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译 09｜珍稀物种
trust (trustdo) 读译第 09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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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间想翻译的一套书
暂无出版社迎难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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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家庭？
哪些人可以组成一个家庭？
家庭对每个成员意味着什么？
家庭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是否一男一女的婚姻结合才是家庭？是否父母加子女才是完整的家庭？如果是，为什么？如果不是，为什么？
原书编者Bruce Gillespie以人类学的视角，采用当事人自陈叙事的手法，陆续编撰了几本关于别样类型的家庭的书，以向社会大众开一扇窗，走近当代性少数群体的家庭、无子女家庭、领养子女家庭的生活。其中的 性向主人公、选择不生育的男子、女子、领养子女的成年人敞开心扉，诚恳地与读者分享其作为母亲、父亲、儿子、女儿、姊妹、兄弟、姑姑、姨姨或叔叔等现实角色的经历，促使读者重新省思“家庭”的传统定义。
阿湘@trustdo
珍稀物种（Rare Species）
叙述者：Sara Graefe
翻译 | 阿湘
Sara 是一位获奖剧作家、编剧。她在传记博客上撰写了与为人父母有关的作品《文学妈妈》，该书还出现在纽约市的Mamapalooza庆典。其博客－Gay Girls Make Great Moms ( queermommy.wordpress.com）详细记录了她在异性恋世界里身为一名拉拉母亲的经历。目前，Sara居住在温哥华，担任哥伦比亚大学MFA创意写作课程的教师。
以下是她经历的生命故事：
当我们的儿子将近三岁时，他在我父母那位于Gatineaus的木屋附近的沙滩上看见一只青蛙，这是他第一次在大自然里目睹这种动物。他兴奋极了－此前每次与两栖动物近距离对视都是在温哥华水族馆的一个坦克里。当时的我也很激动，因为虽然在那片沙滩上，青蛙曾经随处可见，却也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没有见过了。回想那一天，每个人即兴踩踏沙地的情形，就像是数十只青蛙跃入湖泊。小时候，我会在深夜聆听牛蛙的低音奏鸣。一看见岸边水槽里漂浮的小小斑点，我就萌生一种希望－也许这个物种即将回归；也许当地的生态并不像我们担心的那么剧烈恶化。
然而，我们的儿子则更关注细节。当他游完泳，我用毛巾给他擦身时，他忽然问“青蛙宝宝现在哪里？”， 然后眼睛盯着领居家的码头底下－－那只青蛙不久前跳离的方向。即使在幼小的他看来，青蛙宝宝这种生物，与他曾经在书里、电视节目里见过的丰满、活生生的牛蛙相比，也实在太小了。
“也许还在码头下面。” 我说。
“它在那下面做什么呢？”
“也许睡觉了”，我顺口敷衍着，指了指远处缓缓落入湖畔丛林的夕阳，提醒他，“现在是晚上”。
他点点头，像是要理清楚什么，静静旳思索着，甚至忘记为入睡时间抗争。当我们要走回木屋时，他又问：
“青蛙宝宝的妈妈在哪里？”
我忍不住笑了，“哦，我肯定她也在那底下，和宝宝依偎在一起呢。" 我想象着睡前可能的情形，如果我彻底要扮演那可怜的青蛙怎么办？
“它的另一个妈妈呢？” 他脱口而出，关切地问。
我心里一胀。当然，所谓的青蛙宝宝为什么不能和他一样－拥有两个妈妈呢？。
“另一个妈妈也和它依偎在一起“，我打消着他的疑虑，这时，我的妻子穿过丛林走了过来。
