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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特莱津献一束花

2016-08-18 陆晓娅 trust

trust (trustdo) 心丝路第 33 缕丝


文 & 图 :陆晓娅           



暑期与朋友去捷克自由行,要不要将特莱津(Terezín)列入行程,心中一直迟疑,特别是因种种原因不得不缩减时间之后。

临出发那两天,北京暴雨倾盆,我从书柜中找出林达写的《像自由一样美丽——犹太人集中营遗存的儿童画作》,躺在床上重读,直到泪流满面。我能感觉到我的心在对我说:去吧,去吧。


正是从林达翻译的《汉娜的手提箱》和她写的《像自由一样美丽》上知道特莱津的。这个小镇离布拉格60多公里,原来只有5000左右居民。1941年10月,占领捷克的德国人将居民强行迁走,特莱津变成了德语的“特莱西恩施塔特”,成为关押、转运犹太人的集中营。特莱津前后关押过十四五万人犹太人,其中包括15000多名儿童,他们当中只有一百多人活下来。

但让我想去看看特莱津的,不仅仅因为它曾经是集中营,还因为特莱津被解放后,人们在煤堆下、阁楼的缝隙里,找到了4000多幅犹太儿童的画和一些诗歌,那是关押在这里的犹太艺术家、学者等成年人教孩子们创作的。这些艺术品的存在,就像我最喜欢的这幅画所表现的:在无边的黑暗中,月亮与星光仍在闪亮;在风暴肆虐的大海上,帆船仍在骄傲地前行;在时光之剑指向的未来,有永不熄灭的烛光。


去往特莱津


到了捷克,花四天时间游览了布拉格,留下两天时间作为从布拉格出发当天打回来的短途旅行。除了人骨教堂所在的库特纳霍拉(Kutna Hora),剩下的一天,我们本可以去卡罗维发利(Karlovy Vary)喝温泉(那儿的温泉不是泡的),也可以去皮尔森(Plzeň)喝啤酒。我的同伴是尚未退休的大学教授,在紧张的教学与科研之余,难得给自己一段休闲时光,真的要让她和我一起去看这个人类的黑暗与伤痛之地?我仍然有些迟疑。

“去,当然。”她毫不犹豫。

但特莱津从来就不是旅游热点,更不是中国游客向往的地方。我从网上没有找到任何攻略,只有一个人在博客中说,2009年坐火车从布拉格去德国的德累斯顿,曾路经特莱津(并未下车)。另一个还算有价值的信息来自日本大宝石出版社编著的《走遍全球:中欧》,几行小字告诉我,从布拉格到“特雷基恩”,可以在Florenc汽车站的17号乘车处坐车。

我们选择了坐火车。提前到布拉格中央火车站买票,告诉窗口我们要去Terezín,递出来的票却是去Bohusovice的(车票190捷克克朗)。问售票员,说火车不到特莱津,到Bohusovice下车再换汽车,而且不是在布拉格中央火车站上车,要去Praha Masarykovo火车站上车。

听上去,多了一些新的不确定因素,特莱津似乎比想象得还要偏僻些。

那天一早,在租的公寓中吃完了自备的早餐,根据谷歌地图的提示,坐9路有轨电车到中央火车站的前一站下车,再按照路人的指点,顺着3路有轨电车行进的方向转弯,就看到了Praha Masarykovo火车站。这个躲藏在城市中间的MINI火车站,有一点像北京的前门火车站,大概早年间也曾为布拉格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出过不少力,现在被排除到主力阵容之外,却还没有退役。

8:53的火车,9:50就到了Bohusovice。下了火车特意看了看,发现站台上只有我们两个人,加上出站后碰到一对加拿大的夫妻,貌似对特莱津感兴趣的人真的不多。

但这个先入为主的印象很快就被打破了。

从Bohusovice火车站到特莱津,有三四公里的路程。犹太人当年被火车送到这里,是提着行李走过去的。据说,一些到特莱津参观的人,为了体验当年犹太人的感受,也会走过去。但为了把时间尽可能多地留给特莱津,我们选择坐公交过去。

9:59,去往特莱津方向的623路公交准时到了。

不到10分钟吧,623路的司机就让我们下车了。下车处有一个铺着绿色草坪的广场,远处有一个小小的教堂。

街道上几乎没有行人。集中营在哪里呢?根据经验,这里应该会有一个博物馆吧?

