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听｜未来50年将面临怎样的世界
为了超越这平凡的生活，可以去四处漂泊，也可以守候几位良师益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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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钱理群先生中国农业大学讲座实录。在荔枝FM、网易云音乐、喜马拉雅电台搜索‘尬得’能听到钱先生的声音。如果你觉得钱先生所讲的晏阳初和乡村建设运动部分和你没有太大的关系，把其中的“农村”换些什么别的背景，或许你会有什么新发现。”
------尬得（公众号码）
我是个宅男，每天在家里读书思考，不到外面去。我给自己定了两个规矩，第一条，基本上不到外地开会讲学。第二条，在北京也尽可能的拒绝讲课、拒绝演讲、拒绝参加会议。
最后我决定来这里，也有两个原因。因为我长期宅在家里不出门，我还是非常关心现实。我自己给自己定位是站在边缘的位置思考时代的中心问题，这大概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特点。要我们那一代人不关注政治，不关注现实是不可能的。我们时时刻刻不管处在什么位置都在思考一些现实的政治问题、人文的问题、精神的问题。
我之所以要宅在家里拒绝参加各种会议，其实主要的目的并不是想要躲进小楼成一统，并不是想要躲到象牙塔里逃避现实，而恰好相反，是想和现实保持一定距离以后就可以更静下心来思考一些更加重大的、更加根本性的一些问题。
我思考了很多问题而且范围很广，从历史到现实到未来。从中国到世界，从政治到经济、文化、教育都在我的思考范围内。
我首先汇报第一件事情，我曾经跟一个志愿者群体开会，在清华大学中文系也谈过一次，题目就是年轻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我曾经提出一个口号：想大问题，做小事情。今天我专门讲大问题。为什么要提出大问题？是出于我对中国的年轻人以及中国的知识分子的两种忧虑。
第一个忧虑是有个电影叫《小时代》，我也看过《小时代》。我就发现《小时代》讲什么呢？讲小时代，小人物，小享受，小苦恼还有一点小寂寞。用鲁迅的话来说“把个人的一己的欢乐看成整个世界”因此就陷入了过于自怜、过于自恋，这是一种倾向。
另外一种倾向有些年轻人，有些知识分子他们也关心现实，甚至某种程度的介入现实。但是他们过于的贴近现实，被现实的很多具体问题纠缠，陷入无止境的焦虑当中。一种无力感，最后就可能被现实吞没。
一个陷入小时代，不想大问题。另一个想问题，但陷入具体的现实困境。这两种倾向都让我感到忧虑，因此我就想到我们需要既要关注现实，又要超越现实，来思考一些更大的、更有超越性的问题。一些关于人性、关于人的存在、关于人类发展的形而上的一些问题。
知识分子就是要解决现实，解决精神问题，给这个时代注入新的价值、新的理想。既要关心现实，同时又要超越现实。
我今年74岁，在做的各位大约20岁、30岁、40岁。你们距我74岁的年龄还有50年、40年、30年。我想问的问题是在未来的30、40、50年内，也就是诸位人生最主要的阶段，你们将面临一个怎样的世界？你们将面对时代提出的什么问题？为此，你们应当做什么准备？你们准备好了吗？
我最初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是2008年，当年汶川地震发生以后，我专门去做过一次采访。我当时提出一个问题：2008年汶川地震，大家不能把它看做一个突发事件、一个偶然事件。相反要把它看成一个常态。也就是说我们从2008年汶川地震开始应该有一个新的觉醒、有一个新的思想准备。从此中国乃至世界将进入一个灾难不断、冲突不断、突发事件不断、多灾多难的时代。你们要准备，你这一辈子就要生活在一个多灾多难的时代。
这个多灾多难，其实是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自然灾害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从2008年到今天，人和自然的关系的紧张、自然灾害问题是越来越严重。