“曼达妈妈！” 他大声喊着，一边张开双臂向自己的“另一个妈妈”跑去。阿曼达接住了他，微笑着迎着我的目光，显然已经听到了我们对话的尾声。
她并非惟一的目击者，就在对面邻居的码头，两个孩子－一个十岁、一个十三岁－正看着我们这里发生的一切，脸上的表情呆若木鸡。他们估计是要在夜里收整船具，却停下来张口结舌地望着我们。很明显，他们不曾撞见足够多的同志家庭，或至少不曾在湖边如此近距离的亲见过。我们就像那只青蛙似的，是某种新奇的珍稀物种，或许我们更像是怪物－正如他们难以停止盯视，也难以说清他们当时究竟在想些什么。
这些时刻以及类似的时刻，使我想起在这个地球上作为一名同志家长，是一件更加露骨的事，一件比我二十多岁公开骄傲的女同性恋身份（无论是个体还是一对儿）的体验更惹人注目的事。例如，在没有孩子之前，我会毫不迟疑地当众握着阿曼达的手，或在路边与她吻别，而我也足够机警－我能（的确）根据周遭的气氛适时放弃亲吻或随时松开她的手。
可是作为一名家长，则意味着一周七天、一天二十小时对外公开我们是同志家庭。正如在我们儿子的小宇宙里一样，在公共场合我毫无疑问是他的妈咪，阿曼达是他的另一个母亲－他的妈妈。我们俩个谁也不想－或不能够迅速地掩饰家长的角色；情况已然不是当年在夜路撞见一群脸红脖子粗的醉鬼，而我可以时随意松开阿曼达的手那样。我们也从来不想令我们的儿子因为我们是他的家长、或因为我们作为社会的一个家庭而产生怀疑或羞耻。毫无疑问，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将从其他渠道得到更多类似的信息。我们的职责之一就是保护他的自信心、自我价值感，以便他有能力处理那些信息、归纳出我们这个家庭是如何与其它各个家庭一样－重要的是如何成为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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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哪种一直确知自己想当妈妈的女人。不是任意形式的妈妈，而是某个人的亲生母亲，这种冲动异常坚定，即便是在一个为领养家庭提供支持的机构工作五年、遇见一些出乎想象、生动活泼的领养家庭之后，想当妈妈的愿望也不曾改变。据我所知，自从我是一个玩洋娃娃的小女孩、自从我见证了妈妈鼓胀的肚皮以及随后诞生的小弟弟，我就有了一个深植心底的愿望：体验怀孕并生下我自己的孩子。
大学时期的出柜无疑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时值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当时我所知道的惟一一对女同性恋妈妈是两个年长的拉拉伴侣，而她们的孩子诞生于早先的异性恋关系。于是，一方面我意识到自己已经无法回头－我无法继续隐藏在柜中；另一方面，最大的痛苦莫过于放弃作为母亲的设想。实际上，由于我的成长过程中一直以为自己迟早有一天要步入婚姻，所以，妻子与母亲，顺理成章正是人们一贯为之的。至于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概念，在我有生之年显得深不可测。
哦，那些淌过我新理的寸头和勃肯鞋鞋面的眼泪啊，当我发现自己被莫名其妙的伤感占据，我就向某些主流的、异类的、自我保护的婚姻与家庭形式道别了，而一种从未真正匹配的形式由此开始。尽管从小姑娘时就梦想有朝一日成为母亲，但那个画面中却从来没有一个男人作为父亲；早在幼稚园时，我已经迷恋其它的女孩子。此外，虽然我的自我认同是女性，但在我二十多岁时的三个不同场合里，我曾在一个异性恋女性朋友的婚礼上把自己硬塞入一套华丽的长裙、盘起一个可笑的高髻，我一直觉得自己就像是那个特别异性恋、传统的仪式的一个累赘和同志闯入者。
毕业几年后，我听说有一位年长的拉拉－以前在大学所在的小镇认识的－那位在我出柜期间给予我支持的治疗师－刚做了母亲。原来，她的伴侣不久前生下一个女婴，而且她们正在同安大略省政府抗议，要求出生证明上允许打印两个妈妈的姓名。看到这个消息我欣喜若狂，不仅为我的前治疗师及其伴侣高兴，更为自己，为自己小秘密。为人母亲依然有可能！
