉是淡泊的。加之今人自幼受机械宇宙论影响,上升到数已经很难,何况从数上升到德。从数到德,其机理何在?数不是西方几何式的数学,而是象数。比如计算得天星运行规律,不单是为了推算天星未来的运动,更重要的获取其象,根据此象观察人事。如《太玄》准卦气而作,每四日半之气成一单位,此单位可拟成一首;每半天又成一单位,此单位可拟成一赞。这些单位仍然是象,不过比龟卜的象要更加确定而已。


但再确定仍然是象,否则就没有“包罗万物”可言。因此即便就同一件事占得同一个象,不同的人结局可能仍然不同,同一个人的不同作为结局仍然不同。其机理或可进一步推测如下:人之所以有吉凶,乃是天地阴阳消息与人体共同作用的结果,假若人体达至中正,外界气体对人内部的扯动就不大,天地阴阳消息对人体的影响就会变小;即便占得凶象,若以中和之道行之,仍可将此象应得很轻,甚至应成不凶之事。反之,假若不修德而放任偏气自行,凶象可能就应得很重。

 

这个道理,中国人可能很早就搞清楚。《论语•尧曰》篇,“尧曰:‘咨!尔舜!天之暦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本来,按暦数运行的阴阳消息会有盛衰之变,若仅被动接受阴阳消息的影响,难以说“天禄永终”。因此尧在“天之暦数在尔躬”之后,补充说明“允执其中”,就饶有深意。只有执中才能避免消息的不良影响,才有可能天禄永终。周人的“永言配命,自求多福”与此同出一辙,孔子“君子德行焉求福,仁义焉求吉”与之一脉相承,是既尊重天时、又自强不息的道德教化,是君子真正该俟之命。

 

具体到《周易》,孔子通过彖辞、小象,不仅将三百八十四爻的升降运动嵌入《易》中,而且每每提点与卦爻辞相配的行为准则,使学易者在每个处境都得到道德指引。在解说爻辞的时候,一方面,孔子隐去象数,只谈人事;另一方面,孔子采用了一种特殊的方式来运用爻辞,需重点说明:

 

李羊问先生曰:“《易•归妹》之上六曰:‘女承匡无实,士刲羊无血,无攸利。’将以辤,是何明也?”子曰:“此言君臣上下之求者也。女者,下也。士者,上也。承者,□[也。匡]者,[器]之名也。刲者,上求于下也。羊者,众也。血者,恤也。攸者,所也。夫贤君之为列执爵立也与实具,群臣荣亓列,乐其实。夫人尽忠于上,亓于小人也必谈博,知亓又无,而□□□□□□□行,莫不劝乐以承上求,故可长君也。贪乳之君不然,群臣虚立,皆又外志,君无赏禄以劝之。亓于小人也,赋敛无根,耆欲无猒,征求无时,财尽而人力屈,不朕上求,众又离[心]而上弗恤,[此]所以亡亓国,以及亓身也。夫明君之畜亓臣也不虚,忠臣之事亓君也又实,上下迵实,此所以长又令名于天下也。夫忠言请爱而实弗隋,此鬼神之所疑也,而兄人乎?将何所利?[故《易》]曰:‘女承[匡无]实,士刲羊无血,无攸利’,此之胃也。”孔子曰:“夫无实而承之,无血而卦之,不亦不知乎!且夫求于无又者,此凶之所产业。善乎,胃‘无所利’也!”

 

在这段文字中,孔子将“女承匡无实,士刲羊无血,无攸利”解释成“君臣上下之求”,这种解释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占法,虽然并不是真的在占卜。其道理与占法相通,即以国家大事、安身立命之事来问卦,这样,爻辞就需要往国家大事方向去解释。解释的时候其实要以占法为基础,如上震、下兑,在上为君,在下为臣民;又如“群臣虚立,皆又外志”、“众又离[心]而上弗恤”,要结合之卦睽卦来推断。


再者,要将爻辞之象读活,采用一种类似“起兴”的方法,如将女子理解为臣、匡理解为器、羊理解为众、血理解为恤,与《诗经》取象其实无异,可见《诗》《易》之相通。通过这种解释,原先奇奇怪怪的八卦组合象,就变成了活生生的政治道德生活,《易经》真正成为了政治道德生活的指南。

 

至此,我们可以总结早期儒家读易方法给我们的启发:

 

(一)爻辞主要根据遇之卦的八卦组合象拟成,若要追问爻辞的来龙去脉,从这条进路入手可能较为容易。有了节卦贞节之意,屯卦六二的“女子贞不字”会廓然开朗;有了坤迷之象,复卦初九的“不远复,无祗悔,元吉”可能迎刃而解。

 

(二)卦变说为《易经》数的层面,实为将《易》从卦象推进到爻位的努力,为易学的重要发展,其与遇之卦的八卦组合象能否结合,如何结合,尚待研究(《帛书易传》中,孔子亦从爻位阴阳解《易》,爻位象与八卦象在孔子那里应是结合的)。

 

(三)孔子以《易》观德的方法,虽然隐去象数,但其实内含象数基础(以数见德,参孔子解《损》《益》二卦)。若非百占而七十当,恐亦难将《易经》解得如此细微。故学易者即便为了求其德义,仍要学习占法。

 

(四)八卦象法失传已久,学院派尤其不擅长。大量八卦象保存于《易林》,可从《易林》学习取象之法。只是象学容易荡人心魄,进入《易林》之前,尤需熟习《论语》。


作者简介:曾维术,字子浚,号虚中书舍,男,西历1984年生,广东广州人。中山大学哲学博士,房山书院教师。主治儒家经学,旁涉诸子及西方学术。有志于复兴孔子时代教学相长的教学方法。编有《 塔西佗的政治史学 》等。


(原载《儒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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