2013年从一开始就是雾霾，一直到今天还是雾霾，此刻，雾霾还在威胁着我们。空气污染已处于常态，这就意味着人和自然的紧张关系将持续下去，可能不止30年到50年。诸位生活的时代，人类和大自然的关系将成为人类的第一大问题。
王安忆有个说法“从此我们将和自然永远处于较量、协调、再较量、再协调的关系中”。我觉得王安忆说的非常好。未来30年到50年人和自然的较量、协调、再较量、再协调会成为时代的主要问题。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根本性的变化。
这个问题涉及很多很多方面。首先是发展模式的问题。我们对过去习以为常的许多问题要重新思考。
今天实际上是自然对我们的报复，我们过去征服自然，19世纪、20世纪就是人类不断地征服自然，到了21世纪自然就一下报复了。其实是对工业化、现代化的一个报复。征服大自然，向大自然无止境的索取这就是单一的工业化、现代化的特征。这种单一的工业化、现代化对自然资源的破坏作为它的后果。而且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西方也面临这个问题，只不过西方可以把工业化的负面效应转移到殖民地、转移到东方国家来。而我们东方国家就很难再转移了。说回来，在国内还有东部地区向西部地区转移。
今天我们要对工业化就是现代化的这样一种发展模式进行反思。这种工业化就是现代化的发展模式背后是一个理念问题。有一个发展道路上的进化论，就是断定从游牧文明到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再到信息文明这是一个历史进化的过程。在这个历史进化论当中农村文明跟城市文明是二元对立的，农业文明就是落后的，工业文明城市文明就是先进的，而且先进必然战胜落后。这就是一个发展道路上的进化论。
这样的一个进化论是必须破除的，我们必须追问，农业文明、农村文明就真的天然的绝对的落后吗，就真的必须被取而代之吗？工业文明、城市文明就真的绝对的正确，绝对的先进？
我对贵州的文化做过一点研究，我对贵州文化做了一个概括。贵州文化内在是一种和谐的，人和自然的和谐，多元文化的和谐，但建立在生产发展的一种低水平上。它也需要发展，但包含着若干合理的内核。
我们通常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我们的老祖宗世世代代生活在这块土地上，一直健康地活了下来。在长期的历史的实践当中形成了适应本土的、适应这块土地的生活方式，一种地方的文化。这样一种长期历史形成的地方文化是不能再进化论的逻辑下的。
大家知道今天中国的西部地区正在进行大规模的规划建设，依然走的是这条工业化的道路。这就有很多问题。我对贵州现在大规模的建设，一则喜，更则忧。我非常担忧，因为它的指导思想是那套进化论。后果会造成人和自然关系的更加极度紧张。
我们今天需要对这样的发展模式进行反思。人和自然关系的紧张必然带来人和人关系的变化。过去我们习惯于问阶级和阶层，在自然当中，人有种共同性。比如说雾霾，在雾霾面前穷人、富人、官员、老百姓都是一样的。人类在自然面前有一种共同性。
这就产生了新的问题，由环境引发的社会不满和反抗。在自然面前，超越了阶级斗争，是全民性的。这种全民性的紧张可能就是未来社会不稳定的最大因素。以前的问题是局部利益，而在大自然面前，在环境问题上引起的反抗是全民的反抗。这会引发许多新的政治问题。会出现新的震荡。
另一方面任何自然关系的紧张还会引发新的伦理问题。这些年围绕动物保护的争论引出了动物伦理学的问题。这里面还有许多哲学的问题，天地人的关系问题。
人和自然关系的紧张还处在发展当中，我们今天很难做出深度的分析。但我要提醒诸位的是你们将来的三五十年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而且还会引发一系列的关于发展模式、关于政治、关于经济的问题。
还有社会冲突不断，其实就是人和人的关系问题。现在由于全球化的时代，大家接触不同文化的人越来越密切，在这密切的接触当中，就会带来更多的冲突。人的冲突更根本的问题就是怎么看待今天的世界，怎么看待全球化。这个问题我是2011年发现的。
