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报道是创造历史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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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报道是创造历史的光芒”
这一天，我在苏拉区（Hai Soura）一家书店的门口偶遇了大卫·乌库。乌库是阿拉伯文报纸《团结》（Al-Wehda）的执行主编，虽然有这个头衔，但他还是干着记者的活儿，稿子一样不少写。第一次见他，是在朱巴电影节的培训班上，他坐在尼罗河边接天无边的芒果树下，“噼里啪啦”敲击着键盘，一行行阿文从右往左布满了屏幕。彼时的太阳爬到了朱巴大桥的上空，在那座军事禁区的注视下，一个个沙洲浮出了水面。赤身的男子们，在斑驳的渔船中换着衣服。这条通往北部重镇马拉卡勒的水上航线，何时复航还不得而知。
乌库看到我，放下手中的红茶，兴高采烈地说，“我知道你们中国的伟人毛泽东，还有孔子。”只是他的发音实在生涩，不知道为什么把“毛泽东”念成了Mao Chichi。乌库刚过了三十岁生日，个子不高，只有一米六几，却很敦实，薄薄的一层卷发紧贴着头皮。他让我想起水浒传中的矮脚虎王英，却有一副古道热肠。后来在电影《性病的恐惧》拍摄现场，他不仅是剧组的司机，而且承担了其中一个摄影师的工作，还忙里忙外地订盒饭和汽水。
今天见到乌库时，他没有背平常的公文包，而是一身简装。藏蓝色的竖条纹衬衣，让我觉得他多了几分成熟。他邀请我去报社坐坐，于是我们穿过苏拉区的街巷，向报社所在的南苏丹宾馆走去。苏拉区离朱巴大学不远，其地位俨然等同于北京上海的中央商务区。高档精品店“标准款式”里的土耳其产牛仔裤、衬衣动辄八九百镑，中国产的鞋子要两千镑。印度人开的一家名为“行政套装”的制衣店，一套男式西装造价高达五千镑——这几乎要抵得上普通人半年的工资了。入夜后，大大小小的阿拉伯、埃塞俄比亚餐厅吸引着食客们的光顾。如果觉得还不够尽兴，还可以去千禧年宾馆的迪厅舞动一把。
我们经过了朱巴基督教中心，这是朱巴最受年轻人喜爱的教堂，这主要是因为它享有盛名的鼓乐和歌队。几个身着长裙的老妪，拂去长椅上的浮土。有人正在弹《红河谷》，虽然半生不熟，但低缓的乐音却不由让人驻足。周日的时候，这座教堂的外面满是坐在塑料袋上，听牧师布道的信众。墙外，一道道的栅栏围着蓝色的铁门——这是南苏丹最常见的大门颜色。在柴油发电机的“腾腾”作响中，汽修店的伙计们正忙不迭地给一辆丰田越野车换胎。
再往北走，就到了南苏丹宾馆。宾馆曾因火灾而受损，现在还在修缮中。报社在裙楼的二层，但没有醒目的招牌，只有两间办公室。除了南苏丹电视台，朱巴的新闻机构都很不起眼。赫赫有名的公民出版集团旗下的《当日》报，就藏在机场路一个矮小的院子里，窄小的门脸就好像是进了一个面粉加工厂。跟北京那些有武警站岗，戒备森严的报社大院相比，朱巴的报社真是相形见绌。就是那些部委，你也可以推门就进。几把桌椅，一台发电机，几台不怎么灵光的台式机和手提电脑，就成了《团结报》的所有资产。至于照相机和摄影记者，当然是没有的。
周六虽然不上班，但乌库还是会来办公室。“你得不断充电，学东西，这样脑子才不会生锈。”乌库说。办公室的书架上堆满了历史书，原来总编巴希拉特是学历史出身。不止如此，编辑部的几个骨干记者都是绝对的“文艺男青年”，有学艺术出身的，也有学戏剧和法文的。乌库在喀土穆学的是公共卫生，本想进卫生部工作，但这条仕途之路没能成功，后来干起了新闻，如今也有六七年时间了。他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艺术爱好者，所以会泡在电影学习班上，一边学制作，一边发稿。三周的成果斐然，他一共写了十一篇专稿，包括对培训导师、美国电影人钱德勒和艾莉森两个专版的采访。