看到一个老者蹒跚而来,我迎上去用英语问:“Museum?”他一脸茫然,显然不懂英语。不过,他大概猜出来我们是来看集中营的,说了句:“Jews?”我点点头,他比划着告诉我直走再左转。

果然,我们看到了画着黄色大卫星的牌子:MUZEUM GHETTA。


集中营博物馆


这是一座黄色的三层楼,我们在一楼花215捷克克朗(约60元人民币)买了特莱津的全票后,工作人员告诉我们,10点半将会播出当年纳粹拍的宣传片。

是的,纳粹拍的宣传片。当年纳粹为了迷惑世人,为了应对国际舆论和国际红十字会的视察,谎称特莱津是模范集中营,是犹太人自治的小镇,还拍了这部叫做《一个作为礼物送给犹太人的城市》纪录片。镜头中,我们看到了孩子们在踢球,看到了老奶奶在织毛衣,看到了妇女们在种菜,甚至还有男人在演奏音乐,即便做了如此之多的粉饰,仍能看到营区的住宿是如此的拥挤,看到人们木然的表情和绝望的眼神——失去自由,人们的眼眸也就失去了光亮。环境可以造假,人们也可以在被逼迫下做假的事情,但是谁能为那么多人造出眼眸中的光亮呢?

楼上的展品,比我想象得还要丰富。除了孩子们的画(还有许多画在布拉格犹太区平克斯教堂的二楼展出)、诗歌,还有他们做的布偶,以及自制的演出服装。

哦,不要以为这里真的是歌舞升平。那些关在这里的犹太艺术家们,对自己的未来并不抱希望,但是他们相信总有孩子能活下来,他们利用一切可能偷偷地给孩子们上课,抓住一切机会(比如国际红十字会来视察)让孩子们可以画画、写作、唱歌和演出。囚徒21855号、作曲家汉斯·克拉萨,就让孩子们排演了自己进入集中营前写的最后一部作品,儿童歌剧《布伦迪巴》。《布伦迪巴》在特莱津一共演出了55场,其间,一些孩子被送往了奥斯维辛,别的孩子再替补上来。1944年10月16日,汉斯·克拉萨也被送走了,死在毒气室中。

我无法想象,那些孩子们是怎样在集中营歌唱的,孩子们的歌声对于他们自己,还有那些成年犹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伊万·克里玛,捷克著名作家,是在特莱津开始学习写作的,他记述当年的情况时说:“我被挤在其他观众中间,听得如醉如痴。我看见许多人的眼睛里噙着泪水,和我一样想要哭泣。这种经验完全令人沉醉……”

那些犹太艺术家、学者、老师们,知道自己给予孩子的绝不是写作、歌唱、绘画的技巧,而是活下去的希望。就像克里玛说的:“一个孩子只有绝望地依恋于一个世界,一个童话的世界,在那里善的力量将最终战胜恶的力量。……这种信念帮助我们支撑自己,得以在羞辱、忧虑、疾病和饥饿中幸存。”

孩子们的作品为何能保存下来?原来,有个孩子的父亲是铁匠,是集中营中唯一会打马掌的人,这个孩子后来被允许住到父亲的铁匠铺子里。他们就把画埋在了铁匠铺的煤堆下面……

我很遗憾自己读不懂展柜中那些孩子的诗,更遗憾的是,我曾经失去了在中国的电台中朗诵这些诗的机会:在某一年庆祝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时,电台读书版的编辑曾邀请我谈谈林达的《像自由一样美丽》,我和编辑认真地准备了文案,最后却被告知节目枪毙了,领导说:“为什么非要谈集中营呢?”

