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巴笔记02｜等待那一声号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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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田野笔记，跟随人类学学者亲近人类，感受世界有多大。
等待那一声号角
图文：一动不动在热浪滚滚中，朱巴主路上卷起一阵沙尘。这种扑面而来的干热对出生在西北的我并不陌生。大马路上随处可见的黄狗或卧在树下酣眠，或在沟渠边低头喝水。朱巴市场的商铺照例周日是不开的，阿古斯特书店、瓦迪电子城、大使货币交易所等门市都关门歇业，但黄牛们依然盘踞在金融区，向过往的外国人招揽生意。
朋友们多次警告过我，不要找他们换钱。黄牛们三五成群，游击作战。眼看着他们将数好的五百镑递到你手里，回家一看很可能就变成了三百五十镑，完全不知道那些钱是什么时候被掉了包。国家外汇短缺，人们急于把手中的南苏丹镑变现为美元。躁动和不安笼罩着朱巴城——反对派的1370名军士3月初将回到朱巴，为他们的领袖马夏尔重返首都做好安全上的铺垫。
在这个焦热的周日午后，我又一次见到了丁卡人沃尔·康（Wol Kang）和他的朋友马比奥迪特·邓。沃尔一如三年前的模样，蓝色格子衬衣加西裤皮鞋，干净清爽。他个子只有一米七几，不像典型的丁卡人。他说话还是那样和气平缓，字斟句酌，不过眉宇间多了几分成熟甚至凝重。2013年7月，我们在西加扎勒河州的瓦乌初次认识，那时他正在一家中国公司做前台接待。此前，他在一所当地小学教书，但不甘于单调的生活，想到外面看世界，于是跳到了那家中国公司。
那一年夏天，虽然基尔解除了马夏尔的职务，但全国的战火尚未燃起。穿行在狭长的城市瓦乌，我感受到的是一派繁华，头脑灵光的索马里和肯尼亚商人是市场上的绝对主力，后来居上的中国人也开了家具店。冰镇的肯尼亚“大象”啤酒喝起来何其酣畅淋漓。
那时首都朱巴异常活跃，主路常被过往车辆挤得水泄不通，今日却冷清了很多。我们坐在朱巴市场的一个露天茶铺里，看着一辆苏丹人民解放军的军用运输车从街上呼啸而过。一众茶客，不见女人的身影——这是一个绝对男性化的世界。男人们就可以这样坐着，无所事事地闲聊一天。对有的人来说，茶也变成了一餐饭，或者从树上摘个芒果裹腹。说话间，小玻璃杯里已斟满了阿拉伯红茶，加上一大勺蔗糖，本地人就喜欢这种齁甜的口感。南苏丹咖啡我倒是第一次品尝，似有一种胡椒的辛辣，不大喝得惯。
上完中学的沃尔2013年底从老家瓦乌来到朱巴，为的是圆自己的大学梦。但内战爆发后，大学财政面临紧张，基督教大学和卡文迪什大学等学校还面临着关停的危险，招生面临困难。不久前，朱巴大学还取消了对一些学生的饭费补贴。
沃尔没能上成大学，只好闲在家里。他和朋友合租的房子在朱巴城西的姆努基区。每月房租450镑，没有亲戚在身边，他只能靠打字、文印等杂工的方式养活自己。可是收入是没有保障的，有活儿的时候就干，没有的时候就呆在家里。家里当然是没电的，朱巴城里只有那些达官显贵才买得起发电机，或者用太阳能供电。手机没电了，只能到市场上去现充，以前是一次1镑，现在涨到了3镑。
“他们关心的不是老百姓，是权力，”沃尔抿了一口茶，愤愤不平地说。他说，但凡受过些教育的南苏丹人是不大相信部族主义的，但没什么文化的人很容易就成了意识形态的俘虏。“我们丁卡人和努尔人本来就是同根同源，有那么多的相似处，为什么要相煎太急呢？”
沃尔想去欧洲和美国生活和学习，就是到其他东非国家也好，只要生活能重新开始，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迟滞不前。他最想学的科目是经济，其次是信息技术。第三个选择是新闻，做一个BBC、路透社那样看天下的记者。我告诉他，牛津等大学有针对南苏丹等非洲国家学生的奖学金，他可以去试试机会。他说，家里没有电脑可以上网，所以不知道怎么查。可我也知道，能送子女到国外读书的南苏丹人，也大都是有头有脸的人，平民的机会寥寥。
沃尔喜欢“失落的男孩和女孩”（Lost Boys and Girls Production），那是一个在第二次苏丹内战（1983-2005）中逃到美国的南苏丹人组建的乐队，主唱是三个丁卡人：卡肖尔·梅尔、加郎·德黑和杜特·里克。“他们能去国外生活是幸运的，”沃尔说。美国是收留苏丹战争遗孤的最大目的地国家之一，仅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一地就接纳了至少7000名“失落的男孩”。
夕阳西下，我们沿着主路往公交车的方向走去。妇女们坐在银行大楼的前面，兜售着来自南非和乌干达的水果。象牙银行的广告牌高高地伫立在通往机场路的圆盘处，抬头就看到几个大字“我跟着它一起前进”，一个满面春风的南苏丹女孩跃然纸上。
对于沃尔来说，他想寻找一个出口，但不知路在何方。二十六岁，本应是追寻梦想的年龄。但是，生活总不能失去希望。沃尔的名字也同样寄予着乡下的父母对他的期待：在丁卡语中，Wol的意思是“积极变化”，而Kang指在仪式中象征欢愉的传统号角。“让我们祈祷吧，我们需要一场变化，”他说。
学了四五年人类学，人类学是什么，我依然很难说出个一二三。一万个人类学家就有一万种解释。不过，现代人类学发端于田野工作（fieldwork），这是所有人类学家都必经的成年礼（rite of passage）。在此过程中，那些原本陌生的符号变成熟悉的存在，看似熟悉的日常却又变成不那么熟稔的新知。有时，“祛魅”也会殃及人类学家自己——马林诺夫斯基死后被公之于众的田野日记，揭示了人类学家不为人所知的另一面。田野与书写，这是人类学的两端，丈量的是动态与静态、实践与话语、他者与本体的关联，更是一个自我审视并重新对接世界的过程。
这是我第四次来非洲了，在南苏丹旱季与雨季的交替中，写下《朱巴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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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水三千，取一瓢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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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先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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