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 毅：革命：社会进步和政治进步的强大推动力

一

怎样评价革命和革命的历史，这是历史研究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必须认真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人类社会是一个整体结构。与生产力的状况相适应，经济基础（生产关系的总和）与上层建筑（法的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念形式）以一定的形式结合构成社会形态。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人类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也总是交替采取渐变和突变这两种形式，或者说表现为渐进式的演化和革命性的变革即改良和革命这两种状态的交替。

什么是改良，什么是革命？从社会制度的角度来看，实行改良，是局部的东西有所改变而总的基本的东西没有改变；进行革命，是总的基本的东西改变了，即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从政治制度的角度来看，实行改良是对某些具体制度或具体规范的变革，但政权仍然掌握在原先的统治阶级手中；进行革命，是政权从原先的统治阶级手中转到新的阶级手中。

在通常的情况下，人类社会是以渐变的方式演进的。马克思讲过：“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1](P592)一定的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而形成，它在这个一定发展阶段，从总体上讲，是同生产力相适合的，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形式，虽然它们之间并非没有矛盾。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原有的生产关系不可避免地会发生部分地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情况，这就需要对它进行局部的调整，即加以改良或改革。对改良的主张，要结合历史条件进行具体的分析。在进行革命的条件还不具备的时候，改良对历史发展起着推动作用。“在辛亥革命以前，中国还有过改良派。对改良派也应该估计有进步的一面。”[2](P345)

但是，马克思又讲过：“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1](P591)而当旧的生产关系从根本上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即这些关系“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时，就产生了从根本上变革旧的生产关系的要求，“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这时，革命就会被提上议事日程，并成为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改良主义的主张就可能成为革命的阻力，失去原有的进步性。而“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1](P592)

这就是说，什么时候实行改良，什么时候进行革命，这取决于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取决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状况，而不取决于人们的主观愿望。

还在100年前，恩格斯就说过：“把革命的发生归咎于少数煽动者的恶意那种迷信的时代，早已过去了。现在每个人都知道，任何地方发生革命动荡，其背后必然有某种社会要求，而腐朽的制度阻碍这种要求得到满足。”[1](P351-352)列宁也说过：“革命是不能‘制造出来’的，革命是从客观上（即不以政党和阶级的意志为转移）已经成熟了的危机和历史转折中发展起来的。”[3](P487)他认为：“千百万人是不会听别人指使去进行革命的，只有在人民穷困不堪，再也无法生存，千百万人的压力和决心可以粉碎一切的障碍并真正能够创造新生活的时候，他们才会起来革命。”[4](P462)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这些论点，是以历史的事实为依据的，是颠扑不破的。

近代中国是一个革命的国度。中国革命是在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激化的基础之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的民族革命，在1840年鸦片战争时就开始了。1911年的辛亥革命，标志着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开始。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中国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如果具体地考察一下中国的先进分子是怎样举起革命的旗帜，而广大的人民群众又是如何投身于革命的，我们就会发现，那是因为当时的社会矛盾已经尖锐到如此的程度，以致不奋起革命，国家就不能生存，社会将不能前进，群众也再没有出路了。

是不是有可能不经过革命，就实现中国的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完成近代中国面临的历史任务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阻碍近代中国进步的，不是当时社会制度的某个局部或某些方面，而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根本制度本身。所以，走改良主义的道路是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的。而且，实行改良，有待于得到统治阶级的让步。但是，旧中国的统治者，无论是清王朝、北洋政府还是国民党政府，都是以外国帝国主义作为靠山、以本国封建势力作为社会支柱的，它们不愿意、也没有能力去废除帝国主义在中国享有的特权，解除封建主义对于中国人民尤其是广大农民的束缚，从而为中国的独立和富强开拓道路。它们也决不会对用和平的方法逐步使中国走向独立和富强的改良主义要求作出让步。

一个时期以来，某些论者打着“反对激进主义”的旗号，认为革命只有消极破坏的作用，而没有任何积极的建设性的意义，先验地把“要改良，不要革命” 设定为历史评价的基本准则。他们不具体考察各个时期社会矛盾的特殊情况和历史特点，无视革命发生的社会原因和历史作用，无条件地排斥一切革命，而把改良绝对化、神圣化。这显然是把复杂的社会历史问题极度地简单化了。这不是在进行历史的科学研究，而且在假借评论历史的名义表达自己的某种政治倾向、政治诉求、政治情绪。这种主观主义的方法，是任何一个严肃的史学工作者所不取的。

二

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由于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陈旧的生产关系是受到反动的国家政权保护的，所以必须首先摧毁反动的国家政权，才能改变陈旧的生产关系，使生产力得到解放。正因为如此，“—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5](P19)