我们不能谈50年前发生在自己国土上的浩劫,也不能谈70年前发生在欧洲的大屠杀,甚至连心理治疗家欧文·亚隆探索纳粹分子心理成因的小说《斯宾诺莎问题》都不能出版。为什么?

就让我把在那一次在节目中准备读的诗抄在这里吧,写诗的女孩叫阿莱娜,16岁的时候被关押到特莱津,幸运的是,她活到了特莱津被解放的那一天。

我要独自离去

我要独自离去,去到一个地方,

那里的人不一样,他们更为善良,

那个地方很远,谁也不知道在哪儿,

在那里,一个人不杀死另一个人。


也许,我们更多的人

一千倍的坚强,

就能达到这个目标

在为时太晚之前。


583号墓碑


离开集中营博物馆,我们选择先去奥里河对面的The Small Fortress,即小要塞。

特莱津始建于1780年,是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帝约瑟夫二世为了防御北面的普鲁士人而建的,历时10年建成后,国王以他母亲的玛丽亚特莱希娅(Maria Theresia)的名字命名。1882年,人们又在河对岸修建了一个小要塞,叫做克莱·费斯屯。后来要塞变成了监狱,因枪杀奥地利大公而引发一战的加夫里若普林西普就瘐死在这里。

我们拿着特莱津导游图,顶着太阳往小要塞走去。途中遇到一个停车场,发现那里停了许多大小车辆,原来人们多是自驾或成团地坐大巴来特莱津的。不少大巴上贴着美国的地名,我猜,那是美国的犹太人专门到此来凭吊吧。当我们进入小要塞之后,才感觉到到特莱津的人真是不少。

过河,去往小要塞的路上旁有野花。本来我们想从布拉格带一束花来的,可是在火车站转了两圈都没有看到卖花的。当我的同伴采了一捧野花后,一片墓地就出现在我们眼前了。

 这是一片政府设立的公墓,墓地上树立着高高的十字架和大卫星,墓碑上有编号。我们不知道这里一共有多少个墓穴,也不知道墓穴下是否真的埋葬着殉难者的遗骸或骨灰。我猜想,这片墓地更多的是一种象征吧,一种祭奠与纪念、控诉与铭记的象征。


墓地上的墓碑不是竖立的,而是略微倾斜地躺在地面上,一块又一块,一行又一行,形成一个无声的阵仗。每一块墓碑旁,都有一丛玫瑰,许多鲜红的花朵绽放着。墓碑上有编号,有些有名字,有些没有。许多墓碑上放着小石头,那是前来祭奠的人们放下的。

我把同伴采的那捧野花,放在583号墓碑上,那是一块没有名字的墓碑,我不知道它代表的是一个男人还是一个女人,是一个孩子还是一个老人;是死于饥饿、疾病还是酷刑;是1942年1月被绞死的16个犹太人之一,还是在1943年11月17日那个从清晨站到深夜,不能吃不能喝不能上厕所的“点名”之后倒地的300多囚徒之一……

我们在特莱津参观的最后两个地方,是特莱津的太平间、葬礼大厅和骨灰堂。当我们冒雨来到这个没有人迹的地方,壮起胆子走进深深的隧道,骤然间看到大厅深处被灯光照亮的巨大犹太烛台时,真的是被震撼到了。

没想到在特莱津会有这样一个充满犹太宗教与文化习俗的殡仪之所。在这个半地下的建筑中,有一条拱形走廊,走廊墙壁上的文字大概是犹太教的经文,两侧的房间很像陕北的窑洞,里面分别停放着当年运输遗体的车子、整体遗体用的床、简陋的棺木和一些似乎是石灰制成的骨灰盒。一间屋子的墙边,有红砖和石灰砌的墓,上面的墙上有逝者的名字,我注意到,他们很多并没有生年,只有逝年,如1942,或者1944。

