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邮报》：“新闻已死”
《华盛顿邮报》
“新闻已死”
王东怡|撰稿 许怡然|排版
在美国宪法的第一修正案中这样写道：
Congress shall make no law respecting an establishment of religion, or prohibiting the free exercise thereof; or abridging the freedom of speech, or of the press; or the right of the people peaceably to assemble, and to petition the Government for a redress of grievances.
译文：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伸冤的权利。「source：百度百科」
如此践行了近三百年的法律条文奠定了美国言论自由的基础，同时也是美国新闻业一直以来都是最具有生命力的行业原因之一。然而不可同日而语的是，随着总统变迁，世界格局在过去几个世纪中的的剧烈变化，美国对于自己的定位改变了。人们的自由意识虽然不减，然而政府对于权利的欲望以及人们的干涉却越来越多。以至于干涉演化成谎言与欺骗，从杜鲁门政府时期一直延续到尼克松政府：长达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为什么越南问题迟迟没有解决反而愈演愈烈最终将整个国家拖入万劫不复的泥潭？故事的主人公——《华盛顿邮报》的“发迹史”就处在越战时期民意极其摇摆，世界局势混乱的尼克松时代。
面对竞争对手《纽约时报》的不断壮大，《华盛顿邮报》的前途渺茫。报纸负责人凯瑟琳从故去的丈夫手中接下了家族产业。邮报，毫无疑问，是她贯穿她一生的那个名字，更是父亲和丈夫的全部心血。为了自己的产业与几百名员工的未来考虑，凯瑟琳决定将公司上市。然而她没有预料到，对手《纽约时报》竟然抛出一项王牌报道：通过匿名线人提供的资料披露了美国政府过去三十年内对越南的实际问题研究报告。结果让人大失所望，人们期待的凯旋迟迟未来不说，反而是在开战前美国军方就已经预测到了失败。这样惊人的内幕一时间传遍大街小巷，人皆为之惊愤。面对纷乱的局势，尼克松政府决定起诉《纽约时报》。同时，为了增加相关报道追赶而上《纽约时报》的《华盛顿邮报》却在调查的过程中获得了更多更精确的资料，信息量远超《纽约时报》的报道。然而报道或许意味着名气大振，但同样可能带来的是停刊，股东撤资甚至自己锒铛入狱。在时间紧迫的危机时刻，报社内一时都做不出决定，但是最终在热血同事本的坚持下，凯瑟琳最终决定发表。
一
个人可以对自己的职业报有多大的热情，对不定的未来有多大的勇气，对整个社会有多重的责任心？甚至可以赌上自己的名誉，赌上家族的名誉以及前半生为之呕心沥血的事，华盛顿邮报的故事，把他们全都压在一位女性身上。
毫
无疑问，凯（梅丽尔·斯特里普）的前半生过的很好，父亲事业有成随后又嫁了精明能干的丈夫。然而她也本没有机会做到整个邮报的一把手。片中有很多个镜头，凯不论做什么，周围都是报社的“元老”围着她，她经常优柔寡断，谨小慎微。这个曾经还没有写过一篇文章的前家庭主妇，带着家族留下的沉甸甸的担子，不敢出分毫差错。讽刺的是，这些男人们自恃劳苦功高，个个都想取而代之。竟然就像个他们所瞧不起的女人一样公然的在凯的办公室前大嚼舌根。一个女人，究竟能做什么？凯可能自己也说不好。但在本已经连夜企划好了稿件只等凯一声令下时，她力排众议，说道：“We go.”这里这个go用的很是巧妙。没有说do或是get it, go在英语中有进行的意思，但同时有我们都熟知的走的意思。这里的go作为双关不仅仅是让工人们付印的号令，同时也是凯自己对自己人生和公司未来所谱写的新篇章的序曲。她期待着，自己这次的决定是正确的。
本的妻子听说了凯决定发表之后称赞道：
“她真勇敢。”
“难道我不勇敢？”
“你丢了这个工作还能找下一个，但她呢？一直被人说不行不行，现在又做了这件完全没好处的事情，还可能失去很多……我觉得她很勇敢。”
谁也不知道，在那个女性地位远不及男性的时代，凯是如何稳住自己的阵脚不乱，甚至也稳住了全公司的利益，做出了正确的决定的。这个穿着睡袍的老妇人在电话里展示了她的原则与气度，更在某种程度上解放了全美国。
可能我们会问，为什么在今天男女平等呼声如此之高的“正常社会”，我们依然还要执着于对女权的不断宣扬？但其实认真观察周围的社会我们会发现，女性的平权之路还从没走的有多顺。比如同工不同酬，有专家预测真正意义上的同工同酬或许需要170余年之后才能实现；教育机会不等，前几年甚至还有某知名高校高考分数线男女不同——女学生要比男学生多考50分才能上同一所大学，研究生导师在女多男少的院系招收更多男性，却在男多女少的院系缄默不语；在世界上的很多地方，由于宗教原因，女性甚至都无法面对陌生人露出自己的脸。这是何等的可怖，虽然其中一些例子和我们的生活相距甚远，但举个最浅显的例子：西方世界中的女性嫁人后依然要随夫姓。如今，我们还会说，21世纪再谈女性权益已经是过分的要求了吗？