国家政权的主要成分是军队。掌握国家政权的旧统治阶级总是运用自己拥有的反动暴力来镇压革命。这样，为了摧毁反动的国家政权，在通常的情况下，革命的阶级就必须运用革命的暴力进行暴力革命。正因为如此，马克思确认：“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6](P861)恩格斯也指出，除作恶外，“暴力在历史上还起着另一种作用，革命的作用”，“它是社会运动借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摧毁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7](P191-192)毛泽东更进一步强调：“在阶级社会中，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会发展的飞跃”。[8](P334)

进行暴力革命，必定会有破坏、会有牺牲。一些人正是以此来否定历史上的革命和革命的历史的。不过，他们提出的看法，并没有什么新意。早在100多年前，中国的改良派就说过，革命会使中国“流血成河”“破坏一切”“亡国灭种”，所以要爱国就不能革命，只能改良。在1905年至1907年间，围绕着中国究竟是应当革命还是改良这个问题，革命派与改良派曾经分别以《民报》《新民丛报》为主要舆论阵地，展开过一场大论战。投入这场论战的还有其他十几种报刊。针对改良派那种不可革命的说法，革命派指出：

第一，进行革命，固然会有牺牲，但是，不进行革命，而容忍清王朝在中国的统治，中国人民将长期地遭受难堪的痛苦和付出更大的牺牲。“革命不免于杀人流血固矣，然不革命则杀人流血之祸，可以免乎？”“无革命，则亦无平和，腐败而已，苦痛而已。”由于害怕流血牺牲就否定革命，“是何异见将溃之疽而戒毋施刀圭？”革命虽不免流血，但可“救世救人”，是疗治社会的捷径。

第二，人们在革命过程中所付出的努力，乃至做出的牺牲，是以换取历史的进步作为补偿的。孙中山说：“革命的目的是为众生谋幸福”，“革命之破坏与革命之建设必相辅而行，犹人之两足、鸟之双翼也”。这就是说，革命本身正是为了建设，破坏与建设是革命的两个方面。

对于这场论战，《新民丛报》在1907年做出了如下的结论：“数年以来，革命论盛行于国中，今则得法理论、政治论以为之羽翼，其旗帜益鲜明，其壁垒益森严，其势力益磅礴而郁积，下至贩夫走卒，莫不口谈革命，而身行破坏”，立宪党人则“气为所慑，而口为所箝”。[9](P66-67)一些人把在100多年前就已经被驳倒的思想当作新发明来加以鼓吹，又能有多少说服力?

在旧时代，亿万中国劳苦大众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几十万、几百万乃至几千万中国的无辜平民被外国侵略者的屠刀所杀害；难以计数的中国人的生命财产毁于旧军阀、新军阀的混战；几百万、几千万的灾民流离失所，许多人冻饿而死；由于营养不良和缺少起码的医疗条件，许多人过早地夭亡，全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不过35岁……试问：当时中国人民遭受的痛苦和付出的牺牲还少吗?为了解除这些痛苦和牺牲，他们为什么不能像战士那样站起来为自己的权利而奋斗，却必须充当驯顺的奴隶，俯首帖耳地去忍受悲惨的命运?难道当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反动派把人民推向了饥饿和死亡线上的时候，他们仍然应当束手待毙，甚至面对高高举起的反革命屠刀也没有挺身战斗的权利，反而应当引颈受戮?

正是由于不革命中国便无由进步，许多原本抱着善良的愿望，希望通过改良来救国的人，也在实践中逐渐认清这一点，使自己变成了革命的同情者、拥护者。严酷的政治实践使人们懂得，必须首先用革命手段推翻反动统治，建立人民政权，“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以及政治民主化等，才不再仅仅是一种美好的愿望和幻想，而成为可以付诸实行的兴国利民的方案。[10](P27-29)

马克思主义充分估计了革命在人类社会根本变革中所起的伟大作用。马克思指出：“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1](P161)恩格斯指出：正是旧的复杂的社会肌体中阶级对抗的迅速而剧烈的发展，“使革命成为社会进步和政治进步的强大推动力”。[1](P383)列宁也强调：“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在革命时期，人民群众“能够作出从市侩的渐进主义的狭小尺度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奇迹”。[11](P616)人类社会的历史，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都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这些论点的正确性。

在20世纪前半叶，中国主要在进行革命。正是这个时期的革命斗争，尤其是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30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面貌，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命运。它不仅挽救了中国的危亡，打碎了套在中国人民身上的枷锁，荡涤了旧社会的污泥浊水；而且打开了中国建设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之路。如果说，革命胜利前的年代，我们的民族蒙受过深重的屈辱，我们的人民经历了无穷的灾难；那么，革命胜利后的年代，虽然也遇到过许多的困难，甚至发生过暂时的、严重的挫折，但是从根本上说，我们的民族是真正站起来了，我们的人民终于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我们这个文明古国重又焕发出了青春的光彩。这种历史性的变化，离开革命和革命的胜利，是完全不可想象的。正因为如此，任何不怀政治偏见的中国人，都把革命的事业当作伟大的事业，都把革命的旗帜视为光荣的旗帜，都把革命的历史当作必须十分珍惜的精神财富。他们对于那些在黑暗的年代里高举革命火炬的无畏战士，对于那些在战斗中倒下的英烈们，怀有深深的敬仰之情。[10](P29)