我猜想,这个犹太殡仪馆应该是特莱津最初改建时犹太人建的。最开始,德国人还不敢把许多国际知名的犹太人都杀了,但又需要把他们都控制起来,于是德国人对捷克的犹太领袖说,要为他们建立一个犹太人自我管理的城镇,只要他们“不制造麻烦”,就可以正常生活。于是,三百多位犹太建筑家和艺术家来到这里改建特莱津。那时,虽然希特勒的“最后解决”方案还没有出台,但法西斯已经在苏联等地屠杀了近80万犹太人。来到特莱津的犹太人并不知道,他们是在自投罗网,他们仍然希望在这个只有犹太人的小镇上,尽可能地保留犹太人的传统宗教与文化。

但这个小小的犹太殡仪馆何以能够处理后来大量的死亡呢?短短的三年时间,就有33430个囚徒死在特莱津。克里玛曾说:“尸体的搬运贯穿了我的童年。我每天看着看到车上高高地堆放着可怜的尸体。从那些凹陷的、灰黄的脸上,一动不动的眼睛经常盯着我看,这些眼睛从来没有人将它们合上。”

最开始,死者还有一个木箱子入殓,后来就只能集体掩埋。据说纳粹最后修了一个一昼夜可以处理190具遗体的焚尸炉。

我不知道这些墙边的坟墓,是不是一些著名的犹太宗教领袖或者重要人物,他们有幸被自己的同胞按照犹太习俗安葬。我更不知道,今天那些在红玫瑰边上安息的人是怎样死去。我只知道,我将鲜花放在其上的583号,他,或者是她,是死于特莱津的33430个囚徒之一。

583号,我放一束鲜花在你这里。我不知道你是谁,但我知道你曾经一个人,一个和我一样,向往自由、安宁生活的人,一个喜欢蓝色天空和绿色大地的人。我希望你已经合上了自己的眼睛。


那个低头沉思的女人


小要塞有着高高的围墙,一群人正在围墙外面的绿地上举行宗教活动,穿着白袍的宗教人士被年轻人包围着。

小要塞黑白相间的粗条纹大门口,竟有一种很强的现代风格的装饰感。但里面一道门上的铁丝网,将人们迅速地带回到当年。门上的德语“ARBEIT MACHT FREI”,意思竟然是工作给你自由

小要塞是集中营中的监狱,任何人违反了“纪律”,都会被送到小要塞。人们都知道,没有一个犹太人能活着走出小要塞。这就是纳粹所谓的“自由”!

走进有铁丝网的二门,第一个院落是监狱管理部门。在这里,人们仍然可以看到,喜欢秩序和追求细节的德国人,将囚徒们仔细登记在册。

最里面的院落中,一间间编着号的囚室排列着,有的里面还有当年的床铺、马桶、洗脸盆。几十个囚徒只有一个洗脸盆,几百个囚徒只有两个马桶。那些床铺虽然已经空了,但从床边的编号不难看出,那并不宽敞的床铺上至少要睡三个人。

最令人奇怪的是,在一间大屋子里,我们看到整整一排白瓷洗脸池,看上去比大学宿舍中常见的还讲究。原来,那是为了应付国际红十字会视察而临时安装的,那条管道根本就没有接通。

最让我不寒而栗的,是两排关押特殊囚犯的小牢房,它们的宽度似乎不足一米,有些连窗户也没有。

窗户,对这些囚犯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事后我发现,在走进这些牢房的时候,我总是在寻找窗户,哪怕是很小的、被铁栏杆封死的窗户,我总是用镜头透过它们捕捉外面的光亮与绿色。我似乎承受不住那些黑暗、那些沉重的门和锁。

特莱津的幸存者,后来成为作家的克里玛,在《一个如此不同寻常的童年》中说:“我意识到自由的匮乏远甚于食物的匮乏。从集中营的窗户我只能看到遥远的山,我不能走出集中营的大门,这一事实比其他任何事情都让我感到压抑。”

当集中营里的犹太成年人努力为孩子办起了一个学校(仅仅存在了几个星期),老师让克里玛写作时,他写了喀尔克林地,写了派特忍山(Petřín)的公园(我们在布拉格就住在那个山下)。他说:“我写树木而不写人,是因为我认识的人很少。每一个我认识的人不是像我一样的命运,便是消失在被战争吞没的世界里。树代表着自由。森林和一种仿佛只有在梦中才能幸免的宁谧联系在一起。”