片中另一个角色，本（汤姆·汉克斯扮演）是同样不可被忽视的。他和凯共事几十年，一路和邮报相扶相持走到今日。在面临自己可能会失业以及极有可能坐牢的情况下，他与他手下的团队依然没有放弃对真相的追求。战争筹划僵持三十年之久，美国政府10%是为了支持南越，20%是为了反对共产主义的蔓延，但剩余的70%，却是一个统治阶级的懦弱与丑恶——害怕面对战败，害怕美国就此跌下圣坛。此刻他的内心深深地明白，8000英里外的东南亚，有着不同肤色的兄弟在赴死，有不同角色的男人正在赴死，更有无数无辜的生命正在赴死。假如不能越早发表，就越有可能有更多人做出无谓的牺牲。对于他们来说，将真相公之于众就是成功，然而这背后的压力没人能够想到。在被胜诉后，电影做了一个巧妙的处理，将整个胜诉的盛况没有直接表现，而是通过电话转述给办公室内的记者。随着大家胜诉的喜讯传开，转述的女记者补上了一句大法官的判词。这样的处理方式更是让人们把注意力由原本案件的胜诉转移到这些为此而默默付出的人——毕竟人们总是习惯使然地忘记这些幕后的英雄们。
1971年至今，五角大楼泄密事件已经过去近半个世纪，这期间有无数的国家迎来了自己的独立，但奇怪的是言论自由的潮水却再也涤荡不出曾经的澎湃。自古以来言论自由便与国家暂时的稳定相不容，片中的尼克松总统甚至以叛国罪将报纸告上法庭。“媒体应当为被统治者服务而非统治者。”这是胜诉后大法官对邮报的记者们的叮嘱。可惜普世的是，鲜有统治者看到这些要求言论自由并且走在时代前沿的人们是为国家号脉问诊的医师，他们将问题暴露在萌芽阶段，尽职尽责地完成自己对社会应尽的责任却会被误解，换句话来说，这样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又有谁会做？
“2017年，中国登记在册调查记者仅175人。”
source豆瓣-瞎子-转载自张志安《新媒体环境下调查记者行业生态变化报告》：
1989年，《郑州晚报》记者殷新生，因揭披郑州市检察院越权事件，被诬陷入狱。
1998年，《山西青年报》记者高勤荣，因揭露山西运城渗灌工程造假，被判刑12年。
2002年，《京华时报》记者杨威，因采访物业纠纷问题而遭遇殴打，导致耳鼓膜穿孔。
2003年，《南方都市报》因报道孙志刚案与非典事件，影响高层仕途，主编程益中被捕。
2005年，《河南商报》记者范友峰，因调查报道聂树斌案，被迫辞职，淡出新闻界。
2006年，冰点周刊因刊登《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被停刊整顿，主编副主编均被免职。
2008年，《法制日报》记者朱文娜，因采写辽宁西丰拆迁案，被警方拘传。
2008年，《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景剑锋，因报道山西公安包庇黑恶势力，被判刑1年。
2009年，《河北青年报》副总编辑乐倩，遭遇歹徒报复行凶，歹徒边打边喊“叫你报！”
2010年，《经济观察报》记者仇子明，因报道凯恩股份交易内幕，被当地公安局网上通缉。
2012年，《东方早报》记者简光洲，三鹿奶粉首位报道人，发表“新闻已死”，离开新闻行业。
2013年，《新快报》记者刘虎，因实名举报工商总局副局长，被关押346天。
2013年，《南岛晚报》记者杨琼文，因曝光海南万宁校长开房案，被迫离职。
2013年，中国揭黑记者第一人王克勤，因《北京暴雨失踪者》一文，《经济观察报》调查部被解散，王克勤本人被迫离职。
2016年，《兰州晨报》《兰州晚报》《西部商报》三名驻武威记者，因被当地部门视为发布“负面报道”而遭遇逮捕。
……
2016年第88届奥斯卡金像奖在众多优秀的电影里选择了同一类型的《聚焦》，体现了近年这类题材在权威机构的认证度之高，同时也是如今社会“新闻已死”的悼歌。不可否认的是，进入新的世纪以来新闻行业的发展直线下滑，不仅是纸媒行业，就连新兴的媒体都不可避免的被公众所忽视。以至于行业内出现不计其数为博眼球出卖底线的的败类——前一阵曾经轰动全国的“汤兰兰”案又火了，原因是澎湃新闻记者王乐所撰写的标题“ 《10年前，14岁的她以性侵等罪名把全家送进监狱，然后失踪了……》”一时间寥寥几语让受害者变成加害者，让公安警方十年间的努力化为虚无，在大庭广众下为博眼球公然大吃人血馒头，一度严重扭转了舆论的正确判断，大众哗然。守护出版的唯一武器就是出版本身，无数的媒体人遍体鳞伤，前赴后继只为为后辈创造一个美好的未来。且不说下一代的未来，新闻自己的未来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