某些人鼓吹的贬损革命、抹黑革命、丑化革命的论调，是违背历史事实的，从学术的角度来看，并没有什么价值。不过，从政治的角度来看，这股思潮的消极影响却不能被低估。试想，如果革命本身就错了，那么，革命的成果还能站得住吗？辛亥革命的成果之一，是推翻帝制，这已经被某些论者视为导致中国军阀混战的根源而被否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建，社会主义改造的成果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对于这二者应取何种态度，某些论者并没有明说。但是，按照他们的逻辑，可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难道不值得人们深思吗？         

三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立，标志着中国的新民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基本的胜利，中国人民成了新社会新国家的主人，中国共产党成了在全国范围内执政的党。中国由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伟大的历史时代。

民主革命取得全国胜利、共产党成为全国范围内执政的党，是不是意味着革命的结束呢？不是。与资产阶级革命家不同，共产党人不是把取得政权作为革命的结束的。他们有着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夺取全国胜利，对于他们来说，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明确指出的那样，在和平建设时期，我们仍然“需要坚决继续进行各方面的革命斗争”。

由于新中国的政权是由共产党领导、以人民为主体的，所以，革命的形式发生了改变：进行革命不再需要运用革命暴力去进行推翻现政权的斗争了；这时的革命，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采取人民政权自上而下地发动、人民群众自下而上地支持这种形式进行的。

有一种说法：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执政，这个党的性质就变生了改变，即由革命党变成了执政党。对于这种提法是否符合实际，由此可能引伸出什么结论，需要进行认真的分析。

把执政和革命截然对立起来，似乎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并没有执政，而执政以后就不再需要革命，这种提法本身就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事实上，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共产党就在井冈山地区领导人民建立了红色政权，开始在局部地区执政了。这个执政的地区就是革命的根据地，它是逐步扩大的。而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执政，不仅没有取消革命，而且由于可以运用全国政权的力量来推进革命，这时的革命就可以在更广大的范围内和更深刻的程度上得到展开了。事实为这个论点提供了证明。

1949年至1956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经济战线上的一场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正是经过这场革命，我们创造性地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基础，开始了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

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1](P166)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社会主义不但要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而且要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消灭一切阶级差别，逐步消灭一切主要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不足而造成的重大社会差别和社会不平等，直到共产主义的实现。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革命。我们现在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进行的斗争，正是这个伟大革命的一个阶段。”只是“这种革命和剥削制度被推翻以前的革命不同，不是通过激烈的阶级对抗和冲突来实现，而是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的。[12](P351)而且，即使共产主义也不是永远不变的。“共产主义一定会有很多的阶段，因此一定会有很多的革命”。[13](P275)尽管那时的革命与此前的革命比较会有很大的不同。

由此可见，认为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变成了执政党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是经不起历史实际的检验的。还应当看到，这种说法可能在政治上引伸出消极的结论：似乎在全国范围执政以后，党就不再需要革命理想，不再具有革命品质，不再继续领导革命，革命精神、革命传统等也都已经过时了。这同党的主张和要求显然是不一致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提出：“我们全体中国共产党员和全国各族人民，在新的历史时期中一定要继续保持崇高的革命理想和旺盛的革命斗志，把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到底。”[12](P351)

四

与怎样评价近现代中国革命和革命历史相联系，有一个用什么样的历史观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问题。有的论者主张，应当从“革命范式”转换为“现代化范式”，或者说，应当用现代化史观代替革命史观。具体地说就是，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应当以现代化为主题、主线，而不应当以革命为主题、主线。

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必须明确近现代中国面临的主要历史任务是什么，革命与现代化这两者究竟是何种关系？

近代以来，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世界上的帝国主义国家，不论大小，几乎都曾经欺侮过中国；而近代中国的反侵略战争，从1840年反对英国侵略的战争到1900年反对八国联军侵略的战争，都无不以中国失败、被迫接受丧权辱国的条约而告结束。“其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14](P848)这说明，为了使中国在世界上站立起来，而且站得牢固，为了使中国人民摆脱贫穷落后的境遇，过上自由、幸福、富裕的生活，就必须进行革命，以期改变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联合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争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必须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以改变中国经济技术的落后面貌，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近代中国的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这两个基本任务，就是这样被历史地提出来的。