到小要塞参观的人很多,那些小小的囚室有时需要等待才能进去。离开之前,我回望一间间囚室,看到一个银白头发在女人站在12号囚室外低头沉思。

她似乎这里的讲解员,我曾看到她带领一些年轻人进入囚室。

也许,她只是累了,在这里透一口气;也许,她只是需要,让自己重新回到阳光底下,就如同我一样。




一本书,一副眼镜


离开小要塞,我们重新回到河这边的建筑群。

循着特莱津的地图,我们找到The Park of Terezin Children,这是一个为纪念孩子们而建造的公园。说是公园,里面并没有常见的滑梯、秋千和转椅,林间只有一堆不规则竖立的石头,似乎是某种纪念。

正当我们不知如何才能找到当年孩子们住的房子时,来了几个带着孩子的女人,孩子们爬上那个石头堆儿玩了起来。蓦然间,我想起了去年在夹边沟看到的场景:一群男孩女孩,从旁边的山头上冲下来,爬进右派们曾住过的窑洞中“探险”。我问他们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吗,孩子们摇摇头说“不知道”。是啊,生命生生不息,希望能欢快地奔跑和玩耍,那是人类儿童的天性。儿童的天性与权利要得到保护,我们就不能忘记曾经发生过什么。

没有找到孩子们当年住的地方(地图上没有标出,街上也几乎找不到人,找到人也表示不知道或者干脆听不懂)多少有些遗憾,回来后在《汉娜的手提箱》一书中看到一张照片,那是女孩住的L410楼,已经被翻新了。

在午后的阳光下,走过寂静的街道,我们找到了The Jewish Prayer Room and Replica of Attic。据说,这是当年一些犹太艺术家住的地方,是按照当时的样子复建的。

窄小的铺位,木板钉的桌子,“衣柜”当中,赫然可见衣服上缝着的黄色大卫星。

之后,我们来到一座很大的房子,从地图上看,这是一个由三层楼房合围的封闭空间,里面有两个院子。地图上写的是:The Former Magdeburg Barracks,也就是过去叫做马尔格德堡的兵营。过去的要塞与兵营,用来关人真是再合适也不过了。

因为特莱津的犹太人自治委员会就在这个楼房里,所以这也是集中营遗迹一个很重要的展出场所。在这里的展览中,我们看到了很多成年人艺术家的作品,这些作品似乎更加直接地反映了集中营的残酷现实,而不像孩子们的画那样,仍然有鲜花和阳光。当国际红十字会来视察的时候,他们悄悄地把一些画塞在了视察者的手中,让外界能够了解特莱津的真相。

据说,孩子最开始画画的时候,也画了很多集中营的情景和灰暗绝望的感受。但是他们的老师,杰出的女画家和儿童艺术教育家弗利德,让孩子们闭上眼睛,想象过去平和宁静的生活,想象看到过的美丽风景,让幻想自由飞翔。她还带孩子到阁楼窗口,去看蔚蓝的天空和远处的山脉,画下大自然的呼吸。她知道,在如此残酷黑暗的环境里,在身体被囚禁的时候,就越发需要心灵的自由和想象力、创造力。自由与美,是任何邪恶的力量都不能战胜的。

这里,也有一间复建的囚室,那是一间不知道关押着多少人的囚室,几排三层床占满了大部分空间,床栏杆上挂满了囚徒的衣服。

作为一个注重细节的人,我发现,在底层的床铺上扔着一本书,旁边还放了一副眼镜。

我无法靠近去看那是本什么书,我也知道那个房间是仿照原来的样子复建的,但我更愿意相信它的存在是一个象征:都说犹太民族重视教育,好吧,这本书见证了他们即使在囚禁中也没有放弃阅读。

他们从布拉格,从捷克的其他地方,从欧洲的不同角落被送到特莱津时,并没有卡车为他们“搬家”,通常纳粹限定他们每人只能带25公斤的东西。但我相信,有许多人将书被带到了集中营,当时只有10岁的克里玛就是其中的一个。他把三本书塞进了自己的皮箱:改编的荷马史诗、狄更斯的《匹克威可外传》和儒勒·凡尔纳的《格兰特船长和他的儿女们》。他说:“这三本书在后来的三年半中成了我的精神食粮。”

哦,那瞎眼的古希腊吟游诗人,那对底层充满同情的英国文豪,那充满想象力的法国科幻之父,你们可曾知道,你们从未死去,你们让一个犹太小男孩最终成长为一个令捷克人民尊重的作家?