当时英国首相说了一句话“英国病了”。我觉得不止是英国病了，2011年所发生的许多事情提醒全世界都病了。在2011年，美国发生占领华尔街运动，病了；日本发生大地震、核泄漏，病了；北欧发生颜色革命，病了。全球都病了。意味着现行的所有的社会制度，包括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现行的所有发展模式都出了问题，出了危机。这是2011年以来的世界告诉我的。这个危机还在继续发生。
这样一个社会制度、发展模式、文明模式的危机打破了20世纪曾经有过的关于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的神话。在20世纪有两大神话，一个是西方资本主义神话，另一个是东方社会主义神话。当时都宣称资本主义最好，社会主义最好，这两大神话互相搏斗。在20世纪，就是我生活的时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孰优孰劣，谁战胜谁成为我们那个时代的主题。当时毛泽东曾经预言，未来50年到100年间将是社会主义彻底战胜资本主义的时代。我们当时听了这个话，热血沸腾。但现在怎么样，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了吗？
紧接着，在80年代末又出现这样的神话，当苏联瓦解以后，西方有些学者宣布，历史终结了，宣布资本主义战胜社会主义了，宣布美国模式、资本主义模式是人类最合理的。现在怎么样？发生了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神话也破产了，美国神话也破产了。当然今天还有人在做中国梦，中国神话。社会主义不行了，资本主义不行了，中国模式就行了。我看迟早也是个梦。
我们必须正视一个基本现实，把任何一种社会制度、任何一种发展模式绝对化、理想化都会造成一种遮蔽，都会造成一种欺骗。
当美国发生占领华尔街事件以后，再说走美国道路的就减少了。有人就说社会主义可以救世界，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宣扬社会主义可以救世界的人把子女都送到国外去了。那这种宣传就是表演。我们老百姓走不了，农民走不了，工人走不了。
今天我们就不能很简单的像过去那样看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问题，很简单的看各种发展模式。如果说过去的时代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大博弈、大冲突的时代，博弈冲突的结果是各自的矛盾都暴露了，各自都出现了危机。各种社会制度、发展模式都要进入一个新的改革的时代，新的调整的时代，首先要进行反省和反思的时代。
现在是对所有的社会制度、发展模式、文明形态进行反思反省，寻找新的出路的时代。未来的发展很可能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既不是美国模式也不是中国模式。不是一个代替一个而是互相的交融，对现有的社会制度、发展模式、文明形态进行新的融合和新的超越。
我们可以做个总结，如果说我们那一代人面对的是一个文明冲突的时代。那么诸位所要面临的未来三五十年将是由文明危机引发的改革调整，最后达到文明交融的时代。如果说我们面临的主要是民族危机的话，诸位所要面临的就是你们不仅要承担民族危机还有人类危机还有世界危机。
今天的中国问题已经不是单纯的中国问题，它跟世界的问题连在一起。中国当下的危机是世界的危机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中国问题的解决必须要依靠世界问题的解决。单纯的中国本民族的视野已经不能面临未来的时代。
这是一个危机冲突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转机的时代。这个时代要超越现有的模式就必须要有新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要有新的乌托邦，要提出新的乌托邦理想。超越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超越美国模式中国模式。一种新的理想，新的伦理观，新的世界观，新的价值观。这样一个新的历史要求，就对我们许多现成的立场恐怕是个挑战。
