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4.03）数字平台治理：权力不能“私有化”！
数字赋权，虚拟世界和实体世界已经密不可分，相互渗透、融合，构成真实社会生活。数字平台的崛起，以及逐渐蚕食“话语权”、“裁决权”、“生存权”、“自由竞争权”，已经引起全球学界关注。
微信，是一种生活方式；
抖音，记录美好生活；
在快手，看见每一种生活；
在微博，随时随地发现新鲜事；
吃喝玩乐，尽在美团......
平台通过全面赋权、赋能，开始试图接管社会运行。平台不再仅仅承担着某种线上功能，其实就是“生活”本身。
微信日活用户早已超过10亿，不仅仅是社交平台，人们在微信上缴水电煤气通讯费、买理财保险、订酒店机票，甚至核酸检测也需要微信扫码；
抖音日活用户在2020年就超过6亿，创作者高达1.3亿，相当于东三省+内蒙古自治区人口之和，提供了超过3600万个就业机会。
所有行业几乎都在平台上重新做了一次，数字社会空间，成为现实社会的完整映射。不过，这种社会空间是由私有企业打造的。
权力正在“私有化”，正是数字社会的突出特征。
刘金河先生《探索与争鸣》撰文：当基于私有企业的平台，拥有了巨大的社会权力和媒介权力，传统的“权力决定信息分配”的关系，正在被“信息决定权力分配”所取代，一种新的数字资本主义正在弥散。
公权力，面临着愈发明显的“私有化”趋势。
权力“私有化”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人们一切线上生活的准入、开展，意味着一切封号、禁言、投诉，意味着我们全部数字资产，意味着全部数字内容的创作和传播，都受到私有平台的规制、管理和裁决。
意味着浩如烟海的信息和暗箱的操作规则之下，一个人可以随随便便“数字化消失”。
数万字的《软件许可及服务协议》、《个人账号使用规范》、《隐私保护指引》等一系列协议、近百项社区公约......按下“同意”键，不仅是公民个人隐私的让渡，同时也是公权力被侵蚀的开始。
如果一一对应“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平台规则相当于立法和政策，删帖和封号等管理行为相当于行政执法，侵权行为的仲裁和投诉举报的处理相当于司法裁判。
数字平台和菜市场不同，头部管辖的疆域接近无限大，如果不加以制衡，最后的结果就是“权力的迅速流散和私有化”。
这将会引发从法律到监管再到公共安全等一系列治理挑战。
有多少人面临投诉无效、举报无门，遭受暴力侵扰、隐私泄漏；
有多少人无奈接受垄断“二选一”、大数据杀熟，必须在长达数十页的公约勾选“我同意”；
有多少人被困在算法里、陷入信息茧房中，忍受所谓个性化推荐；
有多少人遭遇黑公关、黑流量、黑水军的谣言、诽谤、侮辱、构陷，却申诉无门；
我们是否应该重新思考平台权力的边界在哪里？司法的规制在哪里？有关部门的监管在哪里？
国家出手，公众疾呼，上上下下的声音都在呼唤新的平台治理方案，呼唤社会治理的精神和原则：权力的确认、权力的分配、权力的制衡、权力的问责。
汉密尔顿曾经说，“权力如大河，当它保持在河道里，美好又有用；当它溢到岸上，迅猛不可挡，所到之处尽带去毁灭与荒芜。”
平台如巨兽，需要关进笼子里。
孟德斯鸠所言：“自古以来的经验表明，所有拥有权力的人，都倾向于滥用权力，而且不用到极限绝不罢休。为了防止滥用权力，必须通过事物的统筹协调，以权力制止权力。”
平台崛起，强大的媒体属性导致信息爆炸，内部治理、组织监管、法律制衡等相关措施均滞后，导致互联网黑产、偏门野蛮生长，已经和平台自身发展盘根错节在一起，第一桶金早已经成为第一大金矿，新兴的平台权力，陷入看不清、摸不透、猜不准的治理泥淖。
即使在市场化媒体最蓬勃的十年，“管办分离”、“采编和经营分离”也是不可动摇的基本原则，“黄牌”、“红牌”的制度设计，极大地遏止了资本在文化传媒领域的无序扩张，包括坚决防范“话语权”、“裁量权”私有化。
那时，非法广告、有偿新闻、不正当竞争、内部人贪腐、舆论讹诈等等，还可以找到有效渠道得到最终的解决，无论是上级组织还是司法救济；
那时，还有热线部、读者服务部、编办、监察室，来专门处理假新闻、记者违纪、不法行为的申诉；
那时，还有新闻理想，还有传媒底线，还知道善恶美丑黑白，还倡导调查新闻、专业主义；
那时，但凡重大，不在现场是失职；如果搬运，更是职业耻辱。
不怕走弯路，就怕无人管。
更可怕的是，数字平台崛起以来，权力的流散和不断私有化，正加速权威主流媒体集体失语，除了公文、通稿，鲜见现场、事实类信息供应，随处可见爆料和有执照的网暴，真正的调查和舆论监督严重缺席。不在现场、没有采访、缺乏核验，就没有让人信服的真相。“媒介融合”喊了许多年，需要真正践行，不要仅仅是外包频道、流量考核；权力需要制衡权力，数字平台不能肆虐如洪水猛兽，互联网阵地不能失守。
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没有约束的权力必然走向极端。面对平台权力不断壮大的客观事实，拆分、国进民退、甚至平台国有化都可能是选项之一。可以看到的是，仅仅靠“开罚单反垄断”一定是治标不治本。
平台公司的“私权力”急需公共化治理，平台“自治”和“他治”急需寻找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