离开特莱津时,天在下雨,只好放弃了去特莱津城外的犹太人墓地和苏军战士墓地。

而我们不知道的是,特莱津是否还有另外一处墓地,一处德裔的墓地——在捷克被解放之后,曾经生活在捷克的大量德国人(在当时划定在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版图之内,居住着上百万德国人,他们有的已经居住了几个世代)遭到了剥夺与驱逐,特莱津立即就变身成了关押德国人的地方。在十多万被关押的德国人中,只有极少数是纳粹分子和冲锋队员,大多数仅仅因为他们是德国人,其中16000多名是十五岁以下的儿童。零星的记载表明,特莱津拘押德裔人口的初期,由于疾病、缺乏食物和非法的屠杀事件,关押的犯人死亡率极高。


(旅行者拍摄)

1948年2月,在德国人被驱逐之后,特莱津集中营终于关闭了。但1945年后的这段“特莱津后传”,却被隐藏了40多年,直到1989年天鹅绒革命之后,捷克政府采取开放的态度对待历史上的民族恩怨,解禁了官方的档案资料。1991年,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哈维尔代表捷克人民向在大驱逐行动中被屠杀的德裔捷克人表示道歉。1997年,特莱津集中营的展览终于添加了关押德裔人士的记录(不过我们没有留意到,这张照片是其他旅行者拍摄的)。

我们从特莱津走回火车站。等车。站台对面有一所破旧的房子,有人在门上画了一个大大的感叹号。

这个感叹号,给我们的特莱津之行做了总结:

在特莱津,我看到,人类还远远没有摆脱兽性,脱离野蛮,有意愿并有能力与自己不同的人(种族、信仰、习俗、文化等等)和平地共生共存;

在特莱津,我还看到,虽然我们人类也是动物,但面对死亡的威胁,面对黑暗、丑恶与残酷,人类发明了那么多的称之为“文化”的东西进行抵抗:宗教信仰、艺术创作,还有对后代的教育……

我不知道,人类最终是否真的能用文明战胜野蛮,能用文化取代兽性?



【注一】本文中的一些材料和故事,来自林达的《像自由一样美丽——犹太人集中营遗存的儿童画作》一书

【注二】关于特莱津1945年后的历史,可以参看维一的文章: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2325190100w4sq.html



[i] 见伊凡·克里玛《布拉格精神》P21 、23广西师大出版社,2016

[ii]见林达《像自由一样美丽——犹太人集中营遗存的儿童画作》P141,三联书店,2007

[iii]见伊凡·克里玛《布拉格精神》P22 广西师大出版社,2016

[iv] 见伊凡·克里玛《布拉格精神》P11 广西师大出版社,2016



陆晓娅

进行时:生死学探索与传播者/阅读与朗读者/写作者/志愿者/墓地导游

过去式:中国青年报社资深编辑;青春热线创办人;北京歌路营创办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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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随晓娅,走一趟深度的灵魂之旅。

这个世界发生过的那些真相从未逝去,只是安静地在那里等待真正懂它们的人,晓娅便是其中之一。她的活力与开放,她的良知与善省,常常让我忘记她的年龄。在我心中,她就是那个勇敢面对黑暗的耀眼烛光!幸好有她,让我知道自己的无知与浅薄,让我知道前进的方向。不能跟随晓娅一起去旅行,那就跟随她的文字去感受吧。

篇末的文献罗列,默默地呈现着晓娅惯有的认真与尊重,我从中也望见了“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之间的自然融合。谢谢晓娅!

谢谢阅读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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