我越来越感觉到，如果我们坚守在某一个思维模式、价值观念已经很难对当今世界作出判断，甚至作出新的解释。
当北欧发生颜色革命的时候，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兴高采烈，说人类民主的第三个浪潮来到了。当美国发生占领华尔街事件的时候，中国的左翼知识分子兴高采烈，说资本主义的丧钟敲响了。他们都有一个固有的立场来解释当时发生的事情。我们既有的立场已经不能面对新的现实。我们不能简单地固守在原有的价值立场、知识观念。
我们必须对变化的现实进行重新的思考，从新的现实出发来进行新的研究，新的理论的创造，不能再固守原有的东西了。我们不能用书本里学来的某种理论去面对变化的新的现实。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就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会带来许多新的问题，但恰好在这个问题上我没有发言权。在科学技术上很难预计在未来30年到50年当中科学技术会变化到什么程度。我简单说我感到的变化。一个就是网络的变化。网络技术的变化带来的生活方式、学习方式等等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我们还并没有完全了解到。还有就是基因技术的变化，它会对整个人类的伦理学，怎样面对人自身都会发生非常深刻的变化。我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希望大家密切关注未来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人类带来的全面的挑战。
这就是我想到的未来30到50年间你们将面临三大问题。第一，人和自然关系的问题。第二，人类文明的危机和转机的问题，寻找新的出路的问题。第三，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新机遇、新危机。这三大问题带来了三大紧张。一是人跟自然关系的紧张。二是人和人关系的紧张。三是人内心的紧张。
大家都会感受到我们现在生活很累，和自然的关系紧张，人和人的关系紧张，和自己内心的关系也紧张。如何面对这些紧张，如何解脱这些紧张，如何走出这些紧张，来选择合适自己的生活方式，选择合适的社会发展模式，这都是你们要面对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做好准备，你们准备好了吗？
第一，精神准备。你首先要意识到这一点，刚才同学们都很惊讶，因为没想过这些问题。我今天就是要提醒大家，要想，要思考未来30年到50年你要面对怎样的世界。你想过和没想过是不一样的。
第二，要有知识和理论的准备，这三个问题都涉及知识理论的问题。无论人和自然的关系，人和人的关系，还是模式的选择，你必须对各种模式有深刻的理解。你真的懂得美国模式了吗？美国模式的问题在哪里？美国模式的合理性在哪里？我们都清楚吗？你必须深入到文明的、模式的内部结构里才能真正了解它。我们现在说那个制度好，那个制度糟糕，都是情绪上的争论，很少深入到内部去讨论。原因就是我们太容易停留在感性的认知而缺少真正的理论和知识的积累。
我要特别提出理论的兴趣问题。第一，你能不能发现理论问题，因为网络时代我们天天都面对各种信息，但有多少人能从这些信息当中看到信息背后的理论问题。这是一种能力，发现理论问题的能力和解决理论问题的能力。我最担心的就是你们缺乏理论兴趣。也有学生对理论有兴趣，但我发现他们的理论是用东方的事实来证实某个西方理论模式的正确性和必要性，那不叫理论。
我现在就想起了我们年轻的时候，当然我们年轻的时代是不值得炫耀的，我们的问题很多，总体上来说是上当受骗的一代。但也有些内在的素质，譬如说我们都喜欢思考大问题，我们都关心理论问题，同时我们又重视社会调查，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我希望诸位能够关心一些大问题，能够关心理论问题而且和实际结合起来。
另一个准备就是实践准备。我们今天在讨论这些问题也是一种实践准备。把这些问题的思考转化为可以操作的实践。