也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团结报》在南苏丹的各家报纸中别具一格。除了一般性的时事新闻和政治评论，《团结报》几乎每天都有一版刊登文化类稿件，每周还会出一期特刊。4月21日的特刊上，有一整版是南苏丹作家们的诗作，此外还有对奥威尔的小说《动物庄园》的评论和美国左翼语言学家乔姆斯基的专访。这些文化报道和特刊，给人的感觉像是《文汇报》的“笔会”或是《北京晚报》的“五色土”。
南苏丹建国后，独立报纸开始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但因为政治环境的变化，报纸的命运亦是起起落落，有的就销声匿迹了。现在市面上能够看到的主要英文报纸包括《黎明》、《朱巴箴言报》、《当日》、《视野周刊》、《民族镜报》、《每日视野周刊》等。阿文报纸除了《团结报》，还有《民族》和《观点》。
尽管南苏丹的新闻自由度去年在全世界排在了第140位，但“别人惧怕的，就是我们敢做的”、“永远和人民在一起”，这些办报口号还是显示出了记者们获取真相的决心。在报纸上经常能够读到一些犀利的评论和调查性报道。不过，报社为了存活下去，也不得不接一些软文和广告。特色之一是某县某州在报纸上的“观点”版，给总统直接写请愿信、“递状子”，请求“殿下”直接出面解决问题。联合政府成立后，也有许多党派、机关、部族领袖在报纸上给总统基尔、第一副总统马夏尔和副总统瓦尼发贺信。
不过各家报纸的发行量都不大，普遍每天只有一两千份。一些南苏丹朋友会在我读完报纸后，把报纸拿走再看。发行量如此之低，跟南苏丹的识字率低不无关系，能够读报的大都是文化精英。识字不多的老百姓，多以收听电台获取消息。甚至很多大学生的英文语法和拼写都不过关，即便他们能说流利的朱巴阿语，但很多人不会拼写标准阿语，要在大学里从头学起。
独立运营报纸，在经济上更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很多商人不愿意把钱放在媒体上，在投机之风高涨的时候，办报无疑是很难取得立刻回报的。20多人的《团结报》，除了6个董事会成员，每月要开3万5千镑的工资，只能到处去找钱。但乌库想做的事情很多，他希望《团结报》以后能办起像视野和塔玛祖那样的电台电视台，成为一个全媒体公司。
《团结报》是今年1月10日创办的。2010年的1月10日，南部苏丹举行了公投，决定脱离北部苏丹，独立建国。乌库把新闻报道也比喻为一个“历史的时刻”。他说：“历史就像一辆车，载着我们向目的地进发。没有历史，一个国家的存在就会失去意义，我们的后代会就此迷失。”南苏丹社会要建立互信，不能只有杀戮和指责，要用一种新的视角介入历史，特别是发现那些美好的东西。“这就像拍电影，你首先要搞清楚光是从哪里来的。唯有置身于光芒之中，人们才能获得启示。
学了四五年人类学，人类学是什么，我依然很难说出个一二三。一万个人类学家就有一万种解释。不过，现代人类学发端于田野工作（fieldwork），这是所有人类学家都必经的成年礼（rite of passage）。在此过程中，那些原本陌生的符号变成熟悉的存在，看似熟悉的日常却又变成不那么熟稔的新知。有时，“祛魅”也会殃及人类学家自己——马林诺夫斯基死后被公之于众的田野日记，揭示了人类学家不为人所知的另一面。田野与书写，这是人类学的两端，丈量的是动态与静态、实践与话语、他者与本体的关联，更是一个自我审视并重新对接世界的过程。
这是我第四次来非洲了，在南苏丹旱季与雨季的交替中，写下《朱巴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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