我和阿曼达于2004年走在一起，当时的加拿大，同性婚姻只在部分地区合法。对于我们两个来说，与另外一个人缔结婚姻第一次成为一个实际的选择。三十四岁的我意识到时不我待。在第一次约会时，瞧见阿曼达汽车后座上有一根粉色、闪耀的公主魔杖，我立刻情绪高涨，完全没留意她那男孩子气的头型。原来，她事后要前往一个朋友家，在一个孩子的三岁生日会上扮演仙女教母。令我心跳加速的是：她喜欢孩子。随后两年半时间里，我们不仅嫁给了彼此，还踏上了属于我们的造儿之旅。忽然间，一些难以衡量的、改变生活的抉择层出不穷：实名捐赠者还是匿名捐赠者；新鲜的精子还是冷冻的精子；在家里用吸管自己操作还是去价格不菲的生育诊所采取高深的医学手段。在为期不长的三个生理周期期间，仿佛乘坐了三趟高低起伏的生育过山车，最终，我怀孕了。2007年，我们的儿子出生，不早不晚，恰好处于当代同性家庭子女出生潮的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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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孕期间，我们才开始体会以同志家长的身份向这个世界“出柜”的滋味。阿曼达帮我挑选第一套孕妇装时，售货员误以为她是我的母亲。的确，阿曼达是比我年长－足足比我大十八个月。设想一下，当她还带着尿布片的时候，我已经出世，她怎么可能当我的妈妈？因此，在我结结巴巴说出“ 您是在说，我的伴侣？”之前，一股寒气从头到脚贯通下来，阿曼达和我都瞬间僵住了。
自此以后，我们进入了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一个对同志存在特别期待的世界。如果说怀孕、生产和养育是异性恋的范畴，那么我和阿曼达就是这个领域的不速之客。我们的产科指导员是一对拉拉助产士，因此在怀孕初期，我们得以躲避外在现实世界，但随着我的肚子渐渐隆起，准妈妈的身份袒露无疑，陌生人也就开始争相揣测阿曼达与我的关系。
无以计数的误会中，孕妇服装店的意外不过是一个开始，我们现在已经逐渐可以把它们当作同志家庭的一部分加以接纳。在公开场合，等待我们的要么是格外引人注目，就像那个湖边的傍晚；要么完全是透明人而被忽略。由于剖腹产和母乳喂养困难的缘故，我们一家三口在医院度过了产后的第一个星期，在护士们眼中，阿曼达被误以为是我的姐姐、朋友（阿曼达很想知道究竟有 “什么朋友会忍受连日打地铺？” ），甚至再一次不可思议地被当做我的母亲。而这一切，发生在哥伦比亚省的一所一流产科医院，且该医院所在的市区中心拥有大量、随处可见的同志。另一方面，一些自恃拥有精准的“同志雷达”的护士，常会理直气壮地提出各种窥探、冒失的问题，例如：“那么，他是一个试管婴儿喽？” （哦，不是！）
类似的困扰带给我们的不适感还来自海关工作人员、医学专家、哥伦比亚省人口统计署和加拿大护照署的公务员，甚至我们日常的家庭医生处负责接待的临时文书。阿曼达被无数次质问：“那么你是谁？” ，听上去她并非一个共同监护人（co-parent）而更像是一个添加物或一个挂件，每当她澄清自己是我们儿子的非生物学母亲时，对方都会报以惊讶、尴尬的一声“ 啊！”，紧接着一句经典提问：“谁是真正的母亲？” 我们通常一起回应：“ 我们俩都是！”
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年幼的儿子从来不会疑惑我们是谁，阿曼达是他的妈妈，我是他的妈咪。而且，正如他经常提及的：我们三个，以及我们的两只狗，共同组成了我们这个家。但是随着他慢慢长大，越来越多的麻烦也会接踵而至，即身为两个妈妈的儿子，他将如何面对、感受外面的世界。
一方面，阿曼达和我留意着其他家庭的孩子初次、独自探索外界的各种信息。当我们的儿子过渡到幼稚园期间，我们发觉自己有诸多慌乱：他将如何独自搞定一切？他会交朋友吗？是的，身为同志家长，我们还有着多余的、琐碎的担忧－在一个并非总是对我们这样的家庭微笑相迎的世界里，我们那温和、易信任他人、敏感的小男孩，他将会怎样走出他自己的路呢？