我从10月一直非常紧张的在做一件事情，我在编一套书叫“志愿者文化丛书”。这些年我很关心志愿者的运动，很关心乡村建设。但我觉得中国的志愿者运动缺乏理论资源，我们的志愿者组织、NGO组织的理论基本上是西方的。我们缺少中国自己的理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我就想为中国年轻的志愿运动，年轻的志愿者提供一些中国自己的理论。
这套书先要出五本。第一本鲁迅卷，第二本是卢作孚卷，第三本是晏阳初卷，第四本是陶行知卷，第五本是梁漱溟卷。从中国自己的乡村建设，从中国自己的平民教育，从中国自己的社会总结他们的思想，作为今天的一个理论。
下一步要编一个《论语》卷，把孔夫子的思想转化为现代的研究。还有《墨子》卷，因为中国第一个草根组织是墨子墨家。志愿者要找源头的话应该找墨子。我们要建立自己的理论，中国自己的志愿者理论。我因此非常认真地读了这几个先驱者的全集，读了我非常感动，也非常感慨。当年他们所面对的问题恰好是我们今天所面对的问题。我感到很惭愧，也感到欣慰，既然我们的先驱提出来，就应该在他们思考的基础上再往前思考。
这些年大家经常提晏阳初，但真正读晏阳初的人不多，真正读进去的更不多，而我们恰好应该坐下来认真读他们的原著。这个过程中，我发现了新的晏阳初。我也要介绍一下晏阳初几个和我们今天很有关系的观点。
第一个，晏阳初强调的所有观点是中国传统“民为邦本，本固邦民”，由此他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他说“人民是国家的根本，要建国先要建民，要强国先要强民，要富国先要富民，世界上无论任何国家都一样，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国势强大而人民衰落和人民贫困”他说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就算有就是当下的中国，当下的中国就是国势强大而人民贫困。这什么原因？就是我们国家的发展模式是一个富国强兵的国家主义道路，富国强兵是以牺牲人民的利益为代价的，所以国富了，兵强了而民穷了。我们可能最近几年才意识到要照顾民生了。
晏阳初说这样的模式会造成什么后果呢？“我们口称民主国家，但我们国家的大部分人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更没有解决问题的权利”人民穷困不止是经济上穷困，还有权利的穷困。因此这样会造成什么老百姓呢？当他面对问题发生的时候中国的老百姓是三种态度：一种是冷漠旁观；一种是逃避；一种是抑郁烦闷然后就暴躁妄为。什么原因？就是国家强盛，人民没有获得相应的富裕和应有的权利。这种权利觉悟的缺失就造成今天这样一个状况，而这个状况是非常危险的。而且晏阳初警告这会造成世界之浩劫。
我觉得晏阳初当年的警告在今天是触目惊心，这都是我们富国强兵的国家主义发展的后果。也是我们今天必须面对的问题。晏阳初说“国家，只要是人民处于政治的弱势地位的话，国势强大也是空的，本不固，邦何以立。”
第二个问题，晏阳初说他所讲的主要是农民。为什么要为农民说话，他讲的道理很好玩“中国大多数是农民”“中国城里面的大多数是农村出身”他说“农民不只占人口的大多数而且中国的人种也是属于农民的”民为邦本实际上在中国应该是农为邦本。然后他就问为什么大家要忽略农村的问题，他有一个解释“我们中国的发展很多模式都是外国搬来的，外国是工业化的，所以我们在各行各业的建设都是以城市为中心，这样的模式不变，农民的问题，农村的问题永远不会得到重视。”
这要说到中国农村教育，我觉得中国农村教育最根本的问题是以城市为中心，我们培养学生的全部目的就是让学生到城市里来。当然农民向城市流动这是他的权力，这本身没有错。但把这个绝对化以后就产生了问题，考上大学成了学生的全部目的。另外当这个学生不能考上大学，老师、家长连他自己都放弃了。我们有很多学校，特别是农村中学，目的就是让尖子学生爬上去，其他基本是陪衬。在我看来这就是农村教育的最基本问题。
第三点，晏阳初提出来。他说“我们搞农村教育，我们搞农村建设这是完全必要的，但农村教育，农村建设不是我们的全部工作，更不是我们的全部目的，人的改造才是根本。农村教育，农村建设，农村改造只是方法，根本的问题是人的改造才是根本。农村改造的目的不是仅仅人们摆脱贫困，而是要在摆脱贫困当中使人变成真正全面发展的人。”