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即进行革命和实现现代化这两个历史任务，是互相关联着的。由于腐朽的社会制度束缚着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阻碍着中国经济技术的进步，所以必须首先进行革命，改变这种社会制度，争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才能为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创造前提，开辟道路。这是因为：不首先争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就不可能废除外国资本主义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改变它们控制中国海关、扼住中国财政的咽喉以及在中国倾销商品和进行投资等方面享有的特权，由此使中国民族工商业等得以自由的发展；就不可能废除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解放农村生产力，改善农民的生活并提高他们的购买力，由此为中国工业的发展提供足够的粮食和轻工业原料、部分的资金和广阔的市场；就不可能真正实现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和社会的稳定，由此使中国人民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以便集中力量去从事大规模的经济文化建设。这样，中国的经济事业和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等项事业也就不可能得到顺利的发展，国家的繁荣富强这个目标也就无从实现。[10](P9)

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100多年间，中国人民在屈辱和苦难中奋起，经过前赴后继的英勇斗争，其中包括农民的自发反抗，资产阶级的维新运动和革命运动，尤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终于赢得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这就是中国近代历史（1840—1949年）的主题和主线。近代工业的兴起，资本主义的发展，自然也是这个时期历史的重要内容，应当加以研究，但并不是、也不可能构成它的主题、主线。这是因为：“就整个来说，没有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的中国，不可能发展工业。”“一个不是贫弱的而是富强的中国，是和一个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而是自由的、民主的，不是分裂的而是统一的中国，相联结的。”[15](P1080)

主张把现代化作为整个中国近现代全部历史的主题、主线，这 54 36277 54 19714 0 0 4729 0 0:00:07 0:00:04 0:00:03 4728不符合历史的实际。新中国成立以前，即在中国近代，中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没有、也不可能集中力量去进行现代化建设。忽视中国近代历史的主流即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斗争及其深远意义，片面地突出某些人士关于工业救国等改良方案的提出和实施等，是不可能科学地反映中国近代历史的本质和全貌的。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近代以来中国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这一项历史任务基本上得到了完成。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即为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而奋斗，被日益突出地提上了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即在现代中国（1949—   ），中国人民选择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积极从事经济、文化、国防等方面的建设，使一个极度贫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了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正是在这个时期，创立、坚持和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成了现代中国历史即1949年以来历史的主题、主线。

在这里，还有必要指出，某些论者所要求转换或改变的所谓“革命范式”或革命史观，实际上是并不存在的。中国史学界公认的指导思想，是唯物主义历史观，而不是所谓的“革命史观”。

唯物主义历史观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它要求人们把人类社会的历史看作一个极其复杂、充满矛盾而又是有规律的统一过程来进行研究。对革命和革命历史作出正面的评价，并不意味着把革命视为历史的全部，用革命去解释历史上的一切问题。事实上，坚持用唯物主义历史观指导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学者，并没有忽略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他们对于近代工业的兴办、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给予了应有的注意；对于农民的自发斗争、资产阶级维新派乃至地主阶级洋务派的活动及其历史作用进行了具体的分析；他们肯定革命在一定时期成了历史的主题、主线，充分估计它的历史作用，同时又指出，革命的目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革命是为现代化创造前提、开辟道路的；而在民主革命取得全国胜利、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他们就把创立、坚持和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为历史的主题、主线来进行研究了。所以，把唯物主义历史观归结为所谓“革命范式”或革命史观，是不准确、不科学的。

关于从“革命范式”转换到“现代化范式”的问题，李文海教授曾经指出，美国杜克大学的德里克（Arif Dirlik）教授在一篇题为《革命之后的史学：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当代危机》的文章中早就详细地介绍过。德里克说：在西方，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占主导地位的是对革命的正面评价，认为“革命使中国摆脱了帝国主义，并转变为一个现代主权国家。革命还清除了或由历史形成的、或由近代帝国主义导致的种种发展障碍，解决了发展问题”。但这种看法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发生改变了：“先前一直被描述为解放史诗的革命史，现在却变成了衰落与失败的故事”，一些著作还竭力散布革命的种种弊端，说 “中国如果没有革命，其境况会较好些”。应当承认，西方史学界一些人的这种转向，对中国史学界的一些研究者是有影响的。[10](P41)诚然，与德里克教授所说的西方史学界的某些学者不尽相同，中国史学界今天主张“现代化史观”的一些学者，他们在主观上并非就是否定中国革命的。

对于西方史学研究中的动向，我们需要关注并进行鉴别。但不加分析地抄袭或套用西方的学术思想，是有害无益的。坚持以科学的历史观为指导，立足于中国的实际，系统地掌握和梳理第一手材料，认真地分析和总结历史的经验，我们才能把历史的研究、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研究扎实地推向前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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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2]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读[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13]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14]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15] 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责任编辑：张  楠