当我要继续投身工作时，面对应征而来的保姆，为了避免对话中再次出现令人不愉快的惊讶，我们选择开门见山地宣称：“我们是同性家长”，接着说，“ 雇主是两个妈妈的家庭，你工作起来一定很舒服。” 然而对外因的把控也仅限于最初的时光，我知道，可怕的日子还在后面，我的儿子会在游乐场里第一次遇到恐惧同性恋的情形，也会遭遇某个成年人恶意中伤他的家庭。谢天谢地，暂时除了在一些表格里划掉“父亲姓名”而增写“母亲姓名”之外，我们这个小家与学校之间的互动难以置信的顺利。
但另一方面，我们的儿子与这个世界的初步交手也快速扭转了他头脑中的家庭概念。五岁的时候，他不再必然得出“青蛙宝宝有两个妈妈”的结论。与此截然相反，他极可能假定那只青蛙有一个妈妈、一个爸爸，除非有证据证明事实并非如此。显然他已经长大，意识到自己的家庭的组合形式非同寻常。
记得更早的时候，幼儿园曾经有一个单元讨论家庭，当时只有三岁的他非常自豪地做了一幅拼贴画来表现他眼中的家长：两个女人一起剪贴服装目录。绿色装饰纸上是一对儿完美的拉拉夫妻。当我们给他读睡前故事时，尽管他已开始了关于爸爸的浮想，看到书里的父亲图片，他仍常常以“妈妈”称之。然而现在（五岁时），他无时不刻提到爸爸们，例如，每当我们重温《写给男孩子的入厕书》时，他大声说：“这是亨利的爸爸”；在我们一起演绎小兔纳菲三步曲之后，他提醒我们：“那是特里克西的爸爸“；当我们哈哈大笑读完《蒙特爷爷》时，他清晰滴指出：“这是基里安的爸爸”；在幼儿园放学时，他指着一个男子对我们说：“那是罗斯的爸爸”；然后，有一天，他补充道：“我也想要一个爸爸。”
我的心为之一沉，心想着“终于来了”－他人生中第一次感到自己有别于他人。诚然，这是完全无可避免的，要知道：见证自己的家庭被学校这个系统接纳和祝福是一回事，亲眼目睹自己的家庭在学校被如常对待则是另一回事，这二者之间有着巨大的差距。随后有好几个月，我们关注着他的挣扎，他试图找出某种办法，使得我们三个人得以符合他在学校了解到的家庭形象，符合那无时无处不闪现在他面前的、与他的现实生活迥异的家庭形象。
“我有两位老师，两只哈巴狗，两个妈妈！”有一天他兴高采烈地告诉我，好像所有好的事物都成双成对，紧接着又说，“还有一个爸爸”。
“是的，你有。”我肯定着回答，尽管他的这场宣告令我措手不及。一直以来，我们还不曾与他讨论一个事实：他的受孕得助于一位匿名捐精者，他年满十八周岁之后可以联系该捐赠人。想到这里，我有些好奇儿子的小脑瓜里都发生着什么，于是反问，“ 那你的爸爸是谁？”
“ 曼达妈妈！”他几乎要唱起来。
“可是，曼达妈妈是你的两个妈妈中的一个啊”，我陈述着事实，进一步打破沙锅：“ 还有一个爸爸？”
“当然”，他反击着，好像答案显而易见，“一个妈妈爸爸！”
我忍不住笑起来，我们立即意识到，阿曼达的新称呼与其说来自儿子希望她是一个现实意义上的男人、一个真正的爸爸，不如说是由于她在我们家庭里作为同性的“另一个妈妈”所扮演的角色。这里需要提及的是，我们的儿子在四岁时，也即多数孩子愿意从同性别的家长那里进行身份认同的年龄阶段，有一度他坚持表示：“哦不，妈妈，你是一个男孩子，就像我一样！”，甚至有一次在科学世界还试图把阿曼达拽进男厕所，令围观的路人既迷惑又觉好笑。
后来，阿曼达对另一位同志妈妈－一位拥有两个少年男孩的治疗师复述这个插曲时，对方立即报以微笑的共鸣，原来她的小儿子在相同的年龄对他的非生物学妈妈也有同样的举动。她推测，这些孩子不知道对另一个母亲命名、分类，他们需要重拾关于另一个母亲的真实感，而不是简单地标定一个男性角色榜样，也不宜草率地把“另一个妈妈”的监护人等同于“爸爸”。 可见，这些意外事件同时也是宝贵的、富有教育意义的时刻。经历了令人崩溃的厕所时间之后，阿曼达发起了一个关于假小子的对话。（“妈妈，我可以也当一名假小子吗？”我们的儿子很好奇地问）
“当然，你本来就有一个爸爸。“我们对当时只有三岁、期待有父亲的儿子解释着，“一个捐赠者爸爸”。对于这一点，小家伙领悟彻底。那时阿曼达和我正尝试着孕育第二个孩子（尽管没有成功），所以儿子陪同着我俩旁观了许多医学约见，从而对自己降临这个世界的方式有了坚定的认识。例如，他在艺术课上做了一幅自己命名的画：《妈咪和妈妈去医院制造宝宝》。