他提出了一个警告“如果大家不对人的全面发展给以足够的注意，那么有一天，中国人，中国农民吃饱饭了，但是他们不是真正自由的人。”我觉得这是非常大的一个警示，应该说今天吃饱饭的问题解决了，但是农民不是自由的。晏阳初还提出一个警告，话说的很重“中国绝对不能走单一化的工业化道路，如果中国走单一化的工业化道路，那么将来有一天中国将成为世界工资低微的工厂，并且最后将威胁到世界和平。”我读了这个也很吃了一惊，今天中国不正是一个世界工厂吗？但是是以工资低微为代价。他说这样一个中国会危害世界，这话很重。
晏阳初说“我们发展农村教育、发展农村建设最根本的是中国农民能够成为自己管理自己的主人，而且成为管理国家的主人。第一要有农民的觉醒，第二农民要有全面的权利，第三要给农民组织权”他说离开了这样的东西，农民永远不会是自己命运的主人。
大家知道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的农村教育和中国的乡村建设都有一个高潮，但就在高潮时期，晏阳初提出警告，他说大家都谈农村教育，大家都谈乡村建设，他说会成为一个泡沫，在时髦中很快就会自行消灭。他说高潮时期正是危机，我觉得这个非常深刻。现在大家也都在谈，但同时有几个在认真做。
为什么这样一个中国平民教育、乡村建设，其兴也速，其灭也速？他说我们所推动的乡村建设，我们所推动的农村教育是不是符合农民的需要。现在大家都在谈为农民服务，但是要警惕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打着农民需要的旗号，表面上是农民需要，实际上是某个利益集团的需要。所以今天我们听到有人说要搞农村改革的时候，你就想一想他的改革是真正从农民的需要出发还是从自己的需要出发。第二晏阳初提醒我们，不要把自己认为的需要当做农民的需要。我曾经给到农村去的大学生朋友们提醒过，你要防止好心办坏事。据说农村有的学校已经不大欢迎志愿者去支教了。你觉得需要了不等于农民就需要。
那就需要真正到农民中去，真正了解农民真实的需要是什么，晏阳初说，如果任何改革不是农民需要的改革，不管你搞得多么漂亮，多么热烈，最后是一场空，无法持续。这是非常重要的警示。第二你的改革有没有在农民中生根，不生根不会持久，怎么叫生根，就是让农民成为农村改革的真正的主人。因此他提出要防止两种倾向，第一要防止救济式的农村改革，主语是我，我来帮你做事情。另一种就是建立模范村，我们中国现在很奇怪，爱搞典型，建立模范村，那就是当官需要。
我曾经做过一个报告，五四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先后五次到农村去，但每次都是雨过地皮湿。去时轰轰烈烈，等走了，烟消云散。因为我们搞的农村运动全部是外在的，或者是救济式的，或者是想建立模范村，都没有农民自己的。
大家知道中国农村建设有一个先驱杜润生先生，他对未来中国农村建设的方向提出一个观点。他说关键是要使农民成为自由人。第一给农民经济上更大的自由和自主权，第二政治上发展农村组织的权利，第三就是平等的受教育权。这才是中国乡村建设和乡村教育最终的目的。
……
我讲了两个问题，一个是未来三五十年会怎样。第二个是中国农村教育和乡村建设的问题，第三个开始谈现实问题。
当下，在中国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有一种焦躁、一种牢骚、一种怨愤的情绪，我自己也是陷入很大的困境。什么样的焦躁、牢骚和怨愤呢？一方面对现实不满，但另一方面又无能为力，陷入一种焦灼的状态。
我们面临一个矛盾，中国的问题大家看的越来越清楚。最关键的是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的改革毫无出路，中国的发展毫无希望。但是我们做为无权无势的普通人你就很难参与政治体制改革。而且坦白的说政府是不让我们参与的。就陷入了一种强烈的无能感、强烈的焦躁感，怎么办？
好人联合起来做好事。这话不是我说的，是杨东平先生说的，他说，现在中国的坏人早就联合起来了，他们干尽了坏事。我们好人呢，只会发牢骚。好人联合起来做好事。就是大家有一些共同想法、共同焦虑的朋友，你们在一起的时候别发牢骚了，再发也没用，就是大家想想我们能不能合作起来做一点事情。
要先从改变自己的存在开始，从改变自己和改变自己周围的存在开始。我们既然不满意现行体制下主流的价值观念。那么我们能不能一群人联合起来，按照自己的新的价值观念、自己的道德理想行动起来。在这个追逐物质享受的消费世界里，我们这批人能不能尝试着过一种物质简单，精神丰富的生活。
许多人奉行极端利己主义，拒绝任何社会责任承担的时候。我们这批人能不能从自助助他的伦理观开始。当许多人奉行把他人当做敌人，这种丛林法则，这种残酷的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这批人能不能把他人看做兄弟那样。在这个充斥谎言的时代里，我们这批人能不能努力地在真实中生活呢。
整个社会管不了了，但是我自己和我的朋友可不可以反其道而行之。这是可以做的。我们对主流说，不跟你玩了，我们自己玩。反抗你我没有勇气，我不跟你玩总可以吧，我们这帮人自己玩，按我们的理想，按我们的价值观。这本身是一种独立的表现，我们不采取对抗的办法，我们是在既定的框架内，另外一种生活方式。
这确实具有非同小可的意义，一个体制，没人跟你玩这是最大的悲哀。我们不但不跟你玩，我们自己玩。大家想想，我们新的玩法是符合人性发展、是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眼下我们是孤独的，是寂寞的，但是是符合人性要求的，我们这个做法只要努力把它做好了，就会产生效果。从改变自己，改变周围的存在开始去改变社会。我把它叫做静悄悄的存在变革。它是存在变革，但它是静悄悄的。
……
有三个理念，第一个理念就是要清醒的估计现实，认清自己，以及教育本身的一些问题。不要把教育理想化。丢掉幻想，看到理想，正视现实。
第二点，要清醒的认识现实，又要采取积极地人生态度。人家问我对中国教育的看法，我经常回答两句话，第一，总体上我十分悲观，比任何人都要悲观。但是我仍然相信即使在中国现行的教育体制下，我们还是有可以做的事情。从改变眼下，改变现实开始。从现在开始。别想以后，以后说不定更坏。就从现在开始，从眼下能够尝试的开始。
第三，不追求根本改变，而是追求一点一滴的改良，渐进而不是突变，这些我把它称之为低调的理想主义者。怎么样做到坚持低调的理想主义者。一需要智慧，二需要韧性。
首先是需要智慧，中国的体制总体上令人悲观，但是绝不是毫无空隙。因此你怎么样在体制内寻找空隙，寻找你可能的发展空间，这是需要智慧的。而且必不可少的某些时候要做出妥协。但妥协又不能过了度。
第二要有韧性，认准自己的目标。一个人一生把一件事做好就了不起了，认准一个目标，坚持下去，而且落实在每一天当中。认准一个目标，把它做好。首先是慢，中国的事情必须要慢，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心急也没用。但是要不停止，不放弃。
做事有几种做法，一种是认准目标不吃不喝，你就坚持一个星期。还有一种，我一边吃，一边喝，还一边谈恋爱，这可以坚持的多一些。还有一种，我把它概括为边玩边打，就别想这做什么事必须牺牲了，你要从中感受到快乐，边打边玩。我曾经对很多青年讲，现在的生活方式有三种，一种是只打不玩，还有一种是玩着打，这个恐怕在当下青年当中是占大多数。我对玩并不反对，只要你玩是用自己诚实劳动来玩，我们不能要求大家都来干事业，要尊重玩。还有一种是边打边玩，在生活当中该做事做事，该学习学习，该玩玩，同时有一个目标。我给大家推荐的生活方式就是边打边玩，我自己就是边打边玩。该玩就玩，该打就打，玩玩打打，打打玩玩。这多痛快，而且你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打，我几十年就是这么过来的，这是我的经验。
别小看静悄悄的存在变革，其实是自下而上的变革。既是社会存在的改变，又是自我生命的改变。中国的改革需要自上而下政府推动的改革，也需要自下而上民间的改革，要良性互动。我们现在改革最大的问题就是只有自上而下。
这就是好人联合起来做好事，我给大家提出的是改变当下的存在。我还提出过“好人联合起来，做几件推动政治改革的好事情”。一方面我们改变自己的存在，同时如果有可能，要参与推动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把这两者结合起来。今天我要跟各位强调的还是从自我做起。
……