“他长得什么样？”儿子好奇他的生物学父亲，于是我们给他看了精子银行早年提供给我们的捐精者的照片。
看完后他发出一声“哦！”的叹语，接着问：“他能来看我，和我一起玩吗？”
“等你长大了，你可以写信问问他。”
就这样，他的好奇心似乎瞬间得以满足，那一时期关于父亲的痴迷也跟着告一段落。既然进行了对“捐赠者爸爸”的介绍，我们在日常对话中就不再刻意回避之，例如：“你看，那些男孩在在踢足球，你知道吗，你的捐赠者爸爸喜欢踢足球。”
可是去年六月，当学前班（加拿大政府为四岁及以上儿童提供免费公办教育）的老师温和地表示，他可以为他的祖父或捐赠者爸爸做一个父亲节的手工时，他却一口咬定要为他心爱的曼达妈妈制作，尽管他在上一个月已经送了份母亲节礼物。由此可见，在一个四岁孩子的内心世界，曼达妈妈的位置多么醒目。
与此同时，通过与外界的自然接触，我们的儿子日渐成为同志家庭的积极形象大使。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他已经向同龄人报告了多样化概念。就我这一代人而言，至少在小学四年级之前，我不曾了解“同志”这个词的含义，也对与之相关的环境、语境一无所知。反观现代，我的儿子和他的幼儿园、学前班的伙伴们，早已见证并掌握了“家庭由多种形式、规模和肤色组成”这样的观念。就在学前班讲授家庭期间，他的班里有一块板报，张贴了小朋友的家庭合影等素材，以呈现多种家庭样态，展板的正中间就是我们的家庭合影。最近，我们儿子在学前班结识了一位新朋友，这个小男孩放学回家后对她的妈妈说，他真希望自己也有两个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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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回忆起我和妻子、儿子同在湖边的那个宁静夜晚，还有那些所谓的青蛙宝宝，我不禁好奇河对面那两个盯着我们的邻居少年究竟看到了什么。我真心希望，除了我们之间的区别，以及显而易见的同志表象，他们发现了一个充满爱、滋养的家庭－就像他们自己的家庭那样－家庭成员喜爱户外，喜欢晚饭后游泳，欢喜于碰见罕见的青蛙。
回首往事，不禁想起正是在同一个湖边，十岁的我第一次遇见一对拉拉伴侣，无论如何，我得承认，那也是我初次亲眼目睹。温情的两位同性女恋人，乘着载有小木屋的船顺流而下，当时的我像极了后来在码头望着我们一家的少年。紧挨着岩峭的火坑废墟上，那两位了不起的女人在她们的房子旁建造了一个宽大的甲板，笔直地伸展到湖面上。她们举办了我所见过的最迷人的湖边派对，她们喝着啤酒、唱着歌，笑声回荡在篝火四周，直到黎明。次日，当我和好朋友沿着铺满砾石的小路散步，正在收拾熄灭的灰烬的她们，向我们投以微笑。我还记得，几年后得知她们售卖了那块土地、被某个军事告示带到远方时，我难过极了。她们是那么友好、和我见过的大多数一样，这使我看到身为同志的可能性。
如今，我的妻子、我们的儿子和我如常地过着自己的生活，同时也向世界坦陈我们的存在，日复一日从未间断。我们向新一代同志证明：在一个时而仍有人惊恐于我们的存在、异性恋主导的世界，组织家庭不仅可能，而且已然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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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ustdo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怠
阿湘｜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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