每个民族都有为数不多的源泉性的作家，所以这个民族遇到问题要到这个人那里去寻找。譬如所有英国人都知道莎士比亚，所有德国人都知道歌德，所有俄国人都知道普希金，所有印度人都知道泰戈尔，鲁迅应该是这么一个地位。在中国，具有原创性、源泉性的作家是不多的。我曾提出来在中国有四大源泉性作品，第一是《论语》和《庄子》，第二是唐诗，第三是《红楼梦》，第四是鲁迅。就像我们不可以想象英国人不知道莎士比亚，鲁迅是中国少有的现代汉语的典范性的作家，要学习现代汉语必须要从鲁迅那里去学。
……
我对年轻人的选择观提出过三点建议，第一，选择自己合适的事，只要你合适，你就去做。第二，当你做出某种选择的时候，要考虑到可能到来的后果。第三就是当你发现你的选择不适合你的时候，要做出改变。
我们要追求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我自己的主张就是，当基本的物质条件满足以后，你可以有两种选择，一种继续在物质上追求，只要是正当劳动，这没有什么不好。另一种，就是我做出的选择，我对自己的要求第一在生活上是中等领域，另一方面，在物质上我的要求不高，我要求精神层面。要有基本的生活条件，但同时更注重精神层面。这并不能代表别人的选择，虽然我是这么看的。
……
别把我们那一代人理想化，每一代人都是非常痛苦的、非常迷茫的，都经历过这个过程。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苦恼，绝不要把前一代人理想化，每一代人也有自己的解决办法。
现在正面临人类所有的文明正处在危机的时候，现在基本上要重新来过。那么重新来过怎么办呢？我觉得是两条，第一条。理想和信仰必须建立在知识的基础上，要寻找精神资源，所以应该趁大学的时候，多读些书，特别是一些经典著作，把人类文明，精神文明的经典，精髓接收过来。第二个就是要了解中国国情，要了解中国到底是一个什么国家，所以要到农村去看一看。当你懂得中国的农民是多么好，又懂得中国的农民多么苦，这两点你真正懂了，你也懂得自己了。所以信仰的建立要靠广泛地读书还有通过各种途径来了解中国国情。把这两点结合起来，可能最后你会找到自己该走的路。
……
我在北大的最后一堂课，对同学们有个留言，我说，在座的同学们将来你们会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选择，你们会从事政治，我对你劝告要做政治家不要做政客。政治家是有他的理想，为实现他的理想去努力。而政客是把政治权利当做自己的目标，他是没有原则的，只要达到那个目的。在做的各位如果要经商，就要做个企业家而不要做奸商。要当教师，就要当一个真正的教师，而不要当庸师。你自己选择什么，本身没有价值，关键在于你有没有自己的理想，有没有自己的信仰。如果有理想，无论是经商，搞学术还是从政，都会找到自己的位置。
（演讲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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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1939年1月30日－），籍贯浙江杭州，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作家，无党派民主人士，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最具有代表性的人文学者之一，老北大精神的传承者。2002年从北京大学退休。
钱理群深受鲁迅的影响，继承鲁迅批判社会的传统，常有发人深省引人关注的言论，如其对大陆当局的犀利大胆的批评，对大陆思想文化特别是教育的批评尤其振聋发聩。他在刘道玉召集的理想大学研讨会提出：“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 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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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健康双修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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